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成名作

斯威齐进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后的第一个贡献就是他的成名作。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这本书中，斯威齐对马克思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进行了特别有说服力的创新性解释。他几乎考察了所有的基本问题，从劳动价值论，一直到利润率下降。但这并不是说他的这本著作只是一部引证性的著作——收集和排列引语。他将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公允的也是清晰的表述，同时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思想。

通过《资本主义发展论》，斯威齐奠定了其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立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并显示了很高的独创性。

从方法论上讲，斯威齐明确表示要继承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和看待社会问题的历史（变革）眼光。因此，既遵循《资本论》第1卷所实践的由具体到抽象的步骤，以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家的积累冲动，又学习《资本论》第2、3卷所更多运用的由抽象再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分析中纳入先前有意识舍象的某些因素，以解释现实中存在的事物。斯威齐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来不及分析或语焉不详的问题做出自己的答案。

关于立论基础，斯威齐一方面确实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圭臬，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利润率下降趋势、积累与劳动后备军理论、国家学说、资本积聚与集中学说以及资本主义过渡性学说等等。但同时，他也很注意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者内外部的论争以及当代西方学者对垄断资本主义运行的种种观察。其书中有相当多的篇幅用于介绍、鉴别和评论各种相关的和相悖的学说，并有所扬弃和综合，其中特别受人注意的人：肯定和补充博尔特凯维奇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问题上对马克思的修正（经此介绍和补充之后，这一问题后来引起了长达20年的论战），介绍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实现危机”和“崩溃”问题上的争论、重申罗莎·卢森堡对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和“议会道路”论的批判以及吸收希法亭关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

斯威齐对于马克思用利润率下降来解释经济危机的看法持批评态度，并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但他不仅只是批评，他还发展了马克思著作中关于消费不足论的思想线索，虽然他认为马克思这种消费不足论的思想在《资本论》中并未得到像利润率下降理论那样充分的论证。斯威齐在充分挖掘马克思著作中消费不足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提出了一个以资本积累为动因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意谓永不满足的剩余价值贪欲，驱使资本家阶级不断地提高积累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于是，在消费方面就呈现为：一方面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增长落后于全部剩余价值的增长，同时新增积累中工资支付的部分在减退；另一方面，消费品的产量却至少是同生产资料投入量同比例增长，结果就有消费量增长落后于消费品产量增长的趋势，迟早便有物价下跌和产量削减的经济危机，或是生产能力长期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停滞；即使存在着抵消消费不足的因素，也未能从根本上将这趋势扭转。这个危机和停滞理论，既不同于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讳莫如深的资产阶级的（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或小资产阶级的（如西斯蒙第）消费不足论，也不同于（多布和普利赛尔等所误解的）单纯的利润率下降危机论，更不同于把生产同消费截然分开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比例失调论。然而，与资本积累相联系的消费不足，又包容了利润率下降的因素，也体现了一种比例失调，所以，在斯威齐看来，这个危机理论既可以把散见于《资本论》各卷看似不同的马克思的各种言论统一起来，又可以避免马克思主义者们各执经典一词而产生的混乱。

通过对资本积累过程的矛盾分析，斯威齐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做出了创造性的和细致的描述。他指出，积累是垄断的正常伴侣，因为积累扩大了生产单位的规模，而规模经济效益正是促使竞争走向集中和垄断的基本动因；反过来，垄断把剩余价值从较小块的资本转向较大块的资本，这就提高了积累在一定量剩余价值中的比重。对价格高于均衡值、产量低于均衡值的垄断资本来说，高额利润本已有了保证，现在垄断提高了积累率，有招致利润率下降的可能，垄断组织更不愿意在自己的禁脔内使用其积累，而宁可将新资本投于行业之外或国外的竞争性领域，并且更注意采用节约劳动力的新技术，这就加剧了竞争性领域中利润率下降和消费不足的趋势，即增添了危机和萧条的诱因。可以看出，斯威齐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有着比马克思和列宁更具体的分析。由此，斯威齐又为列宁在1916年提出的著名命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注入了新的内容。比如，他指出：保护贸易的政策，有时不是自卫，而是进攻，即便利本国垄断资本对外国倾销；资本输出诚然是在国内投资机会不多且民众贫困的条件下进行，但国内投资机会减少和民众贫困又恰恰是由垄断资本的对外投资决策（追求较高边际利润率和减轻国内劳动力市场压力）所造成；帝国主义固有其经济、政治根源，也有垄断资本所歪曲和煽动的民族主义意识在作祟。他对于帝国主义的一个特殊形式法西斯主义的剖析，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前所未有的；对帝国主义极限的界定，亦颇有新意。

可以说，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为副题，却不仅是一本在英语国家中普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也是用马克思的方法与基本原理解释当代资本主义运行的专著。有人甚至认为，即使在今天，这本书对于那些想要认真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生来说仍然是最好的入门书。

《垄断资本》

斯威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最为重要的贡献体现在他与保罗·巴兰合著的《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垄断资本》被认为是战后西方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之一，它代表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一个学派——垄断资本学派—— 的形成。此书所阐述的理论，尤其是其中所阐述的垄断资本主义“停滞理论”，对西方学术界特别是激进经济学派产生了更为重大的影响。

巴兰和斯威齐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卡莱茨基（Kalecki）和斯坦德尔（Josef Steindl）的思想的继续发展。他们在著作中明确提出：把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重新结合起来的先导者是卡莱茨基，“他不仅‘独立地发现了（凯恩斯的）《通论》’，而且还是第一个把他所称的‘垄断程度’包括在他的综合的经济模型之中。在同一方向继续走出一大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卡莱茨基的影响），是约瑟夫·斯坦德尔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与停滞》（1952年）。任何熟悉卡莱茨基和斯坦德尔著作的人都很容易看出，本书作者利益于它们是非常之大的。如果我们没有更频繁地引用他们的话，或没有更直接地利用他们的理论表达，其原因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更方便和更合用的不同的处理方式和表达方式。”

巴兰和斯威齐力图在一个巨型公司和大政府的时代中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它主要关注美国——正如马克思在他的时代中关注于英国——将其作为最重要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也以30年代的大萧条与40年代由战争引致的经济复苏作为背景。在理论上的处理方式和表达方式，要比斯坦德尔简明得多。在他们的理论中，中心范畴是经济剩余（即剩余），整个理论“是环绕着一个中心论题来组织并获得本质上的统一的：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产生和吸收”。所谓经济剩余，它的“最简短的定义，就是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斯威齐和巴兰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着“剩余增长”的趋势，而不是“利润率下降”趋势。剩余趋于增长是因为巨型公司具有垄断定价权力，所以他们可以从美国经济中的非垄断部门和欠发达国家剥削剩余。对于这个系统的内部逻辑的基础性问题就是所谓的“剩余吸收”问题，即谁将购买这些垄断巨型公司生产出来的物品？由剩余增长和剩余吸收难题，他们进一步推论，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制度。“它总是形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为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所以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存在着停滞的趋势。他们强调，如果不存在对停滞趋势的抵消力量，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早就应当自行崩溃了。他们指出了三种一般的抵消力量：企业的销售努力、政府的民用支出和政府的军事支出。他们将大政府和帝国主义拉进其垄断资本主义模型的作用之中。尤其认为军事支出对于购买剩余产品是必要的；这样我们需要冷战和帝国主义，以阻止经济再次滑入萧条。这里又一次可以看到斯威齐与凯恩斯主义的联系，以及与当时走出大萧条的历史经验的联系：将我们带出大萧条的就是为战争而支付的巨大的赤字支出。这也是军事凯恩斯主义使之清晰的一种观点。

《每月评论》

斯威齐一生最为重要的事业就是他创建《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并担任编辑（co-editor）达50年之久，应当说这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每月评论》作为一个理论阵地，它维持并团结着一个严肃认真的马克思主义左派，这些人始终关心谈论的是实际的世界，而不致沦落到或者是偶像崇拜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重复或者只是关注学术界琐细的地步。在维持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位置方面它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每月评论甚至形成了所谓“每月评论学派”。这一学派在20世纪70、80年代持续地对于帝国主义和欠发达予以关注。这也与众所周知的“依附学派”相关。只不过每月评论学派给依附学派的主张中加入了更多马克思主义精神。

半个多世纪以来，《每月评论》存在着，发展着，度过了黑暗的麦卡锡时期（McCarthy period），60年代时它曾是左派的标志。这之后，仍然继续关注着我们这个时代，注意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研究新现象、新问题。其中更为主要的仍然是斯威齐本人的贡献，他在20世纪的后半期，主要与麦格道夫合作，记录下正在出现和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即在资本主义运行中变得日益重要的金融的作用，这被称为“金融化”。应当说他们二人是左派中最先注意到这种现象并给予理论关注的人。他们以其一贯典型的严谨态度，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出发，考察“金融化”的更为广泛的内涵，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所以，有人从《每月评论》的社会影响以及估量斯威齐一生对左派的贡献角度，将《每月评论》列为斯威齐一生中的第一贡献，是恰当其分的。

西方经济学理论贡献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和任教期间，斯威齐就已显露了很高的才华，师从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全面而系统地学习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两人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相异，但斯威齐仍得到了熊彼特的器重，并与熊彼特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两人曾就“如何结束大萧条”及“资本主义的未来”等问题发生争论，熊彼特认为罗斯福新政意味着对正常发生的创造性破坏和创新过程中的企业家的压制，而斯威齐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又借鉴凯恩斯的观点，认为政府计划和干预有其必要性，劳动人民的干预更有其必要性。目睹他们的争论，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回忆时将熊彼特比为“聪明而睿智的魔法师（the foxy Merlin），将斯威齐比作“年轻的圆桌骑士”（young Sir Galahad），认为斯威齐很早就已“将自身列入他那一代人当中最有前途的经济学家之列了”。斯威齐在早期主流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中就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在寡占企业定价问题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称为“折弯的需求曲线”（kinked demand curve），这种需求曲线的折弯指的是寡占企业因其定价权力而能够在正常的平滑需求曲线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外进行高定价。这在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经济学中是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对此贡献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位主流经济学家，很显然对左派和斯威齐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茫无所知，在一次聚会中曾说过这样的话：“还记得斯威齐这家伙吗？他提出了折弯的需求曲线理论，多么优秀的年青经济学家，可惜那么早就死了！”

简单说来，从《资本主义发展论》开始，在长逾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活动中，斯威齐的兴趣始终集中在两个方面：分析以垄断、帝国主义和世界性为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探索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斯威齐在其学术研究中，始终贴近现实，既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和基本思路，又有自己的创新，在比较和鉴别中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使他身处垄断资本主义大有发展的20世纪，理论联系实际而有相当出色的理论创新。应当说，经过他一生的努力，加之其他一些志同道合者的支持，他实现了其创立“严肃的和真正的北美牌马克思主义”的愿望。另外，应当指出的是，美国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二战后50年代的麦卡锡时期，对于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学者来说殊为艰难。但斯威齐仍以其作为和主张显示了其理论信仰的坚定性和学者的道德勇气。他所遭遇的案例即美国最高法院对“斯威齐诉新罕布什尔州政府”一案的判决后来也被人们用作学术自由乃至终身教职制度的司法依据：

1951年，新罕布什尔州议会通过法案，全面管制颠覆活动。其中规定，颠覆分子不得受雇于州政府，包括不得成为公共教育机构的教师。1953年，州议会决定调查颠覆活动。1954年，斯威齐两次被检察官传唤，接受质询。他对两类问题避而不答，一类涉及其妻子、朋友与进步党的关系，另一类涉及他在课堂上讲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他的理由是，这些问题与主旨无关，而且侵犯了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所保护的公民权利。检察官要求斯威齐到法庭上回答这些问题。在法庭上，斯威齐因拒绝回答而被判蔑视法庭罪，遭到监禁。此后，州最高法院支持检察官的要求，要求斯威齐必须回答这些问题。此案最后一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1957年，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支持了斯威齐。大法官沃伦的判词不仅充分肯定了学术自由的必要性，也对其内容做了界定（即四项自由）：“自由在美国大学里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人都不应低估那些对我们的青年进行指导和训练的人所起的关键作用。把任何紧身衣强加给我们大学的思想导师身上都会危害我们国家的未来。如果对任何一个教育领域不做如此理解，就不可能有任何新的发现。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在怀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学术不能繁荣。教师和学生必须永远自由地追问、自由地研究、自由地评价、自由地获得新的成熟和理解，否则我们的文明将会停滞乃至灭亡。”另一位法官法兰克福特在附加意见中指出：“任何政府对大学知识活动的干涉”都可能危害教师的基本职能。

《作为历史的现在》（1953）

《繁荣的终结》（与哈里·麦格道夫（Harry Magdoff）合著，1981年）

《马克思主义四讲》（1982年）

《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1942）

《垄断资本》（与保罗·巴兰合著，1966年）

《论向社会主义过渡》（1972年）

《革命后的社会》（1982年）

《再谈（或少谈）全球化》（1993年）

《在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保罗·斯威齐、哈里·麦格道夫）（1993年12月11日）

《<共产党宣言>在当代》（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