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托雷平以前，俄国实施的是古老的宗法村社制，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制度的生命力已日趋枯竭，农民的不满亦日甚一日，终于酿成了俄国1905年革命。发生在萨拉托夫省的农民动荡也持续不断，从1905年10月到12月，官方记载就有509起动乱发生。斯托雷平面对动乱决定采取措施，先与地方自治组织的领导和警察交谈，让他们从中调停农民的情绪。调停无果的情况下，需要利用军队武力镇压。在10月20日，斯托雷平写信给内务大臣要求更多的军队支援采取果断的措施维持萨拉托夫的秩序。特列波夫同意他的要求，派去了更多的军队。动乱很快得到平息。

在1905年底，斯托雷平甚至还派军队去邻省萨马拉帮助平定动乱，因为他怕邻省的动乱会波及到萨拉托夫省。其实介入他省的行为是非法的，但即使这样也不能阻止沙皇于1906年1月4日特地发电报向斯托雷平表示感谢：“通过内务部派遣军队来主动帮助平定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的动乱，对你忠诚的服务表示景仰，并且我向你表达我最真挚的感激之情。”早在1905年2月，斯托雷平解决的一次大动荡事件中，沙皇尼古拉二世就对他的成功表示十分欣喜，并且发电报给他，称赞其雷厉风行的惩戒性手段。

斯托雷平以他的镇静，自信，威望和恳切的演说，使骚乱的人群安静下来。任上他以抑制了1905年省内的农民骚动而著称，当时全帝国正处于一个广泛的动荡时期，而他管理的省份则是全国唯一一个保持稳定的地区，他的声望主要就是在这场席卷整个俄国的大动乱中奠定起来的。因镇压农民运动有功，斯托雷平声名鹊起，不久就调入中央。

进入中央后，斯托雷平被尼古拉二世任命为总理伊万·戈列梅金领导下之政府的内政大臣。数个月后，俄皇尼古拉二世任命斯托雷平替代戈列梅金成为俄国总理。在短短几年中，由省长、部长到部长会议主席和首相，成为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

1906年起，斯托雷平任内务大臣和大臣会议主席。当时俄罗斯帝国饱受革命骚乱和人民普遍不满的折磨。左翼革命团体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推翻君主制的行动，并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在俄国各地，警察和政府官员时常遭到革命恐怖主义者的袭击。为了坚决回应这些袭击，斯托雷平创建了一套新的法庭制度，允许就地逮捕和迅速审判被指控从事革命活动的嫌疑犯。策划并发动1907年“六三政变”，开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7—1911）。

在1906-1909年，斯托雷平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大肆屠杀革命者，超过三千名被证实有罪的革命者被各地的特别法庭判处绞刑，以至于时人讽刺绞刑架为斯托雷平的领带。

但是，斯托雷平相信俄国的发展可以依靠一个稳定、繁荣、庞大的中产阶级为基础，并以此推行一系列积极的改革政策，同样有所成效。除家庭以外，斯托雷平最关心的，莫过于工作，他对工作投入了满腔热情和全部才智，政绩赫赫。斯托雷平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庄园经济问题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即使后来身居要职政务繁忙，他也不忘乘工作间隙，亲自过问庄园经营中的细枝末节。他还利用休假，实地考察和对比研究德俄两国庄园经济的利弊得失。

现实斗争的日趋激烈，促使斯托雷平愈益强烈地认识到土地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土地问题已到了非厉行改革的地步，不如此，就无法维系已岌岌可危的罗曼诺夫王朝。在斯托雷平心目中，进一步解放农民和拯救俄国根本就是一回事。1906年，斯托雷平着手领导实施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此外，促使斯托雷平下决心对俄国实行大手术的是俄国农民的处境、地位。斯托雷平说：“农民解放勋章是我最为之骄傲的奖赏：我很幸福，有幸参加最后一个为解放农民而设立的委员会的工作，以此为我们历史上最伟大最仁慈的事业之一做出我的贡献。”

1906年法令规定，农民有权退出村社，随时可将份地确定为私产，以建立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通过农民银行扶持殷实农民建立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由于众多激进的议员不情愿同政府合作以及支持土地改革，斯托雷平于1906年7月22日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为了有助于平息异议，斯托雷平同样希望从国家杜马中把那些属于反对派的、不满的农民代表们赶出去。这样一来，他就能着手推行他重要的土地改革了。另一方面，斯托雷平试图提高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增加地方政府的权限。

在1906年成为总理的斯托雷平主导新的土地改革政策来建立一个富农阶级，让农民更容易取得土地，更自由地成立公社，发挥保守安定的力量。这些人将会尊重私有财产并支持政府的社会改革。斯托雷平试图改变国家杜马的性质，以使他们变得更为顺从，方便政府通过各项立法或提案。1911年法令公布土地规划条例，规定凡进行土地规划的地方，村社份地均自动变为私产；推行向西伯利亚等边疆的移民政策。旨在摧毁村社，扶植富农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俄国经济的发展。但改革进展缓慢，1906—1916年间只有24%的农民脱离村社。

1907年6月，斯托雷平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后，他提高了贵族及富裕阶层的选票权重，减低贫穷阶层的有效票数及价值。如此选举出来的第三届国家杜马，导致很多政府的保守主义议员，回到了国家杜马中，他们更易于接受与政府的合作。

在一个君权至上的国家中，君主的权力乃是不容侵犯的神圣象征，但斯托雷平在任末期，却恰恰因为“蔑视君权”，几乎使他倾注毕生心血的土地法案和西部自治法案毁于一旦。

1908年，政府向杜马提交了一份预算法案，希望重建俄国海军。该法案要求每年拨款三千万卢布，建造四艘无畏级战列舰。3月3日，斯托雷平在杜马防御委员会发表演讲为预算法案寻求支持，但遭到了委员会的反对。6月13日，斯托雷平在国务会议上发言，指出杜马试图通过一种专横和不负责任的方式破坏沙皇特权和立法机构之间微妙的平衡。随后国务会议通过了被杜马否决的用于海军部启动造舰计划的拨款。但是，先前杜马通过的关于海军总参谋部编制的法案却面临着不同的命运。国务会议财政委员会认为该法案存在缺陷，杜马不仅擅自制定了新的人员编制名单，而且还表决通过，这是违反《根本法》的，因为这些事务只能由沙皇掌管。

国务会议中一批反对斯托雷平的势力趁机借题发挥，意图掀起了一轮表面上针对国家杜马实际上是针对斯托雷平的进攻。杜尔诺沃发言，认为这种侵犯沙皇特权的行为是一个“十分严重的原则问题”。最终委员会驳回了5月24日杜马审议通过的海军编制法案。但是，12月中旬，杜马再次投票通过了法案，并且提交给国务会议。国务会议财政委员会要求杜马不能再有违背《根本法》的行为。在斯托雷平看来，在目前情况下，海军部的编制问题必须尽快落实，因而斯托雷平表态，承认杜马违背了《根本法》。1909年3月到4月，以杜尔诺沃、维特和特列波夫为首的一批代表，高调谴责斯托雷平意图改变国家政治体制，永久破坏国家军队建设。杜尔诺沃警告国务会议和杜马将完全控制军队建设，这不仅将违反《根本法》，还将动摇沙皇的权威。

斯托雷平的反对派们立刻开始动员一切力量，去劝说沙皇拒绝法案。斯托雷平不得不行动起来，他首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如果沙皇拒绝，他们将全体辞职。随后，致书沙皇，否认关于政府削弱沙皇权力的指控，并指责国务会议搞阴谋诡计。4月25日，沙皇写信告知斯托雷平，他将否决编制法案。沙皇写道：“这无关信任与不信任，这就是我的意愿。记住，这里是俄国，我不允许任何人有辞职的念头。”27日，沙皇发布了否决关于编制法案的诏令，同时给斯托雷平和陆军部、海军部大臣时间研究国家根本法，划清沙皇与立法机关在军事管理事务上的权限范围。

海军部法案遭到否决对于斯托雷平以及第三届国家杜马来说都是一个打击，而斯托雷平模棱两可的态度也使得自己与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关系受到影响，在接下来的诸多问题上，问题得到了突出。

第一次内阁危机后，斯托雷平决定改变方向，于是他在外交领域提出想法，但对外交这一属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特权涉及，也引发了尼古拉二世的猜疑。斯托雷平思想的主要组成成分就是立法和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而应进行有尊严的强国外交。他希望政府能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加强内阁的作用来参与国内外的决策，所以他加强了对外交的控制。但根据国家根本法，外交特权属于沙皇。而斯托雷平显然触及了沙皇的特权。

斯托雷平希望自己可以直接任命有才干的人担任外交大臣，但任命的大臣同时也要得到沙皇的同意。斯托雷平先是任命了野心勃勃的伊兹沃里斯基担任外臣。而他却随意插手土耳其的关系，导致俄国落到了奥匈帝国的陷阱中，俄国社会对此义愤填膺，认为必须进行战争。但斯托雷平相信贸然宣战的结果一定是失败和革命。于是他指派女婿萨松诺夫担任新任外臣。斯托雷平说，“避开国际纠纷便是外交政策。俄国不需要战争，只需要20年国内国际和平环境，改革成功以后，不论什么样的敌人，我们都不怕。”这被反对者视为指责篡夺沙皇权力。

而斯托雷平常常会陪同尼古拉二世出席与其他国家元首的会面。而斯托雷平的锋芒得到了显现，这让沙皇里不快。1908年，尼古拉二世与英王爱德华七世的见面，对尼古拉对斯托雷平的态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爱德华七世的随从说，“爱德华七世对斯托雷平产生浓厚兴趣，并且一直在寻找交谈机会。斯托雷平说着流利的英语，而当时的新闻报纸上到处都是英王与斯托雷平的合影。”而反对者把这些照片给尼古拉二世看，“英国报纸报道您与爱德华七世会面，却到处充斥着斯托雷平。”1909年，俄德两国领导人会见时，蔑视沙皇的威廉二世见上斯托雷平，便一直与斯托雷平交谈，他一再强调，再过20年，斯托雷平的远见卓识，高风亮节远胜于俾斯麦。威廉对尼古拉二世的冷落和对斯托雷平的热情形成对比。

斯托雷平在最后几个月期间还提议外臣“有责任告知主席”国内外局势的相关情况，以确保协调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其实并不是斯托雷平出于对权力的渴望，而是从整个国家政府改革的政策出发，国内外的内在联系必须了然于心。尼古拉二世与斯托雷平的裂痕已经产生。

1911年春，斯托雷平提交了一项议案，建议将地方议会系统扩展到俄罗斯帝国的西南诸省，但却遭到国家杜马否决。1月，法案被送交国务会议审议，遭到了国务会议的强烈反对，虽经过政府努力争取，斯托雷平提出的建立俄罗斯人选民团的建议还是遭到了否决。3月4日，国务会议否决了斯托雷平的西部自治法案。在5月29日的最终表决中，法案以165票赞成，139票反对，8票弃权的结果最终通过国家杜马的审议。

事实上，早在国务委员会召开前夕，特列波夫和杜尔诺沃就向沙皇控诉法案会置俄国于死地，其目的无非是“结党营私”。尼古拉二世授意此二人“按良心行事”。因此西部自治法案意外地遭到国务会议的否决。1911年3月5日，斯托雷平来到沙皇村会见尼古拉二世，并向沙皇提交了辞呈。在向沙皇表明去意之后，斯托雷平直白地对杜尔诺沃和特列波夫表达了不满，并指责杜尔诺沃和特列波夫是爱耍阴谋诡计，弄虚作假的小人。“我别无选择，因为我不再能得到您的支持了。”在此斯托雷平表示自己政权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他的权力完完全全听从沙皇的意愿。没有沙皇的支持，他的政权将一无是处。并在应给予答复的三天期限期满之后，主动离职。

尼古拉二世在听了这些话后，并没有批评杜尔诺沃和特列波夫，一方面，他需要这样的人支持自己，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斯托雷平能够留任。尼古拉二世提议，让杜马再次通过西部自治法案，然后保证自己用沙皇的影响力让国务会议通过法案。斯托雷平拒绝了沙皇的提议，表示国务会议不会同意建立民族选区，国务会议也不会推翻决定。在谈话最后，尼古拉二世再次拒绝了离职的请求，说：“想点其他办法，然后告诉我听。”斯托雷平告诉沙皇，除非满足他两个条件。一是关闭国务会议和国家杜马三天，在此期间，通过西部自治法案；二是让杜尔诺沃和特列波夫离开圣彼得堡。沙皇并没有立刻答应斯托雷平的条件，表示自己会考虑。

3月9日，皇太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出面干预。在斯托雷平辞职当日，皇太后召见斯托雷平。斯托雷平在进门时与尼古拉二世打了照面，但沙皇一反常态。他没跟斯托雷平打招呼，脸上挂着泪痕。皇太后开门见山地说，她深信只有斯托雷平有力量和能力拯救俄国，并再三挽留斯托雷平继续留任。

3月10日，尼古拉二世托宫廷侍卫转交给斯托雷平一封长达十六页的信，在信中他做了忏悔，承认自己以前并非对斯托雷平完全开诚布公。而且，表示已经认识到自己应当首相携手合作。沙皇请求斯托雷平收回辞呈，并于次日向他汇报。斯托雷平当即同意留任，沙皇也同意了斯托雷平开出的全部条件——让国务委员会和国家杜马休会三天，以便使西部自治法案按《根本法》第87条得以顺利通过，而且，还把致使土地法案吹台的两名罪魁祸首杜尔诺沃和特列波夫无限期流放国外。这样，斯托雷平终于度过了他执政以来的最后一次危机。虽然西部自治法案最终得以通过，但斯托雷平和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关系可谓走到了冰点。

斯托雷平强制解散上下两院、强行通过西部自治法案的行为引起了上下两院的普遍不满，斯托雷平面临着来自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的双重质询。早在两院解散前，杜马主席古契柯夫希望斯托雷平慎重考虑：“这一做法粗暴地违背了根本法的精神，将带来极大的破坏。你要走的这一步是要命的一步，不仅是对你个人，也是对你如此珍视的革新的俄国，以及对你已经付出如此之多的俄国。”然而斯托雷平并没有理会。

1911年3月15日，国家杜马恢复工作。在此之后，杜马宣读了由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联合质询。质询认为斯托雷平蔑视立法机构和法律，对立法机构和法律不敬。普利什凯维奇指责斯托雷平妄图把国务会议捏在自己手里，是俄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页，随后普利什凯维奇高度赞扬了杜尔诺沃的贡献。米留可夫表示斯托雷平的行为对杜马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先生们，第三届杜马不知道该怎样有尊严的活着了，如果有必要的话，那就让它光荣的死去吧。”社会民主党预言第三届杜马将会被解散，俄国将会陷入斯托雷平的专政，另一位代表则表示斯托雷平对整个国家发出了挑战。最终杜马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决定发起质询。

3月24日，国务会议也对斯托雷平提出了相似的质询。国务会议认为，首先，根本不存在满足使用《根本法》的紧急情况，其次，政府通过的，并不是应急措施，而是一份被国务会议否决的法案。亲王戈利岑试图为斯托雷平辩护。希瑞博尔指出，不能对沙皇任命的大臣提出质询，倘若法案已经通过了杜马，那么沙皇更有资格做出决定。但是，国务会议最后也通过了对斯托雷平发起的质询。

4月1日，斯托雷平来到国务会议就质询做出解释。针对质询，斯托雷平为动用第87条做了解释。斯托雷平说道，虽然第87条不应该成为常规手段，但是在既年轻又缺乏经验的代议制中，这种非常手段是必须的。沙皇在跟大臣会议协商后，有权决定是否存在可以动用第87条的紧急情况，一旦沙皇确定存在这种紧急情况，那么谁也不能否认沙皇的权力。俄国还不是君主立宪国家，当涉及国家政策时，政府有权力使用这种权力。

4月27日，斯托雷平回应杜马质询。他回忆了许多法案被杜马通过但却在国务会议受阻的往事，形容国务会议“是利益的代表，而不是人民的代表”。即便杜马一次次通过西部自治法案，法案也会被国务会议埋葬。出于这样的原因，政府不可避免要去寻求87条的帮助，但是政府认为只有在人民的代表同意法案之后才能采取这一步骤。斯托雷平在讲话中强调，来自杜马的意见的分量要重于来自国务会议的意见，同时，斯托雷平表示，政府与杜马之间的合作关系应该成为新的国家体制的基础。斯托雷平说：“你也许会严厉地批判甚至是谴责所发生的事情，但你们中的大多数承认3月14日的事不是破坏，而是加强了年轻的俄国代议制主体的权力。杜马在俄国西部建立俄罗斯人的地方自治组织的爱国热情是被最高权力的认可所理解，欣赏和同情的。”

维特回忆：“斯托雷平在国务会议中作解释时对国务会议毕恭毕敬，而对国家杜马则表示不太奉承；但在国家杜马中解释时又对国家杜马阿谀备至，而对国务会议表示不削一顾。不过这次，无论国务会议还是国家杜马都没有上斯托雷平的当。”国务会议对斯托雷平的答复并不买账，之前赞成的人也认为斯托雷平滥用权力。国家杜马中的十月党认为动用第87条通过法案的手段不符合法律的精神，而且是对《根本法》的背叛。立宪民主党发言人表示，斯托雷平根据他的需要搬出沙皇，损害了沙皇的尊贵；如果斯托雷平能在法律面前谦逊的低下头，也许对他来说更有利；斯托雷平不明白，比起“俄国应该成为一个依法的国家还是成为斯托雷平的个人王国”来说，西部自治法案根本微不足道。普利什凯维奇指责斯托雷平是在为能够随意解散杜马开路。李沃夫认强调问题的重点不是政府有没有权力命令立法机构休会，而是政府能不能为了要动用第87条人为地制造立法机构休会。李沃夫还说，俄国既没有立宪制度和议会制度，更没有《根本法》，只有“随心所欲的统治”和“蛊惑人心的宣传”。国家杜马最终否决了斯托雷平的解释。斯托雷平的政治生涯离结束已经不远了。

在斯托雷平在任期间的五年半中，遭受恐怖分子暗杀就不下数十次，仅1906年那一次，就使他的女儿娜达莎致残，唯一的儿子受伤，死伤数十人，但他不改初衷。最后由沙皇出面，特别允准他全家暂居克里姆林宫才罢。

1911年5月，关于西部自治法案的争论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斯托雷平也逐渐淡出了尼古拉二世的视野。沙皇很想寻找一位官员替代斯托雷平，但实际上在当时的俄国很难再找出一位官员可以取代斯托雷平。政治失势的斯托雷平回到了自己在科夫诺的别墅，只在有紧急公务需要处理的时候才回一趟圣彼得堡。

1911年夏末，基辅即将举行庆祝废除农奴制50周年的庆典，届时俄国政要将会悉数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会亲自为亚历山大二世纪念碑揭幕。斯托雷平于8月27日到达基辅，并在两天后参加了纪念碑的揭幕仪式。9月1日晚，基辅大剧院上演俄国作曲家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戏剧《沙皇萨尔坦传》，沙皇尼古拉二世由几位公主陪伴坐在包厢里，偕同政府官员观看了戏剧的演出。斯托雷平则坐在沙皇前排的附近位置。在第二幕幕间休息时，斯托雷平正站着和别人聊天。此时，行刺者德米特里·波格洛夫掏出手枪向斯托雷平连发两枪，一发击中了斯托雷平的手臂，另一发则击中了胸口。斯托雷平冷静的从椅子上站起来，脱掉手套和解开夹克的扣子，露出浸血的背心。在示意皇帝从他的包厢撤往安全地带后，斯托雷平一下瘫在椅子上，并大喝：“我很高兴为了陛下去死！”尼古拉二世仍留在原地，斯托雷平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仍为皇帝画十字祝福。斯托雷平被紧急送往医院。次日清晨，尼古拉二世跪在斯托雷平的病床前，重复地说着“原谅我”。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伤口感染，斯托雷平最终于1911年9月5日逝世，享年49岁。葬在乌克兰基辅的基辅洞穴修道院。凶手则在剧院当场被捕，在经过一周的审讯之后，震怒的皇帝下令终止对刺杀者波格洛夫的调查和司法审判，波格洛夫被基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9月10日晚，凶手被执行绞刑。

中央体制改革

为了有效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任大臣会议主席后，斯托雷平尝试对中央管理机构进行改革，建立以大臣会议（内阁）负责制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制。首先，斯托雷平要求其直辖的各部活动必须以大臣会议的决议为准，凡未经大臣会议讨论决定或者大臣会议主席批准，各部不得擅自发布法令。斯托雷平认为：“所有由首席大臣推荐的阁员都必须向主席负责，特别是大臣向君主做的所有报告都必须先得到主席的同意。其次，斯托雷平一改上届大臣会议与国家杜马对抗的关系，采取多种手段改善与国家杜马间的关系，目的在于控制国家杜马，加大大臣会议对国家杜马的影响，使大臣会议的各项提案能够顺利地在国家杜马通过。

地方体制改革

在地方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斯托雷平认为：政府应当在地方拥有一些可靠的拥护者。在这方面，斯托雷平发现地方首席贵族不作为已严重影响了中央政府各项行政命令和改革措施的施行。1906年12月，斯托雷平在大臣会议上先后两次提出了地方管理体制改革的新主张，其要点为：（1）行政合理化，即设立地区行政总长（州长），取代原来的首席贵族；（2）扩大基层选举范围；（3）整合自治机构，设立自治局。地区行政总长作为本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由内务部提名、大臣会议决议通过，最后由沙皇批准任命。地区行政总长除了在土地管理、税收等方面享有最高行政执行权和管理权外，还保留其地方人事任命的否决权。1906年9月26日和1907年4月26日，大臣会议先后讨论决定授予奥廖尔州、莫吉廖夫州和卢加州的州长在所在地区非常事件的全权处理的权利。1909年9月9日，大臣会议又决定授予维捷布斯克州州长可代表中央政府全权处理危害本地区社会安定事件的权力。尽管授予上述几位州长的均是非常事件处置权力，但仍能反映出斯托雷平逐步扩大地方行政长官权力，并由大臣会议垂直管理的意图。

在基层行政管理方面，斯托雷平主张基层行政管理单位负责人应由大臣会议任命，代替原有的地方贵族代表，限制县级贵族的行政管理职能，设立地方自治局，成立县级议会，扩大代表选举范围，取消犹太人在本地区代议限制等。

斯托雷平在任期间主要关心的，也是土地和农民问题。斯托雷平认为，农村动乱的根本原因在于村社制的存在，它使农民失去了创新能力，失去了社会责任感。消除农村危机的唯一办法是政府采取措施大量增加 “小土地 所有者，作为国家的根基，他们在天性上会固有反对所有破坏的念头”。由上可知：第一，斯托雷平认为必须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解决缺地问题；第二，必须破坏村社制，把土地分给农民作为私有财产 ，建立家庭自耕农经济。

1906年11月9日 ，由斯托雷平主导，沙皇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的主要文件《关于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的现行法令若干补充规定》。其主要内容有：( 1) 把农民份地确定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每一根据村社制占有份地的户主，可随时要求将这块土地中应该归于他的那部分确定为自己的私有财产”。( 2)整理农民的私有土地 ，建立独家农场或独家田，“把份地固定下来的每一个户主都有权随时要求村社将土地尽可能地集中在一个地方 ”。

斯托雷平土改的结果，在农民份地和农民通过向农民银行借债而从地主那儿所购土地上，共形成了 32. 9 万户独家农 场和 99. 5万户独家田，此类个体经济农户数为132. 4万户。在全国1460万农户中，独家农场所占比率为2. 3%，独家田相应比率为9. 1%。这样，共有132. 4万户农民参加了土地整理，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1. 4%。1907─1915 年，在农民份地上共建立了126. 5万个独户田和独家农场，共有1223. 2万俄亩土地 ，占全体农户的10. 3%，占全部农民土地的 8. 8%。加上在农民银行和国有土地上建立的独户田和独家农场的土地共为1540万俄亩，占全部土地的11%。改革开始打破村社制度，使村社集体所有的土地开始了私有化的进程，并废除了插花条田制，形成了一批富裕农民的独家农场。这些富裕农民成为沙皇政权坚实的社会基础。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主旨，即土地私有化，将土地交给农民。在村社制下，农民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热情，因为他们不是在自有土地上生产，其劳动成果的半数以上要转给他人。而农民只有当他确知劳动成果将属于自己时，才能焕发生产热情，才肯投资。在旧的土地制下，劳动成果的分配无助于奖勤罚懒，其结果必然是使整体生产力水平下降，农民生活水平下降。而俄国需要农民富裕起来，因为国家的福祉也端赖国民的富裕，“须知人民的富裕缔造着国家的强盛”，必然带来道德水准的提高，“因为哪里有富足，那里自然会有启蒙教育，有真正的自由。”

教育改革

斯托雷平深知，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国民教育的促进作用，更何况给予农民私有者及其子女提高自身文化教育水平的机会符合斯托雷平改造农民的基本思路。面对当时俄国普遍落后于欧洲的教育情况，1906年8月，斯托雷平组阁时，就把教育领域的改革纳入到了自己的改革计划之中。斯托雷平计划同地方自治机关和市参议会一起建立一个包括全民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在内的统一的普及教育体系。由国民教育部着手制定的全民初等教育的法案先后提交给第一届、第二届国家杜马。法案希望用十年的时间在全国建立起一个普及初等教育的体系。所有孩子，不分性别，八岁以后就要接受为期四年的教育。由地方自治机关和市参议会负责建立和管理新学校，中央政府对其进行优厚的财政补贴（大约85%的资金将来自圣彼得堡）同时对这些学校拥有最高监督管理权。每所初等教育学校的班级人数不得超过50人，每所学校都配有负责世俗教育的老师和负责宗教教育的老师。大约半径两英里设立一所学校。原先的教师工资也将得到提高。来自地方自治组织的代表担心政府的法案会加重地方自治组织的财政负担，斯托雷平后来对此作了让步，增加了用于初等教育的支出。在教学语言方面，原先法案允许在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区学校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教学，但是国务会议对此坚决反对，提出除了宗教课程以外，其他课程一律只许用俄语进行教学。1912年6月，第三届国家杜马终于批准了法案，并且确定了在全国推行普及初等教育的十年期限。

福利政策

斯托雷平的福利政策思想早在卡夫诺时就受俾斯麦的影响而产生了。1911年5月 ，斯托雷平制订了一些福利政策的构想。这些构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1）建立劳工部。劳工部部长应调查欧美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吸取经验，以备立法改善俄国工人阶级的物质和文化条件。他认为：“工人的文化和经济需求被满足后，他们就不会成为1905年的革命无产阶级，而会去分享满意的公民权和舒适的物质享受方面的平等权利。”（2）建立社会保险部。他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此部，因为目前俄国的工人在残废、生病、失业等情况下没有任何保障。他希望仔细研究欧美的工人保险情况，然后再起草合适的法案提交大臣会议审议。⑶建立公共健康部。此部必须每年拨出相当多的财政预算来支持地方医院，地方政府也须拨专款来支持医疗事业。

俄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向来是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1905年革命后，波罗的海及芬兰地区的民族独立趋势日益发展。这些地区采取各种措施试图获得领土自治，成为俄国分裂主义的重要因素，也成为斯托雷平领导的大臣会议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斯托雷平来说，要建立一个“伟大的俄国”，必然要求在俄罗斯族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保持俄罗斯帝国的完整和统一。因此在执政后期，斯托雷平把改革重点转移到了边疆民族领域，并且把西部自治法案视作自己既土地改革法案之后的最重要的法案。斯托雷平一直将上述地区视为俄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调俄国政府应加强对该地区的行政干预。

解决芬兰问题

斯托雷平对待芬兰问题的态度十分严肃。他认为，无论从领土、国防和本国经济发展角度，芬兰均应受到俄国的实际控制。1907年10月18日，在斯托雷平的建议下，尼古拉二世批准在大臣会议内部成立芬兰大公国事务特别委员会。1908年5月20日，大臣会议颁布了关于加强对芬兰监管的法律。法律规定，俄国政府应继续加强对芬兰的实际控制，并为此做出了相应的人事布局。此外，斯托雷平认为，学校是俄罗斯国家意志的重要阵地和传播者。1908年年末，大臣会议审议通过了国民教育部提交的《关于初等学校课程管理法规》草案。该草案要求只允许芬兰地区小学在第一学年（特殊情况下第二学年）使用母语，目的是限制芬兰语在教育领域的使用，进而逐步消灭芬兰自治的思想根源，这也可以对波罗的海地区国家施加影响。同年，大臣会议又做出决定，要求芬兰当局把该地区所有的法律文件寄到大臣会议办公室，斯托雷平将对芬兰的法律文件逐一进行讨论和审批，旨在从法律层面保证中央政府对芬兰地区有效控制。1909年9月30日，大臣会议俄罗斯一芬兰特别事务委员会起草了芬兰事务特别法案。该法案规定了芬兰地区各种税收比例、征兵措施，规定了保护芬兰地区的俄国公民在使用语言、司法、教育、出版自由、通关、货币流通、邮件及电话方面的权利将采取的措施。1910年，斯托雷平连续就芬兰地区的强化军队管理、邮政管理和成立商业仲裁法庭等问题召开集中讨论。

解决波兰问题

斯托雷平西部自治法案的提出与波兰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俄罗斯帝国西部区域有九个省，分别被归为西北三省，白俄罗斯西部三省和西南乌克兰三省。西北三省包括维尔诺、格罗德诺和科夫诺；白俄罗斯西部三省包括莫吉廖夫、明斯克和维捷布斯克；西南乌克兰三省包括基辅、波多利耶和沃伦。这些地区在18世纪之前都处于波兰的统治之下。在这些地区中，俄罗斯族并不占多数，多数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但是在斯托雷平眼中，大多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是东正教的信徒，他们拥有俄罗斯族的种族血统，因而是帝国的忠实市民和可靠之柱。在这些地区中存在着少数波兰人，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大地主，因而这些人口数量较少的波兰人却拥有着较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1864年俄国设立地方自治组织时，亚历山大二世忌于波兰1863年的叛乱，因而没有在这些地区设立地方自治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斯托雷平计划将地方自治组织引入西部九省。

在领土方面，1907年1月，斯托雷平在大臣会议上提出将波兰地区的谢德尔采州和卢布林州的东部地区并人俄国，进行垂直管理的提案。1909年5月19日，斯托雷平正式向国家杜马提交该草案，建议将谢德尔采州和卢布林州的东部地区和霍尔姆斯克州合并。此外，为了保持该地区的政治稳定，斯托雷平主张在经济方面对波兰也进行必要的扶持。1909年4月14日，斯托雷平主张、大臣会议讨论决定从中央政府的应急储备基金中拨款，用于改善和缓解波兰的普列韦思林斯克地区的贫困问题。

在外交政策方面，斯托雷平一贯主张和平政策，竭力避免同列强发生冲突。

1908年10月7日 ，奥匈帝国乘土耳其革命之机，单方面宣布正式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借口之一就是俄外交大臣和奥外臣的会晤中同意吞并。斯托雷平认为，虽然俄外臣言辞不当，但如果反对奥匈帝国吞并波黑，战争不可避免。考虑到俄国军队还没有做好准备，他认为如果俄国在战争中失利，革命就会随之而来。所以“斯托雷平使出浑身解数说服了沙皇同意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

此外，斯托雷平还于1911年制订了外交方面的计划。他在计划中设计了一个国际会议 ，无论国家大小都要派代表参加，会议设在欧洲一个小国。会议组建多个委员会来讨论和解决各种问题。因为战争常常是由经济问题引起的，所以会议还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统计局，以收集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这样，国际会议就可以及时设法帮助那些经济出问题的国家以防止战争。在这个计划里，斯托雷平表达了他对俄国外交政策的建议：“俄国拥有巨大的版图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无须扩张领土或像其他国家那样剥削殖民地和本国人民。俄国只关注内政的进步以改善人民的文化和经济条件。”

斯托雷平认为，将来美国会代替英国的位置，因此，他打算邀请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访问俄国，以让美国 民众确信在俄国存在自由，增进俄美友好关系。通过与俄驻欧美代表及欧美人士交谈，他确信：“通过拖延战争，君主制将会巩固起来，俄罗斯将会作为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而存在。”斯托雷平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质上是一种拖延战争的策略，为了争取时间进行内政改革，以增强国力，巩固君主制。正是因为“他对西欧公民社会是同情和支持的”，为了效仿西欧进行改革，他必须首先得到国家平稳发展的时间，这样才会有变革国家体制的前提。基于改革的既定路线，就使他不可能赞成任何外部扩张和战争。

索尔仁尼琴：①斯托雷平是可以“载入俄国历史史册”的、“改变了一亿七千万人民国家历史进程”的“改革第一人”。②斯托雷平“从容不迫，那么公正不阿、不偏不倚、率直坦率”，他“从不计较微末小节，不是那种图虚荣爱面子的人，他不图私利毫不利己的品格得到人们敬爱与钦佩，他朝气蓬勃意气风发，诲人不倦，他勇敢无畏、岿然不动，他年富力强”，“把他全部坚定的力量都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上”，他“是国家中流砥柱，他是俄国的生活重心，没有一个俄国沙皇可以与他相提并论，他是提高人民生产力的热心家，又是锲而不舍的改革家，他是彼得在世，又比彼得高明，因为他改造俄国又不伤及俄国传统文化”。③斯托雷平为了俄国毫不犹豫的押上了自己的生命，以一人之躯挽救了俄国，把俄国从崩溃的边缘引向复兴之路，他开拓和创造了俄国历史的全新时代。

波日盖罗：①斯托雷平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立足于历史传统，保留君主政体的原则以及国家的特殊作用 ，同时也不拒绝革新。斯托雷平在政治制度和结构转型上是保守主义者，在经济和社会文化革新上则是自由主义者；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不得不考虑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及斗争，不能忽视现实的物质资源，同时也要考虑社会对体制改革的适应性。②斯托雷平是俄国历史上最深刻地从国家角度进行思维的俄国活动家之一 ，由此俄国首度出现了以全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政治家。③斯托雷平是俄国历史上从根本上触动俄国社会制度及基本结构的改革家之一。

费多罗夫：①如果简单地概括斯托雷平，他就是一个改革家和爱国者。他是一个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保守主义者、君主制主义者。②斯托雷平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苏联时期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家能与斯托雷平相比。

卡贝托夫：斯托雷平是具有“独立、明确且考虑周密的俄国经济与社会政治体制现代化理念”的君主制主义者和爱国者。

斯特鲁科夫：斯托雷平总是一个实践着的务实主义者，他清醒而简单地分析任何形势并认真地从中寻找出路。然而，他一旦做出决定就勇敢地履行它直到终结。于是，在我们的眼里这个忠诚的务实主义者的简单而勇敢的形象不仅具有英雄主义的光环，而且已经发展成为神话一一一与历史的真理相始终。

亚伯拉罕·阿瑟：①如同所有富于远见的杰出政治家一样，斯托雷平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为达到目的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帝国稳定、经济发展、国家统一是斯托雷平追求的目标。他相信，他能将俄罗斯变为现代的有秩序的国家。②斯托雷平界是“独裁的改革家”、“务实的保守派”。

马克拉科夫：斯托雷平是唯一能够拯救杜马君主制的人。

古契科夫说：斯托雷平是一个人民代表制的真诚支持者，这个时候可以称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因为他认为各方面都有保证的农民才应是人民群众中国家原则的坚实基础。

舒里京：斯托雷平从观点上来说是自由渐进主义者，从情感上来说具有普希金那样崇高气质的民族主义者，但从才能和气质来说是天生的最高统帅，虽然他没有将军肩章。斯托雷平用屠杀和自由改革的合一体制化解对屠杀与改革的慌乱反应。事实上支持斯托雷平的知识分子占少数，然而毕竟也是支持，更主要的是斯托雷平从意识到的正确道德中汲取力量，镇压了第一次俄国革命。

戈里亚奇金：斯托雷平是“俄国法西斯主义第一人”，他是恢复俄罗斯民族光荣传统的精神领袖。

弗拉基米尔·普京：斯托雷平是真正的爱国者、智慧的政治家、为国家和民众服务的榜样。

维特：斯托雷平在五年期间，由一个自由派总理大臣变成了反动分子，他不择手段地保持权力，任意横行并践踏任何法律，以便统治俄国。

苏联史学界：斯托雷平是双手沾满革命鲜血的刽子手、铁血宰相、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所主导的第三届杜马是最右的“反动的黑帮杜马”。

列宁：1902年，在普列韦当权时代，一个地主兼贵族代表因残酷迫害和折磨农民而博得沙皇及其黑帮奸党的“青睐”，当上了省长；1905年，组织了黑帮匪徒和大暴行；1906年，当了内务大臣，并从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起成了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只不过是这个阶级的代表或奴仆。这个阶级就是以第一号贵族、最大的地主尼古拉·罗曼诺夫为首的俄国的名门贵族。

阿弗列赫：斯托雷平先是凭借血腥镇压革命巩固专制政体，后又意图通过改革维护旧的统治秩序。而在改革过程中作为总理却毫无原则可言：一边宣称建立法治国家；一边在1907年6月3日修改了选举法，使得亲政府的十月党最终赢得杜马的主导权，还频繁利用两院休会期间政府的特权强行通过立法。斯托雷平是站在农民、工人阶级对立面的反动分子，其反动立场无法引导国家真正走向进步。

米留科夫：斯托雷平具有自由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两张面孔，而自由主义不过是这个“贵族阶级”分子的伪装。

父亲：阿尔卡季·德米特里耶维奇·斯托雷平（1821-1899年），俄国地主，贵族家庭后裔，担任过俄国炮兵将军和克里姆林宫卫戍长官。

母亲：娜塔莉亚·米哈伊洛芙娜·斯托雷平娜（1827-1889年），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的女儿。

1884年，斯托雷平与家世显赫的莫斯科贵族家庭之女奥列加·鲍里斯诺娃·奈德哈特成婚，两人育有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十九世纪末，在圣彼得堡大学自然科学系的一场毕业考试上，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发明者德米特里·门捷列夫，正在口试一位学生。这个学生是该校唯一一个已婚大学生，但他成绩优异，善于平衡家庭和学业两者间的关系。此刻，面对主考官们的频频发问，他从容不迫，对答如流，主考席上十分活跃。门捷列夫不觉兴致勃勃，一连问了许多问题，有的早已超出了本科生的学业范围，涉及到当时科学研究的前沿，可那学生仍然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口试已经变成论文答辩。门捷列夫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得太远，连忙来了个紧急刹车，说：“我的上帝，我这是怎么了？好了，够了，五分，五分，太棒了！”这个学生就是彼得·斯托雷平。

在斯托雷平的哥哥死于决斗中后，他向杀死他哥哥的决斗者提出决斗。结果，斯托雷平右手中枪，几至瘫痪。斯托雷平是一个热心的动物标本制作者，家中收藏着几乎世界上最多数量的动物标本。

斯托雷平遭到刺杀据说曾被格里高利·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所预言，刺杀当日，在跟随沙皇一家即将进入剧院时，拉斯普廷突然大喊：“死亡在他身后！死亡在跟随着他！”关于这起刺杀案的看法，有人认为这并非是由激进的左翼革命分子策划的，而是由保守的君主主义者所策划，他们害怕斯托雷平的改革和他对皇帝的影响力逐渐变大，然而这些假说从未被证实。

在苏联时期，斯托雷平是作为“1905年革命”的镇压者而闻名于世的，当时流行的两个术语——“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为绞杀革命者到处树立绞架使用的绞索——“斯托雷平领带”（此名词是立宪民主党人罗季切夫在杜马辩论的时候所创造的）都曾经是苏联中小学历史考试中最常见的名词解释。

在俄国历史上，恐怕很少有人像斯托雷平被反复大褒大贬。在苏东剧变以后，很多沙俄时期的历史人物有了新的评价，而斯托雷平的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仅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转轨时期，以斯托雷平为题目的专著就达上百种之多，大都从正面肯定斯托雷平的功绩。斯托雷平不仅被说成是俄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而且被称为“农民的保护人”。很多人认为，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俄国拖进战争的泥潭，从本质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斯托雷平的道路本来是能够走通的。若是那样，俄国的历史将会完全改写。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苏联70多年发展道路的否定后，从革命前历史上寻找资源便成为一种客观需要。因此，那些曾经被否定的沙俄改革家自然备受瞩目。而且，叶利钦的转轨战略与20世纪初的发展模式有一定的相似度，诸如苏维埃向议会政治转变的立宪问题、农业土地私有化问题、吸引外资和税收货币改革等等，无一不是当年实践过的问题，以至于有人把叶利钦的经济转轨称之为“新的斯托雷平改革”。有人曾经把叶利钦时俄罗斯杜马与斯托雷平时期的第三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的议案拿出来比较，惊人相似。“镇压者刽子手”斯托雷平和“改革家”斯托雷平就像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同时存在于真实的斯托雷平身上。

作为叶利钦改革政策制定者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斯托雷平看作俄国经济改革的“先行者”。他们认为，二者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一个是要打破计划经济的大锅饭，走向现代市场经济；一个是要摆脱古老共同体的“村社大锅饭”，走向近代资本主义。但仅仅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肯定斯托雷平并不会导致否定维特，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冲突。至于政治方面，叶利钦时代的俄国人多以为俄国已经实现了民主化，肯定斯托雷平是肯定他的私有化经济改革。不过，即便在政治方面，相对于斯大林体制而言，刚刚走出苏联铁幕的人们觉得斯托雷平时代是温和的，斯托雷平大力推行的土地私有化也类似于叶利钦时代的国企私有化。

到了普京时代，对斯托雷平的褒扬更加升温。这时斯托雷平的受捧主要不是因为他搞私有化，而是因为他的“铁血政策”了。普京与斯托雷平都主张强人政治，铁腕治国。因此，普京有“新的斯托雷平”的名声，而普京对斯托雷平也多有推崇。斯托雷平是在罗曼诺夫王朝行将彻底崩溃之际出任首相的，他所致力的，无非是为了挽救一个行将灭亡的制度，历史的必然要求与杰出个人的坚强意志，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反差，正是这一点铸成了斯托雷平个人的悲剧命运之核。

斯托雷平去世以后，为了纪念他，B. B.罗赞诺夫写了《斯托雷平的历史贡献》（1911）、A·A.巴什马科夫写了《最后一位勇士一一前内阁总理大臣斯托雷平》（1912）、H· 舒宾斯基写了《纪念斯托雷平》（1913）以及A. Il.阿克萨科夫写了《伟大的功勋一一为沙皇和祖国奉献一生的彼得·斯托雷平》等等。1912年立宪民主党的作家A.伊兹戈耶夫写了第一本研究斯托雷平的专著《斯托雷平生平与活动纲要》。一些纪念文章在1999年由萨拉托夫文化中心结集出版，书名为《斯托雷平真理》，成为一手珍贵资料。

2011年是斯托雷平逝世周年纪念，2012年是斯托雷平诞辰150周年纪念。为了纪念这两个日子，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3月10日颁布总统令，纪念沙皇俄国总理大臣斯托雷平并组成以普京总理为首的组委会。一些专家教授为了这个活动组织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斯托雷平的资料集和研究专著，如《彼·阿 ·斯托雷平改革纲领》、《彼·阿·斯托雷平百科全书》、《斯托雷平论俄国思想》、《斯托雷平死亡秘密》、《斯托雷平一一一大俄罗斯的伟人》、《斯托雷平一一一上层的革命》、《斯托雷平的十字架之路》、《斯托雷平的理智与自由》、《为祖国而生的斯托雷平（1862一 1910》等等。2012年，《俄罗斯历史》第2期发了专刊纪念斯托雷平。

为了纪念斯托雷平诞辰140周年和150周年，俄罗斯学界出版了大量斯托雷平的档案材料和回忆录，为系统深人研究斯托雷平创造了条件。相关档案材料有：《斯托雷平改革与土地规划员柯福德》、《杜马党团的立法创造文件资料汇编（1906一1917）》、《斯托雷平——政治天才的极限》、《斯托雷平年表》、《斯托雷平通信集》、《同时代人眼中的斯托雷平》、《彼·阿·斯托雷平改革纲领》、《斯托雷平被杀秘密文件集》、《彼 ·阿·斯托雷平百科全书》等。回忆录主要有：A· H·施瓦尔茨《我和斯托雷平的通信以及关于国王的回忆录》、B. H.古尔科《过去的特征与轮廓一一一同时代人描述的尼古拉二世治下的政府与社会》、《B· H·古尔科《沙皇与皇后》、A. 11.伊兹沃尔斯基《回忆录》、B.马克拉科夫《回忆录一一莫斯科立宪民主党领袖论俄国政治1880一1917》、c· E·克雷尚诺夫斯基《俄罗斯帝国最后一个国务秘书的回忆录》等，全方位地构建斯托雷平的改革贡献。

2008年在俄罗斯一项全国电视民意调查中，沙皇尼古拉二世时代的总理斯托雷平当选俄罗斯最伟大历史人物第二位，仅次于排首位的13世纪军事英雄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普京说斯托雷平就是自己学习的榜样。

2012年12月27日，俄罗斯在莫斯科为斯托雷平树立了4米半高的纪念碑，总统、总理、各部部长和社会各界代表都出席了揭幕仪式。

2012年，俄罗斯邮政发行了纪念斯托雷平诞辰150周年的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