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先生发表论文百余篇，融文、史、哲于一炉。如《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问题》，对中国古代社会分期提出不同流行的说法。在《论庶人》一文中进一步提出庶人为次于国人的平民之说，引起前苏联史学界的注意，而今我国史学界已无不承认庶人为平民之说。斯先生研究先秦史，服膺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除通古文字学，先秦经典以外，还尽量利用民族、考古材料，参加姜寨考古，深入凉山彝族、西双版纳傣族等地参观调查。他认为这样才能避免教条主义，使先秦史成一门真正的科学。晚年他转向于国家、民族、社会文化研究，陆续发表《说德》《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汤祷雨桑林之社与桑林之舞》《神仙思想与兵马俑的羌戎文化》《论黄帝及五帝系统的形成》《论楚辞的形成及其文化圈》等。

斯先生早在1980年还参与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撰写，并担任其中第三卷先秦史主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嘉奖。同时另有一篇《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即夏、商、周为三个部族，各经过氏族公有制到私有制以至国家的形成。此文观点承白寿彝先生赏识作《附录》刊于通史第四卷末。

《陕西通史》创始人郭琦非常欣赏《中国通史》的体例。邀请史念海先生、张岂之先生为主编，斯先生为该书第二卷《西周史》的作者。在书中斯先生引用了大量的地下考古材料，因此为周人可能迁自西亚，后来与我国的蒙、藏、羌族融合。这是斯先生的大胆假设，有待于更多地下考古资料的证明。

斯先生在1980年为普及中国古代的哲学及历史文化，特别是对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和爱好历史学的青年编撰了《史学常谈》一书，对先秦经典文书及甲骨金文考古材料作了深入浅出的解说，受到广泛读者的欢迎。

斯先生还编辑《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论稿》一书。该书共分三卷：第一卷社的崇拜，第二卷宗法、封建、国家，第三卷华夏文化，由台湾允晨文化公司出版。

斯维至先生研究先秦史在海峡两岸是颇有声望的。但人们对斯维至先生他的书法却了解甚少。他讲授与研究先秦史，一开始就着力于金文史料的探索，他不能不直接抄录金文文献，临摹原文，从而无形中锤炼了他的大篆功底，为其书法造诣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形成了自己古朴、雄健、苍劲的特点。然而最能反映个性与逸趣的，当推其大字行楷。斯先生在青年时代，正值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艰苦时期。当年日军的残暴，国土之沦陷，人民的苦难与国民党的溃败和腐化，中华儿女谁不义愤填膺，踊跃抗战。青年斯维至为人直率耿直，刻苦学习，认真工作，积极投身抗日宣传。乃至老年，说话直率，不假雕饰，心口如一，激昂高亢。从其书法作品中就表现出其性格的特点。从其所写的条幅和对联中，我们清楚地看出其书筋骨内凝，劲健挺拔，气势磅礴，干脆利索，有如金戈铁马，一往直前，笔势骏利，一任自然，看似粗放，漫不经意，然而飒爽之间有一种豪迈气质，令人有痛快淋漓之感，至其起承弯转、盘曲回旋则又如枯藤、苍劲沉郁、倔强不屈，不失其在环境堵塞之下的顽强奋搏的表现。综观斯先生的书作，别开生面，是其独具的风采。造诣如此，而不外扬，自甘寂寞，这就是学者型书法家的特点。与此相一致的是斯先生旧体诗律绝都写得清俊有致，也不轻易示人。

斯先生退休后，勤奋不减当年，每天耕耘不辍，除写了几十篇论文外，还编写了《姓名的故事》，2001年9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此书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使读者能对祖国的历史文化和姓名礼俗有所了解。斯先生的思想比较开拓，敢于造新，经过科学分析，然后提出自己的论点与新说。斯先生如今将近九旬，静坐在自己的“求真斋”里望着窗外一片葱绿苍翠，尽享晚年的乐趣。正如其诗中妙言：皓首穷经岁月长，云蒸霞蔚书斋香。会心不觉拈花笑，正是青山照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