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在《小镇》中将弗莱姆·斯诺普斯描写成卑劣自私，损人利己的恶棍。《小镇》主要考察弗莱姆如何进一步地将自己的“床榻之权”出售牟利，将父女和家族忠诚变成金钱财富这一“赤裸裸的贪婪和欲望”。《小镇》中贯穿始终的是尤拉的故事，她是作为丈夫的弗莱姆对“丈夫之权”的最大利益化。在这部小说里，弗莱姆的处世准则是：做有利可图的事，利用能被利用的人。《小镇》中尤拉有了一个固定的情人，就是显赫的德·斯潘先生。他的同名的先祖在《去吧，摩西》中已经出现过。在《小镇》中，他是当地的行政长官，杰弗生镇银行的行长。最初，小镇居民对身为丈夫的弗莱姆对妻子私通一事漠然置之并不能理解，但是很快就发现，弗莱姆是在拿妻子的肉体和婚外情与德·斯潘做交易，他成了电厂的主管，继而取代斯潘成为银行行长，并且最终将斯潘赶出了小镇，自己住进了斯潘家族的大宅。在此，弗莱姆“将人与人之间最私密的关系变成了自己往上爬的垫脚石”。除此之外，弗莱姆利用养女的无知和好感，骗取了本该属于她的财产。在确保到手的财产之后，弗莱姆竟觉得是到了揭发妻子奸情的最佳时刻。他利用岳父之手和小镇上大众的愤怒，将斯潘驱逐，而后又将妻子逼死。在揭露弗莱姆毫无廉耻地把夫妻关系和妻子的肉体商品化过程中，福克纳抒发了他对为了牟利而践踏人性的行为的憎恶和批判。此外，弗莱姆对自己的族人也毫不手软，任何他觉得不足以辅助他发达的族人都会被他放逐或者消灭。显然，在福克纳心目中，弗莱姆·斯诺普斯道德败坏，用尽了各种卑鄙手段。就像福克纳所说：“……人们总是不喜欢斯诺普斯，反对斯诺普斯这类人……”。弗莱姆卑鄙、自私的形象使得福克纳对其深恶痛绝，甚至必欲将其铲除而后快，声称：“我的意识里有强烈的想要消灭斯诺普斯的愿望……”。

在“斯诺普斯”三部曲的终结篇《大宅》中，“明克、琳达以及各种各样的罪行的受害者回到了杰弗生镇，展开了一次大破坏，为（弗莱姆）反自然的罪行复仇”。《大宅》中的弗莱姆对于体面的迫切需要，时刻梦想着拥有一栋“大宅”，实际上“大宅”象征着善于伪装的弗莱姆本人。它是新贵们想将其所得合法化的一种反映，而这也成了这个赤裸裸的金钱主义者的最大的弱点，并最终导致了弗莱姆自身的毁灭。弗莱姆，这个邪恶家族的头人，群狼中的领头者，最终却倒在了自己族人明克·斯诺普斯的枪口下。这是福克纳对于那些暴发户们的最终命运的预言。明克尽管犯下不可饶恕的杀人罪，而且是两次，但是福克纳仍将他刻画的光彩熠熠，根本的原因是他身上保留着对家族观念的坚定信念，以及为了目标可以在监狱里默默忍耐几十年的耐心。这些正是福克纳推崇的真正体现了人类崇高性的美好品质。

在三部曲中，弗莱姆很多时候被描写为一个沉默的形象，各种和他相关的物品书写是挖掘这一人物形象的重要入口。小说中多处通过借代手法用弗莱姆使用的物品来指代弗莱姆，包括弗莱姆佩戴的领结等；弗莱姆第一次在文本中的出现被置于门窗的背景之中，和早年塑造爱米莉人物形象时用的手法如出一辙；此外，这一人物形象在福克纳笔下一方面寡言少语，但另一方面却有着很多重复的动作，比如吐唾沫、嘴巴不停地在咀嚼、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等。各种占有的物品，包括穿戴的服饰、住房等书写，和弗莱姆的心理身份密切相关。弗莱姆只有在占有这些物品时，才能获得提升自我的感觉，才能“理解自己是谁，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谁”。

小说中另一个让人扼腕叹息的主人公是善良纯洁的尤拉。如果说，福克纳通过塑造弗莱姆展现了西方社会对物质占有的贪婪欲望，那么通过对尤拉的塑造，福克纳则成功地展示了人类原始的性欲的冲动。尤拉是老法国人湾孕育出的一个超凡脱俗的女性，是南方净土上的圣女化身，她代表着自然本身，象征着生命的繁衍。但是尤拉虽然神圣不可侵犯，她的性感却足以引诱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她“既腐败堕落又纯洁无暇，既是童贞处女又是武士和成熟男人之母”，几乎使所有老法国人湾的男人们都为之着迷并试图阻止他们心中的女神在物质世界里的堕落。然而人性最原始的冲动和欲望终究抵挡不了现代工商主义强烈的物质冲撞，尤拉最终还是屈从命运，嫁给了弗莱姆。在现代工业机器轰鸣的社会里，尤拉的结婚马车迷失了方向，越驶越远，最终成为弗莱姆进军杰弗生镇的一个有利的跳板。马车时代的结束，“仿佛已经成了……尘世的回返、欢乐激情、所有本能冲动放纵的结束”。福克纳塑造的尤拉这个角色实际上代表了南方最原始的文明，虽然貌似高贵，但是在现代工业的冲击下，骨子里已经透露出腐朽的迹象，无可药救。

尽管福克纳在不同场合对笔下的尤拉做了一些解释，然而西方评论界对于尤拉安静被动的身份特征仍然众说纷纭。值得一提的是，在分析尤拉身份特征和自杀动机时，西方评论界主要关注文本中针对尤拉的一些细节描写，如尤拉的外表“行为对话等，很多尤拉使用的日常物品却没有受到足够关注，这些被忽视的细节，如果借助当代西方近年来兴起的物质文化批评视角来考察的话，都可能隐藏着关于尤拉身份特征的重要秘密，将物质文化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的大多数学者都达成了这样的共识。

有学者认为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左拉笔下的娜娜、凯特·肖邦笔下的埃德拉、安德森笔下的凯特·斯威夫特是尤拉的原型，但毫无疑问，福克纳笔下的尤拉形象别具魅力，从尤拉物化身份的早期塑形和成年后物化身份的施魅，到尤拉商品化女性身份的悲剧结局，尤拉物化身份的不同层面的多维展示体现了福克纳对于南方变革中女性身份特征的独特把握，而尤拉的悲剧结局既是尤拉物化身份的最好注解，也是福克纳本人对于美国南方男权体系中无法摆脱物化身份的女性献上的一曲挽歌。

福克纳对自耕农理想的执着也体现在三部曲中。三部曲通过塑造拉特利夫这位自耕农措模，继承并弘扬了独立自主、勤劳检朴和社区意识等传统美德，呼应了拉尼尔、哈里斯、格拉斯哥、“纳什维尔重农派”等南方作家笔下的自耕农形象。拉特利夫是南方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的小生意人，他体现了自耕农的价值观念，认同自耕农的生活方式。他自食其力，依靠经年累月的辛勤劳作过上了温饱的生活；他生活简朴，常常穿着自己缝制的一件褪了色的蓝衬衫。拉特利夫经营小生意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满足社区的切实需要，他从不为多赚钱而不择手段。虽然每年只能售出三台缝纫机，但他也知足常乐。考虑到农村顾客的经济状况，拉特利夫还坚持采取赔账、易货交易这些带有人情味的古老经营方式。因此，拉特利夫虽然不以种田为业，但他体现出的自立、勤检、自足、助人等美德同样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自耕农阶层的一员。

在美国南方，种族主义由白人男权体制主导形成和极力维护，是一种长期居于统治地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就连一些黑人都内化了种族主义，自认为低人一等。琳达却迎难而上，力图改变杰弗生镇的种族压迫现状。为了达到这一崇高目的，她决心首先从改善杰弗生镇的黑人教育入手，消除黑人的迷信和无知，打破教育领域的种族隔离。于是她深入镇里的黑人学校旁听课程，并诚恳地向教师提出教学方面的建议。她还向学校的黑人校长献计献策，主张在该校搞周竞赛，并让每周选拔出来的优秀学生到自己筹建中的学院培训一周。她甚至建议这所黑人学校聘请白人教师来校任教。这些举措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种族主义正甚嚣尘上的杰弗生镇实属惊世骇俗，自然也遭到该镇白人镇民的极力反对，甚至黑人学校的管理者也奉劝琳达少管闲事，对她的计划横加阻挠。在这种情况下，琳达未能如愿推行她的教改方案，但她依然不言放弃，每到周日都坚持在教堂里给一个班的黑人小孩讲故事。琳达的不懈努力也赢得了镇里乃至全县不少黑人的由衷赞许，可以说她是南方黑人民权运动的一位播种者。二战全面爆发后，她又到一家为苏联生产船只的兵工厂从事繁重而危险的铆工工作，时间长达四年之久，为人类的正义事业竭尽了全力。

在美国新南方向现代南方过渡的转型期变革首先在斯诺普斯三部曲的文本表层的各种物质细节书写中留下了印记，而各种物质细节不但表现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南方农业文明和工商业文明的相遇和冲撞时的物质文化，也折射了作家对于南方社会变革接受和排斥兼具的矛盾态度。斯诺普斯三部曲文本中出现了很多和南方历史转型期相关的物品书写，既有再现美国南方工业化进程中遭到破坏的环境的书写、地理景观物品书写，还有现代工业文明影响下的技术物品书写。这些在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不同层面的物品成为20世纪上半叶美国南方历史文化的物质表达，呈现了南方城市化进程中社会转型期的变迁图景和文化结构。

亲历时代变革的福克纳在斯诺普斯三部曲中通过对南方文化的想象性再现从不同层面回应了20世纪上半叶新南方向现代南方过渡时的重大变革，传达了他对转型期南方社会文化的矛盾态度和对南方居民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斯诺普斯三部曲中和物品相关的“微观细节”书写如同慢慢打开的一幅南方转型期变革的画卷，福克纳似乎无意于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他只专注于表现冲突过程本身。

20世纪上半叶美国新南方向现代南方转型期的历史变革和社会变迁不但使社会价值观念处于急剧动荡和变革重组的多元化状态，也形成了南方社会以消费变革为主导的文化语境。福克纳在斯诺普斯三部曲中以隐晦的方式将传统文明和现代工商业文明的相遇和冲撞编织进丰富的物品细节中，想象并构塑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新南方向现代南方转型过渡期政治经济语境、特定地域空间、南方居民身份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形形色色的物品书写在福克纳的笔下凝结成为20世纪上半叶南方社会转型期新旧对立的现代经验的隐喻，定格为特定历史时期美国文化精神的具象缩影和符号。

斯诺普斯世界是战胜的北方资本主义者扶持下新的南方世界，这个世界的人和事，在福克纳后期的小说斯诺普斯三部曲中有具体的描写，它包括了《村子》、《小镇》、《大宅》。斯诺普斯与传统的康普生世家、沙多里斯世家、萨德本世家等代表旧南方社会的阶级是完全不同的，斯诺普斯在南北战争中不属于任何一方，他们只是力求从战争中得到利益的另一派。斯诺普斯也就是实利主义的意思。“斯诺普斯是战争中游击队的子孙，在南北战争中，游击队不属于任何一方。”像弗莱姆·斯诺普斯这样的穷白人，代表着人性的堕落，他有着罪恶的发迹史，他既不是《圣殿》里金鱼眼、坦普尔式的罪恶暴徒，也不是无产阶级。他沿着社会的阶梯一步步罪恶地向上爬，他是南北战争后战败的南方社会中崛起的暴发户，他勤奋努力却心狠手辣，通过行骗的伎俩，使自己从社会的边缘爬到了社会的顶层，从一个穷光蛋逐步当上了银行家，后来还爬到了参众两院议员的位置。

从种种和弗莱姆相关的物品书写来看，福克纳笔下的弗莱姆是一个时刻追逐物质利益、极其渴望成功的人物形象。“物质主义”是理解弗莱姆的关键词。挣钱是弗莱姆“终极和恒定不变的参照点”，是最终的目标。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使得弗莱姆的人生变得非常专一，甚至到了冷漠的地步。可以说，弗莱姆的发迹史基本上就是财富积聚史，正如小说中加文的话：“对弗莱姆而言，钱对他的诱惑就像女人的性对大部分男人的诱惑一样”。从最早在老法国人湾骑的骡子，到通过婚姻交易拥有老法国人湾旧庄园的土地，再到在黄铜事件中通过欺骗手段获得在杰弗生镇的第一桶金，最后登上银行行长的宝座，并成为斯潘大宅的主人，这些标志着他一步步走向财富的巅峰，也喻示着他的美国梦成功实现。在文本中，他获得权力和成功的标志也和很多重要物品相联系，“水站”、“墓碑”、“大宅中的旋转椅子”在文本中不断被叙述者强调是弗莱姆迈向成功的三个纪念碑。

如果将弗莱姆置于南方历史转型期的历史语境中来看的话，他只不过是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追求物质成功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当时美国盛行的物质主义才是弗莱姆悲剧的真正源头。鼓吹白手起家的物质主义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社会道德风气的急转直下，很多人为了发财不择手段，互相倾轧，弱肉强食。在拼命挣钱、追逐美国梦的过程中，不少人失去灵魂，价值观发生转变，在追逐物质利益的过程自身也异化为物质客体，呈现为物化的身份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福克纳和这一时期的很多作家一样，通过塑造具有物化特征的人物来捕捉美国梦在社会中的阴霾，其笔下的弗莱姆可以被视为一个在现代社会中为了追逐物质利益而丢失灵魂的现代人的隐喻，他的悲剧和阿瑟·米勒笔下的洛曼、奥尼尔笔下的詹姆斯·蒂龙、德莱塞笔下的克莱德等人物一样，都是美国梦破灭的重要范本。

另外，福克纳后期重要作品斯诺普斯三部曲中充斥着大量的日常生活的物质细节，是新南方向现代南方转型过渡时期详细的书写记录，体现了以消费变革为主导、物质产品日渐丰裕为表征的南方社会转型期变革。如果将这些物品和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相联系的话，它们不但再现了美国南方社会从新南方向现代南方过渡时期的物质文化，也成为历史的一种物质表达；如果将这些物品和特定地域空间相联系的话，它们不但呈现了城市商业文明、大众消费影响下的南方小镇的历史性变化，甚至参与或推动了空间的深层裂变；如果将这些物品和人物塑造相联系的话，人物购买、占有、使用的物品隐含着物质产品对人们生活空间、心理空间的影响和侵人，隐含了人被物化的事实。对于物品书写的不同维度的考察无疑可以丰富对福克纳转型期变革主题的理解，帮助从不同侧面深入探讨三部曲中物品书写的文化意蕴和审美内涵。

新南方向现代南方过渡的转型期变革首先在三部曲文本表层的各种物质细节书写中留下了印记，而各种物质细节不但表现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南方农业文明和工商业文明的相遇和冲撞时的物质文化，也折射了作家对于南方社会变革接受和排斥兼具的矛盾态度。三部曲文本中出现了很多和南方历史转型期相关的物品书写，既有再现美国南方工业化进程中遭到破坏的环境的书写、地理景观物品书写，还有现代工业文明影响下的技术物品书写。这些在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不同层面的物品成为20世纪上半叶美国南方历史文化的物质表达，呈现了南方城市化进程中社会转型期的变迁图景和文化结构。

南方历史转型期变革，尤其是消费主导的变革在福克纳小镇书写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福克纳构建的“福克纳式小镇”继承了美国文学的小镇书写传统，也独具特色地书写了以消费为主导的文化变革对美国南方小镇的深刻影响。在斯诺普斯三部曲中，无论是老法国人湾的中心集镇，还是杰弗生镇，都显示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发展而快速崛起，而且，城镇居民的生活也随着北方工商业文明的人侵呈现出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变革。

20世纪上半叶美国新南方向现代南方转型期的历史变革和社会变迁不但使社会价值观念处于急剧动荡和变革重组的多元化状态，也形成了南方社会以消费变革为主导的文化语境。福克纳在斯诺普斯三部曲中以隐晦的方式将传统文明和现代工商业文明的相遇和冲撞编织进丰富的物品细节中，想象并构塑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新南方向现代南方转型过渡期政治经济语境、特定地域空间、南方居民身份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形形色色的物品书写在福克纳的笔下凝结成为20世纪上半叶南方社会转型期新旧对立的现代经验的隐喻，定格为特定历史时期美国文化精神的具象缩影和符号。

对于美国南方社会大变革中的“穷白人”阶级变迁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改变原有的福克纳研究冷热不均的情况，填补空白；另一方面，福克纳对于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步话语的冷静反思和审视，充分体现了其深邃的人文精神。对于这些作品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福克纳的成就和人文精神。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就更多的是在于其社会关照性。福克纳的批判性姿态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具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现实参与性。

叙事

《村子》的叙事与前期代表作有很大的不同，看似松散的结构下蕴藏着缜密的设计。通过多聚焦多层次的叙事方式，福克纳把看似毫无相关的故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刻画了村子中两股对立的势力。聚焦者和叙事者在聚焦和叙事的同时不断完善中心人物的形象，同时也揭露了他们的性格特征。福克纳通过这样的方式描绘了色彩斑斓的乡村生活景象。揭示了作者本人对新经济势力入侵的矛盾心理也表达了他对现代人走出精神荒原的思考和探索。

而到了《小镇》，福克纳回归了三个叙事者的模式，然而与同样是三个叙述者的《喧哗与骚动》不同，这部小说不是采用内心独白，而是让三个叙事者进行对谈来评说弗莱姆·斯诺普斯，他们的观点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使文章更加具有立体感。

骑士文化

福克纳对南方骑士文化耳熟能详，他的三部曲从这种文化中信手拈来了一些材料，主要体现在专有词汇、骑士人物形象、“大宅”意象等方面。福克纳把这些材料编织进三部曲，增强了文本的文化底蕴，服务于人物的刻画，也弘扬了“骑士精神”。三部曲首先直接吸收了一些属于南方骑士文化中的专有词汇。例如，伯伦、坦克雷德和“狮心理查德”这三位指挥过十字军东征的骑士英雄的名字出现在《小镇》中；朗斯洛特、特里斯坦以及伊索尔德和桂纳维尔这些亚瑟王浪漫传奇中的著名骑士和淑女的名字，在三部曲中也多次被提及；此外，骑士、游侠骑士、骑士精神、骑士称号、荣誉、比武大会等南方骑士文化词汇也流入三部曲中，有的还频繁出现。

边疆幽默

三部曲与南方边疆幽默作品的创作时间相隔虽有一个世纪之遥，但二者依然产生明显的呼应，边疆幽默作品中鲜活的恶作剧人物形象仍然传承到三部曲中，为作品提供了思想和艺术上的滋养，极大地丰富了它的表现力。通过这种呼应，三部曲也弘扬了社区意识这一可贵的南方传统美德，鞭挞了贪得无厌的“斯诺普斯主义”，为处于转型期的南方社会的价值观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三部曲与南方边疆幽默作品在恶作剧者人物方面的互文呼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品丰富的文化底蕴，表明它正是由于扎根于南方深厚的边疆幽默文化等文化传统中，充分吸收了各种养分，才得以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

威廉·福克纳的创作的斯诺普斯三部曲描绘了美国南方社会物欲横流，社会道德风气直转急下的场景并总结了社会中的种种问题。虽然斯诺普斯三部曲的某些篇章带有些许悲观色彩，但是从整体上看，斯诺普斯三部曲始终洋溢着积极向上的精神。福克纳用反衬的手法批判了斯诺普斯主义， 赞扬了人“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等”的精神。对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主题具有很好的强调作用。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国小说家。出生于没落地主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加拿大空军中服役，战后曾在大学肄业一年，1925年后专门从事创作。他被西方文学界视作“现代的经典作家”。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和7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绝大多数故事发生在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这部世系主要写该县及杰弗生镇不同社会阶层的若干家庭几代人的故事。时间从独立战争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场人物有600多人，其中主要人物在他的不同作品中交替出现，实为一部多卷体的美国南方社会变迁的历史。其最著名的作品有描写杰弗生镇望族康普生家庭的没落及成员的精神状态和生活遭遇的《喧哗与骚动》（又译《声音与疯狂》1929）；写安斯·本德仑偕儿子运送妻子灵柩回杰弗生安葬途中经历种种磨难的《我弥留之际》（1930）；写孤儿裘·克里斯默斯在宗教和种族偏见的播弄、虐待下悲惨死去的《八月之光》（1932）；写一个有罪孽的庄园主萨德本及其子女和庄园的毁灭性结局的《押沙龙，押沙龙！》（1936）；写新兴资产阶级弗莱姆·斯诺普斯的冷酷无情及其必然结局的《斯诺普斯三部曲》（《村子》1940，《小镇》1957，《大宅》1959）等。福克纳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