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5-09 16:51
1912年年初，陆镜若在上海召集马绛士、吴我尊、欧阳予倩等原“春柳社”骨干，又吸收了些新成员，组织“新剧同志会”，开始了职业演剧。此后，他们虽然一直没有使用过“春柳社”的名字，但陆镜若、欧阳予倩等在上海领导的社团及演出活动，始终保持着原“春柳社”的基本风格。1914年，陆镜若还组建了“春柳剧场”，因此他们这一派被称为“春柳派”新剧。
辛亥革命前后，原在日本的“春柳社”成员陆续回国。不少人投身于革命，有人还做了官，如陆镜若做过都督府的秘书，马绛士担任过实业厅的科长，但南北议和后纷纷辞职。1912年年初，陆镜若在上海召集马绛士、吴我尊、欧阳予倩等原“春柳社”骨干，又吸收了些新成员，组织“新剧同志会”，开始了职业演剧。此后，他们虽然一直没有使用过“春柳社”的名字，但陆镜若、欧阳予倩等在上海领导的社团及演出活动，始终保持着原“春柳社”的基本风格。1914年，陆镜若还组建了“春柳剧场”，因此他们这一派被称为“春柳派”新剧。
陆镜若(1885一1915年)，原名辅，字扶轩，艺名镜若，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早年留学日本。他对戏剧十分热爱，立志改革中国旧剧，创造新戏剧。陆镜若对日本新派剧和新剧(即话剧)都相当精通。1908年10月，他拜日本新派剧著名演员浅泽藤二郎为师，在后者办的“俳优养成所”学习。1910年年底，他加入了以介绍欧洲近代戏剧为宗旨的坪内逍遥领导的“演剧研究所”，接受了日本新剧的正规教育。陆镜若于1908年加入“春柳社”后，逐渐成为“春柳社”的核心人物。
1912年农历三月，“新剧同志会”在张园演出了陆镜若编剧的七幕剧《家庭恩怨记》。这是一个富有道德劝诫意义的家庭悲剧，写前清军官王伯良在辛亥革命中携公款潜逃，回家乡途中经过上海，娶名妓小桃红为妾。小桃红跟随王伯良到苏州老家后仍与原相好李简斋私下幽会。一天，两人的私情被王伯良前妻之子重申和其未婚妻梅仙撞破。小桃红便在王伯良生日宴会的酒中下毒，企图害死重申未遂，又在王伯良面前诬陷重申调戏她。王大为震怒，欲赶重申出门。重申想向父亲辩解，然王伯良大醉不醒，重申绝望自杀，梅仙发了疯。不久，王伯良得知事情真相，后悔不及，便手刃小桃红。万念俱灰的王伯良把全部家产捐给了上海的孤儿院，欲举刀自杀，被好友劝止，遂决定重新从军，为国效力。此剧是陆镜若的代表作，也是“春柳派”上演最多的剧目。
1913年年初，湖南社会教育团通过欧阳予倩邀请“新剧同志会”到长沙演剧。在演剧活动中，欧阳予倩进一步显示出了他杰出的组织才能和编演水平，成为“新剧同志会”仅次于陆镜若的领导人物。
欧阳予倩(1889一1962年)，原名立袁，号南杰，艺名莲笙、兰客、桃花不疑庵主等，湖南浏阳人。出生于书香官宦家庭，从小酷爱戏剧，受到过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和维新思潮的影响。赴日留学后先学习商科，后改入早稻田大学文科。1907年，欧阳予倩加入“春柳社”，成为“春柳社”的中坚分子。1911年回国后，他与陆镜若先后组织“新剧同志会”、“春柳剧场”。“春柳剧场”解散后，他投身京剧界，编演了大量剧目，如《鸳鸯剑》《潘金莲》等，并获得“南欧北梅(梅兰芳)”之誉。
1914年，在上海的文明戏职业化高潮中，陆镜若租下外滩谋得利小剧场，打出“春柳剧场”的招牌，开始了长期固定的公演。
据统计，春柳同仁前后共演出过200个左右的剧目，其中大部分是只有情节提纲的幕表戏。这些戏多为表现婚姻爱情的家庭伦理悲剧，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是根据日本新派剧和欧洲浪漫派小说改编的。这些剧目所体现出的反封建、要求社会平等等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中也显得“陈义过高”，不被一般观众所理解。所以，“春柳派”的观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到了“春柳剧场”后期，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下，为了生存，他们不得已而降格以求，像“新民社”“民鸣社”那样把《红楼梦》《聊斋志异》《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和流行唱本、弹词拿来改编成幕表戏，匆匆上演。结果，“春柳剧场”不但没有引来新的观众，反倒失去了原有的观众，很快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1915年9月，背负着巨大经济和精神压力的陆镜若劳累而死，终年30岁，“春柳派”新剧也走到了它的终点。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春柳派”的演剧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首先，“春柳派”的表演相对细腻逼真。像“春柳派”盛演不衰的《家庭恩怨记》中，如马绛士演疯狂了的梅仙寻找重申一场，他完全进入了角色，把梅仙的悲苦和绝望表现得淋漓尽致，演完这场戏下来满面泪痕倒在椅子上。其次，“春柳派”的演剧比较注重剧本，从不加演幕外戏，舞台形象较为严整统一。他们不像当时大多数进化团派的文明戏剧社那样不认真排戏，只凭剧情大纲，就上台随意发挥、任意搞笑。
总体而言，“春柳派”为中国话剧艺术的发展积累了最初的有益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