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当时和马来半岛等东南亚区域一样，也是英国殖民地，驻有英国军队，不过新加坡当地居民以华侨为主。面对日本的即将入侵，新加坡的华人积极开展抵抗准备活动。一些华人组织的“华侨抗日义勇军”成立后，正式成员人数达到数千，包括党员、工人、学生在内的新加坡各地人民。12月30日，新加坡华侨的各派人士成立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对“华侨抗日义勇军”的抗日行动进行资助。1942年2月初，日本开始进攻新加坡。英军总司令部总司令白思华随后宣布新加坡攻防战开始，并决定防守前线，驻新加坡的英军开始与日军交战。与此同时，千余名“华侨抗日义勇军”队员，在“保卫星洲”的口号下，由马来亚共产党党员林江石率领开往前线协助英军作战。当时的英军宣布新加坡的“华侨抗日义勇军”将是隶属于马来半岛英军司令部的“星华义勇军”，待遇和不列颠印度军队以及英属澳洲军队一律平等。

1942年2月1日，负责指挥日军的陆军中将山下奉文采用声东击西战术，先派一小部队在新加坡岛东北部和近乌敏岛一带水域，成功吸引了驻守在该地区英军的注意力，然后在新加坡岛西北部的日军趁机用充气皮艇渡过马来半岛柔佛海峡并在莎琳汶、克兰芝、林厝港和裕廊的海滩登陆。日军受到星华义勇军和盟军的联手抵抗，揭开了新加坡保卫战的序幕（新加坡之战）。

1942年2月13日，日军第18师以猛烈火力攻打鸦片山（巴西班让），爆发鸦片山战役，是为日军攻打新加坡最激烈的一次战斗。由于日军第一次攻击失败，战亡400人，所以决定乔装成英国印度兵。守卫于鸦片山上、仅剩42人的第一马来军团的阿南·宾·赛义德·迪上士识破了敌人的诈术，对日军展开攻击。最后，马来军团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阿南上士遭俘虏。日军为了泄愤，把阿南的四肢砍掉，并将他用麻袋装起来倒挂在树上，用刺刀朝他刺了几十刀。阿南死时仅27岁。

在新加坡的很多地方，例如裕廊前线、巴西班让沿海防线、武吉知马沿海海岸等地，义勇军都与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激战，曾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而义勇军队员也有很大伤亡。但英国由于以保卫遭受法西斯德国侵略的本土为主体战略，除1月下旬曾有少量从马来半岛退守的援军抵达新加坡外，并没有向驻新加坡的英军提供其它任何实质上的军事援助，造成防守新加坡的守军势单力孤。再加上由于训练和装备等问题，新加坡英军节节败退。在多次败于日军，新加坡整体防卫已经难以维持后，英军总司令部决定投降。由于此时“星华义勇军”仍在继续抗日，英军总司令部于2月13日下令解散“星华义勇军”。

白思华中将（Lt. Gen. Arthur Ernest Percival）在1942年2月15日，农历新年当天，向日本帝国陆军的陆军大将山下奉文投降，并在新加坡武吉知马的福特汽车厂亲自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正式将新加坡的主权交给日本。约130,000个印度、澳洲和英国士兵成为战俘，当中许多遭遣送到缅甸、日本、朝鲜、满洲国修盖铁路，部分被俘虏的英国士兵，被遣送至当时也是被日本占领的台湾，在台北州基隆郡瑞芳街金瓜石设立的金瓜石战俘营，强制进行采矿等工作。

日本攻下了新加坡，日军将领“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将之改名为昭南岛（意指南方光明之岛，或昭和天皇在南洋获取的领土）。在行政上，新加坡则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为“昭南特别市”。因此，新加坡日据时期也被称为昭南时代，并由大达茂雄担任第一任昭南特别市市长，内藤宽一是第二任市长（也是最后一任）。

新加坡沦陷后，日军开始勒索南洋华侨，要华侨交出五千万元俸纳金。山下奉文当时给的理由是：“华侨支持重庆政府抗日，这笔俸纳金，是你们向日军赎罪的买命钱。”日本人成立了南洋华侨协会，要七十多岁的华侨长老林文庆博士担任会长，并要他以协会的名义去筹钱。新加坡要负责一千万元。林文庆已是72岁的垂暮老人。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后，急需利用一些社会上有名望的领袖人物来为其服务，而当时公认的华侨领袖如陈嘉庚等人，早已出走，销声匿迹。于是年逾古稀的林文庆在劫难逃，被迫出面组织了“华侨协会”，并筹集5000万元的“奉纳金”献给日军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作为愿对日本的军事统治加以合作和支持的一种表示。

林文庆被迫无奈，受尽煎熬。但他也利用“协会”及其“会长”身份，营救了一些爱国华侨。如“南侨总会”财政李振殿被日本宪兵拘捕后，就是由林文庆签具保证书而获释的。据当时在“华侨协会”当秘书的陈育嵩回忆，当李振殿被保释出来时，日宪兵队长水摩指着林文庆对他说：“呶！这位是你的救命恩人，快上去向他跪谢！”李当即跪下去，林文庆不知所措，两位历尽沧桑的老人，相对无言，老泪横流。又如古晋侨领黄庆昌等被日本水上宪兵拘捕，也是由“华侨协会”出面保释的。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当局豁免对他的谴责。

由于资源严重缺乏，米价从一斤五元涨到五千元。于是，日本军政府定量供应粮食，成人每月可领4.8公斤，儿童2.4公斤，致使许多民众不得不在自家花园里种植木薯、番薯、香蕉等农作物。同时，政府也发行新的军用票（俗称“香蕉票”），使其与殖民地时代的叻币同值使用。可是随着军政府的滥印钞票，其价值贬到100叻币可换2380元军用票。

新加坡被日本占领后，由于新加坡保卫战中“星华义勇军”坚持抗日，再加上此前新加坡华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例如新加坡的南洋机工曾在中国接受军事训练，然后派往滇缅公路服役，与中国国内机工共同抗日等），日军对新加坡抗日的华人进行了许多报复和整肃，尤其是杀害了许多义勇军队员。新加坡人民的保卫战在日本的猛烈攻击下最终失败了，一共坚持了八天。不过，随后一些义勇军成员开始了游击战术，将抗日行动一直持续了下去，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抗日力量也对新加坡的抗日力量进行过大量援助。

在1941年12月到隔年2月，日军侵略军发动了马来新加坡战役。在抵抗作战中，最为勇敢就是马来人民抗日军。这是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主要由华侨组成的抗日武装，有两个旅，大约4000人。他们在金马士（Gemas）重创了日军25军战车第一联队以及安藤支队。南洋的华侨们为祖国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事情。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他们出钱出人支援祖国的抗战，不管是亲共的陈嘉庚先生还是亲国的胡文虎先生，他们都是为了祖国不受日寇蹂躏。当时的日军第25军司令山下奉文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不是有华侨的支援，早就解决中国问题了。这就是新加坡大屠杀的思想根源。

随着2月15日英军乞降，新加坡沦陷。马来新加坡战役以日军的完全胜利而结束。日军占领新加坡几天后便出示一份布告，要求所有新加坡18岁至50岁华人男子到四个地方集中以领取“良民证”，但是到了集中地点等待着华人的是蒙着面罩的原英国警察，印度警察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变节分子的对所谓“反日分子”的指认。被指认出来的华人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日军捆绑赴海边，惨遭重机枪扫射。到后来为了节约子弹，干脆把人绑成一串装上船，到离海岸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将人推到海里。

日军屠杀被“指认”的华侨，手段极其残忍：有将人互相捆绑推入海中用机关枪扫射的，有令其掘坑服毒自尽或用机枪射杀、军刀砍杀的，种种花样令人发指。多年来，对于日本修改教科书、派兵海外维和以及首相、政界人物频频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东南亚一些国家和中国、韩国一样，总是予以密切关注乃至谴责。其原因在于，它们都曾经遭受日本的野蛮侵略，对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动向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尤其是新加坡，由于经历过日军的大“检证”、大屠杀，所罹受的伤害更深，反应也更加强烈。

1942年新加坡的沦陷是对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一次沉重打击，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战后回忆说，整个二战期间，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刻。这个号称永不会陷落的“远东堡垒”的沦陷震惊了所有还沉浸在帝国残梦中的英国人。如果说新加坡失陷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是一记沉重的心理重拳，那么对于生活在这个弹丸小岛上的数十万华人而言，则是一场真实的噩梦。日本军部早就对星洲华人欲除之而后快。占领新加坡后，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便与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参谋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划了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要求全岛日军在三天把人员肃清。

1942年2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新加坡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将潜伏着的持敌对态度的华侨连根铲除，以绝我军作战的后顾之忧。”参谋长铃木则明确指示：“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置（死刑）”。

2月18日，残酷的大“肃清”开始了。日军对新加坡市区进行划区封锁，强令各区华侨，不分男女老幼，携带一周粮食，前往7个集中地接受甄别。不到3天，7个集中地的学校、工厂、住宅、街道都挤满了华人。白天烈日曝晒，夜晚寒风侵肌，华人在死亡的恐怖中，心惊胆战地等待着审查。仅仅几天，就有一百多人被挤死，闷死。

尽管有《抗日华侨名册》（新加坡的日本侨民和柔佛州警方有关人员提供）和汉奸的协助，但要在短短三天内，从七八十万华侨中甄别出五六万名“抗日分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整个甄别过程实际上充满了“儿戏”——只盘问职业者有之；以貌取人者有之；抽签抓阄者有之——总之，是生是杀，完全随日军意志支配。

日本陆军中鼎鼎大名的战争狂人辻政信当时正担任马来方面作战处主任参谋，他也是“肃清大屠杀”的主要推动者。2月22日，辻政信巡视了负责惹兰勿杀地段“肃清”工作的日军部队。在听说大西觉的分队只甄别出了70人后，辻政信大为光火，严厉斥责道：“你还在磨蹭什么？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这一句话便让大西觉的分队一口气抓了几千人，塞满了几十辆汽车，风景宜人的樟宜海滨遂成屠场。

海南华侨是被重点搜杀的对象，因而遇难的比例特别高，1947年4月《新加坡大“肃清”案战犯审讯记》曾有这样的记述：“芽笼区则为日军施虐最残酷惨毒之地区也。华侨居民不问男女老幼，均被驱步行往直落占老之英校草场，忍饥耐渴，曝日露宿。凡二日，妇孺乃得释回。男子蹲踞草场，任曝骄阳，稍一动弹，拳足交加，甚或驱上罗厘（货车），每车三五十人不等，一去不返。及至22日，凡经检出之教员及识字者、公务人员、义勇军、南来不及五年者、有五万以上资产者及海南人等，均被载往锡叻七里半处屠杀，为数之众，为各区之冠。”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上是5,000人，但新加坡华人方面主张的的数字是10万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新加坡法庭是英国人的法庭，死了多少华人也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只是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于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战争罪行，至于几万名华人的生命根本不在他们心上，这个五千人的数字出于当时的“昭南市”（日军占领新加坡以后立即在2月17日将其改名为“昭南市”）警备司令官河本参郎的自供，没有人做过任何调查。

日本军队在上次大战中犯下的一次10万人以上的大屠杀罪行有三次：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和菲律宾大屠杀。这三次大屠杀中唯有新加坡大屠杀是在十分清晰的命令和指挥下进行的。有发令者，指挥者和执行者，有铁一般的证据！发令者是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指挥者是第25军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执行者是第九旅团团长河村参郎少将。

从2月19日起，日军即下令所有几十万华人分区集中到几百处场所“检证”。华侨通常被要求自带几天干粮前往指定地点等候。他们拥挤在一处睡卧不得，连日饱受日晒风霜之苦。好不容易熬到受检之时，便须连过几关台湾线人和日军官兵的审查和盘问。由于“检证”匆忙，日军并未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计划来，所以实际执行时标准各异，各区军官完全随个人的好恶行事。有的“检证”点专门拘捕有钱人，有的“检证”点则专门拘捕戴眼镜者。不幸被“检证”出来的，即被卡车拉往郊外集中处死；侥幸过关的，则身上盖一“检”字放回。

据回忆那几天新加坡全城妇孺啼哭，天昏地暗，又是刮大风、又是下大雨的，真是血雨腥风，可能是上天有感应吧！战后调查，日军集中屠杀华侨的地点多达几十处，包括榜鹅海滩、旧樟宜海滩、圣淘沙海滩、东海岸靠近码头的地方都是当时的屠杀场地，并有大量遗骸被发掘出来。

1945年8月15日，新加坡经历了3年多的苦难，日本终于投降了。新加坡各地展开了庆祝抗日胜利的活动。讽刺的是，日军投降日是华人的中元节，许多人索性将军用票当作冥纸，烧给先人鬼魂。随着日本投降，新加坡人民欢天喜地。由于英军尚未抵达新加坡，这里仍由日军管理。但是日本的战败导致这些原本仗势欺人的士兵失去威风。当年替日本人工作的人都被周围的人唾骂为“汉奸”，甚至遭到仇杀。日本军营遭焚，商店遭洗劫一空，新加坡已经差不多进入了无政府状态。

最终，1945年9月12日，政府大厦举行了投降仪式。代表新加坡的是东南亚联军总司令路易斯·蒙巴顿将军，日方则本来是由南方日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签字，但是因为他在西贡病倒，所以改由马来半岛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代替。虽然英军的回来受到人民的欢迎，但是他们的威信已大不如前。在人民的眼里，他们已经不是那么战无不胜的了。

虽然华人社区要求殖民政府在当众处死这两个军官，但是英政府只让6个受害者的家人去看。被判死刑的军官在1947年6月27日被处死。虽然当地和华人极之不满，新加坡英政府认为肃清大屠杀告一段落而没有再向日本要求赔偿。但是，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统治以后，另一股新的反日情绪又兴起。日本外交部在1963年拒绝新加坡政府的要求。日本的理由是1951年的《三藩市条约》已经就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赔偿作出了和解。但是前总理李光耀作出回应，说英国殖民政府不可以代表新加坡人的声音。在1963年9月，新加坡的华人开始了一个罢买日货的活动，但是他们经济上只可以维持7日。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后，新加坡政府再一次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和道歉。在1966年10月25日，日本政府同意向新加坡政府赔偿5000万美元，其中一半是津贴，而另外一半是借贷。但在这个赔偿中日方并没有作出官方道歉。

1962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负起社会义务，设立募捐委员会，将新加坡各处陆续发现遭日军屠杀的人民遗骸合葬在美芝路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下（新加坡和平纪念碑）。自1967年开始，每年的2月15日，即日军占领新加坡的那一天，新加坡人都会来到纪念碑公园，焚香烧烛，祭奠亡灵。总商会都会在纪念碑前举行献花仪式。除悼念日侵时期死难者外，此项活动更为提高国民——尤其是年轻国人的国家意识，让他们了解自由与和平的可贵，灌输全民防卫观念的重要性。每年，新加坡全岛公共警报系统在沦陷日，中午12时05分鸣响，其目的在于提醒军民团结，共同保卫新加坡。

对新加坡日据时期的历史有兴趣的话，请搜索新加坡电视剧《和平的代价》视频。这部连续剧真实地反映出当年的境况，岁月无声，人间有情，历史决不容忘怀，陈嘉庚和林谋盛烈士等历史人物和新加坡先辈的抗战经历和苦难使新加坡后人深为感动！

关于被日军“检证”杀害的华人数目

多年来因统计上的困难，一直没有确切的数字。1945年9月，英国随军记者博比·杰克逊认为人数达到5万。同月11日，《星洲日报·总汇报》引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出版的《彼南日报》提供的数字，说“新加坡检举不良分子7万余人”。

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战争》一书中，引用了1942年出版的《朝日东亚年报》提供的资料，也说新加坡被甄别出的华侨有7万名。1946年5月，英殖民政府市民咨询局进行初步的登记，只查出2721名遇难者。在1947年3月10日开审的检证案战犯法庭上，控方只能根据登记所得，指控日军屠杀了五千以上的华人。但咨询局及华人团体都认为不止上述数目，由于“全家遭难或被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遇难只余童稚，均无从填报，或认为无甚用处，不欲填报”，实际遇害人数要比登记数目大得多。

柔佛州苏丹医生班德拉博士在递交给远东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就断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军人外，有15万以上的亚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处死或拷打致死。”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则极力压低杀人数目，掩盖罪行。当时负责检证而被指控的警备司令官河村三郎，供证他所负责的市区内只有四五千人被杀，而其他五位被告不是坚持说不知道，就是矢口否认曾经大规模杀害过华人。

1983年，日本新版中学历史教材经日本政府审查后，将“检证”被害人数由两万人改为六千人，这跟某些日本右翼分子极力压低南京大屠杀遇害人数的做法如出一辙。然而，无论侵略者怎样掩盖真相，事实是永远改变不了的。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东亚年报》早就提到过，当年在新加坡共有七万人被检举；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因“检证”遇难的华人应超过二万五千名；而新加坡华人也一直都相信，被“检证”杀害的华人当在四五万名之间。无论数字的多寡，都不能减免日军大规模屠杀城市平民的深重罪孽。

日军在新加坡的“大检证”

以下是黄添右老先生的叙述。“日本军队在占领新加坡后，在人们还没来得及清理遍地瓦砾的废墟、掩埋被日军炸死者的尸骸的情况下，1942年2月中旬至3月初，侵略军就将新加坡划分为四个‘检证区’。我所在被‘检’的区域叫做水检证中心，是由日军警备团和宪兵队负责‘检’的区域。日本兵到各家各户驱赶12～60岁之间的男性居民，每人限带五天的粮食到其指定的区域内集中。‘检证’中心在海山街。周边六条街道被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周围有坦克车和日本兵监视。”

“我的姐夫叶秋涛带着刚满15岁的我，怀着愤怒和恐惧的心情进入了‘检证’区域。天气炎热，环境嘈杂，人山人海，个个都汗流浃背，洗澡和大小便都极困难。一清早，人们就等待被‘检’，日本兵不许排队的人站着，只准他们蹲在地上，拥挤中不免秩序混乱，有人争先恐后时，日本兵就用棍子殴打，打得他们头破血流。我们属于瘦弱之辈，当然不敢贸然参与到拥挤的人群中。”

“当我进入‘检’室之前，姐夫嘱咐我要镇定，万不得已时，就只好跟日本兵拼了。有了这种心理准备，我倒是镇定多了，当我们站在小桌前接受日本军审视时，毫不紧张，日本军在一张纸条上盖了印章，手一挥，我们就拿着纸条从另一个门走出去。那张盖着章子的纸条印着以下的字样：昭和十七年，‘检’，日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

“人们拿着这张纸条走出门口时，门房除站着一名日本兵岗哨之外，还坐着另一个日本军头目，他手一挥将人们放行，指示走一条街道回家；或另一只手一挥，命令人们爬上停在街口的大货车。那些上了货车的，都是些身体壮实的人，他们被运送到新加坡樟宜或榜鹅的海边集体枪杀。人口不到百万的新加坡就这样被杀了5万人。”

“我住的那条街，有三个青年人被‘检’上了货车，其中一个没死，偷跑了回来，长期藏匿，直到日本人投降后，才敢出来露面。那两个被杀的人，其中一个已婚，遗下了老母亲和新婚已怀孕的妻子，老母亲哭瞎了眼，含恨死去，妻子生了个遗腹子，母子俩过着凄惨的日子。另一个被杀者，留下了未婚妻，终日以泪洗面。日本人又去印度尼西亚抓爪哇青年到新加坡做苦工，病了又将其赶出集中营，以致他们饿死街头巷尾。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所谓‘解放’和‘德政’。”

以下是另一位幸存者自述

“那年我21岁，未婚，住在胶园（现福建义冢附近），靠割胶为生。3月26日当天清晨6点多，大队日军闯入小镇，着令全镇二三百成年男人全部集中到学校对面的篮球场，站着等候‘检证’（甄别）。被令集中者，还包括兴华学校校长殷春初，教务主任朱绩夫和老师黄火生。鬼子命令男子脱掉上衣和短裤，只穿内裤一排排地蹲在球场上。从早上晒太阳到下午四五点。鬼子包围着球场，有的持枪监视，有的配长剑来回踱步。五六个兵负责检查男人的身体。据说，鬼子是检查男子身体有没有刺青图纹，特别是在手部拇指与食指间虎口处。鬼子认为，有刺青者，就是私会党，而私会党是抗日的。”

“当鬼子来到他身边正检查其隔壁的男人时，突然就把那男子带走。他心跳得很，心想这次没命了。他说，检查到他时，他手拿着的衣服，刚好衣角遮到之前曾擦烂过的，已不明显的黑色五花点刺青。鬼子没注意到而走到隔壁去。我逃过了鬼门关，但并没有被释放，而是又被拉进学校。过后，又一个一个排队出来问话。我不敢先出，待到最后剩下二三十人时才出。很幸运的，我顺利过关。到晚上才终于被释放回家。我马上走入山芭逃难。”

“肃清结果，共有15人被扣押，包括三名师长。他们被关在学校。第二天校长就押去太平宪兵部折磨。剩下14人在第三天凌晨，被押出村子，到不远的沙叻北火车站附近三和矿场与和合兴矿场旁（现今高压电塔边），日本兵用刺刀疯狂刺杀14人。凄惨号叫声响彻云霄，连村子也听到。”

“怎料到在刺杀过程中，竟有一人可能绑不紧，挣脱绳索突然拔腿飞跑，冲到矿湖边纵身一跳，在黑夜的掩护下逃出生天。他就是40岁左右会游泳的教务主任朱绩夫。”

“13具尸体第二天就由印度人就地埋葬。直到大战结束后，亲人们才到乱葬岗捡拾尸骨。由于无法区分，就全部合葬在现今墓址。而被折磨至死的校长，尸骨不知何去向，村民也将其名刻在碑上。他亲戚王卡也是殉难者之一。”“我全家搬到马来甘榜住了三年多，到和平后才搬回沙叻北来。”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在新加坡市区的美芝路（Beach Road）有一座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的公园——战争纪念公园。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就坐落在这座公园里。顾名思义，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1942—1945年，日本占领新加坡的三年零六个月苦难的日子里，被迫害致死的新加坡各族人民，其中大多是华侨。

建立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的构想始于1962年。在这一年，在新加坡多个地方相继发现日本占领时期被屠杀者的遗骸。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不忍让这些骸骨散弃在荒郊野岭，于是在2月28日成立了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负责探查、发掘和安葬等工作。纪念碑于1967年2月15日，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主持下宣布落成揭幕。

李光耀在致词说，这座纪念碑标志着一种经验和教训，它时刻提醒人们，当他们对未来的事物与发展毫无准备之时，什么可怕的祸患都可能降临。“只有我们痛定思痛，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明智而勇敢的巩固我们的未来，我们许多死难的同胞才不至于白白地牺牲”。此后，每一年的这一天，人们都会在这里举行悼念活动。

远处就能够看到纪念碑那高达70米的碑身高耸入云。四支锥形的白色石柱，组成一座巨大的锥形石塔，插入蓝天，象征新加坡的华裔、马来人、印度裔和欧亚裔所共同担负的苦难和精神。纪念碑四周环绕着碧水，方形基座的南北两面由石阶分成四个面，分别由四种文字写着“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1942—1945”。沿石阶而行，穿过水池，来到纪念碑的中心。在四支石柱上，各自有一面铭文，记录着纪念碑建立的始末。而在整个建筑的中央，有一尊半人高的方形石台，四面都有不同文字的铭文，中文部分这样写道：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日军占领新嘉坡，我平民无辜被杀者，其数不可胜计。越二十余年始得收敛遗骨，重葬于此，并树丰碑永志悲痛。”

纪念碑下埋葬的，正是上世纪60年代初在新加坡市郊山谷内发现的被日军杀害的数千具尸骨，他们在此处得到了安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新马一带发起了众多抗日运动和赈灾活动。当中两名积极参与抗日的义士——梅启康、梁后宙（又名梁宙），前者不幸在肃清中丧命，后者组织乡民支援中国抗战，他一家35人被日军杀害，自己逃过一劫。今年是二战70周年，记者特地采访了梅启康与梁后宙的后人，一起来追忆这段已沉寂多时的往事，让后人看到前人的光辉，记住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

访梅启康、梁后宙后人 追忆抗日义士事迹

岁月悠悠，转瞬70年过去了，多少人还记得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多少人为了正义、民族、国家和家园走上抗日道路？多少人惨死在日军的炮火或屠刀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新马形成的众多抗战救亡文艺运动中，最具号召力的是戏剧活动。各方言群都热烈响应，包括广东帮与商界代表梅启康，他粉墨登场，亲自参与戏剧演出，以实际行动筹款赈灾。在检证中，梅启康因不愿招供而遭处决。梅启康的生平事迹鲜少被人提起，直到最近其家人在本报刊登了一则追思启事后，才引起人们的注意。遭遇不幸的也包括梁后宙。梁后宙这位对开发林厝港贡献很大的先驱人物，一家35人被日军杀害，仅他和另外五名家人逃过一劫。若不是不久前新加坡历史博物馆接收梁后宙后人捐赠的一批颇有历史价值的遗物，相信这起惨绝人寰的事件，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

1942年3月6日，梅启康被朋友带去日军宪兵部。他当天回家时神情沮丧，隔日一早再到宪兵部报到，从此一去不返。新加坡沦陷后，日军便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以肃清抗日分子。当年位于史丹福路的英国人青年会总部被改为日本宪兵部，日本宪兵就在这里以酷刑对付抗日分子。据《新马华人抗日史料》的记载，梅启康是被检查及指名被逮捕的人之一。梅启康的长子梅保坚说，当时父亲抛下一句“不要害人”的话后，便匆匆忙忙上车离开。事后他从朋友口中得知，父亲是不愿招供而被折磨至死的。

不会唱不会演也要上台讲两句

1896年出生于广东台山的梅启康，9岁随父亲南来，抗战时期是昙花镜影慈善剧社的名誉会长及海天游艺会社员。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东南亚各地华人社区纷纷成立筹赈祖国难民的筹赈会，全情投入抗日活动中。本地华社也不落人后，几乎每一种娱乐形式都动用了，业余剧社的社员也纷纷参加抗日筹赈，包括先后于1913年和1920年成立的海天游艺会和昙花镜影慈善剧社，这两个社团多以演剧的方式进行抗日筹赈。

梅保坚（89岁）接受本报访问时说：“父亲曾说过中国难民很苦，他们因战争流离失所。父亲不会唱，也不会演，但也上台讲两句，为筹赈出一分力。”一次，海天游艺会演出粤剧《吕布与貂蝉》为中国难民筹款，梅启康还饰演董卓一角。现在，这张剧照就展示在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二战史料展厅里。梅启康也是星华筹赈会的广帮代表之一。本报曾报道，在一份《星华筹赈会主办救济英国战时妇孺游艺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录》中，清楚记录梅启康是出席会议的数十名来自各分区及各方言群代表之一。梅保坚说，其父是星华筹赈会的广帮总务。

热心公益和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年间，梅保坚已是一名少年。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很少跟家人提起他在外的活动，但记得父亲跟吴铁城有联络，详情则不得而知。吴铁城是当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1939年曾奉命赴南洋各国联络和争取华侨捐款资助抗战。梅启康走时，留下妻小九人，在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的梅保坚才16岁。在梅保坚的心目中，父亲是个坚贞不屈的义士，为人慷慨仗义，除积极参与抗日活动，也非常热心公益和教育事业。

有关梅启康的资料零散且有限。较完整的资料只能在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二战史料展厅和国家档案馆梅保坚的口述历史中找到，而且不多。至于梅启康的其他贡献记录，则几乎是零。多亏梅保坚，他虽年事已高，但说话条理分明，思路清晰。记者根据他的忆述，找到一些线索，终于从梅汝南堂的《本堂宗亲记录部》《广惠肇留医院八十周年特刊》《精武体育会50周年纪念特刊》《精武体育会七十周年纪念专辑》《百年树人》和《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刊物中翻查到一些相关资料，并拼凑起来，才对梅启康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摘自联合早报）

■克兰芝烈士纪念碑

■伊丽莎白公园烈士纪念碑

■陆军少将林谋盛之墓

■旧福特汽车工厂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樟宜监狱博物馆

■亚历山大医院

■1984年 中文雾锁南洋之狮城拂晓（新加坡）

■1988年 英文 The Heroes（澳大利亚与英国合制）

■1991年 英文 Heroes II: The Return（澳大利亚）

■1991年 中文 烈血青春（新加坡）

■1996年 中文 曲终魂断（新加坡）

■1997年 中文 和平的代价（新加坡）

■2001年 英文 A War Diary 战争日记（新加坡）

■2001年 中文 何日军再来（新加坡）

■2001年 英文 Changi（澳大利亚）

■1982年 南十字星（日本与澳大利亚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