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这是汉语首次得到官方命名。

新老国音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后年2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具有入声。同期并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

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国音字典》。

1920年，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平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爆发了“京国之争”。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认同国音，主张以北平音为国音标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后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

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

1928年国民政府改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

“国语”的定形193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为现代汉语标准第一个系统——国语系统。

1932年之后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各地的国语标准一致化。

在中国台湾地区，国民政府时期曾强制推广国语、限制方言的政策（即“国语运动”），但现已废除，过去官方的限制方言政策在各地小学实行的结果是把族群仇恨的种子植入许多小学生心中。

在中国大陆，“推广普通话”被作为重要的政策之一，甚至写入了宪法；方言的使用则受到了限制。二十世纪末期，中国大陆曾对方言在公众场合的使用进行限制，除粤语因其统战价值外，方言一般严禁在电视媒体使用。这些年来，这种限制有所放开，各个地方电视台方言类节目层出不穷，不少城市有方言类新闻节目和电视剧，但多以娱乐类为主，例如上海台的情景喜剧《老娘舅》，苏州台的苏州话新闻《山海经》，南通台的《总而言之》，广东台的《外来媳妇本地郎》，吉林台的《红男绿女》，湖南台的《一家老小向前冲》等。教育部也推行“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的运动，致使在某些省的某些学校出现了禁止学生讲方言的情况。在某些地区，一边倒的推普政策致使九十年代生的小孩子无法流畅地使用方言，方言和地方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强制推普遭到了网络舆论的批评。在上海，厦门等城市，政府对传承方言已有一定的认识。

在新加坡，李光耀政府则有鼓励民众使用华语沟通的说华语运动。

中国台湾：民进党政府改采推广母语（本土化政策），但国语仍是主要官方用语，其普及率远高于普通话在中国大陆的普及率。由于大众媒体的强势作用，包括新闻台、亲子台、新知、娱乐、综艺、卡通等类型节目及电视广告仍以国语为主，其他方的生存受到威胁。这些年来本土化政策的推行，在小学增加了乡土方言教学。而除了偶像剧以及有配音的外来戏剧（如韩剧、港剧等）仍以国语发音以外，晚上八点档的连续剧对白有不少是闽南话，而客家电视台亦推出了客家话戏剧、节目，原住民电视台亦同，但都是以年长者为对象。而台湾的新闻台虽然有母语新闻，但是经常被批评不标准；而且台湾族群居住地区模糊，各级学校大多仅能使用国语授课、多数学校教师也没有能力使用方言授课。由此可以知道方言的传承有一定的危机。

岛内闽南话的传承较其他方言没有危机，多数台湾人听的懂、也有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及儿童是以此为方言、但是许多台湾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方言能力已经大幅下降，父母间对话用母语，而与子女交谈却大幅使用国语的现象也很普及；台湾三大方言之一的客家话的传承出现相当危机（许多客家年轻人听不懂客家话），原住民语言则是有灭绝危机；另外，台湾的识字率虽然接近100%，但汉族精通方言或原住民精通本族语言的比例仅有一、两成。

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前，习惯说普通话的人很少，人们在生活中往往使用当地方言进行交流。这些年来，这种现象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关于“是否应该推普（推广普通话）”“推普同时是否要限制方言使用”“推普是否必然造成方言萎缩”等命题，在中国大陆民间一直有争论。在移民地区，如深圳特区，普通话已取代当地居民方言（客家语、围头话）和当地强势方言（粤语）成为第一交流用语；粤语、客家话在当地公共场合中均已几乎完全退出，处于消失边缘。单纯使用本地粤语或客家话寸步难行。

在许多特定场所，如大型机构、地级以上政府部门、高等院校，一般而言规定普通话是唯一通用的语言，严禁在这些场所中使用非普通话的汉语方言。

在许多北方地区（主要是流行中原官话、晋语的部分地区），城市里已经出现当地年轻人不会说当地方言，只会说普通话的情况；在南方某些城市则出现小孩子基本上不会讲方言的现象；在其它地区，城市年轻人的方言也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方言表达能力相对上一代有较大的退化。

东南亚、中国港澳地区：本地华人主要以闽南话、粤语为主。这些年来，国语、普通话在这些地区升温，逐渐成为商业通用语之一，但离日常交流用语还有很大的距离。

新加坡：华语是四种官方语言之一，新加坡华籍人士多来自闽、粤，政府推行的华语并非来自家乡的福建话(当地对闽南语的称呼)，官方所指的华语是国语（普通话），且电视上禁止使用方言。不过，年轻一辈的人则习惯口音很重的新加坡英语。

以下将以普通话为例，介绍汉语标准语的语音系统。

对汉语而言，单音节（单字）发音可分为声母、介音、韵母、韵尾、声调五个要素；超音节（词句）发音还存在连续变调等要素。对普通话而言，介音、韵母、韵尾则被合成称为“韵母”。

普通话的声韵母系统基本沿袭了北京官话系统，两者主要的不同在于zh,ch,sh在北京话多发卷舌音而普通话多发翘舌音；台湾国语则避免发出卷舌音。普通话的声调亦大体继承北京官话的系统，即阴平55，阳平35，上214，去51，以及轻声；台湾国语的上则为21。单字声调 普通话四声音值在普通话里，只有平声有阴阳分立，没有入声，因此除轻声外共有四个声调：

阴平（标为“-”，声调值55）

阳平（标为“ˊ”，声调值35）

上声（“上”读作shǎng，标为“ˇ”，声调值214）

去声（标为“ˋ”，，声调值51）

此外还有轻声（标为“·”或不标），在超音节词句中使用。轻声是否该称为声调，学术界有一定的争议。

(ma)单音的四个声调 国语等的音调与普通话相同，单字音调值则有些许区别（上声为21）。

中古汉语的入声，在普通话里被划入各种声调里。这点与绝大多数汉语方言不同。

普通话在读词、句时，字的发音会有一定的变化。变调、轻声、儿化是其例子。

变调

1. 当两个上声字连读时，第一个字的声调值变为35，即等于阳平的调值。变调调值是214-35。例如：“老鼠” (lǎo shǔ)，两字音调都是上声，但发音为阳平、上声，和“牢鼠”(láo shǔ)的读法相近（但不相同，“半上声”）。

2. 当三个上声字连续时，则比较复杂，要分析具体情况。

当词语首二字是双音节，而第三字是单音节时，首二字都读阳平声。例如“保管好”(bǎo guǎn hǎo)的发音是阳平，阳平，上。当词语首字是单音节，而尾二字是双音节时，首字甩掉14的调，变成211；第二字读阳平声。例如“总保管”(zǒng bǎo guǎn)的发音是上、阳平、上，但第一字的上声只是“半上声”。3. 如果上声字后面接着非上声字，亦即阴平、阳平、去声和轻声前，且该上声字不处于句末、不处于被强调状态时，常读作半上声。国语则是上声字后接非上声字即读21，不论其余条件。

1. 在去声音节之前，“一”读阳平声。例如：“一定”(阳平、去)。

2. 在非去声音节之前，“一”读去声。例如：“一天”(去、阴平)、“一年”(去、阳平)、“一起”(去、上)。

3. 在词语之间，“一”读轻声。但表示序数时或其他情况下，“一”都读原本的阴平声。

4. “不”只有在去声音节前才变调为阳平声。在词语之间，“不”读轻声。轻声 普通话的字在以下情况下读轻声:

北方人儿化现象率要比南方人高得多，许多南方人甚至不使用儿化音。

汉语标准有许多套拼读系统。著名的有注音符号、威妥玛拼法、汉语拼音、注音二式、通用拼音等。除注音符号外，其余拼读系统均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文字形式。当前汉语拼音在中国内地是普通话的法定拼音。中国台湾的则普遍使用注音符号，英译则多用威妥玛拼法。西方出版的图书以往使用威妥玛拼法，但是从19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出版物采用汉语拼音，到2000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学术书籍都已改为汉语拼音。

普通话、华语

北京话、普通话、东南亚华语等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有所差异。

带有口音的汉语标准语

普通话、华语两大系统内部还存在“标准口音（无口音）”和“非标准口音（带口音）”的区别。从这个角度上说，汉语标准语构成了汉语的一大类“方言”。

标准口音和非标准口音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以普通话为例：

最严格定义的“标准口音”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发音。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内地绝大多数汉语使用者，包括许多播音员，其普通话都是带有口音的。事实上，许多人普通话的发音方式和口音用词上偶尔违反了“中国国家语言文字标准”，但仍可认为是标准的普通话。

明显受方言或其它语言影响的普通话，一般都会视为带有口音。例如，声调系统与普通话声调系统差异过大，或有过多的字发音不准。

受方言或其它语言一定程度影响，但完全不影响交流的普通话，是否被视为带有口音，则因人而异。例如，一定程度“京味”、“东北味”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