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认为艺术家的任务是描写人的内心世界,而非表面的现实;他们强调主观和直感的作用，认为文学的象征远比现实重要。他们否定一切旧的传统形式，主张进行所谓文体改革和技巧革新。新感觉派的代表是横光利一。

他的《太阳》(1923)描写许多王子把上古耶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看作是“太阳”，为她的美丽而倾倒；《蝇》(1923)描写一辆载满乘客的马车,坠入深渊,这时马背上一只大眼苍蝇，悠然飞向蓝色的天空。

这两部作品开创了这一流派的创作道路。特别是他的《头与腹》中的“白天，特别快车满载着乘客全速奔驰，沿线的小站好像一块块石头被它抛在后头”一句，被称为名句，是新感觉派具有代表性的文体。

此外，还有川端康成的《浅草的少男少女》、《梅花的雄蕊》，今东光的《瘦削的新娘子》，中河与一的《冰冷的舞场》，片冈铁兵的《鬼魂船》，佐佐木茂索的《困惑的人们》等作品，它们的主要特色是：通过刹那间的感觉，用象征和暗示的手法，来表现人的生存价值和存在意义；

根据主观感觉把握外部世界，运用想象构成新的现实，然后通过新奇的文体和词藻加以表达；大量使用感性的表达方式,描绘人物纤细的感情和心理活动。一般认为,新感觉派作家们也各有特点，横光利一是从理智的感觉出发，川端康成是从感情的感觉出发，而中河与一、片冈铁兵等则强调神经感觉的意义和享受。

新感觉派于1925至1926年发展到高峰，后来由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蓬勃兴起，片冈铁兵、今东光、铃木彦次郎等青年作家纷纷转向左翼文学，横光利一、川端康成倾向新心理主义，中河与一等则主张形式主义。《文艺时代》也于1927年4月停刊。新感觉派的活动遂告结束。

是“新感觉派”小说的最初尝试者，他创办1928年9月的《无轨列车》半月刊，标志着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实践的开始。

他的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是现代中国第一部“新感觉派”小说集。穆时英和施蛰存把“新感觉派”小说推向成熟和引身运用蒙太奇、人物心理分析等手法，凸现对现实生活的感觉和印象。

刘呐鸥，原名刘灿波，笔名洛生，台湾省台南县人。早年在日本东京青山学院攻读文学时，深受将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东方精神结合于一体的川端康成的影响。在日本应庆大学毕业后回国，曾先后创办“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他自己也译介过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和日本新感觉派小说集。

1928年9月，他创办《无轨列车》杂志，团结了一些刻意追求艺术形式创新的文学青年，初步显露了新感觉派的创作倾向。

同年底，《无轨列车》被国民党查封后，他继续尝试新感觉派小说的创作，先后写出八篇小说，于1930年4月结集为《都市风景线》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较多的采用现代派手法写的短篇小说集。

《都市风景线》因能将本来是根植于西方都会文化的现代派文学神形兼备地移入东方大都会，才审美的发现了上海的“现代性”。作者将叙述者的“感觉”上升到最显著的层面，使人耳目一新的推出意识跳跃、流动的小说文体。

刘呐鸥小说的意义在于说明：现代都市要用现代情绪来感受，都市男女的故事也不单单是猎取一点病态心理夸张的予以表现，而在于对城市人的生存环境的细加体验。如其代表作《风景》写一位都市少妇本来去与丈夫团聚，但却在高速火车的旅途中与陌生男子燃青完成了一次疯狂的野合的故事。写现代机械的直线和角度的压力，迫使人们逃离城市，去企图寻找赤裸裸的人间真实。

刘呐鸥的小说在描写都市生活方面“开了一端，但是他没有好好地继续下去，而且他的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现实’的缺点。能够避免这缺点而继续努力的，这是穆时英。

（1912--1940），浙江慈溪人，笔名伐扬，1929年开始写作。他最初发表的小说并没有新感觉派的味道。大约在1932年以后。他的作品突而转向新感觉派。他先后出版了《公墓》（1933）、《白金的女体塑象》（1934）等小说集，运用感觉主义、印象主义等现代派手法，来表现大都市光怪陆离的生活，不仅开了“洋场文学”的先河，还被人称为“新感觉派的圣手”、“鬼才”。为一时风行的海派作家。

他的代表作《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写了破了产的金子大王胡均益、失去了青春的交际花黄黛茜、失了业的市政府秘书缪宗旦、失了恋的女大学生郑萍，还有怀疑主义者季洁五人。他们在一个周末来到夜总会，以狂热的跳舞来发泄各自的苦恼，来填补精神的沟壑。到第二天拂晓，胡均益开枪自杀，彻底摆脱了他的苦恼和郁闷。

作者所塑造的五个人物都是“从生活上跌落下来”或“被生活压扁了”的人。他们内心里充满着悲愤、仇恨和无法排除的寂寞感，然而他们却“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面具”，强作笑颜。其实，他们的悲愤、仇恨、寂寞早已“深深地钻到骨髓”里，在疯狂中寻求刺激，只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

《白金的女体塑像》描写了两种性病态的表现：一是谢医师的节欲独身主义，一是女病人的性欲过度亢进。这两种性变态说明高度集中化与极端化的都市文明不仅于预了人们的外在生活，而且还穿击到人们的心灵深处。

谢医师的繁忙、拥挤、枯燥、刻板快节奏的生活，使他的心理失去平衡，逐渐变得连人的本能欲求都冷漠寡淡，成了一个独身主义的节欲者（实际上这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而那位女病人无法摆脱社会的魔影，也无法摆脱那种糜烂的资本主义都市文明的环境。

畸形的都市生活使她感伤、郁闷、空虚，只好在床褥间来倾泻心中的郁闷，来减轻思想的重荷，因而她那本来健康的身体就变成了“不是病”的病躯，几乎成为“白金的女体塑像”了。作者通过描写大都市生活这两种性变态同社会生活的密切幽微的关系，反映了都市的畸形生活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和肉体的摧残。

相比之下，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则高于刘呐鸥和穆时英。施蛰存的病态小说，题材更为广阔，内容也更为丰富。他不仅以上海为主要场景反映大都市的病态生活，而且还对上海市郊小城镇的生活作了形象的扫描。他笔下的人物多是生活在都市底层的小人物，如舞女、小商人、小职员之类。作者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以酣畅淋漓的笔触来抒写他们受生活挤压的惨苦情状。如《薄暮的舞女》的主人公素雯非常厌倦终日陪伴男人们寻欢作乐的舞女生涯，把脱离苦海的希望寄托在她的情人身上，并因此中止了与舞厅老板签订的合同，也拒绝陪客人跳舞。恰在此时，她的情人破了产。她的希望成了泡影，她又只好低三下四地给舞客打电话，陪笑脸，表示不再拒绝对方的邀请。素雯的前后变化，决不是她个人的品行不端，而是由于生活的折磨，她不得不去食自己泡制的苦果。

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是在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下，在20世纪30年代步其后尘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既是世界性的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新文学冲击的一种反馈，又是20世纪30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空前激化的结果。是时，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夹在越来越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夹板里，感到自己没有前途，他们像火烧房子里的老鼠，昏头昏脑，盲目乱窜；他们是吓坏了，可又仍然顽强地要把‘我’的尊严始终保持着”。他们既不满于旧的社会秩序，又寻求不到施展才华的归宿，陷入了苦闷、彷徨的困顿之中。为了填补自己精神的空虚，他们追求新的刺激，因而欣赏现代派小说的“新、奇、怪”的表现手法，这就为他们接受日本的新感觉派提供了前提条件。不过，他们并不像西欧的现代派那样，以一种与现实主义相对抗的形式出现于文坛，而是力图兼容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因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感觉派”小说。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都市风靡一时的新感觉派，是第二代海派。新感觉派小说是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它的登场，清楚地表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引入，已然超过了初期。新感觉派小说上接20年代末张资平、叶灵凤等的性爱小说的余续，下连20世纪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沪港市民传奇；新感觉派小说之“新”在于其第一次用现代人的眼光来打量上海，用一种新异的现代的形式来表达这个东方大都会的城与人的神韵。“新感觉派”小说的根本特点是特别强调作家的主观感觉而不太注重对客观生活的真切描写。

如果说唯美主义一头联系着浪漫主义，另一头联系着现代主义，那么“新感觉”则是头枕着唯美主义，整个身体已经属于现代主义。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英和刘呐鸥，主要受日本新感觉派作家川端康成、横光利一等人影响。日本的新感觉派又源于法国的保罗·穆杭，而保罗·穆杭又受波德莱尔的影响很大。中国的新感觉派不但和西方唯美主义有着这种间接地承应关系，他们的小说还直接受惠于唯美主义作家波德莱尔和王尔德等人，因此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新感觉派并非属于未来主义，它们只不过是颓废主义享乐和唯美情调的遗风。其观点意在削弱新感觉派的现代主义色彩，但亦足以标明新感觉派小说确实还存在着浓厚的唯美情调，穆时英的小说在当时就被人看作是世纪末的“颓废小说”，“又有人因他所写多为都市奢华堕落的生活，呼之为‘颓废作家’。”无论是施蜇存还是穆时英、刘呐鸥，他们的小说都和具有浓厚唯美色彩的叶灵凤、章克标的小说有相似之处。

新感觉派的这三位代表性作家的创作都起始于现实主义，后来才接受了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他们的价值取向却不完全一样。刘呐鸥、穆时英更多地受到了日本的早期新感觉派的熏染，而且在汲取现代派的技巧的同时，也接受了现代派的文艺观，成了彻头彻尾的现代派。施蛰存则从日本新感觉派后期的新心理主义那里撷取了更多的精华。他是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并吸收现代派的技巧来丰富自己。因此，在他脱手《现代》之后，就以一种新的姿态回归到现实主义。尽管他们在创作道路和创作的价值取向上有所不同，但作为一个流派。也构成了一些共同的创作特色。

1、新感觉派的创作题材多取材于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病态生活，并通过描写大都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日常现象和世相世态，暴露出剥削阶级男女的堕落与荒淫、寂寞与空虚，为开拓中国现代的“都市文学”建树了筚路蓝缕之功。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不仅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新感觉派小说集，也是最早出现的反映都市生活的小说集。作者以他对都市生活的敏感，描绘了都市的赛马场、夜总会、影院、茶馆、富家别墅、海滨浴场等色彩斑斓的场景，也刻画了舞女、少爷、小姐、交际花、姘头、资本家、小职员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并以急骤的节奏，跳荡的结构，活灵活现地显现出剥削阶级糜烂生活的剪影。他的《礼仪和卫生》依据弗洛依德的学说描写了一伙在“唯乐原则”支配下的青年男女放荡纵欲的生活。穆时英的《上海狐步舞》所展示的生活领域更为广泛，也更进一步揭露了“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的半殖民地大都市生活的本质。其他代表作还有施蛰存的《鸥》和《薄暮的舞女》。

2、新感觉派十分注重心理分析。他们提倡作家要“纯客观”地挖掘与表现人物的潜意识、隐意识活动，以及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由某种客观事物引起的微妙心理和变态心理。相比之下，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则高于刘呐鸥和穆时英。施蛰存的病态小说，题材更为广阔，内容也更为丰富。他不仅以上海为主要场景反映大都市的病态生活，而且还对上海市郊小城镇的生活作了形象的扫描。最初的新感觉派小说把追求新奇的感觉当作创作的关键。到30年代初期，他们又接受新心理主义的影响，创作了一批以表现心理分析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如刘呐鸥的《残留》采用主人公霞玲独白的形式来进行人物的心理剖析，在当时是别开生面的。穆时英的《南北极》、《白金的女体塑像》等小说都是将心理分析作为构成作品艺术形象体系的重要环节，丰富了刻画心理小说的表现手段。但真正把心理分析推上一个新的高度的还是施蛰存。他的《梅雨之夕》、《春阳》、《药羹》等小说代表了心理分析小说的最高水平。

3、新感觉派十分注重小说技巧的创新。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都是起步于现实主义手法的。但是他们基于“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的想法，刻意移植和实验现代派的“新兴”技巧，有意识地把各种非现实主义的技巧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

4、借鉴西方意识流手法也是新感觉派的艺术追求。他们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情节连续性和时序性，而以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或作者创作思想的需求为线索，来对情节和事件进行新的排列组合，构成了一种节奏起伏多变，情节跌宕多姿的小说世界。复如施蛰存的《在巴黎大戏院》运用意识流动手法描绘了一个有妇之夫在女友面前的种种猥琐、庸俗的意识流程，对展示主人公的心理纠葛、刻画变态人物都有一定的意义。

所谓新感觉，指将主观感受投射到客观事物之上，从而使主观感觉客体化，构成所谓的“新现实”。为了展现作者对客观事物的独特感觉和体验，他们的作品往往采用新奇的文体、华美的辞藻、象征和通感等手法。刘呐鸥等人曾大量介绍这一文学流派的小说，并在创作中模拟。从创作的内容来看，新感觉派小说的主要描绘场景为十里洋场的上海——中国新兴的大都市。他们用现代人的眼光来打量上海，用一种奇异的现代的形式来表达这个东方大都会的城与人的神韵，对都市繁复驳杂的景观色彩进行渲染，对喧嚷匆促的都市生活节奏进行呈现，从创作的技巧来看，新感觉派引进现代派手法，在小说的结构、语言、人物心理描写等方面都有所创新。他们的创作呈现出技巧高于内容的试验性质。首先，为了表现“主观感觉客体化”这一“新感觉”，他们往往采用比喻、象征、拟人、夸张等方法将主体感受投射到客体上去。在新感觉派作家看来，现实并不是外部的，也不全是内心的，而是感觉和体觉双重类型的混合。其次，他们受到来自意识流、电影文学的影响，突破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在情节上的明晰连贯，代之以“不确定性”，小说的时间、地点、人物身份具有不确定性。他们大量删减了人物的行动和对话，代之以回忆、联想、闪念、梦幻、潜意识，读者必须用想象来补缀情节。为了表现都市生活的繁忙速度，加快叙事节奏，大量的电报式的语句、跳跃性的对话，甚至采用拟声、拟形的方法以表现特定的情绪。

新感觉派十分注重心理分析。他们提倡作家要“纯客观”地挖掘与表现人物的潜意识、隐意识活动，以及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由某种客观事物引起的微妙心理和变态心理。但真正把心理分析推上一个新的高度的还是施蛰存。如他的代表作《梅雨之夕》展示的是一个男子在街头屋檐下同一个素昧生平的姑娘一起避雨及主动送她回家时的一系列心灵的历程。最初，这个美丽的姑娘出现在街头的屋檐下时，他先是注视着、欣赏着，继而又对姑娘产生的不安情绪寄予了奇特的冷惜之感。天色将晚时，他主动送姑娘回家。后来雨停了，姑娘向他致谢告别，他却怨恨老天爷“何以不再继续下半个小时雨呢”。作者在表现男主人公的心理变化时，创造性地运用了弗洛依德的情神分析法，不但以静态分析揭示人物的心理特征，自然属性，展示了主人公由欣赏、注意、好奇到怜惜、关心、疑惑、调怅的复杂的心理过程；而且又从人物的心理结构中发掘了社会性的内涵，揭示了造成小说中男女双方心理差距的客观的社会根源。当男主人公主动提出帮助姑娘而对方只是付之淡淡微笑时，他马上意识到：“上海是个坏地方，人与人都用了一种不信任的思想交际着。”这句独白反映了当时上海社会的复杂真相，以及为这社会现实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不被理解和认识的精神鸿沟。小说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作者对这种社会性内涵的揭示不是外加进去，游离于小说情节线索之外的，而是从人物的最隐秘的心理中流露出来。这就使小说的社会性内涵与人物的心理活动、人物之间的关系本质地连结为一体。作者通过小说主人公潜意识的流动，使描写的内容超越时间和空间，把过去和现在、幻想和现实有机的结合起来，真实而生动的表现了主人公的心理流变的复杂轨迹。

总之，新感觉派小说吸取来自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立体化、动态化、感觉外化的语言表达方法，借鉴了来自西方的意识流的小说结构和人物塑造的方法，创造出独特的心理型的小说流行用语和特殊的修辞，使自己和第一代的海派文学有了本质的区别，超越了通俗文学，成为中国最早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流派。

新感觉派的全盛时期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在刘呐鸥和穆时英弃“文”从政之后，施蛰存又于1935年2月离开《现代》杂志。到此，这个来去匆匆的文学流派则像彗星一样悄然而逝了。新感觉派小说创作总体倾向的一致性，构成了这个流派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但是，他们创作倾向上的一些严重弱点也导致了这个流派的解体。譬如，他们忽视内容的重要性，一味地追新求奇，使其小说的审美理想与生活理想，同群众的民族心理、欣赏趣味产生了相当的距离；同时，技巧的新、奇、怪并不能掩盖生活内容的空虚，反而使一些“新兴”的技巧失去了富有创造性的魅力。这种难以克服的矛盾，使他们陷入了严重的创作危机，于是这个流派在困境中只好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

新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新感觉派代表作家是莫言，他的《透明的红萝卜》以构思的奇特、感觉化、体验化的叙事方法和空灵的意境震动了文坛。新感觉派后继有人。这种流派短期内不会消失，因为它还有市场，还有读者。但是，从长远来看，跟着感觉走不一定可靠，感觉总是事物的表面的东西，给人以浮浅的印象。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