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新湖北日报总编辑李继先和吴自强发表在《湖北文史资料》一九八六年第二辑的重要史料。

《抗日期间创刊的<新湖北日报>》全文

武汉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弃守，宜昌又于一九四O年沦陷，地处崇山峻岭之中的恩施，成为湖北的战时省会，同时又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驻地，形成拱卫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重要门户。因而大批爱国人士荟萃恩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我们原在湘鄂赣和浙赣前线从事战地新闻工作，应故乡父老的召唤，于一九四一年底，跋涉数千里回到了恩施。先后在《武汉日报》、《新湖北日报》工作，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那座落在恩施城外滚子坪的报社，几间泥墙平屋，白日人们来往于石板小径之上，入夜桐油灯火闪烁在浓雾之中。过往四十多年，仍有不能淡忘的印象。

从《武汉日报》转入《新湖北日报》

恩施在抗日战争中有两家大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武汉日报》和湖北省政府的机关报《新湖北日报》。我们到恩施后，见到原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负责人范扬先生和新闻研究班同学谢未泯(蔚明)、戴易山、钟济民、于静澜、龚咏棠。还有夏晨中，是后来到的。我们原来想由范扬介绍到《新湖北日报》，但他已经不被陈诚重视，也无力量向《新湖北日报》社长谢然之荐人。当时谢未泯已到《武汉日报》担任采访主任，我们两人接着也进了《武汉日报》，分别担任首席编辑和编辑。其时，《武汉日报》社长是宋漱石，代总编辑是张考祥，总主笔是蒋铭，总经理是李光象，副刊编辑是舒啸。宋漱石是一个办报老手，为人工于心计，在《武汉日报》得不到陈诚青睐的境况下，兢兢业业，笼络同仁，与《新湖北日报》展开激烈的竞争。一听说《新湖北日报》内部的人事纠纷，或报上出现差错的时候，宋就喜形于色，并拟组织一个更加稳固的编辑班子，免去声望不高的张考祥的代总编辑，由蒋铭任总编辑。正当他向我们频通款曲、要求给予支持的时候，陈诚以原任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的身份，在他的官邸召见新闻研究班同学夏晨中、谢未泯、戴易山、钟济民、吴自强、李继先等人座谈，谢然之也在座，对谢未延揽这些同学到《新湖北日报》，虽未明白表示态度，却流露出了愠怒的神色。谢于座谈会后不久，即请夏晨中(先任副总编辑，旋任总编辑)主持《新湖北日报》编辑部工作，并给予编辑部的用人权。夏晨中进社前，约同谢未泯、李继先、吴自强等人商定了一个编辑班底；夏晨中进社，即提名邀请谢未泯、李继先、吴自强和叶梦弼来社工作。我们就这样由《武汉日报》转入《新湖北日报》。对《新湖北日报》的情况，有以下一些片断的回忆。

《新湖北日报》及其分版的创立

一九四O年八月，陈诚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回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此前由严立三代理省主席)，打出建设“三民主义新湖北北”的旗号，需要有一个由他运用自如的报纸，为他助威。当时在恩施的《武汉日报》，为国民党中宣部所掌握的党报，陈感到指使不便，乃决定另办新报。《新湖北日报》就这样于一九四一年元月一日在恩施创刊。

《新湖北日报》由董冰如、徐硕俊受命筹备建立，其后担任社长的依次为谢然之、石信嘉（黄梅人）、刘荣焌。其中以谢然之的任期最长，《新湖北日报》在恩施将近五年，他干了三年半。总编辑先后为任伯涛、张常惺、夏晨中、石玉圭（黄梅人）、喻守一，而以夏晨中的任期最久。总经理先后为杨宁生、朱全性、梅黄馥等人。

《新湖北日报》开始在湖北印刷所付印，半年后，由湖北印刷所拔来部分印刷机，又将谭家坝第二监狱和湖北联中职业学校印刷设备移来，建立起自己的印刷厂。报纸先是采购土报纸，后来资助利川毛坝、来凤高洞河纸厂扩大生产土报纸，获得土报纸的固定给应。虽然能够按日出报，印刷和报纸的质量很差。由于该报是代表省政府发言，传达省政府的意图，甚至刊登一些省政府指令性的文件，省内各级行政机关不想看也得看，因而在极度困难的抗战时期，也发行到七、八千份。只是战时交通梗阻，报纸发到敌后的鄂东，鄂南和鄂中等地，已成明日黄花，失去了新闻性。于是有了成立分社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底，《新湖北日报》鄂东分社在黄冈三里畈成立，陈熙平任主任。一九四三年，《新湖北日报》鄂南分社在崇阳大源成立，先由叶梦弼任主任，后由鄂南行署主任秘书谈瀛兼任。一九四四年，谢未泯率领在恩施的一批编辑、记者到鄂中前线松滋刘家场创立了《新湖北日报》鄂中分社。这些《新湖北日报》的分社，实际上分属当地行署或专署领导，与恩施总社没有隶属关系。

宣传抗日，吹嘘“新政”

《新湖北日报》的成立，正当全国人民与日本侵略军浴血苦战的时候。它和其他新闻机构一样，不能不把抗日救国作为宣传报道的主要内容。抗日，是我们当时从事新闻工作不可动摇的信念。同时该报是陈诚为宣扬治鄂新政而创办的，对陈诚的一些施政措施也作了相应的歌颂。当时《新湖北日报》的要闻版包括：第二版的国内重要电讯新闻，第三版上半部的国际重要电讯新闻，第三版下半部的省、市重要新闻。这些通称正版。第一版刊登社论和广告。第四版为副刊。当时报社在省外没有派遣记者或特派员，无论国内或国际的电讯新闻，都由中央通讯社供稿；省、市新闻有的是本报记者采访稿或省政府各部门供稿，也有中央通讯社恩施分社发出的稿件。国内和国际的要闻，主要是反映国内外反侵略战争的战况和政治动态；省、市新闻版就成为吹嘘陈诚新政的特有工具。社论不归编辑部管。副刊则通过文艺作品——杂文、诗歌、小说、歌曲等等，用各种各样的手法，针砭时弊，描述民间疾苦，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卑劣行径。先后由杨培新和杜巴主编的副刊《长江》，在夏晨中的支持和保护下，团结一批进步青年作者，进行了曲折的斗争。

陈诚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还算有点作为的人。恩施地方向来贫苦，粮食不能自给，加以交通不便，一旦作为省会和战区司令部，人口骤增，军需民食更感困难。陈诚督促省政府制定实行计口分配和平价供应粮、棉、油等最低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安定了公教人员的生活；同时公费供给数以万计的流亡学生和当地贫苦学生的生活，使教育事业得以维持，不致中断，颇为时人称道。报社也为此作过广泛的宣传。

陈诚在惩治贪官污吏售打击恶霸势力、禁止鸦片方面，也有一些“壮举”。在一次全省县政会议的时候，枪决了贪污犯——宜昌县长武长青。不久，监利县长黄向荣和粮食局会计主任陈季良也因贪污被处决，又将长阳县强奸妇女、掠夺民财的恶霸覃端三门斩。他在禁烟上还一反以往所谓“寓禁于征”的高税政策，限期“三禁”(禁种，禁贩、禁吸)，逾期犯者，“军法从事”。果然一个个玩忽禁令的烟霸被绑上了刑场，不管陈诚这些“壮举”是否有另外的政治企图，是否侵犯了司法权限，量刑过急过重；但客观上有利于平民愤，申正气，有利于安定后方，支援抗战。编辑部也曾乐于为陈诚的这些新政推波助浪，为“治乱世用重典”加油，为“令必行，禁必止”叫好！后来听说，与武长青同时参加会议的宜昌专区专员害怕这一贪污案涉及自己，吓得魂不附体。在无法排除内心恐怖时，跑到看相算命摊上，问流年，看气色。一些种烟、贩烟的烟霸失去了贪官污吏的庇护，又见一个个烟霸被杀，有的不敢再干，有的逃亡外地。陈诚的这些断然措施，虽不能根除贪污和烟毒，却也横扫了一下贪污和吸毒之风。

背里反共不上正版

蒋介石于武汉撤退后，不断耍弄反共阴谋，陈诚亦步亦趋。他在恩施组织了一个“高干会”，自任主任，统率军统谍报组、第六战区长官部“研究”室，党政工作总队、省保安司令部第四科、省党部调统室，在恩施县城内外设置监牢，囚禁了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其中，设置在城郊方家坝的青训大队，关押着数百名对现状不满的热血青年。著名共产党领导人何功伟、刘惠馨，就牺牲在他的屠刀之下。这些反共的罪恶行径，都是在“高干会”的布置下秘密进行的，不让公开登报。

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时，重庆的中央通讯社根据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人的诬蔑之词，歪曲事实真相发出电讯，《新湖北日报》作为要闻一字不漏地刊发在正版。刀光剑影，气焰嚣张，着实疯狂了一阵子。此后，中央通讯社没有公开发出反共电讯，正版转趋沉寂。可是，反共行动转到正版后面的广告栏去了。广告栏成了“脱离共产党声明”和“悔过启事”的天地。明眼人都知道：这些“声明”和“启事”，大都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冒名代写或写好后指名强迫压上指纹送至报社作为广告刊登的。这时与武汉会战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中央通讯社总社不再发布八路军、新四军与日本侵略军进行艰苦战斗的任何消息。报纸报道的国内战讯，都是国民党军队堂而皇之的“大捷”或“胜利转移”。封锁敌后解放区的消息，掩盖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的功绩。

伪装民主，网开一面

陈诚权倾朝野，威加两湖。有时他也装作尊重地方元老，沽名钓誉。一次，湖北省政府建设厅长朱一成涉嫌贪污，被省参议会传去质询，陈诚为此大为愤激，负气向省参议会提出辞去省主席职务，以示威胁。省参议会议长石瑛是个很刚强的人，跟着提出辞去议长职务，以示对抗。双方坚持不下。最后还是陈诚登门拜访石瑛，当面疏通意见；始由省参议会通过“挽留陈主席”的“决议”，而“体面”地结束了这场轩然大波。记者采访到这样一件有趣味的重要消息，在报社内相互传说，却不能在报上发表这条新闻。因为陈诚是绝对不能容忍下属触犯他的。

在陈诚扮演民主的帷幕下，也有网开一面的时候。当时在恩施的各种公开会议上，如参议会的质询会、全省年终检讨会、宪政促进会等等，就省府各厅处局的报告和发言的不受欢迎之处，或他们被质询的窘态和所受到的指责，记者们以“侧记”、“花絮”的形式，用旁比暗喻的手法，开一点伤皮不伤肉的玩笑，还是常有的事。特别是《新湖北日报》第三版上开辟的专栏“重庆通讯”，不是本报采写的通讯稿，而是从当时重庆各报中摘编起来的社会新闻。张恨水的《八十一梦》也有几起入选其中。所摘编的社会新闻，很多都是揭露一些官僚贪污渎职，投机倒把等等腐败现象。舍近谈远，指桑道槐，虽然不是什么光芒刺目，却有令人深思的弦外之音。它使死气沉沉的新闻正版有了一点活力，深受读者欢迎。陈诚及其僚属不可能不看到，也从未听说有什么责难。这个“通讯”是主笔马锐筹(兼资料室主任)的手笔。他在写社论中不能明白表达的思想，移到这个“通讯”之中，当时报社同仁莫不许为精心之作。

鄂西会战之后，恩施响起了一片祝捷之声。蒋介石到恩施召开军事会议，总结会战经验。蒋的来去都作特大新闻加以报道。在蒋去时，报纸发表了一条要闻，题为“蒋委员长离施返渝”。印出的报纸却把“蒋委员长”颠倒为“蒋长委员”。编稿不错，校样不错，问题出在活字版搬上印刷机那一刹那。此刻来不及追究什么责任，全报社出现一片慌乱。分途派人追回所有发出的报纸，改版重印。因为陈诚既不容许触犯他的权威，更不能容忍触犯蒋介石的权威。若不追回重印，定会大祸临头。社长谢然之为此捏了一把冷汗。错误不出在编辑部，我们倒也泰然处之。

谢然之在报社

《新湖北日报》由董冰如负主要责任创立之后不几月，即被陈诚借故免去社长职务，由谢然之接任。谢然之是陈诚的浙江同乡，据说早年他在江西瑞金《红旗报》(一说《红色中华》)担任编辑，在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时被俘，投靠陈诚，受陈资助去日本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回国，充当陈诚私人秘书。一直效忠陈诚，深得陈诚信任。陈诚左右要员对谢均怀戒心。武汉会战时期，陈诚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郭沫若主持第三厅，曾把谢然之与张历生、柳克述、何联奎并列为四大秘书，除了嘲讽之意，也说明了谢然之在陈诚集团的能量。

谢然之接任社长后，确实费了不少力气，想把报纸办得合乎陈诚的心意。在物质上自办印刷厂和造纸厂，为报纸奠定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在人力上延揽一批知名人士，参加编辑、撰稿工作。老报人任伯涛、陈熙平和留日归国学生张常惺、张令澳、金雪鸥、马锐筹、涂增三等人到报社来，是个颇为整齐的编辑阵容。田鹏、曹祥华、唐道五以及与之最接近的浙江同乡毛树清担任主笔，撰稿力量也很雄厚。但是，谢然之看起来好似一个文弱书生，对人却是一个无计不用的可怕人物。人称为“小钢刀”，就是形容他的厉害。他在报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作法，我们在进报社前就有所闻。任伯涛由于老大，遭谢歧视。老夫妇因把平价分配的苞谷，以多换少，换取大米，谢即指使某些报社事务人员和任的邻居家属，不断大叫大嚷：“不艰苦”、“贵族化”。老报人不堪其扰，愤而离去。副经理赵若虚因与当时还受重用的总编辑张常惺不协调，谢即乘赵赴湖南采购物资时断然免去他的职务。不久，谢又对张常惺不满，利用张与金雪鸥之间的矛盾，拉拢金而挤走了张。在谢然之对编辑人员打、拉频繁的时候，人心不稳，工作混乱，报纸经常出错，不断受到陈诚及其属员的指责。谢本人每晚都要审稿、看样，吃够了苦头，也没有起色。

夏晨中是在谢然之焦头烂额时以副总编名义去主持编辑工作的。他把新闻研究班同学谢未泯、李继先、吴自强和叶梦弼都邀来编辑部，分别负责采访和新闻编辑业务。夏晨中在进社前就和我们约定工作原则：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并在编辑中对那些不能登的“要闻”，只用原稿词语标题，不属于所谓要闻的反共稿件不用。他在进社以后又得到副刊室主任杨培新(杨走后为杜巴)、资料室主任马锐筹的支持，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折不散的编辑班子。这时报纸面貌改观，出报比较正常，错误大为减少。谢然之也因此而减去了沉重的工作负担。可是不久，谢又企图撵走夏晨中，在外面物色总编辑人选。谈瀛(当时省政府秘书处秘书)就是他物色的一个。谈和我们是武昌师范的同学，和夏晨中也相识。他在谢绝了谢然之的邀请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要我们与夏晨中预为防范。我们当将这个情况转达给夏晨中；还在社内声言我们始终与夏晨中同进退。而且我们确实作了准备：如果夏晨中被迫退出，就由谈瀛介绍我们到湖南沅陵《国民日报》工作。谈并为我们准备了旅费。后来谢然之没有采取行动，夏晨中还由副总编辑改任总编辑。此时李继先任副总编辑、吴自强任新闻编辑主任、谢未泯任采访主任。我们替夏晨中负责全部要闻的编辑工作，他则主要支持杨培新(后为杜巴)豹副刊工作和主笔马锐筹兼任的资料工作。他应杨培新的请求，从国民党集中营调来夏木三(牧原)、陈沫潮参加副刊工作，赞助一批进步青年作者胡瑞豪、尹本栋、秦大衍、仆丁等人为副刊写稿，使副刊办得很有生气。因此，副刊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派来一个名叫周实梁的人，由谢然之交给夏晨中在编辑部安排工作。夏没有让他参加副刊工作，而安排在夜班作新闻版的校对，并将周的特务身份告诉我们，要我们和周谈话时多加注意。旋因周实梁偷衣服引起公愤，夏即当众宣布将周实梁开除。谢然之对此虽有微言，心怀恼恨，但也只有不了了之。

日本投降前后

一九四三年冬，陈诚调离恩施，由民政厅长朱怀冰代行省主席职务。谢然之临去重庆前夕，推荐石信嘉接任社长。石系北大出身，大革命时期在汉口《民国日报》当过编辑，后在南京自办《新京日报》，是当时知名的老报人。他到报社，由石玉圭担任总编辑，吴自强担任副总编辑(不久离施去渝)，李继先改任主笔。编辑部原来的工作人员大都离去。石大概估计到省主席更迭在即，仅仅维持出报而已。不久王东原接任省政府主席，《新湖北日报》由刘荣焌接任社长，总编辑为喻守一，人事尚未调整完毕，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报社忙于迁汉的准备工作，不可能出现什么创新的局面。一九四五年十月即迁至汉口。报社留下部分印刷设备，成立了《新湖北日报》鄂西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