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监测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50.1%，男性占比高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比为66.3%，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男性占比高于女性32.5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9.1个百分点。就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

温家宝总理日前在北京考察工作时说，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乡籍工，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生活。这引起社会对新生代乡籍工的更大关注。“80后”、“90后”已经占到我国乡籍工总数的60%。与上一代乡籍工相比，新生代乡籍工受教育水平较高，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社会保障，维权意识更强。

城市需要乡籍工，但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接纳他们。根据调查，新生代乡籍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现象。而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

（1）给调研人员的直观印象：他们通过第一代乡籍工带回去的信息，对城市充满了向往，甚至有些“80后”本身就是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市上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城市为坐标，对农村完全陌生。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看，他们完全离开了农村，成为与父辈相区别的城里人。

但在另一方面，与城市的同龄孩子相比，他们学业不精，缺乏高等教育机会，很多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他们和城市孩子一样被娇惯，没有父辈的吃苦忍耐精神，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工作。

（2）追寻“下一个城市”的理由 ：“80后”乡籍工，由于不满现状而到处“漂泊”。这本身是市场对劳动力的调剂行为。但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劳动技能并未因此而提升，因此流动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

（3）“80后”的打工价值观：上一代乡籍工中，愿意把孩子带出来读书的，基本上都是想藉此让孩子跳出农门，进入城市；而第二代乡籍工进城的主要理由是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

新一代乡籍工中有许多都是携家带口进城务工，这与老一代乡籍工“单打独斗”的状况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乡籍工子女教育问题也日益突出。

（4）新一代乡籍工高度渴望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实际上困难重重。我国教育体制是“分级办学，属地管理”，这使没有城市户口的乡籍工子女难以享受和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条件。

调查显示，北京市政府批准的民办乡籍工子弟学校，如行知学校和安民小学，多次受到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和“希望工程”的资助，一些公办学校还和他们结成“手拉手”帮助对象。但接受调查的150名家长，却对这两所学校评价不高，有57%的家长认为学校教学质量一般，认为较好的有24%，很好的只有17%。而实际上，这是北京市相对较好的两所民办乡籍工子弟学校。

中国改革开放后得三次“民工潮”催生了第一、第二代乡籍工人群。中国的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从1978年开始大约经过四五年时间，就解决了粮食的问题。紧接着就出现了第一次卖粮难的问题，农村调整产业结构有7000万公顷土地转产经济作物，这种调整刺激了农村加工业的发展，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第一次“民工潮”出现了。

乡镇企业共接纳一亿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第一次“民工潮”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的目的地，体现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特点。乡镇企业发展成为计划部门的有力竞争者，对计划部门形成冲击，局限于特定观念，改革没有珍惜难得的农村城市化的大好机会。1988年，出现大抢购，乃至于发生挤兑之后，国家采取了紧缩政策，首当其冲影响的是乡镇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失去资金支持以后，90年代初期一度出现了不太景气的局面，接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而此时恰逢南巡讲话后大力发展开发区，加之城市粮食供应制度的取消，1992年突然出现4000万乡籍工进城务工，第二次“民工潮”出现。第二次“民工潮”同第一次不同，这次的目的地是城市。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城市对乡籍工“经济吸纳，社会排斥”，乡籍工处于城市的“边缘”位置。

大量乡籍工的进入，大大降低了劳动成本。上世纪末，伴随香港回归，港澳台制造业开始向广东大规模转移，廉价的劳动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消费潜力也使中国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地，这些因素都促使了第三次“民工潮” 的出现，而且，自此开始进城民工的数量持续稳定提高。流动乡籍工的数量每年以800万至1000万的速度增加，目前在城市的乡籍工的总数有1.2亿。

第三阶段的流动乡籍工群体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他们不再是暂居住城市，而是倾向于长期居住，居住的时间也在不断地延长，并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新生代乡籍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乡籍工维权意识觉醒，开始诉诸法律和舆论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第三阶段的乡籍工所处社会环境也有了改观，人们开始认识到乡籍工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认识到他们是现代化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旁观者等。

“民工潮”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突破了数十年牢不可破的城乡二元分割，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它涉及到我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民工潮”一产生就受到了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包括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的不同学科积极参与到对流动乡籍工的研究中。

人们的印象多是“大包小包、一头乱发”，但在本报等单位主办的第四届“民工招聘会”上，出现了不少与此大相径庭的“新生代”乡籍工:他们年龄普遍在25岁以下，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时不时地从包里掏出名牌手机；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与上一代乡籍工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就业观。

“新生代乡籍工”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在受到歧视时，他们会摔门离去。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用更为“学术”的语言对他们进行了描述：新生代乡籍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第一代乡籍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们的聚集地，新二代乡籍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希望在城里买房，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因为有着更多的企盼,他们找工作时也往往更“挑剔”。“虽然我来自农村，但这并不代表我对生活质量没有要求。我同样需要娱乐，需要交友，需要上网来了解全国各地的信息。”王玉明今年23岁，初中毕业，一家招工单位对他有意向，但因为单位地处偏僻，上网、外出都不方便，他一口回绝。

“我有技术，不愁工作，我要进大企业工作。我原来那家单位管吃管住，但早晨馒头、咸菜加白开水；中午一年到头都是炒白菜，这样的生活，我不能忍受。”这是一个第二代乡籍工对找工作一直持观望态度。

许多用工单位很需要这些人,但也对此表现出了相当的担忧。“现在不少年轻人，在工厂有点不高兴，什么也不想，马上走人。”一家企业招工负责人曾说，用人单位有一部分认为，第二代乡籍工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敬业精神差。

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这是不同于父辈的显著特点。

据广东省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09年第二季度，新生代乡籍工平均每月挣钱873元，只交回老家232元，即将近八成的工资收入被自己花掉了，或者自己留着了。他们把超过一成的收入花在了文化娱乐和电话费上。新生代乡籍工在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风气和固有陋习的影响，出现了“娇子乡籍工”、“月光族”等现象。新生代乡籍工大多是刚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入城市打工，既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吃苦耐劳的能力和精神，过分追求较好的生活，勤俭节约的品格逐渐淡化。调查显示，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70%的人拥有手机或小灵通。一些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非理性的消费观念让收入较低的乡籍工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我国乡籍工市民化面临的前沿挑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乡籍工的市民化。随着第一代乡籍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乡籍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乡籍工的主体。这部分人的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其长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乡籍工也迥然不同。

2、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

3、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

“民工”是“乡籍工”的简称。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农民本来是一种职业，然而在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带有浓厚的等级和身份的色彩。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使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农村有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当城市工矿产业改革迈开脚步时，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务工。其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城市对农民入城，既欢迎又有些排斥、甚至是歧视和厌恶和鄙夷。农民进入城市大多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挣钱最少的工作，的确填补城市职业的许多空白，给城市居民带来许多方便，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然而，农民涌入城市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使得城市居民对他们产生一种排斥意识。

入城务工人员所受到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待遇，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确实也是“二等工人”。他们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就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还把他们当作另类工人管理，甚至有的城市规定限制他们进入某些行业就业。

这些现象，不仅明显违反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等一系列权利；而且背离了现代社会通行的文明准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伤害了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尊严，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甚至对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给人们直接的感觉，就是它放大着社会业已存在的不公。

对大多数第一代乡籍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

对于新生代乡籍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对他们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外出的经历更让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他们才发出了“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心声。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

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总之，比起第一代乡籍工，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因此，他们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盛行。

新生代乡籍工更期待未来的发展，大多数人有着自己创业的梦想，对未来的渴望超过第一乡籍工，对未来的人生轨道也有一定的规划，但是往往因为喜欢享受，总是离自己的预期目标很远。

与第一代乡籍工求生存为主不同，学技术成为第二代乡籍工外出务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大多希望有一技之长以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有56.9%的第二代乡籍工认为打工是为了多挣钱，但也有高达62.6%的人未来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

由于第二代乡籍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因此他们对文化精神生活也有着强烈的需求，很多人认为看电视、看报纸都只是较低层次的精神需求，但由于收入较低，他们只能选择比较廉价的文化消费方式。调查显示，31.2%的人在工作之余选择学习，56.2%的人希望当地有关机构能组织开展各种技能培训。

第二代乡籍工在选择工作时，非常关注“对人的尊重”，希望被他人尊重和被社会认可。调查中，第二代乡籍工对一些公司控制加班时间，进行人性化管理非常满意，认为这样会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工作的信心和动力更大。

调查显示，尽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务与青年农民工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但仍有27.4%的人希望一直呆在城市参与城市建设和分享城市发展成果。广东省青年干部学院青年研究所所长谭建光认为，这说明第二代乡籍工内心对城市的认同感和渴望融入的心理，他们希望参与城市种种公共活动，体现自己的价值。

“民工潮”兴起于改革开放初。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一个又一个躁动的身影，告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义无反顾地闯进陌生的城镇，汇聚成让人叹为观止的亿万乡籍工大军。一方面似乎是永远汹涌的“民工潮”，另一方面民工开始回流。2007年，湖南劳务输出达1093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人数的30%，近年，湖南各地纷纷对回乡创业者制订优惠政策，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和金融服务力度，提倡和鼓励“劳务湘军”回乡创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湖南全省已有约30万外出乡籍工回乡创业，创办“回流型”企业3.3万多个，吸纳近120万农村劳动力。

80后乡籍工的生活逐渐被城市化，他们在穿着、饮食习惯、价值观念、谈吐、思维方式等方面逐渐与城市的孩子接近，城市的“向心力”日益增强，如何为他们提供就业教育机会、提高他们自身素质、完善进城配套政策等已成为当前政府部门思考的课题。许许多多像万春水一样的乡籍工回乡后一去不还。取而代之的是小杰这样的年轻娃子。他们有文化，有想法，更加的不安分。这些80后民工的精彩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结果，那就是外出、赚钱、回乡、建房、再出来，已经不是民工们外出打工的选择。人生的路，在农民工的脚下，越走越宽。

当今的农村流动人群已不再是昨天类似的农村流动人群，“新人换旧人”，新的一代乡籍工已经成长为农村流动人群的主力：他们“新”在年轻，“新”在没有务农经历，“新”在对城市生活更强的憧憬和向往，“新”在更少的家庭负担，新在有文化，有知识的视野，更了解城市。

面对新一代农村流动人群，我们的一些城市仍然“我自岿然不动”，无动于衷，甚至有个别城市还想着法子，拆迁“城中村”，让流动人群无容身之地，从而企图变相地迫使他们离开。我们仍然看不到农村流动人群如何分享城市发展、繁荣的成果。不少城市并没有把农村流动人群作为中低收入者看待，低保、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这些为城市中低收入者设计的福利政策都没有他们的份儿。

尽管国务院曾专门为乡村籍工人发过文件，要求流入地政府解决农村流动人群子女的上学问题，但是不少城市的教育部门仍不能解决乡籍工子弟学校的问题。

新一代农村流动人群一方面想永久地离开农村，不愿返回农村生活定居，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没有“家”的感觉，找不到融入城市的钥匙。城市对他们构筑起一道道屏障。一些城市想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改造“城中村”，让农村流动人群没有了就业机会和安身之所，从而让他们自动离开。事实上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只要仍然存在城乡二元差别和地区差别，那么城市的繁荣就会吸引农村流动人群向城市流动。如果一个城市如此无情地对待为其繁荣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村流动人群，那么农村流动人群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回报”它呢？它又将怎样实现和谐呢？和谐社会何以可能呢？

新一代农村流动人群不会“坐以待毙”，总要寻找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和生活空间。在城市社会的排斥下，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和社会。他们在城市主流社会找不到认同和价值的肯定，而转向自己群体的认可，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和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他们凭借着老乡、亲戚朋友等传统资源，去维持他们内部的秩序，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在不少城市，已经形成同一个县或省来的人生活在一起、集中在同一个行业的现象，甚至出现各种老乡团伙，占据一方天地。

有研究者研究发现，最近农村流动人群上访少了，并不等于他们面临的问题比以前少了，而是他们更多地借助于其内部的非正式力量和方式解决问题。这就是城市排斥的结果。城市的排斥，使得农村流动人群更倾向于挖掘内部的传统资源，去构建他们的生活秩序和圈子，去支撑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生存。长此以往，城市将形成双重结构：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当边缘社会不断扩大，势必对主流社会产生强大的冲击，从而会带来隔离、断裂后的紧张、矛盾和失序，城市居民也就不会有安稳的日子。

为了避免这样的恶果出现，每个城市都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将农村流动人群排斥在外，不能再继续把他们仅仅当做“过客”，新一代农村流动人群的出现和壮大，已经让城市没有多少时间去享受流动人群的“红利”了，继续靠农村流动人群的廉价劳动维持繁荣和发展的余地将越来越小。因此，只有给予农村流动人群以基本的市民待遇，让他们分享城市改革、发展和繁荣之成果，一个城市才能真正实现和睦相处、社会和谐的理想，才能保持可持续性发展。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从“卖苦力”到“拼智力”，从城乡两栖到定居城市，从单向涌入城市到开始回乡创业，中国乡籍工群体正在发生着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村妹不甘种稻麻，满怀志智闯天涯。绣衣出口显身手，四海街头飘彩霞。欧美澳，亚非拉，品牌名起客商夸。时时领创推新品，岁岁登台戴大花。”这是诗人左河水以《鹧鸪天·打工妹》一词讲述的家乡真人故事。

新生代乡籍工及其市民化面临的前沿而又现实的挑战突出表现在：

（1）他们的劳动供给和就业行为明显不同于第一代乡籍工。在不同时代成长的农民工有着不同的阅历和自身不同特点，导致他们追求目标、偏好等不同，因此，仅仅将乡籍工视为同质群体的传统研究方法不能了解当今乡籍工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新生代乡籍工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函数与第一代乡籍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函数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缺口”而出现“民工荒”现象。

（2）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要胜过第一代农乡籍工。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乡籍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乡籍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新生代乡籍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

（3）他们的市民化问题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与第一代乡籍工相比，第二代乡籍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为个人、制度和市场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滞留在农民工队伍中。随着第二代乡籍工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2010年5月，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关爱乡籍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 （简称：“共青团关爱行动”）在全国各地全面启动。作为共青团履行基本职能、体现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工作内容，组织广大青年志愿者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学业辅导、亲情陪伴、感受城市、自护教育、爱心捐助等内容的志愿服务，为乡籍工子女提供切实有效帮助。

“共青团关爱乡籍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启动以来，各级团组织、青年志愿者组织与乡籍工子女较集中的学校广泛建立“结对+接力”的机制，为乡籍工子女提供切实有效帮助。根据中国志愿者网2011年11月信息统计系统数据，自2010年“五四”青年节启动以来，在全国2786个县市区旗所实施“关爱行动”，已结对乡籍工子女较集中学校3.2万所。全国436000名志愿者在17000多个活动基地，通过学业辅导、感受城市、自护教育、亲情陪伴、爱心捐赠等形式，帮扶了7300000乡籍工子女。目前，全国已经有10200名项目专员致力于“关爱行动”。

2011年11月共青团中央还将在全国推行的“七彩课堂”活动，对已结对的志愿服务团队每年开展志愿服务的时间、次数和内容提出基本要求。已结对的城市随迁乡籍工子女每人每年将接受不低于25次累计50小时以上的志愿服务,已结对的农村留守乡籍工子女每人每年接受不低于15次累计30小时以上的志愿服务。目前整个活动正在进行之中。

同期开展的“七彩小屋”项目，为乡籍工子女们配备电脑、电视、书籍及各类文体用品等。让他们在此与在外打工的父母视频通话，在青年志愿者的辅导下做功课、学弹电子琴，还可与心理辅导志愿者聊天、谈心、做游戏。同时还将建立乡籍工子女档案和志愿服务档案，每个乡籍工子女个人基本信息以及志愿服务团队每次开展活动的情况都将被记录下来。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乡籍工问题。”本周日全文发布的今年“一号文件”首次把“新生代乡籍工”问题纳入其中。虽说提纲挈领的文字总共才21个字，但在识者眼里，这短短21个字分量非同一般。

如果说，2004年至2009年连续6个“一号文件”着重和着眼于应对“三农”问题带来的传统挑战，致力于偿还政府和社会对“三农”的历史亏欠，那么，今年“一号文件”则开始加大针对“三农”的改革力度，应对和化解因“三农”矛盾动态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非传统挑战”。从今年起正视并着手逐步化解“新生代乡籍工”问题，恰系应对“非传统挑战”的一个明智之举。

“新生代乡籍工”目前专指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乡籍工，他（她）们在目前的1.5亿跨省流动乡籍工中占六成份额,总数约9000万人。随城市（镇）化进程之推进，这一社会群体的总人数正以每年800万～900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十年或要不了10年，该群体的总人数将突破2亿甚至更多。鉴于城市（镇）化进程还须持续30年～40年，不出10年，“00后”还将不断加入其中，若继续回避这一庞大群体的利益诉求，中国社会的演进非但没有和谐可言，还将生出后患无数。

“新生代乡籍工”既包括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青年劳动力，亦包含“首代乡籍工”夫妇在城市生育达到就业年龄的青年劳动人口。前者（对于社会）的问题是，这个群体一旦离开农村，尽管在城市打工异常艰辛，不时遭受制度不公带来的各种社会歧视，但要让他（她）们重新返回农村务农在整体上已全无可能；后者的问题是，他们从小随父母在城市（镇）长大，尽管漂泊生活导致他（她）们普遍未能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在城市（镇）就业竞争中缺乏整体优势，但他（她）们压根就不熟悉农业生产，在农村的根事实上已被割断,简言之，他（她）们已不可能再返回“老家”去做农民……

置于历史的特定时间段内作考量,化解“新生代乡籍工”问题所积累并仍在持续发展的诸多突出矛盾——譬如，社会保障难题、治安恶化难题、对城市的心理认同难题、社会阶层之间互不认同难题、社会族群歧视和价值观差异难题等等，其本质是统筹化解由城市（镇）化及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所共同带来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和生活的难题，而破解这一难题当下最有可能见效的突破口，恰恰当从“新生代乡籍工”入手，通过一系列社会制度和政策的创新，让他（她）们分批转变为“新生代市民”。

让“新生代乡籍工”实现身份转换，抽象地说先要打破城乡社会二元分裂结构。具象点说，则着重于分期分批解决他（她）们的社保、医保、失保、住保和教育保障问题。其一，把他（她）们纳入城镇职工社保和失保体系，使他（她）们在脱离土地后，失业有低保托底，退休时有社会统筹养老；其二，让他（她）们病有所医，教有所学（当下着重于生存技能培训和再教育）；其三，保障他们居者有其屋——这一条最关键，是确保他（她）们最终转变为“市民”的基础之基础所在；其四，对于80后乡籍工，他（她）们的子女幼教及入学也必须以输入地政府的公办教育为主承担。

顺此思路，回头再细读今年“一号文件”关于“着力解决新生代乡籍工问题”的一系列政策安排，正好循着上述思路分别对症下药。尽管文件落实难免会打折扣，但“针对性措施”之“动态特性”则可通过未来的“一号文件”不断得到增补和强化。只要方向明确措施持续，假以时日，“新生代乡籍工”的身份转换是可以实现的。亿万“新生代乡籍工”新年有喜，这个“喜”还涵盖明年、后年……之逐年兑现的意思。

干不长、频跳槽，发展空间小、努力成效低，这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工众网工众研究中心联合组成的乡籍工就业趋势课题组概括的当下中国乡籍工就业趋势，简而言之：乡籍工大多在打短工。

2012年2月8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工众网发布了《乡籍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短工化已经成为当前乡籍工就业一个相当普遍的趋势，主要体现为高流动和水平化两个特征。在当前招工难、寻工难等社会问题十分突出的背景下，这一现象尤其值得关注。

自2011年10月，乡籍工就业趋势课题组采取科学的调研方法，从工众网注册的近360万全国各地农民工中随机抽取2043位乡籍工进行了电话访问，首次基于规范的大样本调查描述了中国乡籍工就业的短工化趋势。《报告》的主要发现及结论如下：

水平化与高流动并存

我国乡籍工就业短工化趋势表现在高流动和水平化两个方面。调查表明，66%的乡籍工更换过工作，25%的人在近7个月内更换了工作，50%的人在近1.8年内更换了工作；乡籍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2年，两份工作的时间间隔约为半年多。调查还发现，短工化趋势逐年递增。报告显示，2004年开始上份工作的乡籍工，工作平均持续时间大约为4.3年。而2008年开始上份工作的乡籍工，工作只持续了2.2年，缩短了近一半。

要理解乡籍工工作的高流动，需要关注他（她）们就业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水平化。调查显示，当前我国乡籍工在用工单位中获得内部提升的空间相当有限，超过1/3的乡籍工在上一份工作期间薪酬、技能和管理层级均无提升。这种格局一定程度上与乡籍工工作的高流动有关。从调查结果来看，超过60%的乡籍工因为对用工单位条件不满意而选择主动辞职，尤其在新生代乡籍工中这一比例更高。然而，乡籍工在用工单位间的流动也是水平化的，多数乡籍工换工作后并未获得职业地位的提升。调查显示，更换工作后，虽然有42%的乡籍工薪酬有所提高，但仅11%的人在技术等级方面得到提高，还有15%的人在薪酬、技能和发展前景均无提高。也就是说，工作高流动虽然给乡籍工带来薪酬待遇方面的一定提高，但在管理层级和技术等级等方面的改善则相当有限，表现出水平化发展的格局。而且分析表明，这种趋势在代际、性别、教育程度、职业技能等因素上无显著差异。

短工化现象在乡籍工群体内部存在一定差异

因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方面差异，短工化趋势在乡籍工内部呈现出一定分殊。在代际方面，短工化趋势随年龄减小而增强，新生代乡籍工的短工化趋势更强。根据调查结果，与1980年前出生的乡籍工相比，1980年后出生的乡籍工第一份、上一份和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分别由4. 6年减至1.7年、4.0年减至1.5年、4.2年减至1.5年。1980年后出生的乡籍工内部也呈现较大差异：与1981年出生的乡籍工相比，1991年出生的乡籍工第一份、上一份和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分别由3.2年减至1.0年、2.5年减至1.0年、2.7减至0.9年。另外，初次就业时间越靠后，第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也越短。

性别方面，女性乡籍工短工化趋势更加明显。调查数据表明，男性乡籍工的平均每份工作时长为2.3年，而女性仅为1.6年；女性乡籍工平均年龄比男性小3岁，平均务工时间比男性短2.4年。这表明女性乡籍工一般只有在年龄较轻、未婚未育时才能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此外，乡籍工通过职业流动获得工资提升的比例本来就相当低，而女性该比例要比男性低约10个百分点。可以说，先赋性的性别因素在乡籍工内部不平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女性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

令人深思的是，从调查来看，后天努力未能克服乡籍工自身短工化困境。报告显示，大专学历的乡籍工平均每份工作时间长为1.2年，而初中学历者为2.1年，高中/中专/高职学历者为2.2年；目前工作与第一份工作相比，大专学历的乡籍工提高薪酬待遇的比例比高中/中专/高职学历的乡籍工还低9个百分点。目前工作与上一份工作相比，拥有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技术等级证书的乡籍工提升薪酬的比例与无证书的乡籍工无显著差异，有证书的乡籍工在技能的提高和自身发展前景方面略有优势，但是这种相对优势在统计上也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教育程度提高带来对职业地位和相应收入的更高期望，使得高学历乡籍工呈现更明显的短工化趋势。

短工化现象近年来呈愈来愈明显，一方面乡籍工的工作极不稳定，处于快速变动的状态，另一方面他们的工作流动基本上是水平化的，这不利于保障乡籍工就业权利和个人发展，也不利于促进企业生产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对于这次调研结果，课题组负责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教授指出，要解决短工化问题，必须对现行以劳动力维持与再生产相互拆分为主要特征的乡籍工生产体制进行根本调整。据悉，由沈原教授主持的另一项有关新生代乡籍工的研究近期即将发布，将对这种乡籍工生产体制的特征及新形势下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当然，制度调整是一项长期工作。工众网总裁李久鑫认为，从当前来看，短工化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做好乡籍工的职业介绍工作，搭建乡籍工和企业之间的信息对接平台，缩短乡籍工的待业时间，从而减轻短工化对乡籍工、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

工人日报 《乡籍工就业出现短工化趋势》

第一财经日报 《乡籍工短工化明显 生产体制亟待调整》

北京青年报 《90后乡籍工一份工作干不到一年》

21世纪经济报道 《薪酬低、缺保障：新生代乡籍工就业短工化》

经济参考报 《报告显示乡籍工就业短工化加剧》

创业家 《乡籍工就业 短工化趋势愈演愈烈》

新京报 《乡籍工短工化 每份工作平均不到2年》

中国经济时报 《调查显示乡籍工大多在打短工》

新闻晚报 《短工化倒逼权益保障长效化》

成家立业是一件人生大事，而对于已接近1亿人的新生代乡籍工来说，这件美好的事却有些“沉重”。有研究表明，他们在婚恋问题上面临诸多障碍，如收入低、工作时间长、缺乏社交机会，等等。

与父辈相比，新生代乡籍工离乡土更远，却未必距城市更近。城市经历使他们的婚恋观更加现代，但缺乏相应的社会环境支持，谈一场自由的恋爱、成立一个温馨的小家，对他们来说还有些奢侈。考虑到这一群体的庞大数量，这一看似个人选择的小问题，实则也是一个严肃的社会大问题。我们关注这一问题，也期待更为合理的制度安排，帮助这些年轻人撑起宽松的婚恋空间。

据统计，我国现阶段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务工者总数约有8487万人，占外出务工者总数的58.4%。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能否在成家立业的关键年龄顺利找到配偶并组建新家庭，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2021年8月16日，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发布发布：2020年监测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50.1%，男性占比高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比为66.3%，比2019年提高4.6个百分点；男性占比高于女性32.5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9.1个百分点。就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2020年就业人数前五位的行业依次为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共吸纳67.2%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