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6-20 09:14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范围广泛、类型庞杂的以生态运动、新女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等类型为主的群众抗议活动，因抗议的主体、主题、方式、组织形式与传统工人运动有很大差别，故而被称为新社会运动。西方新社会运动以其特有的方式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沉疴弊病，是西方左翼运动中一道奇特的景观，也因其对时代发展的敏锐反应、对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揭示而成为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世纪疫情暴露并加剧了资本主义危机与矛盾，西方新社会运动也进入新一轮活跃期，与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汇聚成流，彰显资本主义反对力量的存在。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彻底消退，欧美发达国家又遭遇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再度陷入集体性经济衰退，失业、生活成本危机、财富两极分化、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生态污染等问题被疫情放大，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
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加速衰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尤其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体处在“集体衰退”的边缘，新冠疫情让本就虚弱的经济“雪上加霜”，2020年西方国家GDP整体性呈现负增长。受疫情影响，西方国家失业率剧增。2020年4月，美国劳工统计局统计的失业率为14.7%，而实际的失业率高达19.3%，这使得美国失业率达到了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疫情叠加“俄乌危机”，导致物价和能源价格飙升。截至2022年9月，欧洲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10.9%，经济陷入深度和长期的衰退。资本主义面临合法性危机，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面临着失业、不确定性和更艰难的生活，国家的治理效能低下，无力阻止疾病的爆发性传播。
二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深。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左翼批判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撰文指出：2021年初，美国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程度比南北战争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社会上层和底层分别感知到两个国民经济：一个是繁荣的，另一个是不稳定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则加剧了这些差距。有数据显示，至2021年1月，美国亿万富翁的收入增加了2万亿美元，却有800多万美国人返贫。疫情对中低收入人群打击严重，贫困率大幅度上升，特别是其深度或极端贫困增加率在疫情期间达到高峰，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收入来源和医疗保障，甚至被推到饥饿的边缘。“穷人在灾难面前脆弱得多，因为他们缺乏花钱摆脱危险的资源。”
三是西方国家种族不平等和性别歧视问题凸显。疫情大流行加剧了本就存在的对妇女、少数族裔、移民等群体的压迫。女性是护理、清洁、酒店等服务性工作的主力，因而首当其冲地承受了新冠疫情的冲击。美国国家免疫和呼吸系统疾病中心（NCIRD）的数据显示，非洲裔、拉美裔、原住民的感染和死亡人数远远高于白人，几乎是白人的两倍，新冠疫情暴露并放大了阶级和种族不平等的残酷现实。
新冠疫情袭来引发了公共卫生危机，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秩序混乱。“黑人的命也是命”（BLM）反种族主义运动、反抗生活成本危机运动、“穷人运动”等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席卷欧美，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女权主义运动也活跃起来，西方国家内部掀起了新一波新社会运动浪潮。这一波运动在疫情之下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
一是工人罢工运动回潮并与新社会运动相互渗透。由于新冠疫情叠加俄乌危机，导致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欧美各地人们特别是社会底层在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中挣扎，西方国家工人罢工回潮，各地爆发抗议运动，越来越多的工人通过罢工要求解决生活成本危机。英国正经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行业行动浪潮，护士、教师、律师、邮政工人和其他很多行业的劳动者纷纷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罢工群众高喊口号“enough is enough”。2023年新年伊始，法国数百万人罢工反对政府的养老金“改革”，“黄背心”运动也重回街头，抗议物价和能源上涨、医疗等公共设施不足、退休制度改革，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
从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历史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工人运动的缺失和失语，然而新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不仅没有分道扬镳，反而在危机之下增强了团结意识。在“黑人的命也是命”反种族主义运动中，美国各地工会和工人纷纷声援抗议活动，邮政工人、公共汽车工人、码头工人、教师工会等都积极参与。2020年美国码头工人罢工的日子就选在纪念奴隶制结束的“六月节”。2021年2月，英国各地一千多名工会会员参加由工会和反种族主义者联合举办的反种族主义会议。
工会和工人的积极参与延长了新社会运动的生命，也扩大了其政治影响。同时，新社会运动对工人运动也产生很大影响，增强了工会团体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人积极参与工会组织。“大流行期间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愤怒和对整个工人阶级待遇的愤怒的融合，使得2020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对统治阶级的威胁比之前的运动浪潮更大。”
二是突出了反抗资本主义的经济诉求。西方新社会运动被描述为一种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反叛”运动，它关注的是环境、核威胁、性别压抑、生命平等等后物质主义问题，突出主体意识、身份认同、价值追求和文化诉求。然而，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物质利益、经济发展的话题又成为新社会运动关注的主要问题。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西方国家生活成本上涨成为民众最关心的问题，而且远高于环境污染、性别不平等、安全或移民等问题。工人、学生、农民、反种族主义者、反紧缩活动家、环保主义者、民主和反腐败活动家等都积极参与各类抗议活动，并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时期找到了共同点，更加突出经济诉求。美国华盛顿“穷人运动”（Poor People’s Campaign）的诉求是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并扩大和加强组织成立工会的权利。法国巴黎14万抗议者要求加薪，德国柏林抗议者打着“重新分配”的口号，要求对富裕阶层征税以应对危机，比利时布鲁塞尔上万名示威者要求提高工资，遏制能源价格上涨并对资本加税。与其说抗议者抗议政府因新冠疫情出台的封锁措施，不如说是抗议封锁措施导致的严重经济影响，生活条件恶化与不平等加剧是背后的主要原因。
恐惧、沮丧、愤怒的情绪持续充斥日常生活，当这些情绪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必然爆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文化反叛”向经济诉求一定程度回归的特点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即“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三是抗议主题呈现交叉融合态势。不同类型的新社会运动虽然各有起因，但随着抗议活动的进行，抗议主题呈现交叉融合的特点。美国女权主义运动支持“穷人运动”，抗议民主受到攻击，投票权被剥夺，批判的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认为贫穷的发生不是因为人们不道德，而是产生不道德的制度。欧洲反战和平运动抗议政府充当“美国和北约利益服务的傀儡”，也批判政府处理当前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的错误方式。美国全国反战联盟（UNAC）发出号召“回到街头”，组织抗议活动，反对无休止的战争，控诉不断上涨的粮食和能源成本，矛头指向财富分配不均。
2022年“反全球化”运动抗议者于G7峰会召开之际在慕尼黑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的诉求包括淘汰石化燃料、保护动植物多样性、社会正义和加紧消除饥饿的行动。“黑人的命也是命”反种族主义运动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抗议者，抗议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多重顽疾，如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我不能呼吸了”是乔治·弗洛伊德死前最后一句话，一语双关，还暗含着生活在工厂附近的人们不堪重负的生态环境。诉求多元化的特点反映出危机之下资本主义各种矛盾被放大，正如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一针见血地指出：疫情就像闪电，照亮了资本主义制度中所有的失败。
四是社交媒体作用凸显。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成为民众进行政治参与、政治监督、政治斗争、政治动员的重要渠道。社交新媒体对新社会运动的作用具有二重性特点。一方面社交媒体有利于运动的快速组织，是运动动员的有效工具之一。
2020年席卷欧美的反种族主义抗议浪潮始于“弗洛伊德事件”，目击者在“脸书”上发布了一段暴力执法视频，从而引发了人们的关注，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表态。可见，社交新媒体在新社会运动中发挥了信息扩散和社会动员的作用。如果没有新媒体的助力作用，新社会运动也许会处于分散的无力状态，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网络上的讨论成为必要手段。但另一方面，社交新媒体对新社会运动所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社交媒体可能已被证明是动员的重要工具，但它不是解决分歧的有效媒介。点赞和转发并不一定转为统一行动”。更何况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由少数大公司和特殊利益集团拥有和控制，在资本的操控下，新社会运动的网络力量并不会威胁到资本主义，反而会受制于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