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主流派的经济学者之所以对“空间”问题产生兴趣，是因为很多人发现了传统经济学在分析现代经济问题时的局限性。经济学理论一般都忽视现实的空间，认为生产要素不需要费用瞬间可以从一个活动空间转移到另一个活动空问，不考虑运费的影响，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尤其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主流经济学理论在解释现实经济发展时遇到的困难越来越突出。此外，传统均衡论的经济学是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下进行分析，但许多事实证明了这一前提假设并不能完全成立，特别是在当今新经济潮流的作用下，由于知识信息具有可共享性、外溢性、扩散性，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领域边际收益递增取代边际收益递减成为新经济的特点。

已有的关于空间经济的研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提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虽然前面所介绍的空间经济研究的传统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它们对于空间因素研究的思想都存在许多可取之处的，这为进一步展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平台，并促使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如何将它们进行有机地结合，以推动将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中。在新经济地理学出现以前，至少有两次对空间经济学的重大尝试，但是由于没有考虑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最终都失败了。

综上所述，复杂科学的兴起、报酬递增思想的深入人心以及相应模型处理手段的建立和发展、计算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都为经济学探索“经济空间”的含义提供了理论上和技术上的支持，“新经济地理学”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在《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中，克鲁格曼对空间经济研究的传统进行了分析，并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积累因果关系、当地外部经济以及地租和土地利用。

这一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区位理论，另一个是中心地方理论。韦伯的区位理论，又被称为“最小运输成本理论”，运用运费差异和原材料失重特性两个指标，以费用等值线圈、结果圈作为分析工具，研究不同类型企业选择的最优区位。但是，由于它对如何做出合理决策以及行动者的决策会产生什么结果等，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使其看起来更似一个在两维平面上的区位几何学。

中心地方理论分析了制造和市场营销等中心的定位和作用，这些中心服务于假设均匀分布的农业人口。奥古斯特·勒施(LoschA)把工业区位和市场范围结合起来，认为市场范围的排列网络中必定有一个大城市，其周边则环绕着一系列市场区和竞争点，将中心地理论与工业区位理论结合起来，探讨工业及其市场区最优分布问题即形成一种“经济景观”。克里斯塔勒提出了“城市区位论”，揭示了城市的规模、功能和等级效应，并且将城市的规模与等级的关系概括为正六边形模型，提出了中心地系统与服务业最优布局模式。

克鲁格曼所说的社会物理学是指通过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鲜明的实证规律性进行模型描述的一系列成果。如关于城市规模的齐普夫定律(Zip’slaw，又称位次-规模法则)，描述了一种城市间的相互影响与人口、城市间距离关系的“重力定律”，以及市场潜力指数对厂商定位和城市发展的影响等。这些成果都与现实情况能够很好地吻合，有很强的解释力，并且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和构建均衡模型奠定了基础，但是它们的工作仅仅描述了社会现象是什么样的，对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规律却不能给出解释。

缪尔达尔首先用地区的例子阐述他的“积累循环因果关系”概念，它表明数量微小的优势如何扩展，把这一概念明确应用于地区增长问题的是艾伦·普雷德(Alan Pred，1966)。积累因果关系说明，任何一种形式的循环，或互为因果，或相互作用都是积累的，从而也是失衡的。一系列互为因果的事件，在经过一次波动之后，会迅速的收敛到最初的稳定均衡，或收敛到其他的稳定均衡点。而且这种相互作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使最初的偶然事件发生大而持久的影响的就是累积过程。但是累积过程是动态的，一系列事件之问的相互作用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均衡点可能从一个转向另一个，这一动态的累积过程充分的说明了预期的重要性。

关于外部经济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Smith，1776)，但是，外部理论的概念是由新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1)首次准确的表达出来的。马歇尔所说的外部经济的含义与后来的经济学家的想法并不完全一致。在40年代和50年代，经济学家们开始明确区分技术外部性(纯粹的溢出效应)和以市场为媒介的金融外部经济，它们两者的差异只存在于规模报酬不变的世界里，通常市场规模导致的外部经济与技术溢出效应是同时存在的。

《区位和土地利用》一书是世界知名的区域科学专家阿朗索的成名之作，其主要贡献是将冯·杜能(yon Thtinen)的关于孤立、区位和土地利用——地租的一般理论及农业土地利用的分析引申到城市，以解释城市内部的地用与地价之分布。其核心观点是：城市活动的租地竞价曲线的构建和在土地供求均衡中地价和地用的决定。

按照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世界，比较利益决定国际贸易模式，而人口增长等外部因素则决定经济的增长水平。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现实表现展示出一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相当不同的经济图景。特别是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将爱德华·哈斯丁·张伯伦(E.H.Chamberlin) 的垄断竞争理论形式化之后，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理念为基础的新的方法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和无限增长方面获得长足进展，对传统贸易与增长理论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补充。新贸易理论所揭示的专业化与贸易机制及新增长理论所阐明的“无限增长”原理与传统经济地理研究中的集聚现象的相似性，一下子拉近了这三方面理论之间的距离。

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所采用的报酬递增假设及赖之而建立的分析框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径。但是，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在各，自的框架内不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比方说，新增长理论虽然对投资促进长期增长的时间动态机制——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时间版本——做出了一定的解释，但它却缺少空间维度，并不涉及要素流动，不能对集聚现象——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空间版本——提供解释，亦不能预测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化规律。新贸易理论(Krugman，1980)虽然聚焦于市场结构，但它与传统理论有一个相似之处，即通过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国家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此外，它将工业发展描述成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逐渐且同时发生的，而事实上工业化常常采取快速的波浪形式，在工业化的波浪中产业从一个国家依次向另一个国家扩散。

上述问题的研究往往涉及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性以及这三者之间通过市场而传导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有许多相重合的地方。这类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对新增长与新贸易理论构成相当的挑战。

由于新增长与新贸易理论不能将运输成本内生，主流派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研究的触角进一步扩展到经济地理学领域，以期从新的视角得出一些新的启示。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投资、贸易、要素流动和区域政策问题也对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简称D—S模型)和新贸易、新增长理论研究的三次波涛的强大推动，作为经济学领域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四波迅速成长。如果说，赫尔普曼(Helpman)与克鲁格曼(1985)关于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著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和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1991)关于内生增长的著作《世界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促成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并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克鲁格曼(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和藤田昌久(Fujita，1988)在《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集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方法》，则完成了对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可被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和采用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和经济地理研究不同，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以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假设为基础。按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理论预测，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经济活动最终将沿空间均匀分布。产品和市场的竞争为厂商舍近求远的区位抉择提供了解释。但是，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在现实世界却屡见不鲜，甚至连20世纪初的马歇尔也不曾回避这一现象。由于规模报酬不变是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说的基本假设之一，他只好用“外部经济”一词来笼统地解释各种生产活动的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公司水平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仍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来源于何方。而且，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用外部经济解释产业集聚本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感到，对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假设的有效性其实大有进行一番反思的必要。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经济学家们来说都是难以驾驭的。直到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将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概念用数学模型形式化之后，关于报酬递增的研究才真正在经济学界掀起一场实质性的革命。按照D—S模型的假设，消费种类和生产分工程度内生于市场规模。一方面，一个经济中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因而，消费品种类越多，效用水平越高；另一方面，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而资源的有限性导致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人口规模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酌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厂商为满足消费需求实行进一步分工既能实现规模经济，消费者又能有更多的品种选择，效用亦随之上升。D—S模型也为解决复杂的经济地理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在一个引入了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世界，经济活动的演化不再是线性的，而是由非线性动态所支配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所呈现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就是一幅活生生的非线性的蛛网图。假定存在足够强的规模经济，任何厂商都会选择一个单个的区位来为一国的市场提供服务。为使运输成本最小，他无疑会选择一个有大的当地需求的区位。然而，恰恰只有大多数厂商都在那儿选址经营的某个区位才会有大的当地需求。因此，一个产业带一旦建立，在没有外部扰动的情况下，这一循环将会长期持续下去，这就是布赖恩·亚瑟所谓的集聚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产业集聚很可能始于一种历史偶然。如果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是由报酬递增而非比较利益所驱动，则什么样的产业在什么样的区位形成集聚一般来说是不确定的，而是“历史依赖(history—dependent)”的。但是，不管属于什么样的原因，某种专业化生产与贸易格局一旦建立，从贸易获得的好处将累积循环，从而使得这一格局因进一步强化而被锁定(locked—in)。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中采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假设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新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

新经济地理学以收益递增作为理论基础，并通过区位聚集中“路径依赖”现象，来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收益递增、完全竞争和比较优势是传统经济学中三个基本的假设条件，最早运用报酬递增来解释地理上的集聚的也并不是克鲁格曼，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将“新经济地理学”看作是经济学中对收益递增兴趣复兴的一部分。　在空I训集聚的过程中，不同的学者强凋收益递增的不同形式，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收益递增是指经济上相互联系的产业或经济活动，由于在空间上的相互接近性而带来的成本的节约，或者是产业规模扩大而带来的无形资产的规模经济等。克鲁格曼在他的著作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收益递增思想，并试图在报酬递增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经济区位理论。在他看来，收益递增本质上是一个区域和地方现象。空间聚集是收益递增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问集中后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以及吸引经济活动向一定区域靠近的向心力。

除了用来解释产业活动的集聚或扩散以外，作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础，报酬递增模型还被用来解释城市增长动力机制。绝大部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都集中于产业活动的区域分布，讨论为何特定产业在某些区位集中，尤其是在城市中，克鲁格曼在解释城市中人、财、物的聚集时指出：人们向城市集中是由于这里较高的工资和多样化的商品，而工厂在城市集中是因为这里能够为他们的产品提供更大的市场。新经济地理学者认为，空间聚集是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以及区域发展的基本因素。

在收益递增规律及相应的集聚或扩散模型的影响下，“新经济地理学”将区域和城市的发展定性为“路径依赖”和“历史事件”。与新古典的经济均衡模型相反，克鲁格曼使用历史方法，强调影响集聚的力量的持续和积累。也就是说，存在向“路径依赖”和“历史事件”发展的趋势。总之，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区域的优势被认为是由一些小的事件所导致的自身的加强。

新经济地理学的第二个主要研究内容是区域的长期增长与空间集聚的关系。标准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假定资本和劳动是收益递减的，依据这个框架对集聚(特别是国家之间)的产生进行预测，一个相对贫穷、资本储备较低的国家将有更高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和资本利润率。新古典增长模型的预言结果是，较贫穷的国家增长较快，最终能赶上较富裕国家。根据巴罗和夏威尔·萨拉-伊-马丁(Sala—I—Martin，1995)的研究显示，区域收敛率在整个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中国以及澳大利亚范围内是十分相似的，但是，区域收敛速度却相当缓慢，每年大约1.2%，这要比简单的新古典模型缓慢得多。区域收敛率较慢的事实以及对新古典长期增长模型有效性的怀疑，引出了与收益递增的模型之间的联系。

按照新经济地理学，资本外部性的相对规模(市场作用的范围)、劳动力的可移动性和交通成本将决定经济活动和财富在空间配置上的区域整合程度。一方面，当资本外部性及劳动力的迁移通过区域整合增加时，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将预言更大规模的空间集聚，富裕中心和较差的边缘区之间的差距将加大，经验结果也似乎支持这个预测；另一方面，如果区域之问仍然存在着不可流动性(由于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障碍)，那么中心地区的劳动力和由于拥挤而带来的成本就会增加，并有利于经济活动的扩散和区域集聚的减弱。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核心——周边”模型最先见于克鲁格曼(1991)的研究。该模型展示外部条件原本相同的两个区域是如何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与运输成本交互作用的情况下最终演变出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的。模型假设世界经济中仅存在两个区域和两个部门——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和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农业工人在这两个区域均匀分布，农业工资处处相同；制造业工资的名义值和实际值则存在地区差异，因而制造业工人视实际工资的高低从低工资区域向高工资区域流动。它通过将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制造业份额与流动工人的份额加以内生，得出区域生产结构随运输成本变化而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的规律。模型显示，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下前向与后向联系的效应最强：一个区域的制造业份额越大，价格指数越低，厂商能够支付的工资越高，越能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对称结构变得不可持续，从制造业原本均匀分布的经济中将逐渐演化出一种核心一周边结构。核心占世界产业的份额大于其占世界要素禀赋的份额，由于制造业报酬递增的缘故，它将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者。由于在这里区域(或国家)的大小及其演变都是内生的，由这一模型得出的结论比一开始就假定国家大小是外生给定的新贸易模型大大前进了一步，也更加具有说服力。

由于国界以及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人口流动构成相当大的障碍，上述以要素流动性假设为基础的人口集中意义上的集聚模型一般只适用于国内范围的空间集聚研究。为研究国际层次的经济活动的分布，维纳布斯(1996)凭借产业间的直接“投入—产出”联系假设建立起国际专业化模型。按照他的假设，在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国家之间虽然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但是可以进行贸易。假设各个国家具有相同的禀赋和生产技术，拥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生产部门，劳动力可以在国内部门间流动。农业部门为完全竞争型，农业产出为单一投入—劳动的增凹函数。制造业部门为不完全竞争型，使用劳动和中间产品的组合作为投入，厂商之间存在直接的“投入—产出”联系，每一厂商的产出既作为提供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又作为所有其它厂商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品。制造业作为中间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与传统集聚有相近逻辑的国际专业化过程得以发生。

拥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通常能够提供较多种类的中间产品，而中间产品种类较多的区域有较低的价格指数，使得使用中间产品的厂商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生产，这就构成一种前向联系——既有的产业集聚构成对外部厂商的吸引，中间品投入较大的厂商将倾向于在拥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选址生产；反过来，厂商生产成本中的中间投入品采购部分构成厂商之间后向联系的来源：在一个区域生产的厂商越多，对中间品的需求越大；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该区域在制成品上的总支出也越大，这就为中间产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当地市场。由于国与国之间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前、后向联系的结果不可能是人口在特定的国家的集中，但是，它们却能够导致制造业(或特定产业)在有限几个国家集聚的专业化过程。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劳动力不能在国家间流动，特定国家的制造业集聚也会因劳动供给的趋紧而使得该国制造业与农业工资同时上升，在农业生产函数为严格凹的假设下，农业边际产出上升，制造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引减弱。

国际专业化模型所表明的一体化与集聚之间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揭示了厂商对经济一体化可能做出的区位响应。在较高的贸易成本下，厂商将分布于禀赋相同的区域以满足最终需求。在居中的贸易成本下，随着某些区域比其它区域吸引更多的产业，区域差异将开始形成——但并不会达到完全专业化的程度。在低贸易成本下，集聚随着低工资区域的产业份额逐渐上升而溃散。相对于更为工业化的区域来说，早期进入低工资区域厂商的动机是出于对非流动要素的较低的价格的考虑；然后，随着在某些部门建立起临界厂商群落，更多的厂商将搬迁过来以充分利用前向和后向联系。这一模型表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需要实行高度的对外开放，不仅需要商品领域的自由贸易，而且需要各国在投资和服务(尤其是生产者服务)贸易领域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

全球性的产业扩散及其规律对于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来说一直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以上述国际专业化模型为基础，蒲格和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1996)在模型中进一步引入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用L表示由技术所决定的效率水平，假设技术进步使所有基本要素稳定地递增，并用效率单位测度各基本要素，建立起全球化和产业扩散模型：假设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某个区域因为偶然的技术进步在制造业率先建立起一种自我强化的优势，这一优势允许它支付比其它国家更高的工资。随着时间的发展，世界对制成品的需求上升。这将使得制造业区域的生产水平上升，强化制造业在该区域的集聚，并使得该区域工资上升。随着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区域间的工资差异将越来越大，并最终不可持续，制造业厂商将寻求迁入第二个区域，在那里他们更为有利可图。这样，第二个区域又开始了建立制造业自我强化优势、提升区域工资的新的轮回，并最终引发第三个区域的制造业成长，如此循环往复。在运输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况下，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受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向心力)都相对较低，劳动效率的小幅度上升导致工资成本的上升(离心力)都足以压倒产业联系(向心力)的影响，从而引发投资和生产向周边国家的转移以满足最终需求。倒是在运输成本的中间区段，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受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向心力)最强，有更大的余地平衡由劳动效率的，上升所导致的工资成本(离心力)的增加，因此，在运输成本的中间区段，产业集聚更容易维持。

然而，这一模型给人们的启发更多地在于揭示产业扩散相对于劳动效率(而非运输成本)变化的敏感性上。藤田昌久、克鲁格曼与维纳布斯(1999)用了一个包含三个国家和七个劳动密集度各不相同的产业的例子更好地说明这一产业扩散过程，在阶段I，所有产业均位于国家1，在国家1与国家2和3之间存在工资差异。随着劳动效率水平的增加，工资差异的幅度不断增加——直到某个产业的厂商开始重新进行区位选择并因此而有利可图，阶段Ⅱ即从此开始。在Ⅱ阶段，产业是向所有国家均匀地扩散，还是依次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扩散呢?且考察一下阶　段Ⅱ的最初阶段，其间国家2和国家3都在开始工业化。在阶段Ⅱ起初的一个很小的区间内，两国工资水平是一致的，但是，随着国家2和国家3内部的产业联系变得不断增强，两个国家有相同产业结构的均衡将会变得不稳定。只要有一个国家略微领先，其优势就会被放大，另一个国家将因此而落后。因此，产业扩散并不是沿所有国家齐头并进的，各国的工业化有先有后。

这一模型很好地表明，经济发展不是多个国家齐头并进地追赶富裕国家的平稳的过程，它是—个富国与穷国集团共存的过程，存在导致穷国加入富国俱乐部的可能的机制。世界范围的工业化将以一系列波的形式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的建立一般要遵循从低级开始向高级攀升的过程。

为了进一步考察全球化对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影响，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1996)从分析一些厂商与某类厂商存在比与其它厂商更强的买方/供方关系这一重要的投入-产出联系特征人手，建立起区域专业化模型。这一模型与上述模型的演化动态原理基本相似，但在基本假设方面却存在一个主要差别：在区域产业专业化模型中，假设存在两个国家(“本国”与“外国”)和两个生产部门(产业1和产业2)，这两个国家和两个部门所面临的需求与所采用的技术完全对称，劳动投入为惟一的生产要素；由于所考察的经济已完全实现工业化，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已从其中退出，因此，假设各生产部门均为不完全竞争型的制造业。

假定产业1在本国的集聚(相应地，产业2在外国集聚)为一均衡，当产业间联系强于产业内联系时，在任何贸易成本下，这一产业集聚都不是可持续的，这是因为，对于各个厂商来说，最为重要的区位利益来自于与它国厂商的联系，因此，各个国家将发展多样化的产业组合。相反，如果产业内联系强于产业间联系，则当贸易成本值较高时，产业不可能形成地理集聚，两个产业在两个国家内均有分布；只有当贸易成本足够小时，产业的地理集聚才是可能的和可持续的。产业内联系与产业间联系之差距越大，使产业集聚为可持续的贸易成本的取值范围越宽。由这一模型所预测的基本倾向即使在对模型引入更多区域和产业部门的情况下也会保持不变。但在多个产业的情况下，分布并不是一半对一半的。一个区域可能比另一个区域有更多的产业，这将导致区域之间真实收入的差距。

通过对报酬递增的D—S模型赋予空间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对报酬递增、外部经济、运输成本、要素流动和投入产出联系的性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所发展出的一系列模型揭示出一些重要的理论含义，对于理解全球化条件下的生产、贸易和经济发展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表明，运输成本的变化对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是非线性和非单调的。贸易成本的下降使得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稳定地增加。一般而论，出于对报酬递增、贸易成本和市场外部性的考虑，厂商倾向于选择靠近市场的区位安排生产，而靠近市场的区位正好是其它厂商比较集中的区位；反过来，选择在其它厂商比较集中的区位生产的厂商又会面对在当地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更为强大的竞争，高强度的竞争倾向于使从事生产括动的厂商沿空间发散。存在于厂商之间的吸引力(向心力或正反馈)与排斥力(离心力或负反馈)对抗的结果将最终决定生产活动是在特定空间集聚还是沿整个空间发散。在贸易成，本的高端，市场被分割成规模有限的条块，由空间距离所决定的不完全竞争的性质和就地供应市场的要求决定了厂商之间的排斥大于吸引，厂商只能向规模有限的本地市场提供服务，而有限的市场规模抑制了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细分，市场外部性难以体现，整个经济空间将为众多分布于不同区域的厂商和分散的规模有限的市场所覆盖。随着贸易成本向中间段趋近，分立于不同市场的厂商之间的相互吸引上升，排斥下降，各自对对方市场的渗透力加强，当吸引压倒排斥时，分立的小规模市场趋向于融合(即区域一体化)，厂商和劳动力在更大规模的市场区形成集聚。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细分，扩大的市场支持更多新的厂商以更低的成本规模生产和开发细分产品，显著提升的市场外部性对更多的厂商形成吸引，从而激活“市场扩张—生产专业化/产品细分—外部经济加强—厂商集聚—市场扩张”的累积循环过程，这一过程乃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一个基本写照。

由于集聚所特有的路径依赖性(或累积循环因果关系)，一体化市场的产业积聚程度将越来越高，本地要素和商品的价格将趋于上升。如果要素和商品可以从其它区域大量进口，外部移民的诱至将促成更大程度的积聚；如果某些对生产特别重要的要素(如劳动力)不能流动，或者某些对于消费特别重要的商品(如住房)为不可贸易品，则进一步的一体化将减轻市场外部性的重要程度，不流动商品和要素的价格差异将驱使厂商转移投资及驱使劳动者转向别的区域就业，从而启动产业从核心发达地区向周边不发达地区扩散的全球性的工业化进程。而以产业扩散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过程并非采取从核心向周边等量辐射的形式，工业化将以一系列波的形式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扩散。这里不难看出，通过影响发散和集聚力量之间的平衡，经济全球化反过来可以决定性地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国际劳动分工将通过一个非平衡发展的过程自发地出现，世界经济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一个“核心—周边”结构模式。不平衡发展可能是经济全球化可预见的后果。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表明，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产业集聚和长期增长依运输成本而呈非线性变化，演化的轨迹表现为典型的倒U形构造，在全球化过程的中间段，产业结构表现为高度集聚，国家间的经济差异最为显著，产业结构和人均收入的不平衡发展乃是经济发展的常态。

同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新经济地理学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与现实相比，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显得太简单、太刻板，克鲁格曼的研究只对马歇尔外部性中的金钱资本外部性感兴趣，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有所提及，但在模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知识溢出的外部性则完全被忽略了；缺乏网络对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影响的研究；新经济地理忽视了区域在社会、文化机构及制度等方面的差异，甚至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异也被认为是次要的等。

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对经济学来说是把空间概念引入经济系统；对地理学来说则是把微观经济机制引入到在地理分析中。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能否将地理学与经济学成功的融合在一起，目前尚无定论，但是不可否认，与以往理论相比，新经济地理学有其创新之处：

第一，新经济地理学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为假设条件来研究区域经济问题，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接近于现实。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因素和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纳入到了一般均衡的框架，成功的应用D—S模型与冰山成本相结合，解决了经济学长期以来厂商层次报酬递增与竞争性一般均衡不兼容的问题。

第二，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将比较优势、外部性等问题内生化。新经济地理学通过将比较优势内生化来深化背景上的认识问题，为没有先天差异的区域之间发展差异寻求解释。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外部经济现在是被推导出来的，而不是被假设的，因而作为经济变化更基本的参数，外部经济可以被视为以一种可以预测的方式变化。

第三，尽管新经济地理学的某些模型过于抽象，但这些模型的建立毕竟相对于传统的区位科学模型有了很大进步和改观。新经济地理学是包含非均衡力的经济学，它的核心模型是非线性模型，因而它给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理论观点，揭示了经济活动空问模型的复杂性，而且，克鲁格曼通过对有些不确定性的复杂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建立了多中心城市空间自组织模型，这些都使得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更有现实意义。

鉴于新经济地理学核心模型在许多方面显得过于简单，今后研究的一个可行路线是将核心模型中的基本要素和观点与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中关于成熟的贸易和区位理论结合在一起，除了考虑新经济地理学中要素流动性、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等关键因素之外，新经济地理学至少有2个可供未来研究的方向：扩展理论研究范围，加强实证研究、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福利和政策涵义。

新经济地理学所受的批评之一就是对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因素考虑过于简单，今后不仅要研究关联效应，而且对厚实的市场、知识溢出和纯外部经济性也要加以研究，但前提条件必须要建立一个基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贸易联系效应的更一般的垄断竞争模型，新经济地学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基于空间因素的垄断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目前新经济地理学已经建立了关于效用和生产函数、运输技术等因素的具体函数形式，下一步的工作是要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函数的选择集，目前已经有学者(Ottaviano, Tabuchi andThiss,2002)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并建立了基于垄断竞争的“中心—外围”线性模型。

另外，还要加强知识溢出效应在新经济地理中的研究。集聚、知识外部性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在短期内，人们的地理邻近甚至面对面交流有助于知识的扩散和获取，但从长远来看，相同知识背景的人们由于地理邻近而集聚将会使他们的知识趋于同化，因此时间将会削弱知识的外部性。许多学者如Marshall(1920)、Jacobs(1969)、Lucas(1988)都认为：在一个城市或产业区,大量不同类型人的集聚(尤其是具有不同知识和技术的专业技术工人的集聚)，将有助于知识的扩散、创新和积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这只是短期的效应，如果要长期促进经济增长,必须要有新的知识要素的注入，否则未必成立。因此，对一个城市和产业区的知识外部性要建立动态分析框架，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动在这一框架中发挥关键作用，因为不同的知识和信息得以在不同的区域间传播和维持。这样的动态分析框架将有助于新增长理论的发展，因此，建立知识外部性分析的微观基础是进一步发展新经济地理学的关键，也是新经济地理学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一般认为，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型具有很强的非线性，是很难用于实证研究的。另外，为了建立理论上容易处理的数学模型，往往需要做出一些假设，而这些假设又很难去放松，但如果用现实世界中的数据做实证研究时，却又需要修正这些假设，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经济地理学被批评过于注重数学模型而缺乏定量的实证研究了。不过，新增长理论模型和新贸易理论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经验研究有助于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提供一些典型事实和约束条件，可以用来判断在哪些因素之间存在真正的关系，同时也可以用来指出模型在哪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拓展。

正如新增长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经过理论发展之后，实证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一样，加强实证研究也是新经济地理学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未来的研究将会沿着“一般到具体”的路线，从高度抽象的简单模型到解决具体问题的模型，在此过程中理论模型将会逐渐被修改和完善，实证研究的增多将会使新经济地理学的政策问题得到更多的关注，探讨福利和政策含义将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新的研究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