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出现在文革后期，以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为高潮，那些年“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成为广大青年的口头禅，学校停课，学生停学，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成为批斗的对象。以大老粗为时尚，越穷越光荣。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里，知识成了一种罪恶，知识本身似乎的确无用，因为没有使用的地方。但这种“读书无用论”是一种至上而下所引发的思潮。在广大的老百姓心中，知识依然是神圣的，不然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怎会有1160万人涌进考场？在随后的一些年内，高考和中考成为广大社会底层百姓尤其是农村青年改变命运的唯一一条公平竞争之路，即使它是一根独木桥。虽说如此，却也不能掩饰其缺憾的一面。

第二次的“读书无用论”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最典型的口头禅就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由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许多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又没有进入国营事业集体等等所谓单位的人，首先进入了个体户的行列，进而也成为大众羡慕的先富起来的人，由于体制等原因，教授、医生、教师、公务员、工程师等等，依然在单位拿着难得涨一下的固定工资。于是就泛起了“读书无用论”，但这一次看起来依然是“知识无用”。但是，读书至少可以充实一部分（只是一部分）人的心灵，需知有人对精神享受的追求大于物质享受。因此其说法也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