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国美协、美协广东分会分别为其 在广州、北京、沈阳举办《琵琶行》组画和《人物十八描》个展。 早期以山水花鸟画为主，1929年后潜心钻研人物画（兼写花鸟走兽）。

杰出的中国画人物画家方人定先生，才华出众，崇尚革故鼎新，其一生探索不断，勇于尝试，敢于否定，在思索、创造、进取中为世人留下了很多佳作，留下了见解独到的雄辩的文论。

方先生早年研习传统中国画，从山水花卉翎毛走兽转向于人物。为拓展艺术视野赴日本求学，画作中融入“浮世绘”技法、东洋艺术的情调和人体写生的知识。再赴美国，考察和学习西洋绘画，探索对中国画的改造与创新，促成了在艺术观念和技巧上的一次又一次转变。他曾从重视线转向重视面，重视光与色。曾有一个阶段热衷追求强烈的装饰风格，而且把握得十分出色，然后再转向自然的写实的描绘。曾有一个时期，方人定先生创作了一系列女性题材的作品。其后，又着力于表现市井平民的生活，在题材选择上进行新的探索。他说：“假使说我的画，是专学某一人或某一派的，我必否认。因为我的师，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一个画家不要受任何画派的约束，应该自己走自己的路。”他曾组织绘画团体，起名“再造社”，决心不断进取和创造。他反对陈陈相因，反对固步自封，要自成一家不与人同，对自己则不与前同。他在后期致力于《琵琶行》和《西厢记》这两个古典题材组画的创作，似是对自己早年观点的否定之否定，转向对东方的传统手法的回归。中国画家当中多有练熟几手，终生受用者。而像方人定先生这样不断转换新课题的探索者，则是十分难能和非常可贵的了。

方人定先生成功运用的多种技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熟练的撞水、撞粉与渲染。他善于提炼出单纯的黑与白构成简洁而又丰富的画面，善于以墨色渲染和白粉勾描造成生动、精妙的质感。他1931年创作的《闲日》与《踏雪》、1959年创作的《最坚强的人》就是这类技法运用的令人过目不忘的代表作。那白披巾、白兔，黑绒裙、黑丝袜、黑皮鞋……不同的质地表现得这样精彩，成为画面效果的构成要素，成为塑造人物、烘托氛围、表达主题的重要艺术语言。这是方人定先生的创造。这大片黑或白的妙用，无论是对刻画那位抱兔闲坐的少女、持伞踏雪的女士，还是《最坚强的人》中那位身残志坚的女军人，都是表现人物气质、抒发画家情感的极恰当的手段。《闲日》的原作每次展出，都引得观者驻足注目，揣摩那黑丝、黑袜、黑革的奥秘，叹为经典之作。

方人定先生还是一位长于理性思考的艺术家，他对画论、画史，对中外的文化传统有深刻的研究，他对唐宋、对明清的中国绘画有透彻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对日本和西洋画的技法（例如对毕加索的绘画等）曾下大力气去研究并有论述。也许因为他是法官学校的毕业生，方先生善于思辩，才思敏捷，文笔犀利，在岭南派与固守传统的中国画家激烈的辩论中，他成为了岭南派投入笔战的主将，写出了一批主张革故鼎新的文章。此后几十年，方先生不断发表论著，表述和论证自己的艺术主张、理论见解和学术追求。他对旧传统旧糟粕的否定，对时代对现实的关注，对审美的认识，对技法的运用都有精辟的系统的阐述。他的改革精神，理性上的追求，加上充沛的精力和创作激情，驱使他在艺术上不停地变革与进取。这种既能理论、又重实践的英才，在中国美术界是不多见的。 方人定先生是20世纪中国画创作中贡献突出的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他曾是我们省美协的常务理事，广东画院的副院长。假若没有十年动乱，方先生还会在他的艺术道路上跨越更高的颠峰。方先生的艺术精神和他的杰出画作将永留在人世间。

方人定是岭南画派第二代画家，也是岭南派人物画代表画家。他的绘画，以人物著称，兼工花鸟、走兽、山水。他的人物画，坚持表现现实，表现人生，反映人民疾苦，表达民族精神，在技法上则博采众长，融汇中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样式。

方人定早年就主张中国画创新。在日本学习期间，他痛感中国人物画的衰落和艺术的脱离实际，主张艺术应该反映人生，反映时代并提出中国现代人物画的改革振兴问题。他为自己的艺术道路确定了如下目标：1.作品以人物为主体；2.题材以现代生活新姿态为对象；3.画法则重新折衷东西。

方人定的人物画作品，题材和内容以现代人物为主，紧随时代脉搏，表现民族精神。抗日战争时期, 他创作出《雪夜逃难》《穷人之餐》《战后的悲哀》《行行重行行》《乞丐》《大旱》等大量作品，表现了当时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贫困悲惨、劳作的艰辛和他们勤劳善良、顽强与命运抗争的品质。新中国建立后，他在作品中讴歌新生活，赞颂人民，充溢着阳光、生机和朝气。《早晨》《饲养员》《花市灯如昼》《劳动之后》《旱年不旱》《山西道上》等代表作品，表现了人民大众对新生活的热爱和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的精神。

方人定的人物画作品，艺术倾向以写实为主，技法上博采众长，融汇中西，把中国画的笔墨功夫，西洋画的明暗用色和日本画的装饰趣味，揉合在一起，为其表现内容服务，成就了他独具个性的人物画风貌。

方人定的作品，构图大胆新颖，别具一格。如1941年创作的《庖厨一角》，画面大部为待烹的雉鸡、芦雁所占据，案上尚可见山葡萄及烹饪佐料洋葱。画家立意新颖，选取最有代表性的极为浓缩的物象和场景表现了一个猎人之家的生活。

方人定还是岭南画派著名的理论家，撰写多篇论文阐述其艺术主张。方人定还擅长书法和诗词。2003年11月5日至10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中国画研究院、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广东画院等五个单位联合举办的方人定绘画作品展首次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在美术界引起了震动，美术界给予很高评价。

他主张国画革新，从1926年开始，在广州、上海的报刊、杂志上多次发表文章，提出“挽狂澜于既倒”，提倡中国画的内容“要取现实生活为题材”， “真实地、深刻地表现民族的精神”；技法上则要“折衷东西”，把东西方的 绘画长处“一炉而冶”。他是岭南画派的“一支笔”。晚年卧病在床，仍著有《线条、色彩、皴法——国画三个问题》的重要论文，并曾在香港《美术家》 上发表。他不但在人物画方面卓有成就，在书法方面亦功底深厚，其诗词也极富时代气息。

《闲日》《踏雪》《归猎》《爱犬》《大旱》《旱年不旱 》《行行重行行》《雪夜逃难》《渔父辞》《耕罢》《李香君》、《最坚强的人》《早晨》《四牛图》《东郭先生》《奇书》《栖息 》《夜雨》《花市灯如昼》《护雏》 《西湖烟雨》《琵琶行》组画 、《西厢记》组画等。

方人定给人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也许是在著名的“方黄之争”里尖锐的言辞和激昂的情绪。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方人定的思想正发生剧变。这“变”相对于站在他“对立面”的黄般若，更相对于黄氏背后的国画研究会、他们倡导的那种画法所表现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

笔墨无疑当随精神。方人定的画法折衷中西，这源于高剑父。那时候，他们和全国许多画家都在融会中西的路子上苦苦探索。他们为什么要改变传统？虽然传统绘画一度暮气沉沉，显得那么“落后”、“保守”，但像高剑父、徐悲鸿这样的大家都十分清楚传统的价值，知道自宋以来蓬勃发展的中国文人画实在展现了绘画的最高境界。为什么他们又如此坚决要折衷中西，举起改革传统的大旗？原因就在于他们明白，画法只是体现精神的工具，精神状态改变，画法也要相应做出改动。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人，随着社会的动荡，至少有一部分深切感受到时代演进的猛烈冲击，精神状态在剧烈变化着。敏感的文艺人中这部分比重更应大得多。对要表现新精神的画家来说，改革传统技法成了势在必行的事。

大凡改革都不会一帆风顺，尤其这改革的对象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改革用的“药剂”又是同样具有深远传统的西方艺术。光是要吃透这两家的精髓就不知要耗费多少时日、具备怎样的天赋。对高剑父、方人定们失当之处的指责从他们试验伊始就没有停过。在今天看来，这些批评不少是中肯的。看方人定的画，许多企图折衷中西的地方还停留在试验状态，很不成熟甚至很幼稚。画得好的还是那些比较纯粹中国风或者西洋风的作品。也就是说，在方氏的画中，所谓“折衷”起码远没有成功。其实又何止方人定，直到今天，谁能说自己对传统的改造已经取得了成功？当然这仅仅是从技法来评论。技法毕竟不是绘画的全部。看一张画好坏还要以是否感人为基础，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方人定的画无疑比当时一味追求国画“纯血统”的许多作品更亲切。他在把中国画向当代推进方面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努力使国画题材从山水花鸟拓展到现代人的生活当中，他走过的弯路和遇到的挫折足以成为后人宝贵的借鉴。

方人定的画正因为敢于负起推动艺术发展的责任而触动着观众的神经，我们不应用技法的失误为由否定他。这正像他当年和黄般若的辩论，如果单从观点看，那些东西已经没有多少价值，但那段历史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正是因为，纯艺术的论争作为事件本身足以使人获得感悟。好比写文章，是否所有人都信服你的观点并不重要，重点是你的思想有无启发读者，这在现代的广东乃至全国画坛并没有成为风气，比较“方黄之争”的时代是大为退步了。这才是值得我们、尤其是那些只会喋喋不休于指责前驱者们技法失误的人认真思考的问题。

《广州画卷》：在岭南画派“集团军”中，中山的方人定虽然称不上声名显赫的“元帅”，但起码也算得上是一位战果累累的“大将”。有不少专家曾指出，方人定的人物画“不中不西”、“非中非西”，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作品的特点？

李伟铭（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关于如何变革中国画，方人定在他的同辈中显示了非同一般的思辨力，作为一个人物画家，他最重要的作品主要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如《行行重行行》和《大旱》。在这些作品中，对“面”的处理多少有悖于他后来对“线”的认识，但它朴拙的造型、体量和在一种精心设置的构图中所的主题的象征意味，较之他在上世纪50年代后所作的旨在返归传统的线条笔法的古典题材人物画，无疑更耐人寻味。因此我同意这样一种饶有兴味的预测：“设想方先生当年就这么不中不西探索下去，又会是怎样的气候呢？”

林墉（中国美协顾问）：方人定人物画的特色，表现在用色上。他在熟练地掌握两宋重彩渲染技法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洋绘画的色调魅力，尊重色彩的直觉作用，再加上对于用粉的独到功夫，使他的人物画有了惊人的扩张力。

主持座谈会团结“敌手”

从1953年直至“文革”，方人定主持“广州国画座谈会”。除“反右”时暂停，每月一次，从未间断。座谈会强调不分派别、无门户之见，有时参加者多达五六十人，成为一时美谈。老艺术家黄笃维、潘鹤等对此无不交口称赞。

干校的谎言

在干校期间，某天李汝伦和方人定值夜看鱼塘，李汝伦问，如果那些饿肚子的农民过来网鱼怎么办，说自己看他们又穷又饿，又不准说饿，自己没办法。方人定便说，喊一声，向贫下中农学习，然后第二天报告：平安无事。黄安仁则回忆，在干校时，方人定和老书法家麦华三，每唱“语录歌”必荒腔走调，引起众人晒笑。

高风亮节让官位

在老一辈画人印象中，方人定淡泊名利。1956年3月，广东省美术家协会成立，原拟安排方人定出任副主席，方人定推辞，反而推举了以前国画论战时的对立派卢振寰当副主席，自己只是担任理事。广州成立文史馆，安置一批名流。胡根天、赵崇正、苏卧农等都到方家叫杨荫芳申请，说按她的条件，完全可成为第一批馆员。方人定却说，还有一批画家工作生活无着落，比自己家困难得多，应该把名额让给他们。直到方人定逝世，杨荫芳才进了广州市文史馆。

《华侨农场所见》

香港、北京、广州三地拍卖会上，中山籍已故著名画家方人定先生的四幅代表作拍出近240万。这预示方人定的精品力作开始在市场上发威。

2005年11月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嘉德2005秋季拍卖会上，编号2407的方人定作品《途中问字》拍出了39.6万元。

2005年11月20日在广州开拍的岭南2005中国嘉德广州冬季拍卖会上，编号654是方人定作品《华侨农场所见》此画作于1963年。画面一年轻女子，正赤着脚，在一堆稻草上系头巾，在他身旁的稻草上，放着刚扔下的镰刀，脸上充满了丰收后喜悦的表情。这是一幅典型的中国劳动妇女的形象。这是方人定的代表作之一。很多藏家都看好这幅作品，纷纷举牌应价，最后由中山市中山瀚海以36.3万元拍回，使这幅作品回到方人定先生的故乡。

另一幅编号为655的方人定作品《花市灯如昼》作于1965年。取材于广州每年一度的春节花市，画面刻画了两个年轻女子刚刚选购了各自喜爱的花朵——含苞欲放的桃花和盛开的月季。手执桃枝的姑娘用手指揽过一朵月季，闻着它的香味。在姑娘身后的花市，摆满了诸如金橘、蔷薇、大丽花等各式花卉。营造了一种平安吉祥的喜庆埸景。整个作品以女人、花市为对象，刻画细腻，用色考究，格调高雅清新。这幅画是方人定先生的精品力作，著录出版、展览都是压阵之作。此幅作品竞争更为激烈，最后由广州某藏家以106.7万元成功拍得。

2005年11月27日在香港举行的佳士得2005秋季拍卖会上，编号为577的方人定作品《猎人》以50.88万元港币被国内某文博机构拍入收藏。

方人定：被淡忘的岭南画派“骁将”

“说岭南，方人定是一峰！看百年，方人定是大器！”这是著名画家林墉对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方人定的评价。然而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方人定的名字却不如与他同辈的关山月、黎雄才那样如雷贯耳。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方人定代表岭南画派与国画研究会展开论战，让他声名鹊起。到上世纪40年代，他又创立“再造社”，与恩师高剑父“分道扬镳”……这些艺术“猛士”的举动，让他在解放前就名震全国。

但这位岭南画派艺术思想的重要代言人、20世纪改革中国画的“骁将”，在晚年以及身后却长久沉寂。“由于种种原因，美术界一向缺少对他的介绍，系统的研究更少。”著名艺术理论家郎绍君如是说。

他是如何成为岭南画派最有成就的人物画家？他又如何在数十年前就留下对岭南画派的一系列精辟理论？方人定诞辰110周年，《方人定纪念文集》将于明日首发，将披露这些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南方日报记者昨日也专访了艺术界、评论界对方人定的最新发现。

近代美术史绕不开方人定

1925年至1927年，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全国美术界不少地方都展开“革新派”与“国粹派”之间的论战，其中又以广州岭南画派与“国画研究会”的论战最为激烈。当年，身为高剑父的学生，方人定代表岭南画派，与传统派的青年画家黄般若在报纸上展开论战，史称“方黄之争”。

方人定早年毕业于法政专门学校，文笔犀利，在广州、上海发表多篇文章，在技法上要“折衷东西”。画家潘嘉俊认为，正是在那场论战中，年轻气盛的方人定的不少精辟论述，逐渐扩散为日后岭南画派的主要主张。

时过境迁，当年这些精辟的论稿却难再寻觅。为了此次《方人定纪念文集》的出版，方人定的女儿方微尘花费数年时间到中山图书馆“大海捞针”。但遗憾的是，由于战争动乱，1927年以前的报刊极少保存下来。

最终，方微尘在图书馆艰难寻找到那场论战尾声的“檄文”，是1927年发表于广州《国民日报》的4篇文章，在其中，方人定精辟地对“国粹派”质疑高剑父抄袭日本画等问题给予回应。而借此次文集出版，这些文稿第一次结集公诸于众，包含了方人定不同时期探讨艺术的15篇论文。

有一种评价认为，岭南画派的画家大多勤于绘画，却缺乏完整的绘画思想体系，因此对美术史后辈的影响较弱。但方人定却被认为是个特例。

“除了绘画技艺，方人定的理论修养也比较强，这也是他和其他岭南画派画家不同的地方。”画家潘嘉俊认为，方人定长于理性思考，他对画论、画史，对中外的文化传统有深刻的研究，对唐宋、明清的中国绘画有透彻的分析，对日本画和西洋画的技法也有深入研究。“这在中国美术界是不多见的。”

直到他去世前两年，他还笔耕不辍，1973年卧病在医院，他全凭记忆，写成了数千字的《线条·皴法·色彩 谈中国画三个问题》。但潘嘉俊指出，方人定在后期，理论建树没有前期那么明显。

岭南画派最杰出的人物画家

“同样作为高剑父的得意门生，方人定的艺术价值在历史上是被低估了，他和关山月、黎雄才具有一样重要的贡献。”广东画院院长许钦松说。

潘嘉俊认为，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中，几位画家主张类似：“变革中国画，笔墨随时代”。但不同画家有各自的表现手法和题材选择。比如关山月的梅花，黎雄才的松。而方人定尤其擅长人物画。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郎绍君认为，方人定是岭南画派最杰出的人物画家。他在中国人物画的“革命性”方面，确实比同时代的人走得更远、更彻底。

为何方人定的名气却没有关、黎二人显赫？评论家陈迹认为，这是时代的选择。“解放后对于新山水画的时代需求，与关、黎二人当年对于山水画变革的实践和主张契合，使得他们一跃成为美术界的中心人物。”陈迹说，尽管方人定在解放前声名显赫，但解放后却并没有占据人物画的中心。

方人定选择人物画作为变革中国画的主攻方向，有深入思考。1942年，他在《华侨日报》发表文章《中国画的前途》，这样写道：“当着我们民族努力更生的时候，我们所须要的艺术不是出世的，亟当是入世的，关于人生的，这就是须要人物画来表现了。”他还大胆预言，人物画为中国绘画的主题，才是新艺术运动之正途。“但解放后，人物画变革的主线是徐悲鸿带来的古典写实主义与前苏联的艺术影响，方人定并没有成为主流。”陈迹说。

今天，方人定身上最引人关注的是他艺术上的两次“剧变”：1941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方人定，联合春睡弟子组成再造社，提出“中国画艺术必须走出专事仿古临募，陈陈相因的死胡同”，矛头直指他们的老师高剑父，有文章将方人定称为岭南画派的叛逆者，是“笼里鸡造反”。

另外，他上世纪60年代由“折衷中西”之路，全面回归东方绘画，创作了一批古代女性题材作品，如《琵琶行》《西厢记》等，与他早期的风格迥然不同。而这一转变，也让他在身后招来不少非议。

“方人定晚年的转变是很难得的，他一生都在多种技法中探索实践。敢于否定自己。”画家潘嘉俊说，方人定生前曾说过，“假使说我的画，是专学某一人或某一派的，我必须否认。因为我的师，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说自己不属于任何画派，是其反对固步自封的表现。

2023年5月5日，为加强文物保护工作，防止近现代珍贵文物流失，方人定被国家文物局列入“1911年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其代表作不准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