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粤桂战争爆发时，方先觉随部开赴广东三水，配合友军抵御桂军的侵犯，并顺利完成作战任务。

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被卫立煌任命为第134旅第269团第1营少校营长。中原大战爆发后，方一度于6月随部移驻归德，接替友军防务。10月战事结束，第45师又回驻蚌埠。

民国二十年（1931年6月28日）第45师奉命改称第10师，方先觉所在的部队也随之改番号为第30旅第59团第1营，方仍任营长。这个时候，军委会拟将第10师按照军校教导师的德式教育方式来训练，便调教导第1师副师长白兆琮来第10师任副师长。白氏到任后立即开办一个干部训练班，他准备从军官入手，逐步训练第10师官兵。方先觉参加干部训练班，并接受了新颖的德式操练，这对他今后能将预备第10师乃至第10军训练成战斗力强劲的部队有着直接影响。10月第10师独立旅扩编为第83师，方先觉被调升为第83师补充团中校团副。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后，第83师被紧急调往浙江下浦布防，以备日军南下。6月，第83师奉命开赴湖北花园、孝感集结，并于同年8月间投入到对红军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围剿的作战中。方先觉所在的补充团在这次进攻中作为预备队使用，曾配合友军第10师攻占黄安、金家寨等地。9月，方又随部投入到追击撤离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作战之中。10月20日，方先觉随部开赴随县休整。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日军侵犯热河时，方先觉随第83师北上参战。4月25日黄昏，第83师接替南天门中央阵地。从26日日军发起猛烈进攻开始，方先觉在阵地上浴血奋战坚守不退，于28日因受重伤而离开前线，被送往北平医院救治。方先觉伤愈后又于12月随83师南下进攻在福建自立政府的第19路军。仙游一战，方身先士卒，突破敌军张君嵩部防线，受到了师长刘戡的嘉奖。福建事变平息后，方随部长驻福建泰宁。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17日），方先觉被叙任为陆军步兵少校。10月入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四期学习。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8月）毕业后调往第3师（师长李玉堂）补充团担任团长。由于方对补充团实施的德式训练成绩名列全师之首，逐渐得到了李的器重。10月2日，方先觉晋任为陆军步兵中校。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第3师奉调上海参战。方先觉的补充团于10月中旬抵达上海，奉命配合友军第36师担负苏州河南岸防务，11月5日起于虹桥机场至七宝镇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同时奉命收拢从前线溃退的败兵。11月9日方团随部撤离战场，开赴苏州以北集结，旋调往汉口休整。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方先觉调任第9旅（旅长胡蕴山）第16团团长。5月，方团随部调往第5战区，在邳县以东、郯城西南地区阻击日军，后又调到徐州以西掩护战区主力后撤。6月8日军委会以第3师为基础组建第8军，师长李玉堂升任第8军军长，方先觉也随之升任第3师（师长赵锡田）第9旅（旅长胡蕴山）副旅长，时第9旅担负九江防务。7月24日，方先觉随部担负鸦雀山阵地的守备任务，以掩护友军第27军团侧翼。25日，日军对第9旅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方于前线指挥作战时接连三处负伤，遂被送往野战医院救治。10月方先觉伤愈归队。在组建的预备第10师调动中被提升为预10师少将副师长。方先觉到任后，再次发挥其训练特长，他针对部队军官素质差、部队战斗力弱的情况，在蒋超雄的支持下对部队进行了大幅度改组。首先他将部队里连以上军官逐次替换为受正规军事教育的军校毕业生和有作战经验的伤愈士官，随后对部队施以德式操练，加紧训练严整军纪，使全师面貌大为改观。同时他还建议师部设立军乐队，以丰富部队官兵的业余生活。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南昌沦陷后，驻防于抚河东岸的预10师奉命策应友军反攻南昌。4月21日，副师长方先觉亲率所属第28团（团长葛先才）在赣江以东发起进攻，并于24日攻占西凉山，完成作战任务。四天后，方将防务移交友军后撤回原防。同年12月，预10师参加冬季攻势，并在青阳与贵池间的陈家大山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当时师长蒋超雄决定将部队分成两路抢占山头，其中左路由蒋亲自指挥，右路由方指挥。12月16日入夜，预10师按照原计划实施进攻，方先觉率领的右路部队成功夺取了陈家大山右侧高峰，但由于左路进攻失利，致使右翼受到日军威胁，方先觉指挥所部在阵地坚守五昼夜，因损失过重被迫放弃阵地，退往歙县整补。战后，师长蒋超雄被追究责任撤职查办，由方先觉升任师长。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5月），预10师编入新组建的第10军序列，并开赴湖南沅陵整训。一年后长沙会战爆发，预10师奉命于9月开赴长沙东以北的金井布防，以阻击进犯之日军。9月25日凌晨，刚刚在前一天深夜抵达战场的预10师遭到日军第3师团一部的猛烈进攻。方先觉指挥所部顽强阻击，但在日军优势火力的猛烈轰炸下损失惨重，战至26日，预10师伤亡近半，第30团阵地被日军突破。与此同时，第10军所属其余两师阵地也先后被日军突破，军长李玉堂被迫下令所属各部撤往榔梨市集结。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军委会追究金井失守的责任，李玉堂被撤职查办，方先觉受记过处分，所属第30团团长田琳也因丢失阵地被撤职。

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日军第三次向长沙进犯，预10师被列入了固守长沙部队的序列之中。12月30日，方根据第10军军部制订的作战方案，率部开赴长沙城南构筑防御工事。他在召开师部会议时先表达了固守长沙的决心，随后决定将师部放在妙高峰南城墙后，以所属第29团构筑三个坚固据点担负一线防务，第30团为二线预备队，第28团则担负南城墙防务。日军在1月1日的进攻失败后，又在2日和3日接连发起猛烈进攻。面对日军的凌厉攻势，一线守军的两个团遭到惨重损失，阵地接连丢失。葛、李两团在退到长沙城南门外的修械所高地后，终于将日军击退。但此时29团损失过半，30团则仅剩58人了。所幸在1月4日凌晨，日军第3师团发现有被各路中国援军包围的危险之后，被迫下令撤退，长沙之围遂解。方先觉所在的第10军坚守长沙不退，是促成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的重要因素。战后，虽被撤职但仍指挥第10军的李玉堂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而在长沙作战中出力最多的方先觉于1942年3月28日被提拔为第10军军长（副军长余锦源，参谋长容有略，第3师师长周庆祥，第190师师长朱岳，预备第10师师长孙明瑾）。同年9月8日军委会为了嘉奖防守长沙有功的将领和部队，授予方先觉等三位师长四等宝鼎勋章，预备第10师也于同日获颁荣誉旗。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1月），第10军奉军事委员会之命驰援常德友军。11月25日第10军渡过资水，此时方先觉根据敌情判断，日军有抢占德山的可能。如德山被占，则第10军增援常德友军之路被阻，势必影响全局。为此，方先觉决定以所属第3师为右路先行抢占德山，预10师为左路向常德南站推进，第190师则为军预备队随后跟进。26日，周庆祥的第3师被日军阻于兴隆店前进不得，方先觉闻讯亲率军部进至兴隆店督战。第3师终于在30日突进至德山，随后周庆祥派遣第7团向南站前进，但并未如期见到预10师。原来预10师于28日进至赵家桥后即遭到日军阻击，该师高级指挥官非死即伤，师长孙明瑾、参谋主任陈飞龙阵亡，副师长葛先才、参谋长何竹本以及两名团长负重伤，一名团长失踪。失去指挥且已丧失作战能力的预10师被迫在副师长李拔夫的收容下退出了战斗。方先觉曾命令第190师火速增援预10师，却因薛岳的干涉，遭到师长朱岳的拒绝。预10师的失败使突进到南站的第3师一个团孤军奋战，于12月1日被迫退回德山。12月7日，执行薛岳命令的第190师以惨重代价突进至石门桥，但在德山苦战的第3师早已在两天前接应第57师残部向西南方突围而去了。一个月后，方先觉在南岳衡山的南坡上为阵亡师长孙明瑾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在孙氏灵柩下葬时，亲拉绳索，将灵柩放到井下，随后又在孙师长灵柩前宣誓“杀尽日寇为死难军民报仇”。由于薛岳越级指挥第190师，直接破坏了方先觉制订的作战计划，且使第3师和预10师都遭到惨重损失，为此方先觉多次与薛岳发生争吵。薛岳见方以下犯上，便以增援常德不利，将其撤职，另委其亲信方日英接掌第10军。此事遭到第10军官兵一致抗议，前任军长李玉堂为保方先觉，更是直接将10军的实际作战情况上报至军委会。经过军委会调查，肯定了第10军在常德会战中所作的贡献，委员长蒋中正还特送方先觉一匾，题词“忠义表天地”。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5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在湖南地区发起了长衡会战。第10军担负起了保卫衡阳的重任。薛岳为增强第10军的战斗力，将驻防衡阳机场的暂编第54师拨归方先觉指挥，方先觉在受领坚守衡阳的任务之后，即对所属四个师做出了部署，位于湘江以东的190师和暂54师全部撤入衡阳，随后以所属第3师防守衡阳西北部（其中一团留置衡山），预备第10师防守衡阳西郊，第190师防守衡阳南郊，暂54师防守衡阳北郊。部署完毕后，还特邀衡阳新闻界巡视全城，表示死守衡阳城的决心。6月28日拂晓，日军集中第68师团、第116师团主力开始发起猛烈进攻。经五天激战，进攻的日军第68师团攻克了张家山阵地，但其余各处皆无进展，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为重组战力，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7月6日，接到务必再坚持两星期，以配合外围友军将进攻的日军包围歼灭的命令，方先觉组织留置于衡山的第3师第8团归建，以增加防守兵力。鉴于日军攻击重点在城西南郊，所以除预10师防线不变外，命令第3师主力南移，在天马山、岳屏山、接龙山、五桂岭高地构筑二线阵地，第3师所留防务除一部由所留之第7团担负外，全部移交第190师接替，湘江西岸的警戒则以暂54师和190师分别负责。7月11日，日军第68、第116两个师团第二次对衡阳发起进攻。第10军官兵坚持至15日，多处阵线被突破。方先觉命令预10师师长葛先才放弃第一线阵地，全部退入第3师构筑的二线阵地，并与第3师协同防守。由于第10军的防御正面缩小，其防守强度和火力密度反得到增强。横山勇在19日第二次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第10军的补给线，随着日军控制区域的加强和重火力的压制，被切断，空军的空投物资大部分落入了日军阵地。7月27日和8月2日两天中，空军曾两次空投委员长蒋中正援军必达的手令。8月4日，日军发起第三次进攻。8月5日，日军第58师团的投入战斗。当天下午三点，方先觉在中央银行召开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并就第10军的出路问题做了讨论。8月6日，日军第58师团突破190师阵地。

8月7日，日军向衡阳发动开战以来最猛烈的攻击，在长达数小时的炮击和轰炸之后，敌步兵全线压上，日军从小西门等缺口涌人市内，突破中国守军阵地，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

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等向重庆国民党最高当局发出最后一份电报称：“敌人今晨由北门突人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为报国家……来生再见。”蒋介石回电：“祝上帝保佑你们。” 当衡阳被敌突破，而守军既得不到接济，又不见援军的情况下，曾经声称“绝不出衡阳”“只有一死为国，来生再见”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开始动摇，决定率部投降。7日下午3点，衡阳守军第三师第九团首先在天马山阵地举出白旗，其他阵地见状相继停止抵抗。黄昏时，方先觉等谈好投降谈判的条件，并同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前线指挥所取得联系，日军同意方先觉的条件。8日晨，当方先觉率10余名高级将领会见日方师团长时，日方又提出无条件投降要求，方只好当场答应来。持续45天多的衡阳保卫战，以第十军的无条件投降而告结束。至8日中午，日军控制衡阳全城。

方先觉等背叛了“军人守土有责”。“要与守土共存亡”和“以一死为报国家”的誓言，率其部属投敌，衡阳陷落。衡阳保卫战，从1944年6月23日开始，到8月8日结束，历时47天，共打死日军约2万人，伤近6万人，打破了日本大本营原计划7天之内打通湘桂线直抵滇缅的黄梁美梦。衡阳守军牺牲1万6千余众，最后仅存1200余人。衡阳人民为抢挖工事，运送弹药，就牺牲了3174人。千年古城夷为平地，抗日将士和衡阳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遗憾的是，守城最高指挥官、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等一批高级将领最后并没有“以一死为报国家”，而是屈辱地向敌人打出了白旗。　衡阳保卫战尽管最后将降城亡，但以全局而论，此役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打出了国威，打出了民族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气节和精神日本鬼子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中国南方这么一座人口20余万的小城池，竞要他们花几倍于守军的兵力，耗去47天时间，丢下几万条性命，才勉强拿下。

11月19日，被囚禁达3个月之久的方先觉，在伪衡阳县自卫司令王伟能等人的帮助下逃出了日军的势力范围，随后又经第19师派队护送，顺利抵达了重庆。抵达重庆后，被任命为第36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并受到了重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各大报纸亦争先报道方氏脱险经过。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月1日），方先觉调任青年军第207师（副师长李修业，参谋长尹呈佐，第619团团长张越群、第620团团长庞宗仪、第621团团长张维仁）中将师长。方先觉抵达位于云南曲靖的师部时，207师已经基本组建就绪，惟独装备不足，其中尤以炊事用具奇缺。方先觉为解决部队的饮食问题多方奔走，终于得到了昆明警备司令杜聿明的支持，圆满解决了这个问题。此时之207师，官兵素质优秀，武器装备精良，全师1万1千余人，为全国陆军各师之佼佼者。2月19日，军事委为了嘉奖方先觉的贡献授予其青天白日勋章，使其成为该勋章的第129位获得者。4月，第207师接到了加紧训练准备投入反攻的命令，这使方先觉极其兴奋。但就在方积极训练部队准备再为抗战作贡献之时，军委会却于6月28日，改命方先觉为青年军第206师（副师长萧劲，参谋长王果夫，第616团团长赵云飞，第617团团长蒋公敏，第618团团长盛钟岳）中将师长。该师虽同属青年军，但位于陕西汉中，远离抗战前线。方先觉乘此机会命第616团官兵在汉中古城北较场处修建“拜兵台”，以纪念在衡阳战役中为国捐躯的英烈们。抗战胜利之后，军委会又先后向其颁发了忠勤勋章（1945年10月10日）和胜利勋章（1946年5月5日），以表彰方在抗战期间所作的贡献。12月，方先觉奉调第88军中将军长。该军担负徐州城防任务，受徐州绥靖公署直接指挥。1946年5月，第88军奉国防部命整编为第88师，原属两个三团制师缩编为两团制旅，方则升任整编第24军（军长李玉堂）中将副军长兼第88师师长。就在88军整编为88师时，徐州绥靖公署主任一职改由薛岳接任，方薛两人早在抗战期间就存在矛盾，此番再度共事真可谓冤家路窄。内战全面爆发后，徐州绥署所属各部皆投入战斗，惟独整88师被薛留在徐州，继续担负城防任务。同年8月，薛岳又抽调整88师所属的新21旅配属给整编第11师作战，以达到其削弱方部战力的目的。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驻军金乡的整新21旅突然遭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第6纵队围攻，该旅旅长李文密连电告急。薛岳权衡利弊，终于决定以方先觉的整88师为主力，并配属新由台湾调来的整140旅以及整57师的一个炮兵营为东路纵队，刘汝明整68师三个团附张岚峰部为西路纵队，向金乡增援。方先觉受领任务后，于1947年1月1日先命整62旅186团一个营为先头部队，占领距金乡60华里的鱼台作为前进据点。1月3日，整88师进驻鱼台，方先觉自率师部入驻城内，以整62旅集结在鱼台以北，整140旅集结在鱼台以西。入夜后，方先觉召开军事会议，并决定于4日拂晓开始沿鱼（台）金（乡）公路向金乡攻击前进，并规定整140旅沿公路左翼前进，整62旅沿公路右翼前进。1月4日拂晓，各部按时发起进攻。整62旅沿途遭到解放军的顽强阻击，一直打到入夜后仍进展缓慢，方先觉被迫命令该旅撤回鱼台；而整140旅未遭阻击，一路突进至距金乡30华里的兴隆集。这一天晚上，师参谋长周芸繁考虑到鱼台距金乡距离过远，如第二天进攻不利仍旧拖延入夜后，有被擅于夜战的解放军歼灭的危险，于是他建议方先觉命令各部在5日休整一天，入夜后由鱼台以东地区向金乡迂回前进，以解李文密旅之围。方先觉考虑再三，认为周言之有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方准备在6日零时三十分向金乡迂回前进，于拂晓前抵达蔡园口以东地区，然后指挥两个旅齐头并进，一路猛攻到金乡，同整新21旅胜利会师。但他却未料到，就在部队按计划前进的一个小时前，解放军先发制人，对整88师各部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最先遭到进攻的是整62旅，该旅旅长戴朴发现情况后，果断命令所属各部进入阵地作战，经五个小时的抵抗，整62旅挡住了解放军第3纵队的两次进攻，但己部也损失惨重，其中第186团全团已不足400人。而整140旅方面损失更为惨重，该旅旅长谢懋权被俘，旅部直属与第280团损失殆尽，仅279团因及时向鱼台靠拢而未被解放军歼灭。此时，方先觉根据战况认为解放军有围歼己部的企图，既然所部已无力解金乡之围，自己也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他决定改攻为守，自率师部与整140旅279团、整62旅186团残部退守单县，实力尚存的184团留守鱼台。而解放军在挫败了整88师的东路援军后便集中主力改攻西路援军，并歼其大部。解放军在重创东、西两路两援军之后，见已达成了其战略目的，便撤走了围困金乡的部队。至于单县、鱼台方面则再未有战事发生。事后徐州绥署追究责任，薛岳先是将师参谋长周芸繁撤职，接着又以指挥无方、贪污腐化为名，要撤了方先觉的职务。而方也不甘示弱，认为解放军集重兵于金乡，而薛仅派两个旅去增援，明显是送羊入虎口心存不良，双方互相控告到了国防部。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5月），因薛岳有陈诚支持，方先觉被撤职查办。7月6日，方先觉到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四期深造。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月），方又当选为国民大会江苏省代表。同年12月陆大毕业后派往陆军总司令部第1训练处（处长王敬久），担任中将副处长，协助襄理福建地区的补充兵训练事宜。

1949年2月第1训练处改组为第1编练司令部（司令官王敬久），方也随之改任中将副司令官。同年7月又调任第6兵团（司令官李延年）中将副司令官。一个月后，第6兵团在福州被打散，方又调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军官训练团中将团长，10月随部撤台。

1950年1月，方先觉调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陈诚）高级参谋。4月以“国防部”（部长陈诚）中将参议的身份入革命实践研究院第十三期受训。8月又入园山军官训练团高级班第二期受训。

1953年2月，方先觉调任澎湖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刘安祺）中将副司令官兼防空指挥官。

1954年6月，带职入国防大学联合作战系第三期深造。一年后再入石牌实践学社联战班第四期受训。结业后仍返原部，并协助继任司令官胡宗南襄理军务。

1959年11月，调任第1军团中将副司令官，期间共协助过三任司令官袁朴、唐守治、罗友伦。由于方先觉在台期间曾受到衡阳事件的抨击，以致影响仕途，始终无缘晋升司令官。

1962年1月，调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总司令石觉）研究督察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8年底，以陆军中将的官阶退为备役，后被聘任为“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

1976年，再次荣膺“国大”江苏省代表。

1983年3月3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台北家中去世。后葬于台北县汐止市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中将2区。

《子珊行述》《衡阳坚守战回忆》

1941年，长沙会战爆发，方先觉率预10师奉命于9月开赴长沙东以北的金井布防，阻击进犯日军。12月30日，方根据第10军军部制订的作战方案，率部开赴长沙城南构筑防御工事。方先觉所在的第10军坚守长沙不退，是促成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的重要因素。战后方先觉于1942年3月28日被提拔为第10军军长。同年9月8日军委会为了嘉奖防守长沙有功的将领和部队，授予方先觉四等宝鼎勋章。

1943年11月，第10军奉军事委员会之命驰援常德友军。方先觉根据敌情判断，日军有抢占德山的可能。为此，方先觉决定以所属第3师为右路抢占德山，预10师为左路向常德南站推进，第190师则为军预备队随后跟进。26日，周庆祥的第3师被日军阻于兴隆店无法前进，方先觉闻讯亲率军部进至兴隆店督战。战后军委会肯定了方先觉在常德会战中所作的贡献，委员长蒋中正还特送方先觉一匾，题词“忠义表天地”。

1944年，衡阳保卫战爆发，方先觉率领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0军以孤立无援的病惫之师抗击近6倍于己的日军，血战了整整47天，这一仗直接促使东条英机下台。衡阳保卫战是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中国军队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衡阳守军著名的“最后一电”，电文如下：“重庆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敌人今晨由北门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方先觉即定下了一死报国的决心，他便代表所有的师长写下了“来生再见”4个字。“再见！”是生者的企望，是蒋介石作为统帅对他的祝福。而他以“来生再见”的方式作为了结。

1925年11月，军校的一名军需因贪污伙食费，导致学生餐饮质量大幅下降。方先觉知道后，当时便带着几名同学将该军需暴打一顿，以出胸中恶气。由于他以下犯上，事后经校方处置，决定开除其学籍，其他参与学生则保留学籍，留校察看，而此时离军校毕业仅剩一个月了。方先觉的盲目行事使他失去了学籍，一年寒窗苦读，临头来却一无所有，换做别人自然接受不了。但方先觉并没有因此服输，即使不要这个学籍，他也要在军中干出一番事业。

1944年5月末，蒋介石让方先觉担任第10军军长，对他说：“我信任你，你只要坚守衡阳两周，就算完成了任务。”方先觉日夜奔波，实地观察地形，研究防御重点地段。他认为东南方五桂岭前面虽是开阔地，但山岭险峻，易守难攻，应作为防御重点。方先觉为了鼓舞士气，同时便于指挥战斗，将前敌指挥所设在距五桂岭仅200米处。战斗打响后，五桂岭果然成为日军进攻的重点目标。日军飞机、大炮轮番轰击，危在旦夕，方先觉指挥若定，他向全军将士发布“三不打”指示：“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准不打，每一颗子弹都要日本鬼子的命！”一次，一颗炸弹落在指挥所门前方先觉的身边，所幸没有爆炸。军参谋长建议：太危险了！前敌指挥所应后撤。方先觉把手一挥，大声说：“不撤！我与阵地共存亡！”

方先觉的一位旧日同僚借用退休金投资失败而无力偿还，以致方先觉的晚年生活较为清贫，他的居所因年久失修几近于危房。曾经租住过方氏旧居的舒适存将军是这样评价这间老房子的：“一切都好，就是无法睡觉，此屋年久失修，老鼠成群，蟑螂成堆，老鼠夜间跑马，我可以忍受，蟑螂一夜数次在我脸上旅游，实在可恶，我年逾八旬，吃勿消，子珊是如何住了二十多年”？而方先觉则回应道：“每逢台风大雨，我比他更紧张，精神负担更重，万一倒塌，何以对适公”。由此可见方氏旧居是如何残破，这一情况一直到国民大会筹措资金为方氏筹建新居后才得到改观。

1942年1月1日上午八时，方先觉接到了来自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电话。薛询问方师阵地能守几天，方回答能守一个星期。薛岳接着问如何守，方回答到：“第一线守两天，第二线守三天，第三线守两天”。方在等待薛岳挂下电话后，动笔写下了遗嘱，以示其坚守阵地的决心。遗嘱写完后，方要副官主任张广宽将遗嘱交付其家属。但张在私自拆阅之后决定将这份遗嘱公开宣传，以激励守军官兵誓死御敌。于是在第二天，《长沙日报》以头版大标题——“方师长誓死守土，予立遗嘱”为题，将遗嘱全文刊登。该遗嘱内容如下：蕴华吾妻：此次我军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身殉国，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令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夫子珊。民国三十一年元旦。

“经救援，方先觉脱险逃离衡阳，于12月11日到达重庆。重庆出现热烈欢迎方先觉的热潮，张贴标语：“欢迎抗战的灵魂归来”。

“苦战衡阳四十七天的英雄方先觉军长回来了！我们情不自禁地要向方军长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拿衡阳做榜样，每一个大城市都打四十七天，一个个地硬打，一处处地死拼，请问：日寇的命运还有几个四十七天？”《大公报》1944年12月13日发表社评《向方先觉军长欢呼》

“抗战八年，战死疆场的英雄烈士，至少数十万人；而保卫国土，至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而其对国家贡献最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当推衡阳之守。”“方军长因弹尽援绝，防无可防，始被敌人俘虏。这在方军长及其部下，真百分之百尽了职分，不论对于国家，对于长官，对于国民，均无愧色。”《救国日报》1944年12月20日发表社论《方先觉不愧张睢阳》

“我军既难以接近，也无法攀登，此种伟大之防御工事，实为中日战争以来所初见，也堪称中国国军智慧与努力之结晶。”日本人将衡阳会战修筑的工事称之为“方先觉壕”。《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

二战时期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忠义表天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王达阳：公允地说，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固守该城40余日，重创日军，大大迟滞了敌人的进攻，是抗战后期最为著名的一次守城战例。然而，在日军突入衡阳的生死关头，方先觉又率部投敌，成为抗战后期投降日军的最高将领，也是唯一投降的黄埔将领。他集英雄与降将于一身，令无数人喟叹不已。

关于方先觉是否在衡阳保卫战中变节投敌，一直存在争议。大陆方面大多认为方先觉确实投敌了，主要依据为时任暂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的文章《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而台湾方面则多予以否认，主张方先觉是被迫受俘，代表性专著是, 方先觉生前指定、当时任职于第十军的白天霖所编著的《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

由于双方的基本论据大都是衡阳之役参加者后来的证词, 所以形成各有其据、各持其论的状态。近些年，有学者依据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以及日本多方面的原始资料进行研究，认为方先觉投敌一事证据确凿，只是蒋介石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对此事进行了掩盖，还两度为方先觉受勋，从而使得原本清楚明白的事实，变得真假难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