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他参加了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干部专修班的入学考试，并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顺利进入专修班开始两年全脱产学习。方政军晚了10年的大学梦终于圆了。

他深深懂得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在这两年的学习时光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新理论，并带着工作中的各种问题不断在思考中更新自我。

1986年7月，他毕业分配到新华社湖北分社。初到新华社，需要试用半年。湖北分社的领导说：“能否适应工作，要让实践来回答。调查研究是新华社记者的基本功，怎么抓问题，你自己凭本事放手干吧！”

试用期间，他注意思考和调研社会热点问题，一篇关于武汉人才流动的稿件竟然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填补了湖北分社三年没有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空白。半年试用下来，4个人留了2个，方政军是其中之一。

1987年初，中共湖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因工作需要借调方政军去帮助工作。他参加策划整体方案和主编写作脚本，举办的“湖北省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展览”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李先念的高度评价。当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在头版刊登了关于这个展览的消息，全国各地来武汉参观的观众达23万人次之多。

虽然在省纪委做出了比较出色的成绩，但他还是向往自己的记者生涯。因为热爱，半年后，他又回到了湖北分社当记者，不久主持政文部采访工作。

1994年，经新华社批准，他和同事们创办了《武汉证券报》，并担任总编辑。1996年底，他又被任命为新华社湖北分社副总编辑兼《湖北经济报》总编辑（法人代表）。在他的带领下，《湖北经济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1997年改周二刊为周七刊，经省长办公会讨论，国家出版署发文，成为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管的日报。这也是湖北解放以来第一份省级政府主管的大型日报。

1999年他被任命为新华社湖北分社总编辑。虽然走上了领导岗位，但他当记者的本色依然没变。2000年11月8日是新中国第一个记者节。新华社为庆祝记者节诞生所刊发的长篇通讯《今天是我们的节日》就是由他和两名同事共同执笔的。

近两年，他作为新华社湖北分社党组成员兼纪委书记、高级记者，虽然在一线的时间少了，但他依然坚持采写内参和重点专题报道，并指导青年记者。

除了在业务上不断突破外，方政军没有放弃学习和“充电”。1993年评上副高职称（主任记者）后，他回华中理工大学攻读了新闻系与社会学系合办的本硕连读班，于1995年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同年被湖北大学聘为新闻传播学客座教授；1999年评上正高职称（高级记者）后，他决定再次回到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充电”，在职攻读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学位，通过努力，于2005年获得了管理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新华社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开通讯社产业研究之先河，被专家评论为填补了国内外空白，引起了新华社领导和新闻学界的关注和好评。

在当前这个比较功利的社会，很多人把文凭当作就业或评职称、待遇的砝码，而他却是评了副高之后去读硕士，评了正高之后去读博士。方政军认为，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充实自己，为了精通应用而去学习，而不应该为了利益去学习。在这个信息社会，不学习就会落后，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就没有能力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人生的追求应该是终生教育，不断充实自我，不断开拓视野，做到“活到老，学到老”。

三十年记忆：冒枪林弹雨采访黑社会最为深刻

三十年的风雨兼程，在谈到最深刻的采访经历时，方政军毫不含糊地说是1990年采访黑社会而引发全国的“打黑风暴”。

1990年冬至1991年春，为了摸清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真实情况，为采访“打黑”报道搜集素材，方政军和另两名新华社记者组成了三人小分队，开展了空前规模的中国黑社会势力的内参调查。

他们一道走遍了湖北、湖南、广东、海南、云南、浙江、江西、福建、北京、上海等十几个省市，行程两万八千里。在冒险与艰辛的颠簸中，他们采访到了大量境外渗透和内陆滋生的各种黑势力活动的第一手素材。

在湖南邵阳，警方得知黑社会组织会在一个餐馆开展现金交易的情报，于是布阵，准备现场抓捕。方政军与他的另外两个同伴和便衣警察一起，假装是顾客吃饭，到那个小餐馆里蹲点暗访。正在交易时，黑社会成员发现了便衣警察，于是拔枪对抗，双方对射。在警察与黑帮的枪林弹雨中，方政军虽然赤手空拳，却不忘拿起相机，在现场灵活拍摄。抓捕和激战中血流满面的场景至今深刻地印记在他的脑海里。后来，在深圳、海南、江西等地追踪采访中，多次遇到了类似的危险场景。虽然屡次遇险，但他觉得苦中有乐。

针对中国黑社会势力犯罪的现状和特点，方政军等三人调查组除发表了一些公开稿件外，还发了一系列内部参考材料。江泽民、乔石、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分别作出重要批示。1992年3月2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对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和黑社会势力，要坚决予以打击”。这是解放后国务院第一次明确承认和规定要打击黑社会势力犯罪。

在此之前，中央有关部门、社会有关学者一直在争论中国到底有没有黑社会的问题。在看过他们的采访调查后得出结论：中国不仅存在滋长黑社会势力的土壤，而且情况比较严重，必须打防并举。

方政军至今还记得，在湖南邵阳时，看到那里到特警队报案的人流着鲜血，身上到处是刀伤、枪伤，黑社会团伙之间对报案人员动辙砍手指、挑脚筋……由于他们的现场采访报道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公安部在邵阳召开了全国治安工作专门会议，研究推广了如何综合治理的经验与做法。看到记者调查研究的观点变成了党和国家的意志，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获得了如此之大的社会反响，方政军感到“这就是新闻战士的最大欣慰”。

这段经历给方政军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促使他后来的硕士学位论文从理论上研究关于黑社会犯罪的问题。他以《中国黑社会犯罪的成因与控制》为题的学位论文从亚文化、亚群体理论、社会越轨、社会控制理论等方面展开分析，提出观点，当时好评如潮。历时十几个省市、行程两万多里路程的这段调查、采访“打黑”经历显然为他完成这篇论文提供了别人不易获得的经历和素材。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不少学术杂志纷纷转载。当时公安部刑事侦察局负责人对方政军说：“你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系统研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专家。”

三十年感悟：人民的记者必须游泳在人民的海洋

三十年的从业经历也让方政军对新闻与新闻职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说，文革期间，一些新闻报道沦为派系权力斗争的工具，这很可怕；改革开放初期，新闻成了某些官员、企业家升官发财、获取光环的筹码，这更为可悲；如今，不少新闻报道仍然存在捧官捧大款的有偿新闻现象，这是职业道德沦丧的表现，需要引起同行警惕。

“从业几十年来，这些有着沉重代价的事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也深刻明白记者要‘先做人，再做新闻’的职业底线。”方政军深有感触地说。

他认为，新闻不只是要报道生活中琐碎的东西，而是要以小见大引出重大主题，新闻更应该报道的是社会热点、焦点、难点、亮点，报道政府和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报道能够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的重大主题。

在他看来，作为记者，日常的动态报道要写，但那只是生活信息，新闻更需要发挥影响社会与时代的功能，这就需要记者要有铁肩担道义的精神，用心地投入到一些重大社会主题的报道当中去。

揭露时弊，匡扶正义，直面人生，以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为使命，始终是新闻记者的历史责任。近年来，方政军用新华社记者的行动和实践进一步作出了回答：如全国人大代表、企业家于志安转移国有资产出逃国外；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焦俊贤为“二奶”造假升官；黄石康赛服装公司用内部股票将两名正部级干部拉下马；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权色交易；武汉市公安局长杨世洪贪污受贿；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13名法官受贿渎职；湖北十名高校贪官涉嫌经济犯罪；武汉洪山交警失职渎职草菅人命……这些轰动荆楚大地和全国的新闻都是方政军和同事们顶住种种压力,依靠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新华社的支持，通过内部材料和报道公布于世的，他的不少信息得到了中央纪委和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新闻能够以小见大，也是方政军能够当好记者的一种目光和敏感。1992年11月15日，方政军采写了武汉市江家墩小学11岁的小学生夏辉因逃学被亲父绑吊致死的独家新闻和系列报道，在《人民日报》引发了长达三个月的全国大讨论。同年12月，他采写的《武汉东西湖区委启用一解职厂长》的长篇通讯在《工人日报》发表后，报社收到几千封读者来信，新时期应当确立什么样的用人标准成为热门话题。去年以来，他的《谨防党校学员吃请风》、《湖北严查“带彩”打牌变相送礼》等时政新闻，同样引来网评如潮，切中时弊。

从事新闻事业的30年里，方政军不但坚持采写了数以千计各类题材和体裁的新闻稿件，还坚持每天写日记。从1965年小学四年级至今，他坚持写了41年的日记。他说，写日记这种原汤原汁的记录本身就是练笔；人民的记者必须游泳在人民的海洋，生活永远是新闻记者取之不竭的写作源泉，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新闻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源。

虽然方政军在领导岗位多年，但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记者。他说，我是一个新闻人，在媒体不能当新闻官。假如你想当官，就去党政机关或别的地方。如果一个有官本位意识的人做记者，必然会脱离群众。

他常常告诫周围的年轻同行：“选择做新闻就要乐于寂寞、甘守清贫，要想当官发财就不要做记者。读者能记住记者的不是因为他的官职和级别，也不是因为他的财富，而是在于他的作品。多说别人想说、未说和不敢说的话，敢于坚持真理，这样的记者才会无愧于自己的职责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