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3 14:43
施昕更（1911—1939），原名兴根，后因他认为这个名字太俗，更名为鑫赓，最后又更名为昕更。浙江余杭县良渚镇人。其父施甫才，原是良渚镇五丰南货店店员，性格耿直，喜打抱不平；其母骆兰英，是位性情善良贤淑的农家妇女。
施昕更（1911—1939），原名兴根，后他嫌这个名字太俗，更名为鑫赓，最后才改为昕更。余杭县良渚镇人。
施昕更出生时，由于一场官司所累，其父耗尽祖传家产，家境渐趋贫困。施昕更自幼聪颖，7岁时进入镇上的余杭县瓶窑区立第二国民小学读书，成绩优异。13岁小学毕业，由于家境贫困辍学在家。校长见其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多次上门劝说，说服其父借钱送他到杭州贡院（今杭州市高级中学）读初中。施昕更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更加努力学习。192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半工半读。艺徒班分金工组和文工组，施昕更本着自己的旨趣，选读文工组，专攻绘图专业；除正课外，还兼习国画和西洋画。该校系由浙江大学代办，著名敦煌艺术专家常书鸿，那时就在该校兼课，施昕更曾亲受他的教诲。
1929年毕业，1929年6月6日适逢浙江省在杭州举办规模空前的西湖博览会，经老师推荐，到博览会的历史厅任临时雇员——讲解员。期间，施昕更接触了许多文物和矿物标本，眼界大开。1929年10月20日，西博会闭幕结束。在西博会任职仅四个月，但这对施昕更来说，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西博会闭幕后他返回良渚老家。1929年11月，省政府决定利用西湖博览会的展品，成立永久性文化机构，即“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博物馆前身）。西湖博物馆初辖于省政府，1931年3月改由省教育厅管理。馆内设历史文化部和自然科学部，自然科学部下设动物、植物和地质矿产组。施昕更因在西博会工作出色，得以进入博物馆任自然科学部地质矿产组助理干事，给盛莘夫当助手，次年任绘图员。有暇，即向馆内同事学习，潜心研究地质学，对考古有浓厚兴趣。董聿茂赞他工作努力，好学不倦。1933年，赴孝丰一带发掘古生物化石，采回三叶虫、贝类、鱼类等古生物化石数箱，更注意了古代文化地层的研究，常去图书馆查阅考古文献。读到《城子崖》一书，深受启发，立下考古实践的志愿，常在节假日回家乡良渚搜集黑陶片进行研究。
经过多次的调查，施昕更先生采集到了一些陶片，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良渚似乎有一个古遗址的存在。将这些情况和想法向当时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汇报后，在馆里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施昕更先生开始主持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从1936年12月----1937年3月，考古发掘共进行了三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
1936年5月，参加发掘杭州古荡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有孔石斧，曾在良渚见过，乃于7月回良渚，在枯涸池底捡得石器数件，又在地面发现许多陶器碎片，其中有陶鼎足。带回杭州，请董聿茂馆长鉴别。董认为这些陶器年代很古，说不定是个重大发现，支持他进一步发掘钻研。同年11月初，再赴良渚，在棋盘坟第一次发掘，出土大批陶器。同年12月和次年3月，又进行第二次及第三次发掘。把发掘范围由良渚扩及安溪、长命、大陆三个乡，包括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朱村兜、荀山、许家兜、近山、横村塘、大雄寺、钟家村、金家弄、宋村、后河村等10余村，获得石器和陶器两大筐，500余件。4月，陪同南京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董作宾、梁思永到遗址考察。对三次发掘的出土文物，进行了研究整理，由此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
有了第一手考古发掘资料后，在馆长董聿茂和同事钟国仪等的协助下，施昕更先生便着手撰写考古发掘报告，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937年春写就5万余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称《良渚》），制图100余幅，详细介绍发掘经过、收获，提出颇有创见的看法。书中施昕更先生充分认识到了良渚遗址古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重要性。虽然他当时认为这支古文化是龙山文化的一支而与后来认定的事实有背，但是应该说，一个年仅25岁，非专业考古工作者的年青人，能作出这样的学术判断，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事实上，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还想继续发掘考证。但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变爆发，粉碎了他的计划。同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施昕更先生所撰写的《良渚》一书的印刷被迫中断，他携带原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往兰溪、永康、松阳，不久即投笔从戎，在瑞安县抗日自卫会工作。1938年秋，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经董聿茂呼吁、依靠了好心人的帮助，几经周折，浙江省教育厅同意出资付印，《良渚》一书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而被视为珍宝的许多出土器物则因来不及搬迁而毁于战火了。更不幸的是，这位本来还应该能够在良渚遗址发掘研究上大有作为的年青人，在1939年5月因患猩红热，病逝于瑞安医院，葬于瑞安县西山。
1959年底，考古学家夏鼐命名这一新石器文化为“良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