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每一个人企图尽可能地使用他的资本去支持本国工业，从而引导那种工业使它的产品可能有最大的价值时，每一个人必然要为使社会的每年收入尽可能大而劳动。的确，他一般既无心要去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对之正在促进多少。他宁愿支持本国工业而不支持外国工业，只是想要确保他自己的安全；他指导这种工业去使其产品能具有最大的价值，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这样做只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并不是出自他本心的目的。”（《国富论》，第4卷，第456页）

由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并非有意去造成的秩序这种基本思想，不是斯密的创新。在17世纪配第（Petty）和洛克（Locke）的著作中，这种思想已经隐约可见。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18世纪最早的先行者之一，是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虽然关于曼德维尔是否有一种堪与斯密比拟的自行建立的秩序的概念还有一些争议，但是他的关于贪婪，奢侈和不知餍足这些私人恶癖会导致财富丰盈这种公共利益的名声不好的说法（《蜜蜂的寓言》，1714年）激起了许多辩论却是十分清楚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斯密是其中之——拒绝接受曼德维尔把私利同贪婪等同起来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但是他们创立了这样一种基本思想作为他们写作的一个主题：私人行为可以产生行为人所不曾预期的有益的公共影响。例如，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把私人财产和一般政治制度描述为“人类行为的结果，但不是执行任何人类意图的结果”（《关于文明社会史的论文》，1767年）。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解释司法制度怎样作为关于具体争端处理的一系列个人为自己谋利益的决定的副产品而出现时，在他主张说人类体制（如货币和语言）是从个人指向另一目的的行为而产生时，均曾乞灵于这一概念（《人性论》，1740年）。

亚当·斯密也像曼德维尔、弗格森和休谟一样，把他的体系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察上：人的动机就是利己。可是，对斯密来说，利己可能是一种值得赞美的人类特性，反映了一个人不仅关心他的物质福利，还关心他的荣誉。更重要的是，对斯密来说，利己是社会理论中的“运动原理”，就像吸引力是牛顿物理学中的运动原理一样。斯密相信，那些认为政府可以自由制定它用来调节社会的任何法律的人，是不懂得人性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的。斯密所称的“制度的人”，“似乎想象他能摆布一个巨大社会的不同成员，就像一只手在棋盘上摆布不同的棋子一般容易；他不考虑，在棋盘上的不同棋子除了那只手在移动它们之外，还有其他的运动原理；在人类社会这个巨大棋盘上，每一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运动原理，与立法者可能想要施加于它的原理完全不同”。（《道德情操论》，第380-381页）

自然，18世纪是紧随牛顿的伟大发现之后的一个世纪。牛顿宇宙观的科学和道德影响仍在辩论中，而牛顿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正在被应用到智力活动的一切领域中去。亚当·斯密不仅熟悉牛顿的思想，他在自己的早期学术生涯中甚至还写了一部天文学史，其最后10页赞扬了伊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的体系。因此，从“牛顿的”体系去看亚当·斯密的经济体系，即把它看作是根据少数简单的人类行动原理去解释一种复杂的社会秩序的企图，似乎是合理的。斯密在事实上所描述的经济体系，乃是人的利己心以及就一种东西和另一种东西进行交换、互易和交易（《国富论》，第1卷，第25页）的特有的人类习性二者的产物。交换导致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使工人能利用规模经济，从而产生比没有交易时得到更大的财富总额这种非预期的结果。因此，国家财富不是依存于自觉的政府计划，而是依存于个人进行交换、专业化和扩大他们的市场自由。其次，斯密的“天然自由的简单体系”总的有益性质不是依存于个人的善心，而是依存于在一种自由交换制度中利已心的作用。斯密指出，在交换中，我们达到自己的目的，既不是由于强迫我们的交易伙伴，也不是由于乞求他的慈善心，而是由于在交易过程中同他自己的利已心相契合。两个人进行交易，因为从交易中均能获得好处。或者像斯密所说：

“……人差不多总有机会去获得他的兄弟们的帮助，然而只是期望从他们的善意去获得这种帮助，那是徒劳的。但是他如果能激起他们的利已心，使之倾向于他，并向他们表明，正是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才去作他所求他们为他要作的事情，那他就很可能达到目的。……我们不能期望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慈善心得到我们的晚餐，而是从他们关怀他们自己的利益去得到。”（《国富论》，第1卷，第26页）

一般说来，“看不见的手”如此生动地概括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改称为“对社会现象的有机理解”（（1883年）1963年，第127页以上），哈耶克（Hayek）称之为“自发的秩序”（1973年，第1卷）——是由三个逻辑步骤组成的。第一步是一种观察：人类行为常常导致行为人所不曾存心和不曾预见的结果。第二步是一种论点：从大量个人或从长时期来看，这些没有存心而产生的结果的总和，在适合的环境下，要能形成这样一种秩序：它是人心所能理解的，它的出现好像是某一个明智的计划人所造成的产物。第三和最后一步，是一个判断：总的秩序对于这种秩序的参与者能以他们所不曾存心而又感到可取的方式，对他们产生善果。

这些步骤中的第一步，从人类能够使他们的各种观察互相连贯时起，他们就必然已经看得明白。自然的反复无常，人类计划的总不可靠，是自从有史籍记录的最初时刻起，宗教教义、哲学和戏剧文学中所谈论的主题。只是从引用了下面这个观念以后，人类计划的非存心的结果才变得在科学上饶有兴趣：人类各个成员的独立行动能在无意中使一种可以理解的秩序井然的社会过程得以产生。显然，没有人类行为中的看不见的手的某些概念，社会科学是不可能产生的。不把社会过程描述为有目的的个人行为的非存心的副产品的办法，就是将全部社会制度和习惯作法或者看作是自觉的人类计划的预定的开展，或看作是超出人类经验的自然的或超自然的结果。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哈耶克把自发的秩序称为第三类现象，介乎由自觉计划形成的组织与物质世界二者之间（1973年，第1卷，第20页）。

“看不见的手”这个表述中的第三步，比其他两步的争议大，它对于社会秩序的描述甚至也并非必要。判断一种自发秩序地是否能产生善果，如斯密显然所作的，是从一种具体的道德眼光并在一种具体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中去判断它。斯密的道德眼光就是这个制度的参与者的道德眼光，而他的判断是，在一种主要是自由的市场制度下，比起在18世纪英格兰仍在实行的重商主义管制的制度下，这些参与者的处境会更好一些。可是，人们能够很容易设想一个自发的社会，其中人民好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邪恶的和令人不愉快的目的。由于人类行动的非故意的结果而出现的那种秩序的优良与否，最终取决于人类在其中行动的规则与制度的种类，以及他们面临的各种真实的选择。

自发的秩序可以从两种互相关联的方式去设想。可以把这秩序描述为一种社会制度中的一组规章，这种社会制度是在一套社会规则的范围内用某种方式自行组织起来的。依照这种解释，这个制度中的约束物很可能是由人的设计树立起来的，可以起好作用，也可以起坏作用。反之，自发秩序可以被设想为演进的秩序，其中的规则本身是人类行动的非存心的产物。例如，我们设想市场经济是根据一套“博弈规则”来起作用的，这套规则使得资源配置上的错误能在这个制度以内自行纠正。这些规则（法律、习惯、政治组织的命令以及各种财产权利）会被设想为自觉的人类计划（如在具体的立法中和宪法设计中）的产物。反之，它们也可以被设想为其本身是旨在达到具体的和狭隘的目的的人类行动所产生的非存心的结果。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对自发秩序的这两种解释均可找到。斯密在他的道德哲学中，也像大卫·休谟一样，主张说；我们的道德规范是从在具体情况中个人经验和个人判断的积累逐渐演进而来的，而演化出来的规范本身却具有促进社会稳定的那种非存心的结果。在他的《国富论》中所陈述的经济理论中，货币价格、利润和亏损提供了信号，对资源的配置失当进行纠正，导致经济增长，而市场、货币、劳动分工这些经济体制，全都是依演进的方式出现的。人们怎样看待社会的各种体制，不仅使他的政治观点有所不同，而且使他怎样去评价一种经济制度亦有所不同。

从自行建立秩序的制度这种意义来说的自发秩序的概念，为经济科学、特别是一般均衡理论提供了基础。在一般均衡的表述中，自利心被解释为对于一切商品（但不是慈善心或荣誉感）的偏好秩序，而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是可以通过政府的纠正行动去改变的。根据这种看法，看不见的手仍然会使制度运转，但不一定能保证结果是最佳的。的确，如果人们遵循这种论点的逻辑直到得出它的结论，那末看不见的手从最好的方面说也是瘫痪的，因为它实际上只能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条件下，才能起产生善果的作用（哈恩（Hahn），1982年）。

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另外一种表述从亚当·斯密到卡尔·门格尔均可找到，它把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看成是自利的经济行为的非存心的副产品，把这些体制看成是对于自行建立秩序的过程所不可缺少的。因此，不去过问需要有何种体制去使看不见的手能完全起作用。这种观点提出了一个问题：现有市场体制出现的经济理由是什么，这些体制为之服务的未被觉察的目的又是什么。在这里，只是企图表明，现有市场体制是怎样作为人类行动的非存心的结果而出现的。这一点，连同这类体制服务于比计划人所知道的更多的目的这个论点，使得人们在解决市场的安排时更加谨慎。

卡伦·沃恩(Karen I. Vaughn) 著

杨敬年 译

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1776年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命题。最初的意思是，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只考虑自己利益，受“看不见的手”驱使，即通过分工和市场的作用，可以达到国家富裕的目的。后来，“看不见的手”便成为表示资本主义完全竞争模式的形象用语。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私有制，人人为自己，都有获得市场信息的自由，自由竞争，无需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亚当·斯密的后继者们以均衡理论的形式完成了对于完全竞争市场机制的精确分析。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是小规模的，一切企业由企业主经营，单独的生产者对产品的市场价格不发生影响，消费者用货币作为“选票”，决定着产量和质量。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价格自由地反映供求的变化，其功能一是配置稀缺资源，二是分配商品和劳务。通过看不见的手，企业家获得利润，工人获得由竞争的劳动力供给决定的工资，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供给自动地创造需求，储蓄与投资保持平衡。通过自由竞争，整个经济体系达到一般均衡，在处理国际经济关系时，遵循自由放任原则。政府不对外贸进行管制。“看不见的手”反映了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经济现实。

看不见的手，揭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所存在的一个悖论。认为在每个参与者追求他或她的私利的过程中，市场体系会给所有参与者带来利益，就好像有一只慈善的看不见的手，在指导着整个经济过程。

正常情况下，市场会以它内在的机制维持其健康的运行。其中主要依据的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人理性原则，以及由经济人理性原则支配下的理性选择。这些选择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这些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支配着每个人，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律运行。

市场机制就是依据经济人理性原则而运行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消费者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做购买的决策，生产者依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做销售决策。市场就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根据价格的自然变动，引导资源向着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这时的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相互作用下，推动着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各自的决策。

在此同时“看不见的手”也会给市场经济带来一定的危机，所以在此同时也需要“看得见的手”来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

商务印书馆《英汉证券投资词典》解释：看不见的手 英语为：invisible hand。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理论，认为国家经济的发展不应由政府干预，而应由整个社会需求进行选择。这种社会需求被认为是调节市场的“看不见的手”。

垄断资本的操纵之手：

经济为什么增长？经济为什么在增长中变成了全球经济？中国究竟应该以“看不见的手”还是“看得见的手”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1、何为“看不见的手”？

我们还是从一个小例子说起。假定某个村落只有两个农户甲和乙，原来为了吃饭各自种植粮食，为了穿衣就各自织布，各自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后来甲和乙两家就在一起商量，种粮是甲比乙的长处，织布却是乙的强项，结果后来这两个农户就进行了分工：甲专门种粮，乙专门织布。结果一年下来，在同一资源条件下却有了更多的粮食和布匹。斯密告诉我们：要想增加产量，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进行分工。分工就是将复杂的事情分解，使之简单化，干简单的事情效率必然高。按照斯密的理论，分工是按照绝对优势分工的，也就是自己和对方比，专业化生产效率绝对比对方强的产品，再交换就双方都受益。

劳动分工的依据是绝对优势，所谓绝对优势就是自己与对方比，能力比别人强，效率比对方高。那么如何比较甲和乙的绝对优势呢？斯密告诉我们，要到市场上去看一下粮食和布匹的价格，然后把各自家中粮食和布匹的生产成本的比例和市场上粮食的价格比例算出来，然后比较这两组数据的大小，就可以找到绝对优势。如果甲的的粮食和布匹的生产成本的比例小于市场价格比，那么甲的优势就是粮食，否则就是布匹。乙也可以进行同样计算和比较。

这个方面告诉我们，市场价格是衡量生产者绝对优势的一个指标，而且随着价格变动，生产者的优势也在变动，有时增强，有时减弱，有时也会从优势变为劣势。生产者就会根据市场价格来改变自己的生产结构和生产要素的流向与变动。也就是说生产要素会随着市场价格的变化而改变流向，这就是要素的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怎么流动，完全受制于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市场价格机制。斯密就把这种机制叫做“看不见的手”。

但是按绝对优势分工有一个难题：如果现实中的甲在种粮和织布都不如乙，或者都强于乙，这时应该如何分工？李嘉图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解决办法：采取比较优势，甲和乙仍然可以参与分工，分工同样会带来更多的利益。就是在对比优势时，不去和对方比，而是自己与自己比，专门生产自己和自己比较相对更具有优势的产品，这就是“比较优势理论”。这样只要自己和自己比有相对生产率更高的产品，就可以参与市场分工，专业化生产自己与自己比生产率更高的产品，放弃自己和自己比生产率较低的产品，进而与他人交换，必然获益。

把这个用来指导个人的分工思想，同样可以用来指导国家间的分工，原理是一样的。分工要进行，就要不断扩大市场规模和市场范围，也就是不断地扩大市场版图。在此基础上，分工与市场规模、范围处于一种相互促进和依赖的关系中。商品生产和交换一但在世界上产生，就会将所有国家纳入其支配之下。“看不见的手”就这样伸向了全球。

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在全球蔓延，除了世界政治、军事因素外，分工演进，财富增加是真正的原动力。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在它诞生的两百年时间里，所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人类历史所创造的财富之和。

2、“看不见的手”已沦为一只肮脏之手

“看不见的手”使人类财富增加，从这一点看，它是一只推动历史进步的手。但是在分配中它能否做到公平，从而成为一只正义的手？还是相反，导致一方肆意侵犯另一方的利益，变成为一只肮脏之手呢？对此，我们即使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分析，仅仅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认识它，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实的经济中，“看不见的手”是一只有缺陷的手，当它的缺陷被人有效利用的时候，就很可能变成为一只肮脏的手。

我们还是看甲和乙的例子，在市场经济中其实甲或乙并不太关心生产多少粮食和布匹，而是在关心自己生产的布匹与粮食如何进行交换，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曾经研究过“贫困增长”的现象，他的结论是：虽然分工增加了生产，但是增加的产品在进入市场后造成供大于求，使价格下降了，所换回的财富数量变得比分工前还少，大部分的好处被别人拿走了。“贫困增长”的这个理论告诉我们，“看不见的手”确实是有缺陷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有可能变成一只肮脏的手，尤其是这些条件如果可以人为制造出来的话，“看不见的手”就成了攫取他人财富之手。当世界从实物经济过渡到虚拟经济，尤其是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这些损人利己的条件往往更容易制造出来。

美国经济学家在研究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两大飞机制造巨头争夺国际民航市场的案例后，得到了结论：只要政府对本国的飞机公司提供大量补贴，然后飞机公司再以低价向外倾销，将对方挤出市场后再抬价，不仅可以收回政府当初的补贴，而且能赚取更高的垄断利润。“看不见的手”真的成了攫取他人财富的一只黑手。

当前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市场化不仅体现于物质产品市场，更体现于金融领域。随着各国金融领城的开放，金融自由化、金融产品衍生化逐步加深，各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全天候的巨大的交易网络。在这个网络作用下，全球金融产品的交易额遥遥领先于物质产品的交易额。相对物质产品而言，金融产品的数量极少，可以聚集的资金交易量巨大，而且金融产品的交易极其迅速，成本极其低廉。因此金融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更有可能成为肮脏之手。

“看不见的手”不能使全球形成一个利益和谐的共同体，而是留下了无穷的利益冲撞和摩擦。一个世界、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家庭、一个个人，如果不崇尚勤劳致富，而是期盼一夜暴富，如果不提倡勤俭节约，而是盛誉奢侈阔绰，那么各国利益的冲突会因为资源的衰减，也升级为世界经济大战，但是没有一个世界政府的中心可以协调这种利益的冲突。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和自身的经济安全，在寻找全球经济利益的制高点。当然也不排除某些国家出于驾驭全球经济的考虑，布局实施全球性战略。

（摘自杨家旭《看不见的手已经沦为肮脏之手》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