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4-14 18:58
《时事公报》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由宁波“救国十人团”团长金臻庠筹集资金。在1920年6月1日创刊。到了二十年代，它已被社会公认为办得较好，在宁波销行最广的一份民营地方报纸，颇受工商界及一般读者的欢迎。
《时事公报》初创时为对开一张，后为对开四张。报宽33厘米,报高49厘米，新闻正文用五号字排版，报名题字为于右任手笔。金臻痒目的明确，他说：“本报之报道评论，以大众利益为前提，从不因一方请托而作违心主张，坚定报人岗位，不负舆论职责。这是我们的信条，是毁是誉，听之而已。”
在这样的主张下，《时事公报》登载新闻又多又快，尤其敢于迅速及时地报道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新闻。《时事公报》设有国内新闻、地方新闻和国际新闻栏目，新闻报道量大，速度快，敢于涉及重大政治新闻。
《时事公报》的地方新闻也很有特色，如启迪民智、移风易俗的“提议女子蚕业传习所”（1922.6.9）、倡议改变陋习的“死灰复燃之聘金案”（1920.6.8）等。
1926年4月2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著名记者邵飘萍，29日《时事公报》上刊登报社主笔张虬公所写的评论“京报记者之不幸”，对军阀进行了大胆的抨击。
金臻痒擅长组织重大新闻的连续报道，特别在上个世纪30年代，国土遭到日寇侵占，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时，《时事公报》常常在传播新闻中集结民气，引领宁波民众同仇敌忾。
《时事公报》对淞沪战争的报道从内容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报道战争的起因和各方态度；第二阶段报道十九路军顽强作战、英勇杀敌、以少胜多的战况信息，可歌可泣；第三阶段主要报道我军顽强抵抗，日军久攻不下，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同意撤兵的消息，并揭露日军表面同意停战，实际则不断生事的真相，以及刊登国际联盟调停中日战争的情形和结果。
《时事公报》动用了动态消息、各方专电、长篇报道、时事评论甚至广告等各种传媒形式，在多个新闻版面上对淞沪抗战进行报道，绵延三个多月，连篇累牍，是《时事公报》继“五卅运动”之后又一次轰轰烈烈、场面宏大的新闻会战。在这里，《时事公报》不仅传播着，而且还鼓动着；不仅是信息与舆论的传播者和引导者，而且还是抗日保家卫国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为了支持淞沪抗战，《时事公报》在一版刊登慰劳前线将士的广告：
“前线将士，喋血拼命，为谁牺牲？后方同胞，安居乐业，受谁之赐？恳求同胞，眼光放远，良心放平，有钱捐钱，有物助物，快来慰劳我为国牺牲诸将士！”
这一则广告从1932年2月26日起刊登，一直延续到4月2日。在淞沪抗战时期，宁波市民送到《时事公报》的捐款就达10203.5元、麻袋2959只，慰劳士兵的咸光饼70万只，此外还有棉裤、丝袜、卫生衫、生姜糖等不计其数。
此外，《时事公报》常常为民众利益鼓与呼，如1946年4月6日短评“代旅客呼吁”：
宁波自开埠以来，创办报纸的人络绎不绝，问世的报纸也此起彼伏，但大都时间不长便销声匿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办报者缺少资金。而《时事公报》能够延续近三十年，得力于金臻痒长期以来的苦心经营。
《时事公报》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广告。随着报纸影响力的扩大，1922年金臻痒在上海设立《时事公报》总代销处，1924年3月金臻痒在上海设立分馆，办理沪上广告，承接上海《申报》、《新闻报》及新加坡等外商的广告。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宁波工商业发达，《时事公报》丰富及时的新闻吸引大量的读者，也带来了大批广告客户。随着广告的激增，报纸扩大为对开三大张，发行量突破4000份。1927年1月，金臻痒派报社的陈荇荪组建宁波印刷公司，开始自行印刷报纸，降低了印报成本。印刷公司除印刷本社报纸外，还兼印其他报纸，以补足报纸本身的亏损。1935年金臻痒自建印刷厂，增加了照相制版设备；1939年购进铸字机、柴油发电机等设施，技术设备的更新使报社的印刷速度和印刷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
1940年冬，《时事公报》发行量达到1．5万份，创当时浙东报纸发行记录。抗战胜利后复刊的《宁波时事公报》日销量亦达到7000份，仍然是宁波的第一大报。发行量的剧增带来了丰厚的广告，当时报社资本总额已达1000万元，新建了办公大楼，规模不断扩大。
为了扩大经营范围，支持报纸主业的发展,金臻痒曾入股鄞县面粉厂。正是金臻痒的苦心经营，报纸才有了经济上的独立，从而为报人履行其新闻理念和完成报刊新闻活动提供了物质条件。
《时事公报》在民国时期的宁波市民中有很大的影响。1948年10月23日,复刊后的《宁波时事公报》因报道镇海保警中队中队长王佐周叛变率部他去的消息涉及军事秘密而被诬为“失实”，遭到国民党鄞县党部的查封。消息传出，甬地民众哗然，市民们纷纷要求政府取消对《时事公报》的禁刊令。鄞县县政府也承认《时事公报》对宁波社会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并请求准予复刊。但是由于时局动荡和各种原因，《时事公报》没有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