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卡扎菲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时延春登台领奖时，卡扎菲与他握手拥抱，并把勋章亲自挂在他胸前。当时会场气氛热烈，欢声雷动，掌声甚至淹没了卡扎菲热情洋溢的讲话。直到卡扎菲给时延春佩戴勋章时，时延春才听清楚他的话，“见到你很高兴，感谢中国的支持。”

此前卡扎菲已与时延春称兄道弟了。当时，卡扎菲经常同时延春聊天，询问一些中国的人口、地理、政策、农业等情况。时延春从交谈当中知道卡扎菲不喜欢“总统”这个词，便尊称他“领导人阁下”。卡扎菲建议时延春称呼他“兄弟”或者“上校兄弟”。

1997年5月，时延春被任命为驻也门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两年后时延春离任前夕，时任也门总统的萨利赫元帅在总统府授予他也门共和国“统一勋章”和证书。“统一勋章”是也门最高级别的勋章，也门总统每年仅向一两位有特殊贡献的大使授勋，由总统亲自授予并颁发证书，而且要在当地官方报纸头版发布总统授勋令，电视台、电台、各种刊物均重点报道总统授勋情况。

叙利亚总统授予结束了中国驻也门大使任期，时延春出任中国驻叙利亚大使。而他出任驻叙利亚大使时，无论中东地区形势还是叙利亚国内政局，都处于复杂多变的敏感时期。叙以和谈失败，70岁的阿萨德操劳过度，在与黎巴嫩总统通电话的时候突发心脏病去世，叙利亚面临接班人问题和国内局势的考验。对中国使馆来说，如此特殊的局面需要一个熟悉中东问题的人选，这个人就是时延春。

阿萨德的大儿子原本是总统接班人，不幸因车祸而亡。二儿子巴沙尔是名眼科大夫，对政治原本并不感兴趣。巴沙尔就任总统后，连续8次接见了时延春。

2002年，时延春已年满花甲，即将卸任。离任前夕，巴沙尔总统授予时延春“特等荣誉勋章”。不少叙利亚领导人和朋友告诉时延春，尽管他任期较短，不到授勋的年限，但考虑到叙中两国之间的坚强友谊和时延春为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巴沙尔总统决定破例为他授勋。这枚诠释着友谊与光荣的“特等荣誉勋章”，为时延春37年的外交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006年9月20日，对于山东省章丘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来说，是繁忙又充实的一天。档案馆4楼展厅里，从开馆起便人流如织，一派生气，人们聚集在这里参观、浏览。原来，这里正在举办“大使的40年中东情——外交家、翻译家、作家、诗人时延春资料图片展览”。

这次展览，精选展出了时延春的外事活动照片300余张、珍贵外事纪念品60余件和著作90余册，生动直观地反映了时延春大使的外交生涯和笔耕成就。

对于时延春来说，这次展览也等于是他向家乡人民的一次汇报。抗战前，时延春的父亲在枣庄煤矿当账房先生，一家人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当抗日烽火燃烧在齐鲁大地时，涌现出了全国闻名的铁道游击队，当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加上受“铁道游击队”影响，时延春的父亲毅然放弃了账房先生的职务，带领全家人回到故乡章丘，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抗战胜利后，时延春的父亲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因此，全家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共匪”的家属，受到了残酷的迫害。1948年，正值全国解放前夕，为了革命的需要，时延春的家里藏了一批武器。因党内出现叛徒，时延春的父亲悄悄地转移了这批武器。敌人发现武器不见了，竟气急败坏地将时延春刚刚出生20天的小弟弟狠狠地摔在地上。“我的小弟弟就这样被活活地摔死了。你要问我童年最难忘的事是什么，这就是我最刻骨铭心的回忆。”每每忆及此事，时延春的心都会被深深刺痛。直到济南解放后，时延春的父亲因病没有随大军南下，这时全家才团聚。在党的关怀下，时延春进入学校学习，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退出外交战线后，时延春被任命为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别人说，隔行如隔山，60岁改行，那还不是赶鸭子上架啊！时延春却开心地笑了：“我这个人喜欢挑战。我入门很快。”他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颇感自豪：“以前外交部每年拨给出版社1000万，后来每年我们自己能挣1000万。”

常年派驻国外从事外交事务，时延春也有遗憾，“父母照顾不了，只能寄些钱，孩子多年见不到。我驻外最长的一次连续在国外呆了10年半。”现在退下来了，时延春和老伴才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平时，夫妻二人经常弄几个小菜，一边吃，一边回忆以前在国外共同工作的经历。一双儿女现已长大成人，事业上颇有建树。时延春说：“我也不希望他们多么荣耀，只要能够堂堂正正做人，扎扎实实做事，我就心满意足了。”

1982年-1984年上半年，邓小平会见了多位阿拉伯领导人。这些会见基本上由我当翻译。20多年过去了，这些会见的难忘情景一直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中东地区长期动荡不安，是全球主要热点之一。邓小平从全球战略的高度看待中东问题，非常重视中东的战略地位，关注中东地区的形势变化，明确表示希望和平解决中东问题。

在中东问题上，邓小平坚持我国的原则立场。他多次公开批评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政策，要求以色列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他明确批评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他指出，美国在世界上有几个不沉的“航空母舰”，以色列就是其中的一个。

与此同时，邓小平对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领导人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劝说他们从现实出发，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并劝说巴解领导人要开展美巴对话。

邓小平根据世界形势和中东形势的发展，并总结历史经验，明确主张和平解决中东问题。他为推动阿以争端早日和平解决，对访华的阿拉伯和巴解领导人作了大量工作。

邓小平在会见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时，谈话很有针对性，颇具特色，留下了不少轶事趣闻。

1983年4月邓小平会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埃及是中东、阿拉伯世界一个重要国家。1956年5月30日中埃建交，埃及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阿拉伯、非洲国家。但由于种种原因，埃及前三任总统都未能访华。邓小平在会见穆巴拉克时深情地说：“你是第一位来我国访问的埃及总统，我们热烈欢迎你。”邓小平高度评价中埃友好合作关系，赞扬中埃建交以来两国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穆巴拉克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国人民长期以来保持着兄弟般的情谊，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一直在向前发展。”

会见后，邓小平设午宴招待穆巴拉克总统。席间，两位领导人兴致勃勃地进行交谈，年近八旬的邓小平干了三杯茅台酒。我清楚地记得，邓小平干掉第一杯酒后，谈了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第二杯酒下肚后，邓小平谈了中美关系。饮完第三杯酒后，邓小平介绍了中苏关系。穆巴拉克洗耳恭听，对邓小平这位伟大战略家和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感到钦佩。他在谈到访华的感想时说，他受到真诚、友好的接待，这反映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十分良好而且在不断发展。

1984年5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第四次访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并就一些重大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邓小平说，你们为了自己的正义事业已经奋斗了几十年，看来任何正义的事业都是要经过艰难困苦的。中国人民经过22年的革命战争，才赢得了胜利。邓小平在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我们的军队由30万人减少到3万人。但是这3万人经受了考验，实现了广泛的团结，制定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其核心就是实事求是。

根据巴勒斯坦革命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对阿拉法特说，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同整个阿拉伯问题的解决是相互关联的。你们目前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加强巴勒斯坦组织内部的团结和巴解组织同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上，这是十分正确的。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但是非办不可。只要坚持下去，总是会有结果的。邓小平表示，中国永远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阿尔及利亚是个英雄的国家，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中，付出了100万烈士的巨大代价。阿尔及利亚是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国之一。1982年4月，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正式访华，我作为译员参加了接待工作。邓小平会见了他，并就两国革命经验、双边关系和双方感兴趣的重大问题深入地交换了看法。会见结束后，沙德利对我说，邓小平确实是位伟大人物。

1982年10月，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访华，我作为主要译员参加了接待工作。卡扎菲此访有一件引起轰动的事情，就是他的女保镖。我记得，当卡扎菲进入人民大会堂时，他的女保镖拼命往前冲，并且自动散开抢占最佳位置。这些女保镖一个个长得都很秀气，体格强壮，身着草绿色军装，英姿焕发，光彩夺目。她们出现在电视荧光屏上，格外引人注目，确实引起轰动。

卡扎菲访华期间，邓小平会见了他，两位领导人就国际形势、中东形势、双边关系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会见后，邓小平设宴款待卡扎菲及其主要陪同人员。席间，两位领导人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继续交换意见。此外，他们还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了颇有风趣的交谈。

卡扎菲对邓小平说，他此次访华带来了女保镖。然后，他解释说，中国和利比亚都是伟大国家，但在历史上都遭受过侵略，现在又都面临挑战。中国人民和利比亚人民都是不屈的人民，都曾为民族独立进行了英勇斗争。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人民战争和全民皆兵的思想，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为了战胜敌人的进攻，利比亚人民必须武装起来，必须实行全民皆兵，妇女也不例外。卡扎菲向邓小平介绍了妇女在伊斯兰史上的作用，然后说，他带这些女保镖到中国，并要求她们尽量在公开场合亮相，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警卫，真正意图是为了进行宣传。卡扎菲说，他对中国的警卫工作是信得过的，是放心的。他想利用这些女保镖向全世界尤其是向西方世界显示，利比亚在实行全民皆兵，利比亚是坚强的。

邓小平扼要介绍了人民战争和全民皆兵的思想。接着他说，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的发明创造的确很多，单就饮食文化来说，堪称一绝。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形成了多样化的饮食文化。中国人好客，但每个地方的待客方式各不相同。北京人在夏天喜欢用北京烤鸭待客，在冬天用涮羊肉招待客人。

邓小平说，他是四川人，四川人爱吃，而且喜欢吃辣的。就他本人来说，他喜欢喝点酒，涮羊肉时喜欢多放点粉丝。他幽默地说，粉丝便宜，不算奢侈吧。他的话引起大家的笑声，他自己也笑了。

邓小平会见客人后，有时还有感而发地做些评论。1983年9月，邓小平会见并宴请约旦国王侯赛因，我做翻译。客人告别后，邓小平对我说，人们常说当国王的趾高气扬，可这位国王彬彬有礼。我说，侯赛因国王年青时在英国受过教育。邓小平接着说，我看他有点英国绅士风度。

邓小平每次会见客人都胸有成竹。会见前按照惯例他都听汇报，但很少发问。会见时，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和现场交谈情况讲，事先给他准备的材料可能根本用不上。多次给邓小平当翻译后，我发现他总是高屋建瓴，论述精辟，有的放矢，语言简练。他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政治家、外交家。

大家十分敬重邓小平，也都想与他一起照相留念，但不是所有参加接待活动的人都有这种机会。1982年8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利比亚总人民委员会秘书（总理）塔勒希，我做翻译。同志们让我反映一下，大家希望会见结束后能与小平同志合个影。我照办了，小平同志听后，用四川口音爽快地答应：“好嘛！”因为摄影记者来不及换胶卷，只好拍了张黑白照。据说，邓小平与近20位参加接待外宾的工作人员合影，是仅有的或少有的。后来，我把这张照片献出来，分别被收入《新中国外交五十年》大画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大画集。

时延春与萨达姆

时延春，资深外交官，著名中东问题专家。曾出使中东25年，几乎走遍所有中东国家。1942年2月出生2006年12月30日，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被处以绞刑。一时间，世界哗然。时延春眼里的萨达姆

一连几天内，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东里一套公寓里，一位花甲老人打开电视，注意收看有关萨达姆的新闻。这位老人就是资深外交官时延春。前些时日，有关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上绞刑的新闻被炒得沸沸扬扬，萨达姆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990年5月，萨达姆会见来访的万里委员长，其时担任翻译的就是随万里委员长来伊拉克访问的时延春。时延春近距离仔细端详了萨达姆的风度和容止，“他身体魁梧，满面红光，精神健旺。他当时穿着短袖军装，腰里挎着手枪，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在会见万里委员长时，他显得很客气，也认真地听客人讲，并且亲自做笔记，把要点记下来。”萨达姆与本地人交谈时经常讲方言土语，有时语速很快。在那次会见中，时延春特别注意萨达姆的语言，但他发现萨达姆在与中国客人的谈话中很少使用地方土语，语速也不快，显得温文尔雅。

在那次会见中，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讲到国际形势和中东形势时，再三强调说美国总有一天要霸占中东，为什么？因为中东有丰富的石油。讲过来讲过去，讲石油的重要性。也讲到美国要支持以色列，就是要霸占整个中东的石油和战略位置。总之，那次会见，他给人的印象不是粗暴，而是彬彬有礼。”时延春说，萨达姆对接见外国领导人有严格规定，在他看来不重要的外国客人，接见时间一般不超过30分钟，这次却超过了这个时间。

时延春认为，萨达姆是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的人格特点具有多重性，他的大起大落，有个人因素，也有国际因素。他发动的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使伊拉克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艰难困境之中，也是自己落到今天地步的起点。时延春说，萨达姆的悲剧在于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低地估计了美国和反对派的实力。“他当时以为美国不会出兵，结果贸然动武侵占了科威特。但他没想到，美国不仅出兵解放了科威特，而且重创了他的实力。他在国内采取的高压政策也是后来有那么多人想杀他的重要原因。当我在伊拉克访问时，到处都能见到萨达姆的肖像和语录。新闻媒体每天都把萨达姆的活动作为头条新闻播发，并在最显著位置刊登他的照片和语录。我们的陪同人员言必称萨达姆总统，称他为领袖、总司令、统帅，让人感到萨达姆无处不在。”

时延春回忆说，自己曾经和萨达姆是校友。“上世纪50年代末，萨达姆参与刺杀当时的伊拉克总理卡塞姆，结果行动失败，被迫逃亡到埃及，进入开罗大学攻读法律。他是开罗大学1960年级法律系的学生，我是1965年到开罗大学进修学习的。可以说萨达姆和我是前后脚的校友。”

对于萨达姆及伊拉克有较深入的了解及研究，美伊战争之际，时延春一夜之间成了各大网站、媒体、高校的“抢手人物”。在后来短短一段时间里，他在全国各地作了20多场报告，并连续做客新浪网，直接点评了这场举世瞩目的战争。

中东地区不断爆发热点事件，如今已从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职务上退下来的时延春依然不得空闲，频频应邀演讲、作报告。

时延春眼中的穆巴拉克

2006年11月3日至5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将与会并对中国进行第九次访问。得到这个消息，曾经出任中国驻埃及外交官的时延春十分兴奋。在人期间，他和穆巴拉克总统有过直接的接触，也有过许多不为人知的友好佳话。他所著的《尼罗河之子穆巴拉克》深得穆巴拉克总统的喜爱。

11月2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时延春大使欣然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谈起他眼中的穆巴拉克。

时延春大使向记者回忆了他第一次见到穆巴拉克总统的情景。那是1982年的12月，当时中国有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埃及。虽然这不是一次元首级的访问，但是穆巴拉克总统非常重视，亲自到机场迎接，亲自主持会见、会谈、举行招待会，还为代表团举行了晚宴。在这次访问中，担任首席翻译的时延春，从机场一直到会见、会谈、答记者问、招待会以及晚宴，每一次都与穆巴拉克总统近距离接触。

谈及首次的接触，时延春说：“穆巴拉克总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感觉穆巴拉克总统身体非常健康、精力充沛，对中国非常友好。他对两国关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于发展埃及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充满信心，并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到中国客人，总统不止一次地说，“我对中国满怀着特殊的感情”。

穆巴拉克总统对中东问题、非洲问题和国际形势非常了解，每次总是详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跟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在答记者问的时候，不仅对答如流，令记者满意，而且他的幽默感常常给在场的记者带来阵阵笑声。

再次见到穆巴拉克是1983年4月。穆巴拉克总统及夫人苏珊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穆巴拉第三次访华，也是访华的第一位埃及总统，中方给予高度重视。当时，时延春作为首席翻译，参加了穆巴拉克访华全过程的接待工作。对于这次见面，时延春印象最深刻的是穆巴拉克和邓小平的会见以及邓小平的宴请。他向记者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4月3日，邓小平会见穆巴拉克，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会见后，邓小平设午宴款待穆巴拉克。邓小平介绍了中非关系。穆巴拉克洗耳恭听。在回钓鱼台国宾馆的路上，他说，邓小平不愧是伟大的战略家和政治家，他高瞻远瞩，谈的问题非常深刻也非常有前途，他对邓小平的远见卓识感到钦佩，也感到受益匪浅。

到了1984年上半年，时延春来到中国埃及大使馆工作，分工负责双边关系。在此期间，时延春多次陪同出访的中国高级代表团拜见穆巴拉克总统。见的次数多了，穆巴拉克总统就与时延春彼此都很熟悉了。有一次，时延春在开罗见到穆巴拉克总统时，穆巴拉克饶有风趣地说：“别忘了我们埃及有句名言：喝了尼罗河的水，你还要再来。”穆巴拉克开玩笑说：“你现在开罗工作，就留在埃及吧，我下命令给你埃及国籍。”这番话引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穆巴拉克自己也显得非常惬意。

时延春告诉记者说：“我多次听到穆巴拉克总统赞扬埃中两个文明古国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穆巴拉克为金字塔感到骄傲，称赞卢克索古迹是埃及的国宝，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时延春认为，穆巴拉克总统跟世界上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特别是他跟中东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同时和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也有非常好的关系，他的足迹遍及世界。

2006年5月30日，值中国与埃及建交50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由时延春撰写的《尼罗河之子穆巴拉克》一书出版发行。穆巴拉克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他在写给时延春的亲笔信里说：“我就是尼罗河之子，我是在尼罗河边长大的，也是喝尼罗河水长大的。”（郭素萍）

时延春巴沙尔总统的交往

1999年8月，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叙利亚大使，于同年11月到任。在从2000年4月到2001年12月期间，我曾十次见到巴沙尔，交往颇为频繁。

初识巴沙尔博士

巴沙尔是阿萨德总统的次子。阿萨德逝世前，巴沙尔的公开身份是叙利亚信息协会 主席。但世人都知道，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已确定，成为不争的事实。巴沙尔非常活跃，他每到一处，都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2000年4月24日，叙利亚举办大型通讯设备展览，我作为大使应邀出席。在展览会上，我初次见到巴沙尔。当我自报家门后，他热情地与我握手，对我出任中国驻叙利亚大使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他要安排一次专门会见，与我就中东形势和叙中关系进行深入交谈。但那时阿萨德总统的身体已十分虚弱，巴沙尔承担了大量工作，可谓日理万机，没能抽出时间与我专门会见。

2000年6月10日，阿萨德总统逝世。我作为大使，面临着一系列需要处理的紧急问题，给谁发唁电，葬礼如何举行，何时何地举行，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参加葬礼等。叙方答复说，唁电可发给巴沙尔博士，我当即意识到，巴沙尔作为正式接班人的地位已经确定。

我国决定派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参加阿萨德的葬礼。6月13日上午我陪同司马义·艾买提国务委员到达人民宫，向阿萨德总统的灵枢默哀、鞠躬，并受到巴沙尔博士的接见。我们向巴沙尔表示哀悼，巴沙尔表示感谢，并表示叙中关系将继续发展。

向巴沙尔递交国书

我到大马士革第三天，便向叙利亚外长递交了国书副本，这意味着我获得了开展外事活动的资格。叙利亚外交部礼宾司长几乎每个月都告诉我，叙方将很快安排我向阿萨德总统递交国书，让我时刻做好准备。但我与一批大使等了几个月，仍不见动静。大家意识到，阿萨德总统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他不久逝世。

2000年7月10日，叙利亚举行全国大选，巴沙尔当选为总统。我出席了他的宣誓就职仪式后便回国述职休假。此间叙方曾通知，安排我向巴沙尔总统递交国书，但因时间关系，我未能赶回大马士革。

2000年10月，我有幸在10天内连续3次见到巴沙尔总统，其中一次是我向他递交国书，另一次是我陪同访叙的中国重要代表团见他。我每次见到他，总听到他高度评价中叙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热情赞扬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再表示愿为推动叙中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做出努力。2000年10月，江泽民主席致信巴沙尔总统，强调中国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同叙利亚的友好合作关系，并向他发出了访华邀请。巴沙尔总统对此表示感谢并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表示将尽快访华。

陪同胡锦涛见巴沙尔

2001年1月，时为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对叙利亚进行正式访问。在我与叙利亚总统叙方局长商谈接待计划时，叙方提出，根据巴沙尔总统的指示，第一天的活动安排完全留给总统。叙方提出，胡锦涛副主席抵达大马士革后，由巴沙尔总统会见胡锦涛副主席，举行会谈，晚上由巴沙尔总统举行盛大宴会。叙方一再强调，这一安排说明巴沙尔总统对胡锦涛副主席此访的高度重视，决定给予高规格甚至是超规格的隆重接待，第一天的接待安排是整个访问的高潮。

胡锦涛副主席与巴沙尔总统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高度评价了两国关系，并就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了看法，达成广泛共识。两国领导人表示，双方将做出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长期稳定地向前发展。

我参加了巴沙尔总统与胡锦涛副主席的会见、会谈，并出席了巴沙尔总统为胡锦涛副主席举行的盛大晚宴，我为此访获得圆满成功感到高兴。通过这些接触和交谈，巴沙尔总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夫人交往

在叙利亚任职期间，我夫人奚惠芳与巴沙尔总统夫人也过往甚密。巴沙尔总统夫人阿诗玛，祖籍叙利亚中部地区。其父是位医生，长期在伦敦从医，阿诗玛出生于伦敦。有人说，巴沙尔在英国学习和从医时，他们相识于伦敦。他们于2001年初结婚，当时巴沙尔35岁，阿诗玛26岁。

我夫人与阿诗玛的姨妈是好朋友，几乎每个月都要聚会一次。阿诗玛与巴沙尔结婚后，我夫人便去拜会她，两人谈得非常投机，阿诗玛玛希望我夫人常去看她。

2001年12月，阿诗玛喜得贵子，我夫人前往人民宫，向阿诗玛表示祝贺，并祝她新年快乐。

阿诗玛表示感谢，并说她一家人都热爱中国，在伦敦经常到中国餐馆吃中餐，非常喜欢中国饭菜。我夫人再次去见她时，带了几个中国菜给她，并请巴沙尔总统也尝一尝。阿诗玛非常感谢。2002年6月我离任前，我夫人于5月底向阿诗玛辞行，阿诗玛说了些美好祝愿的话，盛赞叙中友谊。

巴沙尔总统为我授勋

我在叙利亚工作期间，中叙两国在政治上互相支持，在国际事务中互相协调和合作。两国经贸关系稳步发展，在新闻、文化、教育、通讯等方面的合作也在深入发展。

在我离任前夕，巴沙尔总统授予我“特等荣誉勋章”。2002年6月22日，苏莱曼·哈达德外长为我举行钱行午宴，并代表巴沙尔总统为我授勋。他在讲话中高度评价叙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我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所做出的积极贡献。我在讲话中对巴沙尔总统授予我高级勋章表示感谢。我表示，这一荣誉不仅是对我在叙利亚工作所给予的高度评价，更是对我们两国之间不断发展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充分肯定。不少叙利亚领导人和朋友告诉我，尽管我任期时间短，不到授勋的年限，但考虑到叙中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我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巴沙尔总统破例为我授勋。

时延春眼中的萨达姆

时延春陪中国领导人与萨达姆会见的时间原计划是40分钟，但实际耗时两个小时。萨达姆对接见外国领导人都有严格的规定。在萨达姆眼里看上去不重要的外国客人，萨达姆“召见”他们一般不会超过30分钟，而计划40分钟就已经是很破例了。不过，见面之前，并不知道萨达姆会不会见他们。13年前的5月10日上午，两伊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还没有开始，时延春见到了萨达姆。他接受本报专访时说，那时的萨达姆的形象与今天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时延春当时是外交部阿拉伯语的高级翻译。如今，时延春从事中东外交事务将近40年，其中有25年是在中东地区“巡回外交”。现在，他是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而且是从中国驻叙利亚大使的任上到任现职的。

时延春认为，萨达姆的人格特点至少有5大方面，而最突出的则是他有非常强的“领袖尊严感”。头脑清醒、彬彬有礼；铁碗人物、不惜手段；领袖欲和权力欲极强；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能屈能伸，擅弄权术。

时延春解释萨达姆的“尊严感”时说，萨达姆与人见面都有极其严格的礼宾规定。各国驻伊拉克大使在巴格达递交国书时，萨达姆一般都不出面，而是由萨达姆的副手代劳。一般外交官、记者更是很难见到他，要想与萨达姆合影更是难上加难。很多驻伊拉克大使在其任期内一次也见不到萨达姆，这一点儿也不稀奇。在见萨达姆之前，一般不会通知何时见面，也不告诉何地见面，更不会通知见多长时间。见完之后，萨达姆一般也不送客，不过，见中国人这一次，萨达姆破例将中国领导人送出门。关于萨达姆“摆谱”一事，中国一名驻伊拉克大使馆现职外交官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也有所透露。

时延春回忆，当时由于两伊战争已经结束，伊拉克国内比较安全，因此，他们与萨达姆见面是在他的正式总统官邸里。当时，萨达姆与中国人重点谈到了伊拉克和中东的石油问题，当然也重点谈到了他“反美”和“反以”立场。当时萨达姆之所以反美是因为美国支持萨达姆“三心二意”，时而支持，时而反对。

时延春说：“这次会见时间比较长，近距离，我就很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萨达姆。萨达姆当时穿着短袖军装，腰里挎着手枪。萨达姆身体很魁梧，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在会见万里委员长的时候，他显得彬彬有礼，很客气，也是认真地听客人讲，并且自己拿笔亲自做笔记，把要点记下来。当他讲的时候，我感到他的头脑是很清楚的，讲起话来条理清晰，讲得头头是道，而且滔滔不绝。”因此，“那次会见，他给人的印象不是很粗暴的，是彬彬有礼的人”。本报记者袁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