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说：

“同、光间之报纸，因受八股盛行之影响，仅视社论为例文……时报创刊后，曾于社论外，别立时评一栏，分别论断，报其机枢，与今之模棱两可，不亲眼边际，截然不同，故能风靡一时。”

这是社论与时评出现的先后次序。

此后，梁启超在1909年的《国风报叙例》中明确界定了“时评”的功能，它与其他文体的区别：

“凡论说所论，则事之应举措者也；凡时评所评，则事之已举措者也”，

这个区别，大致就是今日报纸社论、评论员文章与时评－－新闻评论的区别。

但是实际上，这个界限后来也消失了——社论本身也时评化了。

从后来的一些新闻实践和徐宝璜的归纳来看，社论就应该是报社自己组织写的时评。他在《新闻学》第九章中说：

“社论须以当日或昨日本报所登之新闻为材料而讨论之，此理甚明。例如访员报告省议会为兴某种建筑，特拨一款，此新闻也。社论编辑以此为材料而讨论本省能否添此担任，某种建筑是否为必要，听拨之款项是否敷用，抑或有余，此社论也。访员与社论编辑职务上之分别，即在一则供给新闻，一则对于新闻加以批评耳。新闻既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故详言之，社论第一须以事实为材料，第二须以多数阅者听注意之事实为材料，第三须以最近之事实为材料。由此可见，彼于社论中因发牢骚而无端谩骂他人者，或以四书五经上之句子为题而发挥讲道德谈仁义之空论者，或以类似《西学原出中国考》《中国宜亟图富强论》之题，而做极浮泛油滑之策论者，均属不当，因其非以事实为材料也。”

这个定义，否定了早期报纸以“论说”作为社论的做法，直接以时评作为社论之本。

这种社论时评化趋势，在当代市场化的中国报界已经出现。《北京青年报》第二版的“今日社评”，就是时评，以数名本报评论员操笔，评当时报上的新闻。但是这显然不是主流报纸社论的规格。实际上，这种“今日社评”之外，还有高规格的社论，只不过就比以前更不常出现了，实际上，是借“今日社评”而放弃了那种对于市场化的报纸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传统社论。再有就是新出现的《经济观察报》，每期一版第一栏的位置专门放“社评”，就是针对一条新闻而写的时评，且不署名，明显代表报社观点。比如，2001年12月10日的社评为《昂贵的户口》，评的是北京市对纳税3年超过300万元人民币的私企老板开放户口的事。同是新型报纸的《21世纪经济报道》则每期一版下方是社评，也是时评。　比如2002年1月14日这一期的报纸，社评为《价格呼证会错位 民主化不是市场化》，评的是12月举行的铁路价格听证会。这样市场化的报纸，自然就更不发主流报纸那样的“社论”了。

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报纸上，时评高手群星闪耀：梁启超、黄远生、邵飘萍、陈布雷、邵力子、张季鸾、邹韬奋。当年曾经有过时评之繁荣的程度，不仅专业报人写时评，一些知名人士、作家也写得很好，比如教育家陶行知就曾在30年代初为上海著名的《申报》开栏撰写一百多篇时评。今天《茅盾全集》第14、15卷所收的，也是茅盾在20年代初为《民国日报》写的时评。而大学问家胡适居然曾在1922年至1923年4月间为《努力》周报主持新闻评论栏目《这一周》，写了67篇新闻评论。还有后来成了法学家的张友渔，也曾在二十年代中期在当时中国特别有名的《世界日报》上时评撰稿人。夏衍先生曾有一作品集，书名就叫作《时评与通讯》……这种各界名流纷纷主撰时评的景观，在本世纪上半叶十分引人注目，值得研究。他们丰富了时评文体，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体遗产。在党报实践中，也有时评的传统：《胡乔木文集》就可以看到一些标明是“新华社时评”的文章，比如1949年2月27日的《孙科原形毕露》、1949年10月15日的《庆祝解放广州和歼灭白崇禧主力》。

有意思的是，新中国建国后，时评文体却逐渐消逝了。文革中的报刊又是那种长篇大套的政论，比如梁效文章什么的。时评的衰落，是新闻评论功能的衰落。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拨乱反正，言论方面起着先锋作用的，是杂文。因为那个时代人们对报刊言论寄望更多的是他们的对思想观念的冲击，而不是新闻性。这两年，随着新闻媒体在一个市场化的环境里生长，变革的时代，许多新事需要人们及时作出判断；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生活日渐丰富、新闻舆论空间的开放和媒介走向市场，也会有更多的事件性新闻成为评论的话题。实际上，时评风格的报纸言论正在开始恢复其生命力。原因就在于，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期待已主要不是思想观念的冲击，而是你对新近发生的事如何判断和评价，并且看到你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时评文体就是在这种读者期待中复兴的。这是新闻评论规律的再现。

语境：但凡社会转型必然评论勃兴

纵观近代以来，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大凡社会转型相对快速的时期，面对剧烈的利益调整和利益博弈，人们的“言说”需求必然几何级倍增，从而导致评论的必然振兴。

具体而言，从最早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循环日报》，到康梁维新派的《万国公报》《时务报》，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中国日报》《民报》，再到无产阶级革命掀起后的《新青年》《每周评论》乃至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等等，均高度重视评论（政论），康梁、陈独秀、毛泽东等不同阶段的运动领袖也极其重视报刊评论甚至亲自撰写评论。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五年间（2003—2007），亦以笔名“哲欣”为《浙江日报》的“之江新语”专栏撰写了232篇短评，达到平均每周一篇的高频率。而近二十多年来，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时评热”也成为一种重要现象，时评得以大规模“复兴”。

这是因为，有观念的风云激荡、有利益的剧烈调整，就必然让人们产生“言说”的冲动——而在这时人们往往发现，欲达到上述两种功能，正常的“用事实说话”的新闻形式，已经远远“不过瘾”“不够用”了，因为人们更希望直抒胸臆，更希望透过新闻现象寻觅背后的道理、缘由、趋势。而评论这一新闻与杂文的“混血儿”，同时具备了新闻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接近性，以及杂文的直接性、讽谏性和可读性。于是此时，时评便应运而生、而兴旺发达。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既展现了改革的巨大成就，亦暴露了改革中的诸多不彻底、不完善甚至偏差之处；而同在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日益庞大的农民工（新型产业工人）群体、私企老板群体、外企白领、“蚁族”“海归”……这些大量出现的新的群体，他们有着自己强烈的利益诉求，迫切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与此同时，对社会上涌现的种种新的问题、利益诉求、思想动向，也亟须加以态度鲜明的疏导、引导。

这种独特的社会现实，投射到媒体上（不管是传统报纸电视还是微博、论坛等新媒体），便促发了评论的再度繁荣。

时评是新闻评论文体的一种。

时评是一种公民表达文体。

在一个开放的时代里，它是公民表达自己见解的实用性文体。时评关注社会生活，紧扣时代脉搏，针对当下发生的焦点、热点问题，做出迅即的反映，及时解析，当即批评，在依托新闻事实的基础上，深开掘、精加工，发现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颖而有价值的东西，洞幽烛微，言人未言，引领大众视听。时评之优长，在于“一招鲜，吃遍天”；而且讲求速度与时效，须是“神速麻利快”兼“刺激麻辣烫”。这样的杂文，当然会受到最广大读者的青睐。

1、因时而评，新闻性强

2、缘事而发，寓理于事

3、内容贴近，体裁广泛

4、大众视角，公民写作

时效性。时评不能没有时效。因为，时评是针对新近发生的问题或事实所作的评论，它兼有新闻和评论的双重特点。但也不能像近期时评界出现的一窝蜂地对当天发生的新闻仓促作评。而是应当经过深思熟虑后再下笔方可。这就需要兼顾时评的“针对性、准确性”等其他方面。因而，时评不妨把评论的对象按一周内发生的新闻作为上限为妥。

针对性。如果一篇时评仅仅只有时效，没有针对性，那也不能称其为时评。充其量，只能说是对新近发生的新闻的评述。所谓针对性是指：为什么要写（发）？针对什么而写（发）？要解决什么问题？希望读者能从中得到什么等，都应当十分准确。

准确性。准确性是时评有没有生命力的一个关键。其不仅包括真实性，还包括科学性。它要求作者命题要明确，选取要准确，分寸把握要适度，分析要服人。否则，写出的时评就经不起推敲，站不住脚。

说理性。时评初兴之时，甚至在中兴的今天，我们还不少见到某些作者的时评，先叙述一下由头，再谴责几句，或者罗列出几种观点，就匆匆搁笔，使时评一下子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力量。这就是缺乏说理性所致。那么，要增加说理性，就要在写作时不妨多用摆事实（或变化）、多对比、多讲道理等手法，让读者信之、服之。

思想性。一篇完整意义上的时评，思想性应该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作者要站在较高的位置去认识和解决局部的问题，把人们的思想提高到一定的高度，或者有力地说服读者。

一、思辨性言论

2、观念普及性的时评，时评作者应是公共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桥梁，将先进的文化观念持续不断地浸润到全社会，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3、分析性的时评，是专家学者根据他们的基本理论与资讯积累，对国内外大事、大势，迅速地即时地进行研判，发表自己的看法。

二、扩展了民众参与和评判公共事务的渠道

1、促进批评精神在民众中间的养成。

2、积极监督公共权力的运作，大胆评价公众人物。

3、反应舆论，达成共识。成为群众参政议政的通道之一。

1、观点集中。时评属于小文章，切忌面面俱到。选准切入点，深入剖析往往能出奇制胜。

2、题目要能吸引眼球。没有好标题，文章再好也没人看。如写评价毛泽东的文章《岂能用数字比例评价领袖人物》，叫此名时点击量极少，后改为《能用三七开评价毛泽东吗》点击量猛增几十倍。

3、选好主题之后一定要多搜索材料。选用最精的上等原料，吸收最精彩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发挥，自然能胜人一筹。

4、要注意文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能用艺术语言表达，就不要用书面语言表达。要善于化繁为简，用形象比喻解读复杂道理。这样文章就增加了信息量和可读性。

5、文章一般控制在1000－2000字左右，这适合人的阅读习惯。行文要注意层次，逻辑关系越鲜明，人们越爱读。

6、如果在网上发贴，没有编辑，需要自己对自己负责。文章写完后先用文档自动校对，然后仔细阅读两遍。确实没有错误再发贴不迟。

现状：评论助推社会进步但仍存短板

时评圈内有一种说法，称评论是“负重而舞”。按照笔者的理解，此“重”，实乃转型之重、社会责任之重、洞悉透视新闻之重。评论为新闻报道添加了灵魂，为客观陈述注入了观点和判断，从而也就形成了针砭时弊、引导舆论、提出建议，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功效。

这方面例子不用过多列举，从孙志刚事件，到云南“躲猫猫”事件、陕西华南虎照片风波、山西“黑砖窑”事件、石家庄三鹿奶粉事件……评论所起到的作用有目共睹。但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当前国内评论圈还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短板：其一，板起脸孔、避实就虚。一些谈到具体工作（尤其是涉及中心工作）的评论，亲和度、针对性和可读性欠缺，正如《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卢新宁在一次演讲中所提到的“某字牌”批评和“要字牌”言论，“某字牌”批评是批评一个事件总是说“某地”“某人”，“要字牌”言论是指文章总像领导下指示一样说“要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评论，今天的读者会喜欢读，那才是怪事。

其二，为标新立异而穿越基本的价值底线、政治底线或道德底线。如，2008年2月东亚四强赛期间，有过一篇引起波澜的以“很搞”“雄起”“弄他”等猥亵言辞调侃重庆的体育评论，虽然可读性似乎挺强，但对一个城市的品质作出不严谨的断语，且文中充斥着“搞女人”“男根”等低俗暧昧字眼，这种为文的立场和出发点，值得商榷。

其三，情绪有余，逻辑不足；“可读性”有余，说服力不足。

表现之一，文章以情绪宣泄为主，没有明确或成熟的论点，论证过程不充分，不能以理服人。如《王宝强，别玷污了观众心中的许三多》《刘德华，你们想度假不要去灾区》等时评，便存在这方面的嫌疑。表现之二，一些短评类栏目，为聊而聊、为侃而侃，叙事多过点评，最终作者自己也形成不了一个观点就仓促结尾。“有趣好玩”固然重要，但须知时评的生命之根永远是观点。

其四，观点和论证过程陷入套路。一种是“大路货”，人云亦云，角度和观点均无突破。另一种则是“习惯性反弹琵琶”。比如《北大才子养猪有何不可》《××××有何不可》等，看似反弹琵琶，其实是为了反弹琵琶而强行反弹琵琶，落入新的窠臼。这种套路很容易被读者所看穿、厌烦。

其五，就事论事，未能触及问题实质；或拘泥个案、不能旁征博引地从类似现象中发现规律性。时评写手水平良莠不齐，其中不乏目光如炬者，但也有很多只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次，不能洞悉现象背后暗含的本质性、规律性元素，作品显得很单薄，缺乏厚重感和纵深感。

其六，不少评论以质疑和抨击为主调，建设性和参考价值不足，开不出“药方”，“正能量”不足……

党报评论版改版，就是为了更好地扬弃，为了激发评论更旺盛的生命力。（《谈如何做“好看”的党报评论、理论》，转自《中国记者》，作者徐锋，人民网）

方向：观照现实追求有思想的精彩

《广州日报》评论版的此轮改版，从一开始就提出“做‘好看’的党报评论”的口号。“好看的党报评论”，正是既要力求克服传统党报评论拒人千里之外的毛病，又修正近些年国内时评界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而一方面让党报评论更好发挥激浊扬清、引导舆论、助推社会进步的功能；另一方面顺应Newspaper（新闻纸）向“Viewspaper”（观点纸）转化的大趋势，让时评担当起“差异化竞争”的使命，做好“观点营销”这一更高级的报纸经营模式。

何为“好看”的评论？“好看”不是单纯以肤浅或偏激取悦读者，而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组合，一言以蔽之，就是：观照现实，追求有思想的精彩。

第一，新闻性强，关注度高。“文章合为时而著”，这个“时”，首先就是“时效性”。对党报评论而言，争夺“眼球”就是争取舆论引导力，因此，巧妙借力热点事件展开有独到角度的讨论，比刻意避开热点、自搞一套更能取得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比如，新改版后的《人民日报》评论版加强了对热点新闻现象的关注，评论李双江之子涉嫌轮奸事件的《孩子之过 教育之伤》、评论山西长治污染事件的《环保“最后防线”如何不失守》、评论地下水污染的《用法治向地下水污染宣战》、评论欧洲马肉风波的《食品安全呼唤“全球治理”》等，都是对新发生的新闻现象的剖析，时效性都很强。

第二，观照现实，善意理性。这就是“文章合为时而著”中“时”的更深层含义——契合时代的步伐、把握时代的脉搏、倾听民间的呼声、呼吸现实的空气，以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强烈责任和使命，以善意理性、建设性而非单纯破坏性、颠覆性的出发点，为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提出真知灼见。这种“好看”才是能为社会进步提供“正能量”的“好看”。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人民日报》评论版还是《广州日报》评论版，均体现出高度的自觉，前者的《“家庭农场”应避免急于求成》、“两会会风新期盼”系列评论、评论上海“毒校服”的《以制度供给化解“校园风险”》等，后者的《勿让侥幸心态毁了一个行业》《政府集中供养孤儿并非上上之策》《十面“霾”伏，亟须从吐槽走向行动》《面对问题“二代” 多些“健康围观”》等，无不体现着党报评论工作者助推时代进步的强烈使命感。

第三，富有见地，能与读者形成“见解的共鸣”。在信息爆炸和新闻同质化的时代，真知灼见是相对稀缺的，因此真正有独到观点的评论文章是会让读者击案叫绝的、是可以“好看”的。《广州日报》提出评论版要透过新闻现象、追求“深邃的思想”，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提出的更高要求，《一次巨赔判决胜过千次事后抽查》《干部“梦见小米汤”的无奈与反思》《警惕高房价成为城镇化的阻力》等，均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第四，文本精美，易读耐读。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党报评论要发挥自身引导舆论的功能，首要前提是必须争取读者，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因此，必须增强可读性，做到深入浅出，实现文本的易读、耐读，力争精美、韵味更足。《广州日报》评论版的改版目标之一就是：进一步突破国内党报评论版司空见惯的艰涩枯燥、平铺直叙、缺乏激情和感染力定势，让评论文章“更好看”。（《谈如何做“好看”的党报评论、理论》，摘自《中国记者》，作者徐锋，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