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获得平反，告别流放生涯，带着妻儿回到西宁，搬入青海省文联提供的住处，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6年3月，出版诗集《昌耀抒情诗集》。1987年，搬入西宁小桥地区临北川河的一幢楼房。1988年，成为青海省政协委员，并加入九三学社；同年年底，被选为青海省作协副主席。

1994年，出版诗集《命运之书：昌耀四十年诗作精品》。1996年3月，出版诗集《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1998年12月，出版诗集《昌耀的诗》。1999年10月，被查出患有腺性肺癌，入医院治疗，不久觉得难以承担医疗费用，又搬出医院。

2000年1月中旬，病情恶化，再次住院治疗，因病房里太过扰攘而宁愿睡到走廊上去，这事经媒体报道，惊动了官员，昌耀遂被安排住进了“高干病房”；3月23日早晨，趁着看护他的人下楼为他买牛奶的时机，昌耀从三楼病房的阳台跳下。他仍奄奄一息，但在对其紧急施救时，昌耀以肢体强烈地排斥抗争，拒绝被抢救，于上午九时四十五分离开人世，终年64岁。

2000年7月，《昌耀诗文总集》出版，收录了昌耀1955年至2000年写的作品。

亲人家属

昌耀出生于湖南常德市一个有着七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早年丧母，父亲王其桂和伯父王其梅，从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父亲王其桂曾任薄一波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的指导员，后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昌耀的父亲在解放战争中因从豫东军分区作战科任上逃回家，被视为叛离革命，后来虽然主动自首，但仍被判刑两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兴凯湖船上作业时落水亡故，可能是有意落水，但求一死。伯父王其梅早年即为中共党员，曾是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以西藏自治区最大的“走资派”受迫害身亡。

婚恋爱情

1965年，昌耀从北京返回青海途中，拐到了湟源县日月乡的下若约村，去看望被公安局的吉普车带走之前他曾借住的那户藏族人家。那位名叫杨公保的藏人及其儿女们，惊喜于七年前突然消失的昌耀又不期而至，如同家人般接待乃至接纳了他，并且为他张罗婚事，近乎飞快地为他定了亲。昌耀送上彩礼后即回八宝农场。第二年，他得知了对方悔婚的消息。而当他漫无目的地又一次来到日月乡，杨公保决定将自己的二女儿许配给他，她比昌耀小十四岁。

1967年，昌耀前往日月乡探亲或想要娶亲，却发现杨公保的二女儿已经嫁给了她妈妈娘家的侄子。而后，昌耀向杨公保提出要做这个藏族之家的儿子。而在不久后缔结的这新的父子关系里，昌耀比杨公保仅仅小五岁。两年以后，三十八岁的杨公保突患重病离世。又过了三年多，1973年1月，昌耀在他的三十六岁本命年里，娶了杨公保的三女儿杨尕三，她当时十六岁。

婚礼后的第四天，昌耀带着杨尕三回新哲农场。他们的家，安在一个四分之一凹在地下，没有透光的窗户而仅有一扇门的小小地窝子里，面积大概只十二平米。1973年底，他们的儿子出生；1975年，他们又有了女儿；1977年，他们再添一子。

1989年下半年，昌耀夫妻感情出了问题，昌耀搬进书房睡沙发，跟杨尕三分居。三年以后，他五十六岁的时候，办理了离婚手续。昌耀净身出户，再次成了无家之人。

悲剧意识

昌耀诗歌悲剧意识的本质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昌耀的诗具有一种“朝圣”的神话结构，在这种境界上，生命的跋涉者有彻骨的孤独，也有那种面对命运的挑战义无反顾地前行的悲剧精神。昌耀诗歌的悲剧意识中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悲剧命运的经历与感伤。如《我们无可回归》中：“我们所自归来的那地方，/是黄沙罡风的野地，/仅有骆驼的粪便为我们一粒一粒/在隆冬之夜保存满含硝石气味的/蓝色火种。是的。/是的，那火焰之裸舞固然异常美妙魅人。/而我们无有归去的路。/而我们只可前行。/而我们无可回归。”更能感受到昌耀的内心被那份巨大的孤单感绝望感所笼罩。

西部精神

昌耀生活的地方，既是经验性的，又是象征性的，西部和青藏高原为昌耀的诗歌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象征语言，它参与并且转化了历史经验。青藏高原的地理、风物和它所独有的藏传佛教的信仰与语言，为他的诗歌提供了修辞学的资源。昌耀的诗歌本身就具有浓郁的西部色彩，有的是对西部边地风貌的所感所思，有的是对“建设开发中的新的风景线”的书写。1985年之后，昌耀开始以青藏高原为基点，写出了一系列具有西部文学意识的诗篇，如《旷原之野》《青藏高原的形体》《巨灵》等诗篇。

生命意象

昌耀诗歌中张扬着生命力的意象是他对生活的独特体验，读他的诗歌读者能感受其中生命的律动。在《诗的礼赞》一文中他这样宣告：“我视生命为宇宙之诗，我视生命现象为宇宙原始诗意的冲动。” 这位历经磨难的诗人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关照人生，《慈航》中诗人将生命的产生用这样的一个片段表现：“生”是如此之艰难，只有在对生死有了切身的体验之后，才能明白“这泪珠特定的象征”的意味。无论是岩壁上“小得可怜的蜘蛛”，还是“跛行的瘦马”、“难产的母牛”他们对于生命的执着，都出自本能，即使生存状态如此卑微，体现了生命的可贵。

英雄情结

昌耀在体验苦难、体验生命的过程中，知道了自身的局限，因此也渴望变得强大。在那个缺乏英雄，缺乏理想信仰的年代，诗人将理想与希望寄托于诗中，呼唤一种强大的力量来改变现状。诗歌《巨灵》中的“巨灵”并不是具体的意象，而是抽象而来的，字里行间中我们能感受到“巨灵”的力与强大，这也是诗人对理想的追求，恢宏的气势也显现出博大的胸怀。并且这种英雄情结与西部大地和人民相互契合，使得昌耀诗歌中的西部意象呈现出持久、深入的魅力。

语言形式

昌耀的诗歌语言形式所借鉴的语言资源是广泛的，他的诗歌语言形式一方面向传统民歌进行借鉴，呈现出“歌谣化”的形式倾向以外，另一方面在他的诗歌中又常常出现文言化的句式特征，主要体现在其诗歌中经常会出现的长句或超长句。昌耀“并不强调诗的分行……也不认为诗定要分行，没有诗性的文字即便分行也终难称作诗。相反，某些有意味的文字即便不分行也未尝不配称作诗。”

长句运用

昌耀诗歌中即与短小精悍相对的另一类超长诗行大量存在。例如：“然而此刻它于磨难显示的超脱不也足以与他在雄健搏杀中曾经享有的高贵相匹配？”“我看到你的婴孩赤条条地伫立于你的胯间对着在瑞雪上缓缓穿行的汽车群吹弄一弯如月的口琴……”“我如此会心地朝你凝视就像重见了我所耕耘并经播种的土地。”这种词组堆叠出的长句在昌耀的长诗中尤为多见。这种长句带给读者的直观阅读感受就是对语句意义的理解需要进行断句，理解作者的逻辑含义，从而进行对诗歌语言的理解。在诗歌艺术中，长句的作用便是由于词组堆叠所显示出的含义扩大。句子长度的扩大，导致句子内容也随之扩大，读者需要更深的思考来理解诗歌含义。而长句的堆叠，也在形式上增加了波澜壮阔之感。

古语化特征

昌耀在他的诗歌创作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语言识别系统。他诗歌的语言资源主要是建立在对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与民间语言资源（包括方言、少、数民族民间俚语、歌谣）的吸纳之上的。他的诗歌语言系统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古语化，这样的特征成就了昌耀诗歌语言的独特性，同时也导致了其诗歌语言的古奥与滞涩。

时代色彩

昌耀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的时代，让他的诗歌也和当代其他作家作品一样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这正如《哈拉库图人与钢铁》中所言：“他说：明天我们打好行装/去为钢铁而战”这两句诗充满了时代色彩，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中的打炼钢铁运动，为了显示诗人对打炼钢铁运动的热烈支持，在接下来的诗句中说：“钢铁就是智慧，就是力量，就是幸福/力量、智慧和幸福就在我们身边。”正是在这种“为钢铁元帅”的号角中，哈拉库图人抱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在这运动中人们感受到了“力量、智慧和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炼铁工人洛洛和喜娘“在炼铁炉前走向幸福的婚礼”。

除了反映祖国建设热情地，也有反映饥荒年代人生存困境的思考，如《凶年逸稿——在饥馑的年代》中所说：“是的，在那些日子我们因饥馑而恍惚”，正是因为饥饿“让我重新考虑他所护卫的永恒真理”使风“轻轻吹亮了我胸中的火种”，让我的思想在大地当中悄悄地妊娠了。这是一个身处困境的诗人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行走在高原上进行苦苦的思索，探求永恒的真理。这诗中反映的饥馑年代饥饿的人的思索，充满了诗人自己的身影，也表达了自己对苦难命运与时代关系的思考，充满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昌耀用扎实的童子功、高度的自觉勤奋创造了具有‘青铜质感’的文字，”（诗人王家新评）

“昌耀把生命根须深植于高原土地，将生活际遇与诗歌创作同步进行、转化，他在爱的失败中依然相信爱，这是很多诗人做不到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西渡评）

“昌耀的诗，有着独具个性的诗体语言和灵性诗意的审美意象，透露出对人的生存境地彻悟的洞察，表现了对命运的反思和对生命本体形而上的哲思。但在奇崛的意象、陌生化的语言之中却流露出他坚守人生信念的执着精神，以及贯穿其中的对人类未来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雷庆锐评）

“对昌耀和他的诗来说，更重要的或许是对生死的彻悟，是从经验中提炼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和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的信念。对生死的彻悟同时提供了锻炼语言所必须的锤和砧，使之更加敏感、锐利和坚实；对爱的信念则不断开掘、催化和澄清那来自生命底蕴的巨大激情，并将其导入形式的河床。此外还必须考虑他对不同诗歌风格的非凡的汲取和融汇能力。如果有机会集中讨论他个人的诗歌谱系，我想可以举出杜甫式的沉郁顿挫、惠特曼式的长风浩荡、李贺式的云诡波谲和埃利蒂斯式的跳脱透明，包括青海民歌的质朴纯真对他的影响。这些性质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风格要素的奇异溶合，拥护着他诗歌语言的高能量。”（诗人唐晓渡评）

昌耀的写作是向下的、有重力感的诗歌。他的诗歌凝重、沧桑、孤独、古奥，是以生命的苦难之姿撞击地心的沉重之力。昌耀是用苦难造就的诗人，他和里尔克一样，经受着心灵和肉体的折磨。陌生化的、无法复制的语言，使他的文本呈现出独一无二的苦难感、命运感和挣扎感，是那种关于青藏高原的民俗的地理命名、宗教信仰，是具有现代性的、又明显独具个人标记的文化整合，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性和时代性。他用诗歌（如《慈航》等）来承受这种生命的疼痛和不幸。昌耀与西部的相遇，是与一个时代的相遇，与命运的相遇。如果说昌耀诗歌中表达了一种地域观，那么他在几十年前就有了很高的高度，现代诗人甚至没能超越。昌耀诗歌中涉及的西部风物，不再将它们作为承载个人小情感的载体。昌耀会把百姓视为良知，将自然风物视为良知，这其中包含了对人性的揭示、精神的塑造，有着时代的回响，这些内涵在地域性写作中，成为具有人类共识共感的世界性情怀。（《文艺报》评）

昌耀纪念馆

湟源县先后多次组织省内外诗人、学者及昌耀先生的亲朋好友实地考察，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在丹噶尔古城内修建了昌耀纪念馆。2008年11月，昌耀纪念馆在湟源丹噶尔古城正式建成。

纪念馆由原来的海峰书院改修而成，建筑为砖木结构，花窗砖雕，曲径回廊，古朴典雅，颇有南方园林风格。整个纪念馆分为展示厅、学术厅和室外展示区三个部分。展示厅内重点介绍昌耀先生生平，展示他的书籍信件、诗词手稿和各种生活工作用品等；学术厅内主要作为召开学术交流会、文学艺术创作等的场所；室外展示区有昌耀塑像，回廊墙壁悬挂昌耀诗词及名家书画等。

昌耀诗歌奖

2016年9月起，鉴于诗人昌耀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为推动当代汉语诗歌的建设，青海省作家协会、国际汉语诗歌协会正式主办设立昌耀诗歌奖。

昌耀诗歌奖以海内外的现代汉语诗人与诗评家为评奖对象，参评者不分民族、性别、年龄。自2016年始，昌耀诗歌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共设立“昌耀诗歌奖·诗歌创作奖”3名，“昌耀诗歌奖·理论批评奖”1名，“昌耀诗歌奖·特别荣誉奖”1名。奖金各2万元，奖杯各1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