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9 13:13
王家新，男，汉族，1957年生于湖北省丹江口市，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当代著名诗人、批评家、翻译家。
1978年—1982年，本科就读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王家新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作。1982年毕业分配到湖北郧阳师专任教，1983年参加诗刊组织的青春诗会。1984年写出组诗《中国画》《长江组诗》，广受关注。1985年借调北京《诗刊》从事编辑工作，出版诗集《告别》《纪念》，1986年始诗风有所转变，更为凝重，告别青春写作。1992年赴英作访问学者，1994年回国，后调入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任副教授。2006年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聘为教授，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诗人。
著有诗集《纪念》（1985年）、《游动悬崖》（1997年）、《王家新的诗》（2001年）、《未完成的诗》（2008年），《塔可夫斯基的树》（2013年）、诗论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1989年）、《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1997年）、《没有英雄的诗》（2002年）、《取道斯德哥尔摩》（2007年）、《为凤凰找寻栖所》（2008年）、《雪的款待》（2010年）、《在一颗名叫哈姆雷特的星下》（2012年）、《在你的晚脸前》（2013年）、《黄昏或黎明的诗人》（2015年），翻译集《保罗·策兰诗文选》（2002年，合译）、《心的岁月：策兰、巴赫曼书信集》（2013年，合译）、《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王家新译诗选》（2014年）、《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2014年）、《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即出）；编选有《当代欧美诗选》、《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叶芝文集》、《中外现代诗歌导读》等。
（1）诗论随笔集《黄昏或黎明的诗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
（2）翻译集《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花城出版社，2014年）
（3）诗集《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年-2013年》（作家出版社，2013年）
（4）翻译集《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王家新译诗集》（作家出版社，2014年）
（5）诗论随笔集《在你的晚脸前》（商务印书馆，2013年）
（6）诗论随笔集《在一颗名叫哈姆雷特的星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7）编著《中外现代诗歌导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8）诗论随笔集《雪的款待》（北京大学出版社“汉园新诗批评文丛”，2010年）
（9）诗论随笔集《为凤凰找寻栖所——现代诗歌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诗研究丛书”，2008年）
（10）诗集《未完成的诗》（作家出版社，2007年）
（11）诗论随笔集《取道斯德哥尔摩》（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
（12）诗论随笔集《没有英雄的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3）翻译集《保罗·策兰诗文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4）诗集《王家新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诗集
《纪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楼梯》（英文版，伦敦威尔斯维普出版社1993年版）
诗论随笔集
《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
《对隐秘的热情》（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年）
《为凤凰找寻栖所——现代诗歌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诗研究丛书”，2008年）
《雪的款待》，（北京大学出版社“汉园新诗批评文丛”，2010年）。
翻译
叶芝、策兰等人的诗作：叶芝24首，《叶芝文集》（卷一，东方出版社，1996年）
卡内蒂格言和思想片断集《钟的秘密心脏》（《当代外国文学》1998年第4期）
《保罗·策兰诗文选》（王家新、芮 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保罗·策兰作品选（《世界文学》2009年第5期）
《保罗·策兰后期诗选》（保罗·策兰逝世40周年纪念专号，《星星》诗刊“诗歌EMS”总第60期，2010年）、
《“隙缝之玫瑰”：迦达默尔论策兰》（《新诗评论》2009年第2辑）。
编选
《中国当代实验诗选》（与唐晓渡合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
《当代欧美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
《二十世纪外国重要诗人如是说》（河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
《二十世纪外国抒情诗精华》（作家出版社，1993年）
《叶芝文集》（三卷本）（东方出版社，1996年）
《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中国当代诗歌经典》（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
《欧美现代诗歌流派诗选》（三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中外现代诗歌鉴赏》（高中语文选修教程正式教科书，语文出版社，2005年）
《在山的那边》（编入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六年级上教材）
（1）《“我们怎能自舞辩识舞者？”——杨牧与叶芝》（《世界文学》，2015年第5期）
（2）《俄罗斯的奥维德——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及其命运》，《世界文学》，2014年第1期
（3）《翻译文学、翻译、翻译体》，《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2期
（4）《喉头爆破音：对策兰的翻译》，《上海文化》2013年3月号
（5）《从“晚期风格”往回看：保罗·策兰对莎士比亚的翻译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文艺研究》2013年第4期
（6）《勒内·夏尔：语言激流对我们的冲刷》，《中外比较文学》2013年第3期
（7）《翻译作为回报》，《上海文化》2013年5月号
（8）《翻译与中国新诗的语言》，《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
（9）《阿多诺与策兰晚期诗歌》，《上海文化》2011年第4期
（10）《对奥登的翻译与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
（11）《穆旦：翻译作为幸存》，《江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12）《从古典的诗意到现代的诗性：论中国新诗的诗意生成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5辑
（13）《当代诗歌：在“自由”与“关怀”之间》，《文艺研究》2007年第9期
（14）《承担者的诗：俄苏诗歌的启示》，《外国文学》2007年第6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诗人译诗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个人项目负责人。
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
创造性写作与翻译
中外现代诗歌、诗学研究及翻译研究
可以把王家新喻为“寻求词根”的诗人，这“词根”构成的是诗歌语言与生命存在的双重支撑。对“词根”的执著寻找因而就给王家新的诗歌带来一种少有的深度：隐喻的深度，思想的深度，生命的深度。90年代的王家新在中国诗坛上的无法替代的位置正与他的执著和内在的深度相关。阅读他的诗，仅仅从技巧上把握是远远不够的。王家新的诗堪称是当代中国诗坛的启示录，它象征了诗歌领域的一种内在精神的觉醒。
——吴晓东《王家新的诗》
王家新是相对于一个时代的诗人。“需要怎样抑制自己，我们才能平静地走向阳台，并在那里观看史？”（《反向·那一年》），诗人在扪心自问，但是，这何尝不是在询问我们这些目击过历史而肉体尚且“活着”的人。直到今天，我也说不清自己在读到他在那时写下的《反向》时的复杂心情。但我预感到，一个真正从心灵上趋向伟大诗人气质的人，将会出现于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中。这显然不是某一个词所能“给出”，它将我们引向一种心境。或者说，这也不是“悲凉”、“痛苦”、“反抗”、“思索”这些经常使用的词汇所能涵括的。不妨说，这是一种时代的心境。时代对我们每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时代其实意味着一个民族全部历史的压力。它表面上看，只是历史的某一个瞬间，其实后者无时不在操纵着它。我们的一切，都来自历史这个渊薮。时代不过是说话者。“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王家新是在替我们这个时代说话。替时代说话，也即替历史说话。他们锻打了自己的灵魂，等于锻打了自己的时代。《帕斯捷尔纳克》对于王家新创作的“彻底转变”，具有一层特殊的意义。他们之间的命运太相似了。在放弃了对本土文化无望的寻求之后，惟有帕氏能向他提供这样的精神支撑，只有在孤傲、沉思、痛楚和坚定的氛围当中，他才可能“静下心来”，认真刻画自己的灵魂。组诗《反向》和《瓦雷金诺叙事曲》所以有一种震撼人整个心灵的东西，不可能不与王家新那时找到了“个人命运”与“诗歌命运”之间最高的和谐有关。他将时代的遽变融入个人的思考过程，然后又将个人命运的苦难置于时代这个特殊的历史空间，从而成为真正有勇气承担起历史重量的诗人。王家新赴英国、比利时后的创作，使他变得日渐宽阔、深远和宏大起来。他正趋于一种类似“群峰之上”那种高远的境界。地理距离所提供的有意味的审美距离，使他壮怀激烈的批判态度渐趋缓和，同时又在他对故国的思念中铺上了一层肖邦式的忧伤色调。他从一个民族的命运出发，来到世界背景下的大命运当中，因此，他的思考已远远越出了个人、国别和民族的界线，开始具有了中国作家通常缺乏的那种开阔的视野和心理素质。这就是长诗《词语》和《临海孤独的房子》。这种类似多幕戏剧，又穿插了现实、历史、梦幻、神话及诗人内心独白的“大诗”，在王家新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创作中实乃罕见。它使我意识到，赋予这个时代以一种恰如其分的戏剧结构，应该成为对今天诗歌的新的特殊的要求。
——程光炜《王家新论》
这几年间，诗人王家新为我们写下了因强烈地释放着内心尊严而令人感到惊异的文字。在这些文字的背后，诗人置身在生存的裂隙、边缘和差异处，那深度搜寻的眼神和沉静于思考的身影，因闪烁着思想在掘进中的力度和锋芒而显得格外的清晰动人。我想说，王家新这几年的诗文，是我所能读到的诗人之于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状况最为深刻的剖析和警示之一。近年王家新的写作总是逸出既有的言说罗网之外，由他自己命名为“诗片断系列”的那些诗作，往往很难找到一张现成的诗的地图可以有效地标出它们的确切位置。像这些远离诗歌特定文体的写作，却又有着对诗境异乎寻常的深入，其内在的强烈诗意，反倒是我们在通常的诗作中难得遇见的。透过这些包容了众多向度而界域一时变得模糊未明的写作，我们不难发现，一种整体承当气魄、一种拒绝分类的综合性写作精神正在王家新身上悄然生长。90年代的王家新得以成为有力应对和处理当代现实，直入事物核心的写作者之一。
——李振声《回复诗性的众多向度》
面对王家新的创作，会感到传统的对诗的分类是多么困难。人们认为80年代的诗是政治性的，90年代的诗纯粹的艺术化；80年代的诗人经历过“文革”，有一种责任感，90年代的诗人更个人化。王家新可以划归到“第三代”诗人中 去，但他恰恰反对要么政治化要么个人化这种二元对立。王家新和他的同行如欧阳江河一样，虽然强调个人写作，但他并不仅仅把自己的写作看作是纯粹的诗歌艺术的代表。在中国，这种个人写作是与主流艺术相对立、冲突的，因而具有了政治性。但是，王家新的政治性和北岛的政治性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王家新的诗里说话的是一个个体，而不是一代人的声音。王家新更接近于第三代诗人，他们拒绝北岛、扬炼的高调的抒情语言，用的是更为日常的生活语言。但是王家新的这种朴实的散文式表述方式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诗中有一种强烈感人的戏剧性。“尴尬”对于创作者是一个很典型的词。在一个不断流失的世界里，诗人们已不能胜任使命，他们期望为某一个人讲话，并和某一个人讲话，但他们没有说话的对象，他们希望用一种崭新的语言讲话，但是这种语言并没有被他们所掌握，他们想出版他们的诗，但出版社不愿为此赔钱。很多诗人对此不知所措，他们逃避这种困境，不再写作了。王家新属于少数一批坚持下来的诗人之一，他从来没有让步退缩。他的诗能够代表80年代和90年代的诗歌创作。从他的诗中，读者可以直接进入他的个人生活，同时可以看到诗人从困境中带来了多少生命。
——（德国）顾彬（Wolfgang Kubin）《王家新的〈游动悬崖〉》
敬文东：王家新的诗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担当性。他几乎从不允许自己的诗行不同凡俗、艰难而晦涩的生活相摩擦，正是这种异乎寻常的品质赋予了王家新全部诗作以格外醒目的道德力量。他的诗同他生活的时代构成了一种典型的对话关系，他本人则始终处于“对话的稠密地带”最中心的位置。
耿占春：王家新诗歌的独特音质出现在九十年代初，那又是一个寻求或重构诗歌话语的时刻。是一代人创伤经验的核心。在此意义上，王家新是另一个北岛。这是我写下王家新的理由。王家新将他的语词放置在一个寒冷的地带。寒冷是他选择文学俄罗斯的理由。然而现实的版图在移动，沉重的记忆越来越轻，商业社会也越来越暖甚至虚热。他的诗保持着记忆的寒冷感。过去的经验由于延续到现在而被改写，被暖化或腐化。他的长诗《回答》表达出紧张和受挫折的生活。对王家新来说，对没有被表达的过去、被禁止言说的记忆之忠诚，与对不断漂移的现时性的追寻带来了——一种“移动悬崖”。
何言宏：王家新的写作，一直具有坚定、明确的知识分子精神和诗学追求。他常自觉地将自己的写作置放于时代、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下，在深邃的精神关怀和开阔的文化视野中，通过对其个体生命和精神体验的挖掘与书写，不仅以诗的方式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更是建立了其深刻、独特和相当有效的个体承担的诗学。我一直记得王家新在一次演讲中所说过的这样的话——“一个诗人，不仅是写出了一些好诗人，也不仅是提供了某些名句的人，还是为他那个时代带来了某种美学气质和精神性的人，或者说，是一个能够在贫乏的年代为我们拓展出诗的精神向度的人。”我以为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能够为我们这个贫乏和鄙俗的年代拓展出精神向度的杰出诗人。
张桃洲：在二十余年的诗歌生涯中，王家新以其充满韧性的诗歌写作，成为这个时代诗歌的一个亮点。同时，他一直以随笔和论文的方式，从多个层面对中国当代诗歌及诗歌写作本身进行着思考，同样成为当代诗坛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作为从事诗歌活动的两翼，他的诗歌写作与诗学思考都深入参与了近二十年中国诗歌的历史进程；毫无疑问，他的富于建设性的诗学参与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从而形成中国当代诗歌自身建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反观近二十年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时，难以绕开的是王家新提出的一些诗学命题及其作出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通过有深度的探询和辨析，王家新的诗学思考才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了一块坚实的基石，或者说，提供了一副得以窥见中国当代诗歌深层隐秘的“透镜”。
何平：“面对一只乌鸦的期盼/使我重又陷入冰天雪地之中——什么都有了/什么都已被写下/我在等着那唯一的事物的到来”。这是王家新《乌鸦》的最后一段。诗人“写”的意义如何在“什么都已被写下”时代境遇中显露出印迹？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或者屈膝、献媚、投诚到体制和新经济怀抱，或者被嘲笑、蒙垢进而塑造成一帮别有用心的小丑的1990年代，王家新选择了作为一个驻扎在故都且作为新都的“北京”的知识分子批判的书写立场。在这个意义，王家新所坚持的知识分子传统是旧派的。时至今日，无论是怀想着遥远国度曾经有着同样命运的异国诗人，还是直书时代中的个人记忆，王家新的《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乌鸦》《挽歌》等应该是1990年代北京往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语言上，王家新呈现的是和柏桦、李亚伟完全不同的向度，他的晦涩、缠绕同样代表着汉语诗歌的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