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写作《帕斯捷尔纳克》到后来旅欧期间写作《临海孤独的房子》、《卡夫卡》、《醒来》等，他在中国诗歌界的影响逐渐增大。这些流亡或准流亡的诗人命运是他写作的主要源泉，他试图通过与众多亡灵的对话，编写一部罕见的诗歌写作史。作品中经常有令人警醒的独白，笔意沉痛。1996年之后，以《伦敦随笔》、《挽歌》为代表，又开始诗歌的新的探索。出版的诗集还有《一只手掌的声音》、《游动悬崖》等。

王家新看上去是那种很真诚的诗人。也就是说，他的个人气质与他诗歌所呈现的美学风格几乎一致：简断、坚定、似有深意存焉。我指的是《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卡夫卡》或《瓦雷金诺叙事曲》。至于那些大量嵌入洋人诗句并美其名曰互文性写作的东西（看上去像一面中国劣质水泥墙上镶满五颜六色的洋玻璃碎片，闪闪发光，眩人眼目），我以为这和一个诗人的真诚劳动无关；或者说，它们创造了另一种风格的王家新。

在真诚的王家新身上，我们充分体会到里尔克那句名言的真切含义：挺住意味着一切。朦胧诗后期就已成名，经过第三代诗潮，再到如今的个人化写作，其间风云变幻潮涨潮落。跟王家新同时出头的诗人其中许多漂泊海外，许多改行下海，还有许多在迅速崛起的后来者如西川、海子的锐气和才气的逼迫下黯然袖手。王家新却我自岿然不动，而且历久弥新，逐渐成为当今诗坛的一个头面人物，和后进们如陈东东等同台亮相。这一切，不能不说明王家新身上有着某种坚持和独立的品格。此种品格不仅促成他在现实中的成功，也是他部分优秀之作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王家新不是一个玩弄繁复技巧并以此为乐的诗歌杂耍者。长久以来，他致力于“深度意象”的营造与开掘。思力的集中和深入使他能够比旁人较出色的完成这方面的工作。或者反过来说，正是思力深沉而单一的特性促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从这个角度来构建他的诗歌王国。在《铁》、《乌鸦》、《楼梯》等一系列作品中，我们大致可以触摸到王的诗歌特质：语言像钉子一样从多个角度切入单一意象的外壳，试图抵达它之内核同时穷尽此一意象的多重含蕴；独白手法的频繁使用令此种意图显得更为尖锐（针对意象来说）而明朗（针对读者来说）；此外，一种难言的沉郁之气贯穿于字里行间——这是王家新个人气质在诗歌中最直接的表露，增强了作品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些特质在那首为他获得广泛声誉的《帕斯捷尔纳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帕在诗中已不完全是那个在俄罗斯坚持写作的大师了，而成了王家新手里的一个意象核桃。王家新在其中注入了自己最主要的生命感受，倾诉了自己的隐痛和经验。在此种意义上来说，帕斯捷尔纳克也就是王家新。因此，这首诗的成功是顺理成章的——再没有比营造“自我”这个意象更能多层次、多角度的进行深入而真切的阐释了，对于精擅此道的王家新来说更是如此。《卡夫卡》的出彩与此也不无关系。王家新与卡夫卡气质部分接近：一种灰色的坚定，还有命中注定的忧郁。这令他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逼近奥地利天才的内心，并部分的道出其心声。卡夫卡自喻为穴居动物，处于真诚状态的王家新也像某种穴居动物，老是往一个方向不停的挖掘。坚持不懈终于使他有所成就，也使他区别于像一只花蝴蝶四处卖弄技术之舞姿的欧阳江河。毋庸讳言，在技术圆熟方面王不及欧。但这一点恰恰成全了王家新，使他干脆不在词语表层上用力，而是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因此他的部分优秀之作面目明朗而内蕴深沉，具有动人心灵的力量。要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直指人心的诗作稀少如濒临灭绝的野天鹅，因此，真诚的王家新显得弥足珍贵。

遗憾的是，这并不是全部的王家新，或者如我所言，存在着另一种风格和品格的王家新。品格即风格，诗如其人，这类古老的命题在王家新身上体现得格外明显（这与他不像西川那样善于并乐于“转化”有关）。尽管我热爱王的一些作品并受到启迪，我还是不得不指出，他还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虚伪。这一点我在阅读《游动悬崖》时就有所觉察。王在《帕斯捷尔纳克》中有一段感人肺腑的表白：那北方牲畜的泪光/在风中燃烧的枫叶/人民胃中的黑暗、饥饿，我怎能/撇开这一切来谈论我自己。然而通读全集，我不得不说自己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一种被人煽情而致落泪最后却发现对方原来是在作戏般的感觉——王恰恰是撇开一切在谈论他自己。王将自己的忧郁和失意看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最高的痛，在许多诗中反复的倾诉，生怕别人不晓得。这令我不由得想起一个胸襟狭隘、目光局促、有着自恋情结的小男人，为了一些小小失意而唉声叹气，满嘴沉痛。此后读他的随笔集《对隐秘的热情》，感觉亦复如此。在《饥饿艺术家》中他还多少反映了几个外国艺术家的清寒处境以及他们的独立品格；然而文章中让人感觉到真正令王痛苦而至愤怒的却是他身为诗人却为人打工的经历。而在更多的篇什中，他却故作谦虚的抖露他在国外朗诵的骄人成绩以及某个听众认为他的作品超过米沃什的外行之论。至于“北方牲畜的泪光”、“人民胃中的黑暗”，则连影子也没有看到——当然，诗人王家新也是十三亿人民中之一员，表现自己大概也算是在替人民说话。对此我实在无话可说。只是照这样看来，历史上那些宫体诗作者比王家新更有资格高喊“我怎能撇下这一切来谈论我自己”的壮语，因为他们毕竟还描写了一群人的啼笑。后来我又有幸拜读了王的长诗《回答》，题目竟跟北岛的出世作一模一样。未料瞻仰完毕，才知竟有些跟离了婚的妻子说赌气话的意思在里头。这首诗体积超重，然而与北岛的铿锵二十八行一比，其境界气度、视野情怀，高下立判。当然，技术上或许有所翻新。然而光秃秃的技术若无大气驱使，就只能带来缠夹不清的后果，更何况技术并非王之所长。王诗人经历丰富，大概十分明白在此时此境，若真正去关心和表现“风中燃烧的枫叶”和“人民胃中的黑暗”，会落个什么下场，所以只是在嘴上做做秀，实际并不执行。这一点，不但使他在北岛面前矮了大半截，而且也比不上他所鄙夷的伊沙。好在王家新早就有理论烟雾弹掩护自己从容撤退。早在《回答四十四个问题》中，他就抛出高论：只有从文学中才能产生文学，从诗中才能产生诗。这句话常为人所忽略，实际上却是他的被某些所谓批评家所大肆吹捧的“互文性写作”的理论依据。对此我只想问一句：最初的文学是从哪里产生的？最初的那首诗是从哪里产生的？生活，只能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王家新那些最好的作品不就是得益于他在生活中产生的痛感么？一旦他不仅自觉躲开人民和大地，而且失去了自身的痛感后，就只能缩进大师们的引文中，编织着一个个看似五光十色实则贫乏空洞的“文本”。我并不认为在诗中引用外国人名、地名有什么不对——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某种程度上的“世界文学”逐渐成为可能，各民族文学中的传统意象尽可以通用——但当一首诗中最精彩的部分却是人家洋大爷的名句，而且全诗之转接、展开乃至意境营造都以此为基石时，我实在看不出这样的写作对于文学的发展有什么积极意义。基于这种文风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不止王一人）之振振有辞、道貌岸然的态度，我只能称这种写作为：虚伪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