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土木之变

正统十四年，明英宗北伐蒙军参战人数：第一路，也先带兵九万余进犯大同。第二路，脱脱不花带兵三万余寇辽东。第三路，阿剌知院带兵三万余寇宣府。第四路，骁将阿乐出带兵两千余进犯甘肃。

明英宗北伐明军参战人数：也先南下大同，是日，大同总督军务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等与虏寇战於阳和後口。时太监郭敬监军，诸将悉为所制，师无纪律，全军覆败。瑛、冕俱死，敬伏草中得免，亨奔还大同城。夜不收把阳和口战败的情报传递回京师，明英宗集团开始准备出动。当时正统年间整个京师所能容纳的常规兵力上限是18万，景泰元年于谦因为把援军留在京城，总兵力24万，结果操练场都不够用。按照北京保卫战容纳极限24万，减去京营留守京师剩余不满十万的羸马疲卒，减去被矢石砸死的皇亲吴克忠、吴克勤率领的1万5000人，再减去中伏被歼灭的朱能、薛绶率领的4万5000名先遣骑兵，经过一系列分兵减员，朱祁镇至土木堡时约剩八万人左右，这个数字恰好和《李朝实录》中李朝在明朝内部的情报网所捕获的情报记载：“七月十七日, 皇帝领兵八万亲征” 相吻合。

明英宗北伐瓦军行进路线：西路军晓将阿乐出率兵入侵，抵达肃州马场。任礼派裨将抵御，两战两败，损失士马以万计。东路军脱脱不花在镇静堡对辽东兵力的反应进行弹压测试后便率领军队谋划进攻海西。中路军的也先寇大同、阿剌知院寇宣府，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联合军事行动，阿乐出和脱脱不花则是为二人打掩护的疑兵。明英宗率军直至大同，本欲北行出战，[51]说明英宗以为瓦剌军主力在大同塞外。其实当时瓦剌的游牧区域，西达东胜，东至阳和，北逾阴山，南抵长城，其部下阿剌知院部更在偏东一带。[52]而夏季也先往往牧于偏东一带。[53]正统十四年夏瓦剌刚刚东征女真归来，[54]所居应更偏东。土木之变前瓦剌从阳和、独石两个方向入侵，就说明瓦剌主力已在大同东北、宣府西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戌条：“车驾东还。……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继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时当中秋时节，地处塞北的蔚州会有“禾稼”，值得怀疑。紫荆关在大同东南，远离边塞，而沿线守御远较宣府、居庸一线薄弱。议者所虑，非瓦剌军尾追，而是担心遭到宣府边外的侧击，可能意识到瓦剌主力已东移。出征前英宗接到了阳和的败报，而独石兵溃之事则被隐瞒了，所以明军才会直趋大同。退兵时虽意识到遭侧面进攻的危险，却似乎仍未得到东路失守的消息，所以仍原路返回。而瓦剌在大同方向主动撤退，集中于宣府塞外，置杨洪重兵于不顾，趁宣府东北明军防御体系崩溃之际，先据要津以切断明军水源，再一举伏击明军成功。

明英宗北伐明军回军策略：明英宗北伐时土木之战前宣府以东的战况，瓦剌首领阿剌知院言：“王子军马从东来，也先从西来，我从独石、马营来。我伤了几处小边城。”[36]他“伤”的小边城”《实录》卷一八零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条载：“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奏：‘达贼围马营已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土木之变后十天，“总督独石等处备御都督佥事孙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挥赵玫守备独石，杨俊守备马营，夏忠守备龙门卫，署都指挥鲁宣守备龙门千户所，臣同少监陈公总督。今贼势甚多，军力甚少，若分守恐难御敌。’王令陈公、孙安、赵玫、杨俊率所领官军来居庸关外驻扎，为京师外援。”[37]似乎是明守军主动撤退。但七天后，“罗亨信劾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雕鹗堡指挥姚宣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效。”[38]显然，杨洪上报，无非是为其子杨俊南逃寻找借口，估计其兵溃就在此时。杨俊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县城）、雕鹗（今赤城南雕鹗村）、龙门卫（今赤城西南龙关）、龙门所（今赤城东龙门所）、怀来（今京包铁路官厅水库桥底）、永宁（今北京延庆永宁镇）纷纷失守，宣府以东、居庸关外已无坚强防御。怀来位于土木堡以东、清水河（今官厅水库）北岸，[39]占据土木堡以南河流的应当就是已进至怀来的阿剌知院军。明军至土木堡，实因怀来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扎营。正是由于阿剌知院军截断明军归路，才造成瓦剌军主力追及并合围明军，故叶盛、于谦才会强调独石、马营失守的严重后果。

明英宗北伐明军情报功能：明英宗北伐时阿剌知院部伏马从独石口长城破口南下，在怀来（今官厅水库处）设伏等候亲征军，而且实践长达二十多天，京师竟然毫无反应，锦衣卫与夜不收完全未向亲征军提供这个情报。亲征军收到了脱脱不花汗攻击辽东，和大将阿勒楚攻击陕西的情报，但是情报传递和补给运输的必经要道上阿剌知院部蹲在那里无人理会，这是最奇异的地方。由于“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经过明宣宗巡逻的罢边主和的政策施行，导致了明军异域情报功能的失灵。明军从此没有了洪武永乐两朝捕获精准的有源头的异域情报数据的能力，在只有垃圾信息的情况中却要强行分析时势，结果只能是双方接战时战败。当时明英宗集团按照收到的情报分析推演，理论上明朝军队前方的预定水源地作为长城以内的地区是不应该存在敌人的骑兵。整个部队是一个倒梯形阵形，目的是防备后面的9万瓦剌军追上来攻击背后，明英宗集团谁能想到，锦衣卫及夜不收竟然没有捕捉到前面（也就是归途的大门口上）居然有3万瓦剌军已经按口袋阵蹲守伏击了至少半个月了。搞明白瓦剌军不是背后一支，而是前后两只，土木堡之变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长期史书上都不提伏击的那3万瓦剌伏马。

明英宗北伐明朝边镇作用：瓦剌军可能就是兵分两路，沿永乐中“击虏”旧道南进的。西路军由野狐岭入境，发现明英宗后报知也先，并歼灭明后军；东路军因独石以南已无明军防守，七月已占领怀来、永宁，扼守要津，以逸待劳，直至也先率主力赶到。[45]明军之所以在土木堡覆灭，与它的交通枢纽地位有直接关系。

明英宗北伐时明代对于国防边务，事事必由庙堂筹决，所以甚为重视边报。传统军政决策建立在边缘墩台、夜不收、通事、封贡藩属、降夷、中外使臣、被掳逃回者所提供的情报信息。但此种信息传达，既属间接，兼有虚报、传闻，益以传达缓慢，决策过程建立在这种消极信息系统之上，其效率当不如理想，此亦明代边防所以屡受敌人由不虞之道入掠而不觉之故。即使获得情报，亦多不能及时行动，益以因放弃北民游牧化及缩边致军力分散，临急无应战准备，前线营守者多束手无策，虽然后方指挥的督抚镇召集分散各信地和标下龟速兵赶来塘御。可惜时间上的限制，往往由敌人突破入犯而来的入口从容饱掠而去，大军只能尾随出口望放逃逸而兴叹。敌人来去自如，除缩边方略致使长城以北缺乏险地、放弃北民游牧化及军制有缺点外，情报传统系统因袭传统、欠缺宏观视野、不能通变革新而用，致不健全也是一个主要因素。因为筹边和应变决策的制订，首要要对完整而又准确的情报进行仔细的研究和分析、倘若所获信息不确，后果便不堪设想。就土木之变而言，其失败主因也是如此。土木之役，明英宗亲征，太监煽惑应为史实。但放弃朱元璋的北民游牧化、缩边失策致使长城以北无险可守、军队腐败亦为主要因素。情报失实，致使其护驾之十五万大军失去有机性的战斗能力，王振亦因所获情报不确而制订错误的决策，指挥大军自困于土木堡。按俗人莫不先为自身生命计，何况贵为一国之君的明英宗。即使他不懂如何重视情报，但其阁部文武岂有知而不奏，而王振焉有不晓情报重要之理，而白白将不易获得之权势和自己宝贵生命双手举送敌人，因此明军战败于土术堡，原因固多，而其首要主因应是因情报传通系统不健全所致。上述除以常理推论外，从史料上看明英宗到大同后，才知前线惨败的实况而撒退宣府，竟不知瓦剌大军尾随其后和部署击败其殿后军队。到了“谍报虏众袭我军后”，才鲁莽派皇亲吴克忠率精兵往后拒敌，结果吴军被飞矢石砸死，主将也战死。随后又遣朱勇、薛绶“领官军四万五千”驰援至鹞儿岭，也是“遇虏伏发亦陷”。王振遂急退土木堡，该堡之南十五里处有河为瓦剌军所据，堡旁麻谷口附近又有瓦剌伏军，但均不获情报，遂有土木之败，明英宗被俘之耻。此数例已可证明其情报传通系统不健全，致对敌情不能洞若观火而败，景帝继位，君臣有鉴于此，故景泰年间在对抗瓦剌和防守方面，中央便不断的申令防边文臣武将注重情报信息，务求正确；并令探知即递中央以便能制订出最佳防御策略。虽云中央重视情报传通系统，可是并不加以改革，故所得还是属于消极性的情报，将《明实录》中有关景泰、天顺、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