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一生学术思想的观点在此书中均有反映。黄氏初受学于谢铎，信宋儒之学，后追随王守仁，晚年又背叛王学。黄氏曾对王守仁“致良知”说推崇备至，谓为“圣学”，后乃怀疑、以至批判王学，谓“予始末之信，既而信之，又久而验之，方知空虚之弊，误人非细”，以为王学流于禅。黄氏从批判王守仁《大学问》的“三纲领八条目”人手，谓王守仁及其弟子的“去欲”、“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的理论和“天性人情之真是不相容的。指出人之有喜、怒、哀、乐之“情”是自然的，因此人不能去“情”，只应使“情”的发挥“得其正”，摆脱禅化之王学。又认为“利”与“义”二者应该并重。黄氏认为为学一是“圣人之学”，探讨“义”和“利”的统一，研究人之“情”如何“得其正”；一是“禅定之学”，而后者的结果是“良知既足，而学与思皆可废”了，因此，黄氏认为王学“实失圣人之旨，必将为害，不可不辨”。黄氏强调学问和实践二者关系的重要。把农业技术知识看成是民生大计，以至学者也不可不学。认为“学”与“思应互相结合，批判陆九渊等的“不思”、“不起意”的唯心观点，沿用《孟子》的“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的观点，强调认识的思维作用和把握客观规律的重要性。黄氏认为“困知勉行’’的标准就是“知止”，“有思”、“有为”与“无思”、“无为”是区别“圣人之学”与“禅学”的标准。黄氏否定宋儒的“心传”的道统，而宣布“经世致用”，视禅学为“异端”，谓“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明道、横渠、象山则由于上乘；伊川、晦庵则由于下乘。虽曰圣学至宋倡，然语焉而不详，择焉而不精者多矣”。黄氏在本书中对禅化的王学的批判以及他借孔子之言对认识论的贡献，是此书的精华所在，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