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07 12:12
李氏生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朝鲜肃宗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她的曾祖父是幼学（没有功名的儒生）李正立、祖父是通训大夫（正三品下）李英任，父亲李榆蕃没有任何职位，后追赠议政府左赞成，外祖父则是幼学金佑宗。从家世来看，李氏出身下级两班，但后来朝鲜肃宗称她为“委巷女子”（与“簪绅家女子”相对），可知她的实际出身与平民无异。
李氏在六岁那年作为宫女入宫，因为“应对周旋合度”而得到肃宗赏识，肃宗养病时，她被仁元王后挑选伺候肃宗，可见她是一名受到国王、王妃信任与肯定的宫女。雍正二年（1724年，朝鲜景宗四年），英祖继位，事务繁多，仁元王后特地将“见识不凡、聪慧过人”的李氏赐给英祖，补上给事列，英祖由此宠幸她，并表示在宫中挑选李氏这种“厚德之人”繁衍子嗣即可，无需再专门拣择嫔御。
雍正四年（1726年，朝鲜英祖二年）十一月，英祖让怀有身孕的李氏越过淑媛等爵位而受封淑仪（从二品）。议政府参赞李秉泰曾以朝鲜孝宗后宫安嫔李氏生翁主七岁后才封淑媛的旧例来劝谏此举之不当，而民间亦有同姓之讥，英祖表示：“予岂不知此？适偶然耳。”后来英祖解释其破格之举是出于“冀望螽斯之庆”，所以在分娩前特授封爵。雍正五年（1727年，英祖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映嫔李氏诞下一女，是为和平翁主。
雍正六年（1728年，英祖四年），李氏晋升从一品贵人。同年，已故的靖嫔李氏所生的英祖当时唯一的儿子李緈夭折了，此后王室延续“三宗血脉”（孝、肃、显三宗）的希望被寄托在李氏身上。面对焦急的英祖，李氏表示：“产育之男女，天也，岂可一朝一夕所望乎？”英祖的心情才稍微放松了一些。此后李氏连生四女（有封号者仅和协翁主，其余早卒），但还是在雍正八年（1730年，英祖六年）十一月受封正一品嫔，徽号映嫔。由于当时正值宣懿王后国丧，此举导致内外骇叹。
雍正十三年（1735年，英祖十一年），映嫔李氏生下一子李愃，英祖自是高兴万分，翌年就立为世子，是为思悼世子。但她和思悼世子的关系并不融洽。这是因为当时服侍思悼世子的大都是曾服侍过朝鲜景宗的宫人，对英祖怀有贰心，也瞧不起出身宫人的映嫔李氏，经常讲映嫔年轻时的事情，甚至出言不逊，又怂恿世子不要常去看“私亲”，映嫔听说后非常不悦。由于东宫宫人的不恭顺，英祖和映嫔不想见那些宫人，去东宫的频度也越来越少，但又没有罢黜那些宫人，而是让她们继续伺候思悼世子。而世子幼时喜欢弄刀舞枪，不想让父母知道，甚至刻意回避父母宫中的宫人。后来英祖曾罢黜过个别东宫宫人，还大多数宫人还是留下。父子、母子之间的隔阂就这样种下了。
乾隆三年（1738年，英祖十四年），映嫔李氏生下了她与英祖之间最后一个孩子和缓翁主。乾隆九年（1744年，英祖二十年），思悼世子迎娶了洪凤汉之女，即惠庆宫洪氏。映嫔与惠庆宫洪氏之间关系甚笃。尽管由于礼法上映嫔李氏地位低于世子嫔，不敢对洪氏自处以慈母，并对洪氏用敬语，以致让洪氏有些无所适从，但洪氏还是不懈怠对亲婆婆的问安。她对仁元王后、贞圣王后是五日一问安，而对映嫔李氏则是三日一问安。惠庆宫洪氏曾给儿子正祖李祘说：“余之入阙以后，幸无所失，皆先嫔之赐也。”不过在思悼世子长大后与英祖的种种冲突中，映嫔李氏基本都缺席，最多只是私下向儿媳洪氏表达悲伤遗憾之意。世子要去温阳温泉时，映嫔李氏曾要求小女儿和缓翁主帮忙斡旋，这是《恨中录》中仅有的关于她调解英祖父子关系的记载。而对于英祖，她则百般顺从，对于英祖对子女的“慈爱不均”也束手无策。懿昭世孙李琔诞生时，映嫔李氏帮助儿媳生产，并且非常高兴，英祖却颇为不悦，责备她忘记上年故去的和平翁主，映嫔李氏只是“笑之”，并叹息“圣心之偏僻”。而思悼世子的精神疾病日甚一日，到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英祖三十六年）以后，更是对映嫔李氏都出言不逊。
主词条：壬午祸变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英祖三十八年）五月，发生罗景彦告变事件，使思悼世子处于风口浪尖，地位岌岌可危。思悼世子怀疑领议政申晚在背后捣鬼，于是迁怒于姐夫永城尉申光绥（申晚之子），到处追杀他，映嫔李氏看到儿子如此疯狂，逐渐绝望。她前往世子所居的昌德宫，差点被杀。其后更有传闻称思悼世子企图弑父。映嫔李氏担心儿子精神疾病发作，真的干出弑父之事，经过一番权衡，在闰五月十三日早晨向惠庆宫洪氏留下一封说明自己心迹的书信，然后就向英祖告发世子的恶行以及可能危及英祖的阴谋。其告变版本有二，一个是《玄驹记》中收录的英祖废世子教书中的版本：
“世子戕杀中官内人奴属，将至百余，而烙刑等惨忍之状，不可胜言，而其刑具皆在于内司等处，无限取用。长番中官逐之，只小中官别监昼夜同处取用，遍赐此辈妓生僧属，淫亵昼夜，予之侍人，招来拘留。近日饰非忒甚，欲一奏，而以母子之恩，不忍以奏。近日御苑中造冢，欲埋不敢言之地，令侍人被发，傍置利剑，欲行不测之事。顷日往彼阙，几乎被死，仅以身免。一身虽不可顾，仰念圣躬，何敢不爱？若此之故，顷日祈雨御门露处之时，心自祝曰：‘圣躬若便，则三日内雨下；悖子若得志，不雨矣。’果雨，自此心稍定矣。今则圣躬之危，迫在呼吸，何敢牵私不奏？”
另一个是惠庆宫洪氏《恨中录》中的版本：
“（世子）病情渐剧，更无可望，小人于情不忍为此言，而应以保护圣躬、拯救世孙、扶宗社于平安为是，请下大处分！父子之情，岂忍而为此，何可责其病人之病乎？虽为处分，请遗恩惠，使世孙母子平安！”
英祖得到映嫔之告变后，就勒令世子自裁于昌庆宫徽宁殿，最后思悼世子被饿死于徽宁殿前的米柜中，是为壬午祸变。在壬午祸变期间，英祖曾透露映嫔所告之语，都承旨李彝章质问：“殿下以深宫一女子之言，动摇国本乎?”英祖震怒，差点要处死他。
儿子死后，映嫔李氏一直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惠庆宫洪氏记载她自壬午祸变以后“废食潜卧”了一段时间，并对洪氏说：“余之本心则为宗社、为圣躬之事，思之则凶且恶，嫔宫虽知余之心，而世孙男妹岂可深知余心？……或无其举措，亦可保全国家，余有错乎？非也非也，此乃妇人柔弱之见，余岂有错！”她晚上常常睡不着觉，望着天空伤心，并经历内心挣扎。每到思悼世子魂宫，就嚎啕大哭。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英祖四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她参加了对思悼世子的禫祭，会晤洪氏，约定秋天以后再见面，但五天后就去世于庆熙宫养德堂，享年六十九岁。
映嫔李氏死后，英祖非常悲伤，不顾后宫死去必须在宫外敛棺的惯例，在宫中敛棺后才将映嫔李氏的遗体出送壮洞私第（后下葬于杨州延禧宫大野洞），并亲自在其棺材上题写“守义保社”四字，谥号、宫号、墓号均为“义烈”，并亲自撰写墓志及《表义录》，表彰映嫔李氏大义灭亲。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朝鲜正祖十二年），锦城尉朴明源以宫号、墓号不宜雷同为由请求改号，于是朝鲜正祖改其宫号为“宣禧宫”。光武三年（1899年），思悼世子被追崇为君主后，朝鲜高宗改映嫔谥号为“昭裕”，升格其墓为园，改称“绥庆园”。
根据惠庆宫洪氏的《恨中录》通常流传的版本，映嫔李氏是在参加完思悼世子的禫祭后发背而死。但在更早版本的《泣血录》中则写道：“……无异自处而下世，为圣躬而不出悲色，其悲痛久成心疾，不宁唯是，七十老人废食数日而下世……”。有学者据此认为映嫔李氏是参加完禫祭、脱下丧服后绝食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