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系军阀集团以阎锡山为首领，还有几位主要将领即徐永昌、杨爱源、商震、傅作义等。

阎锡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字百川、伯川，号龙池，汉族。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

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协军校，同盟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

1905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9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历任山西陆军监督、新军标统，参加反清活动。

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举为山西都督。北洋政府期间支持袁世凯，任山西省省长。

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在山西“清党”反共，次年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1929年参加讨伐唐生智，被蒋介石委为陆海空军副司令。

1930年与冯玉祥、李宗仁等倒蒋，失败后逃往大连。

1932年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掌握山西军政大权。“九·一八”事变后支持蒋的不抵抗政策。抗日战争时期采取“抗日和日、联共反共、拥蒋拒蒋”的两面政策。抗战后支持蒋介石与中共作战。

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山西后逃离太原，6月在广州就任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最后一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后赴台湾，任“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1960年病逝于台北。

徐永昌（山西崞县人），1937年后，历任军委会办公室主任，保定行营主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

1945年9月2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

1948年，徐永昌出任国防部长，其后一年多时间，他活动于太原、北京、绥远之间，企图挽回国民党的危局，失败后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

1959年7月13日，徐永昌在台北病逝。

杨爱源（山西五台人），1937年后，历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太原解放前夕逃走，1949年底去台湾，任总统府战备委员会顾问。

1959年1月，杨爱源在台湾病逝。

商震（浙江绍兴人，生于河北大城县），1935年后，历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国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总统府参军长，1947年4月起任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商震弃政从商，并定居日本。

1974年曾回国观光。

1978年5月15日，商震在东京病逝。根据其生前愿望，其骨灰后来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傅作义（山西荣河人），1915年二十岁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即在晋军中任职，后成为拥兵数十万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任华北“剿共”总司令。

在平津战役中，傅作义能顺应历史潮流，选择和平起义的道路，使北京这座历史名城免遭炮火的摧毁。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74年4月1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九岁。

阎锡山，字百川，1883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他六岁丧母，由外祖母扶养。

九岁入私塾，十六岁随父阎书堂到县城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习经商。

1900年，父子俩在一次买空卖空的“打虎生意”中蚀了大本，只得逃离县城，回到河边村。不久，为避债又逃到太原，阎锡山经人介绍进裕盛店当了伙计。阎锡山不甘心在店里受人差使，1902年，清政府在山西设立武备学堂，他认为这是跻身官场之路，于是应机报考。

初试时，他做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论文；口试时，他对答灵便，深得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统姚鸿法的赏识，被顺利录取。

1904年，阎锡山考取官费生赴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结识了冈村宁次、板桓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另外，在此期间，他也结识了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并加入了孙中山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

1909年3月，阎锡山毕业回国。他先后在北京和太原四处活动，获得了山西陆军小学教官的位置，三个月后升任监督。

之后，他又积极谋取兵权，1910年春，他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第八十六标标统。在此期间，他施展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讨好清朝官吏和立宪派，抓住兵权；一方面组织以同盟会员和反清分子为骨干的模范队，以图在革命到来时作为自己的资本。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阎锡山与八十五标标统黄国良及温寿泉等策划太原起义，由八十五标首先发动。

10月29日，八十五标在第二管管带姚以价的指挥下率部起义，攻打抚署。在太原起义的过程中，阎锡山也玩弄两面手法，一面给所部下令，称“八十五标兵变”，调动一部分兵力协助清军保护抚署；一面密令余部相机击溃抗拒起义的巡防马队营。而他则躲在大教场东北的树林里，派人四处观察打探情况，随时向他报告，以便看风使舵，成则居功，败则诿过。当起义军占领巡抚衙门，击毙巡抚陆钟琦，起义已成定局时，他便公开率部参加起义。

太原起义成功，为选举山西都督，同盟会员与立宪派展开了争斗。在公选会议上，有选举立宪派首领梁善济的倾向，在表决的关键时刻，阎锡山的亲信张树帜持枪跳上主席台，大声说道：“选阎锡山为大都督，赞成的举手！“全体议员在惊愕中，相顾举手，一致通过。就这样，阎锡山、温寿泉分别当选为大都督和副都督。

太原起义后，清政府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带兵入晋，镇压革命。但吴禄贞早已参加了革命党，当领兵进至石家庄后，即前往娘子关与阎锡山会晤，组织燕晋革命联军，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决定挥戈进京，扫除清室。

对此，清廷及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惊恐万分，便以重金贿买吴禄贞旧部周符麟，设计将吴刺杀。随后，又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率领第三镇曹锟所部进攻山西。阎锡山只得撤离太原，向北进军，攻取大同，又会合吴行芳、张培梅带领的雁门、怀仁两部民军，攻占包头。

1912年2月，宣统帝下诏退位，南北政府和议告成，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之位。阎锡山看到形势已定，便下令返回山西。但袁世凯借口阎锡山弃省出走，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电令其不准擅自行动。

阎锡山焦急万分，他马上施展手腕，急电亲信南桂馨面见孙中山，请求支援；一面派与袁世凯拜过把子的董崇仁进京，千方百计向袁世凯表忠。袁世凯终于在3月15日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他才得以重返太原。

阎锡山回到太原后，深知要坐稳都督的宝座，就必须要讨好袁世凯。他派人长驻北京，贿赂袁世凯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向袁世凯表示恭顺。荐请任命董崇仁为晋南镇守使，又请任与袁族有亲戚关系的陈钰为山西民政长。为取得袁世凯的信任，他还把自己的父亲阎书堂送到北京长住，作为人质。1912年10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阎锡山立即声明脱离国民党，并在三个月内将山西国民党党部一律解散。

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阎锡山虽在这次革命中袖手旁观，但因他是同盟会员出身，袁世凯也不轻易放过，便三次传见阎锡山，想寻机剪除。但阎锡山每次都俯首恭顺，故作庸碌、懦弱和畏惧的样子，使袁世凯认为他没有反骨，不仅没有撤他的职，还封他为“同武将军”。此时，阎锡山已完全卖身投靠袁世凯，完全背叛了孙中山。但是在表面上，他对革命的旗号既不举起，也不放下，而是见机行事。

1915年，袁世凯要实行称帝，阎锡山亦投其所好，向袁密奏“国本大计”，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之后，他又争先请愿，接连三次电请袁世凯登基称帝。后来，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他立即致电指责其为“破坏大局，不顾国家”，阎锡山的所为，甚得袁世凯的欢心，袁一即帝位，便封他为一等侯。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阎锡山认为再无畏惧之人，于是，不择手段，要独揽山西军政大权。他先以“独断军事”等罪名，将与他一起发动辛亥太原起义的黄国良撤去旅长之职，后又把他赶出山西。又将曾利用来联络袁世凯的晋南镇使董崇仁撤职。继而逼令曾在阎出走包头时出过大力的晋北镇守使孔庚交出军权。阎锡山在借故铲除异己的同时，把自己的亲信都安插到军队之中。收回军权后，他又策划夺取行政权，唆使省议会和督军团会议相继赶走省长沈铭昌及继任孙发绪，自己乘机兼任省长。阎锡山虽然夺取了山西军政大权，但没有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总是不大放心。

于是，他便多方接近和讨好当时的手握大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中，他都站在段祺瑞一边。因此，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重新上台后，段祺瑞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省督军兼省长。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就集中阎锡山的一身了。

阎锡山总揽军政大权后，在山西实行政治扩张，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实质是推行军国主义式的“用民政治”，以武力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进行大规模的扩军。

晋军初建于1912年。当时阎锡山从包头返回太原后，组建军队为一个师，师辖两个旅，旅辖两个团。另有直辖炮兵一个团，骑兵一个团。

1914年，阎锡山派孔庚率部参加了袁世凯的“征蒙”行动。事平后孔庚师留驻包头。由于孔庚原为吴禄贞的部下，且在部队中不断安插自己的亲信，所以为阎锡山所不容，乃暗中操纵张培梅、张树帜等发动兵变。

1914年6月1日夜，变兵几十人闯入孔庚的办公室、寝室，开枪射击。孔庚藏于天花板上未被击中，变兵抢劫后逃去。孔庚对此兵变不谙内情，乱杀官兵四十余人。阎锡山以此兵变为口实，将孔师缩编为第十三混成旅，孔庚降为旅长。阎锡山将编余士兵另组成第十二混成旅。不久，晋军就扩编成三个混成旅。

1917年8月，阎锡山将所部与山西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合并扩编为四个混成旅，辖十二个步兵团、四个炮兵营、一个机枪营，共有步、骑枪一万余支。为提高军队素质，1918年底，阎锡山又成立第九步兵团，专门培训军事干部。半年后，该团被命名为学兵团，专收学生施以军训。又成立了四个在乡军人训练连，分期分批轮训全省壮丁，每期三个月，训练后还乡，随时召征入伍。

阎锡山通过不断扩军，壮大军事实力，巩固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同时，使得晋系军阀成为了北洋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一股势力。

首先、阎锡山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实用主义的结合，其中掺杂着农民的现实和商人的势利，在政治、军事上，受日本影响较大，表现在军国主义和发展实业上。

一方面有经世致用，改革图强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趋于保守世故，具有小农意识的弊端。阎锡山一生中坚持记日记和读书，以“立德”、“立功”、“立言”来鼓励自己，戒声色犬马，潜心研究学问，严格行为操守，在对“中”的哲学、社会建设、物劳分配都有创造性的建树，特别是他自己撰写的《阎府家训》，系统的阐述了做人、做事之理，很有教育启迪意义。阎锡山生逢乱世，难能可贵，是一个有思想的军阀，这也是他能够占据山西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根据时局的变化适时的改变自己的战略路线，是他一贯的准则。共产党在经过长征战略大转移后，达到陕北，提出“东渡黄河”的计划。倭寇入侵，国难当头，“西安事变”，时局骤然变化，阎锡山及时调整战略步骤，成立“牺盟会”，组建新军，提供宽松的环境让共产党在山西合法的活动，“三个鸡蛋上跳舞”，以制衡蒋介石与日本人。

第三、得益于山西这块土地。它左山右河，自成表里，易守难攻；且地偏一隅，离开交通要冲，外部势力很难进入，外界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关起门来，容易自成一统，具备建立独立王国的天然基础。同时，它位近京畿，有随时可以切断南北交通、向中央政府所在地伸手的便利。立于中央政府软肋一侧，政治上位置极其紧要。

第四、动荡不安，头绪纷乱的民国政坛，台上人物频繁更迭，忙于窃权窃位者，忙于争地争利者，既看不起贫瘠落后的山西，也没有更多的力量顾及它的是非。这就给山西留下了相对自由发展的地。

第五、阎锡山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的哲学观点。他说：“所谓真理就是指为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是客观实际需要的真理。我们的组织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的。我们主张的是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组织就是代表人类的真理的。因此，我们说，我的存在就是真理，就是国家的、社会的、世界的真理。”由此出发，他提出“需要就是合法”。既然“存在就是真理，则存在上的需要，就一定合法”。

第六、阎锡山在掌握山西大权之后，并没有像当时许多军阀那样，做搜刮地皮的蟊贼，当祸害百姓的蝗虫，而是以极大的精力图谋发展。“六政三事”也好，“省政十年建设计划”也罢，都是其他军阀不谋不做也难以做到的事情。山西的经济社会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老百姓也从中受益不少，这就使他的统治得到一个较为稳定的基础，给他的军事力量提供了充足的经济保障。

第七、阎锡山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重视文化专制，重视组织构建，在对内笼络和控制人心，对外韬光养晦以利用时机方面有他独到的策略权术。他的算计精明，两面三刀，左右逢源等表现，虽然从道德的层面，人们可以鄙弃或谴责，但在乱世取胜的军事和政治中，其重要作用则是不可忽视的。

1930年的美国《时代杂志》记述：“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