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年，梅里美假托一个意大利政治流亡者之名，发表了一部具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抒情民谣集《独弦琴》。歌德撰文向德国读者介绍集子，普希金也把其中一部分译成俄文。

1828年6月7日，梅里美发表了第一部重要戏剧作品《雅克团》，以后又创作了《卡尔瓦亚尔之家》。1829年，梅里美与法国浪漫派作家结成的“文社”开始密切接触，3月出版了他的历史小说《查理九世时代轶事》，从5月起，又先后发表了《马泰奥·法尔科纳》《查理十一的幻觉》《攻占炮台》《塔芒戈》等小说，以及独幕喜剧《送圣体的马车》。

1830年，梅里美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了《古花瓶》《一场赌博》，第二次去西班牙旅游。

1831年，他本人开始在七月王朝政府机关里供职，先担任海军部主任秘书，后转入商业部。他同戏剧界人士经常往来，并与缪塞一起参加了文学家的聚会。同年他发表了《西班牙书简》中的《斗牛》《一次死刑的见闻》两部分以及《论西班牙的绘画艺术》。这一年，他还结识了年轻姑娘杰妮·达甘（即后来的蒙蒂霍伯爵夫人），对她一见钟情，结为好友，并终生与她有书信往来，这些书信在梅里美死后以《与不知名的姑娘的通信录》（1874）为名发表。

1833年9月，梅里美发表了中篇小说《双重误》，12月出版《西班牙书简》中的《巫婆》。1834年5月，梅里美被任命为历史文物总督察官。他担任此职后，成了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在发掘、整理和保存法国古代文物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从此时起直到1860年，梅里美走遍了整个法国，对历史文物进行考察，编制散失于各地的古物的目录。

1834年，他去法国南部旅行，并发表了小说《炼狱里的灵魂》。1835年至1840年，他先后去法国西部、阿尔萨斯地区、法国中部和科西岛旅行，先后发表了《法国南部旅行札记》《法国西部旅行札记》和《科西岛旅行札记》，以及《伊尔城的维纳斯像》。1839年，梅里美赴科西嘉岛旅行后，经意大利回国。在意大利期间曾在罗马与司汤达相处十天，然后偕同这位朋友游览了那不勒斯、庞贝、波佐利等地区。

1830年以后，梅里美在学术方面相当活跃，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创见，他在历史学和考古学方面的主要论著有《论罗马历史》《论社会战争》和《关于中世纪艺术的考察》。此外，他还学习俄语，翻译了普希金、果戈理与屠格涅夫的小说，在《两世界》杂志上发表，使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得以在法国流传。相比之下，梅里美在文学创作方面就略显逊色。

1840年《高龙巴》在《两世界》杂志上发表，1842年以单行本出版；1845年10月，《卡门》在《两世界》杂志上发表。梅里美因其在文艺领域的成就，1843年11月当选为法国碑文和美术学院院士，次年3月14日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1844年至1865年，梅里美先后发表了《阿尔塞娜·吉约》《欧班神父》《卡斯蒂利亚王国费迪南德一世的故事》《亨利·贝尔》和《从前的哥萨克》。1849年，梅里美翻译并发表了俄国作家普希金的小说《黑桃皇后》。1869年5月，他又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小说选集。

1853年，梅里美的终身好友蒙蒂霍伯爵夫人的女儿欧仁妮·蒙蒂霍成为拿破仑三世的皇后后，梅里美当上了上议院议员，经常出入杜伊勒里宫、枫丹白露等地，并与皇帝、皇后共进晚餐。他在喜庆游乐、仪典宴会中耗费了不少年华，他作为文学家和学者的生命实际上已经终结，晚年只写出了《罗斯基》和《蓝色房间》两篇小说，编纂了一部《恺撒传》。

1870年，普法战争中，他一直忠于拿破仑三世的宫廷，为了替皇后说情，他亲自去见梯也尔，直到9月8日才离开巴黎前往南方小城戛纳，9月23日在那儿去世。

普罗斯佩·梅里美的父亲雷阿诺·梅里美是一位很有才能的画家、历史学家。母亲是十八世纪童话作家波蒙夫人的孙女，也擅长绘画。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梅里美从小就接受艺术的熏陶，培养了对美术的兴趣和对艺术的精深微妙的鉴赏能力。在政治方面，梅里美的父亲是一位顺应时代潮流的人，大革命期间持温和的共和主义态度，拿破仑执政后，采取拥护的立场，并成为拿破仑的崇拜者。梅里美的母亲也是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忠实信徒。这种政治环境对梅里美政治态度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不过，梅里美的父母是较为典型的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不参加激烈的政治斗争，而是以旁观者的眼光冷静地观察着十九世纪初叶曲折的历史进程和频繁的政权更迭。这种对政治若即若离的态度自然也在梅里美的身上潜移默化，影响到他以后的生活和创作。梅里美是家里的独子，深得父母的疼爱，从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久而久之便养成了感情细腻、敏感的个性。

参考资料

由宗教伦理与世俗道德的冲突来消解宗教的神圣和权威，是梅里美作品中多次出现的主题。作者让世俗之情和宗教之情形成鲜明对照，对虚伪、残酷的宗教道德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肯定了对世俗之情的执著与向往，赞美了朴素、真诚、美好的人间真情。作为一个上流社会的文化精英，梅里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满，忧虑人性的沦落，他认识到以风俗的形式张显着原则和规范的民间道德中具有未被现代文明玷污的东西，充满生命的庄严和力量的张显，故而有意借之来寻找人类迷失的自我，诊治平庸虚弱的资本主义文明。作者也含蓄表达了对吉普赛人边缘式的生存方式的批判，认为占卜、偷窃、抢劫这些与文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显然决定了他们在漂泊生活中难以彻底享受自由的幸福，而同时指出吉普赛人这些行为的选择也与欧洲中心文化对他们的歧视欺压有关。

梅里美在震慑人心的同时，更多的是期盼唤醒内在的沉沦。人都渴望着人性的自由与张扬，一方面人类的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需要法律道德来维护，另一方面文明人一味克制欲望寻求精神和灵魂的超越，根本上又遏制了生命，产生无数的痛苦，如何使社会更富人性化更具创造力？梅里美不加粉饰地表现各个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度的习俗和道德，显然力图在现代文明和民间道德、蛮族伦理中寻找一个平衡点，以异质文化的加入来激活稳定然而平庸的文明。

梅里美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地方色彩和异国情调，语言朴实凝练，情节引人入胜，人物性格鲜明突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梅里美的小说主要有以下一些艺术特色：

首先，梅里美的小说写得简洁凝练，情节集中，毫无抽象的分析议论和冗长琐碎的细节描写。梅里美的文笔高度精练，惜墨如金，在短短的篇幅里表现出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和深刻的阶级矛盾。

其次，梅里美在中短篇小说中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从而使法国中短篇小说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

在人物性格的描写上，梅里美无疑受到司汤达的影响。司汤达善于塑造具有异常毅力，敢作敢为的人，梅里美与此相似。与司汤达不同的是，梅里美不是从文明社会中去寻找这类人物，在池的笔下、这些人物都是不开化的“化外之民”，他们或者是科西嘉岛上的山民，或者是非洲大陆的黑人，或者是没有祖国，到处流浪的吉普赛人，他们都远离文明社会，或者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梅里美认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人的品性高于受到文明社会污染腐蚀的人的品性，他们的性格焕发出令人向往的光彩。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因而他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他们。

第三，梅里美的中短篇具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特点。他是法国文学从浪漫主义发展到现实主义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梅里美小说的浪漫主义特色，表现在他追求具有冒险意味的异国情调和地方特色。他的小说不少都在异国他乡展开情节和描写，有的则是在科西嘉岛，甚至是在地狱，因此，他的小说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和迷人的艺术魅力。

梅里美小说的浪漫主义特色，还表现在他对神秘奇特事物和特殊性格的偏爱，对这类事物，他具有不可扼制的激情，往往敷以浓墨重彩。同时，梅里美又憎恶普通的生活，竭力同单调的日常生活决裂。梅里美尤其爱好神秘因素，在这一点上，他与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有相似之处。梅里美在评价屠格涅夫时说：“谁也不如这位伟大的俄国小说家那样，善于让心灵掠过朦胧的陌生事物引起战栗，并在奇异故事的半明半暗中让人看到不安的，不稳定的，咄咄逼人的事物组成的整个世界。”这段话同样也适用于他自己。梅里美对神秘事物的特殊的爱好，神秘气氛成为他多篇小说追求的目标，使他的小说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神秘之美。

第四，梅里美喜欢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这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

第一人称的作用是使小说具有可信性，并且以一种明显的客观性向读者展现故事的内容，增加情节的说服力，因此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在十九世纪受到作家们的喜爱。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就很喜欢以第一人称来叙述故事，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有一半是用第一人称来写的。十九世纪的作家认识到第一人称能增强故事的真实性和叙述的客观性，所以不厌其烦的使用这种叙述方法。

梅里美在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时，往往保留了自己真实的身份。有时，他以考古学家的真实身份在作品中进行考察，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怀有极大的兴趣。梅里美还不时用跟读者进行间接的对话来评判小说人物的行动。他以这种方法与小说中的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是小说情节的目击者或者介绍者，叙述的是充满戏剧性的浪漫故事，文字轻灵自如，典雅明快，不时闪现出现实主义的光辉和洞察力。

此外，梅里美还善于安排作品的艺术意境，他不会轻而易举地就让读者看透自己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艺术真谛，而是不断的以一些富有启示性的描写挑起读者的兴趣，随着情节的进展，层层深入地把读者引入新的意境。

第五，梅里美善于进行简明扼要、层次分明的心理描写。

梅里美的心理描写往往是简短的，不会连篇累牍，但是只要三言两语就能抓住人物的心理活动。

他的作品不仅对法国中短篇小说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对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和欧洲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梅里美是法国第一位中短篇小说的大师，从梅里美开始，法国中短篇小说进入了成熟阶段。

梅里美在文学创作上称不上伟大，然而却是法国19世纪最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家之一。他生活在法国资产阶级从与封建阶级作最后一次严重的较量到建立自己的巩固统治的时代，他的创作在思想内容上也经历了由批判过时的封建阶级到否定资产阶级文明的过程，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家，他反封建的激情与锐气显然大大超过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因为他往往只是从某一个侧面对资本主义时代加以贬责。（法语翻译家柳鸣九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