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 任贵州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曾谨言，1931年6月26日生于四川省隆昌县。他的小学和中学是在8年抗战烽火和4年解放战争年代中度过的。抗战时期的四川，很多城市遭到日本侵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他的家乡也深受其害。“山河破碎，国无宁土”。当时有不少爱国知识分子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沦陷区转移到祖国大后方，在中小学任教，带来很多新的思想。他至今仍然十分怀念和感谢这些很优秀的老师。在他们的影响下，在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和民主运动中，曾谨言从少年时代就受到爱国主义和科学救国思想的熏陶，深深意识到只有祖国强盛起来，才能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

1951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55年在北大毕业后，被保送为本校理论物理专业研究生，师从胡宁和杨立铭。

1959 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有幸受到很多名师的教诲，在物理学最重要的基础课程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前辈老师们热爱祖国的精神和严谨治学的学风，使他终身受益。

曾谨言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在学校中度过的。在1959年任教之前，在学校中接受教育，此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尽管中间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但他从未离开过教学岗位。1982-1983年，曾谨言应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A·玻尔的邀请，到哥本哈根大学N·玻尔研究所访问和工作。1985年，为纪念N·玻尔诞辰一百周年，再度应邀短期访问N·玻尔研究所。A·玻尔从他父亲N·玻尔继承下来的严谨的科学研究作风，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特别是着重培养年轻人的创新思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9年，曾谨言从北京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因工作需要，他就立即走上讲台，主讲量子力学（授课对象是物理系、地球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系本科生）。“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教学秩序中断。“文化大革命”后期，重新讲授量子力学和高等量子力学课，并指导研究生和博士后。1999年，任“国家理科基地创建名牌课程项目”（量子力学）主持教授。2000年受聘清华大学物理系兼职教授，讲授量子力学及主持“量子力学前沿进展”讲座。

他在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一直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作风朴实，治学严谨。他言传身教，教书育人。对于贯彻启发式教学，着重培养创新人才，做过很多尝试和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北京大学多次教学检查（学生不记名评议）中的得分，都是全校最高分的几门课程之一，并多次获优秀教师和优秀课程奖。40多年中，听过他讲课的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教师近万人，其中不少人如今已经在各自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他为祖国培养一代人才和提高量子力学教学水平作出了贡献。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他逐渐摸索出一套有自己特点的教学思想。他认为一个好的高校教师，不应只满足于传授知识，而应着重培养学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学一门课，是继承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间接知识。教师与学生都应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要“继往开来”。但“继往”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只能是更有效地“开来”。学生不应在书本和已有理论面前顶礼膜拜，而应把它们看成是在发展中的东西。对待前人的知识遗产，“既不可轻率否定，也不应盲目相信”。鼓励学生对已有理论提出怀疑，并启发学生设身处地去思考，是否自己也能根据已被实验确认的事实，通过分析和推理，进而得出前人总结出来的理论和规律。对于新的实验现象，自己能否设想一个说明它的理论。在此过程中，即使学生的设想错了，也不要紧，他们可以由此得到极为宝贵的独立工作能力的锻炼。如果学生的设想对了，那就更好，在科学史上，殊途同归的实例屡见不鲜。对于这种学生，他往往允许他们免试。这是他对考试方式实行的一种尝试性改革。看来，这对于贯彻因材施教，培养创新人才是很有利的。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本科生中，就有这样的学生，他们在学习量子力学课的过程中，在老师的启发下，就解决了一些物理学界尚未搞清楚的问题，并写出论文，发表在国外重要的学术刊物上。

在教学中，他还提倡师生平等讨论问题，“科学植根于讨论之中”（海森伯）。鼓励学生对老师的讲法提出怀疑，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韩愈）。实践证明，他教过的不少学生如今已经在不同的领域中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他认为这正是对他为教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的最好的回报。

曽谨言编著的量子力学卷一和卷二是我国高等教育中重要的教科书及参考书，

对我国物理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此外他还编著了《量子力学教程》、

《量子力学习题集》等书籍。

曾谨言在量子力学研究中比较重要的工作有以下两个方面。推广了著名的Bertrand定理——“只当中心力为平方反比力或Hooke力时，粒子的所有束缚运动的轨道才是闭合的。”他与武作兵（博士后）发现：在屏蔽库仑场和屏蔽各向同性谐振子场中，当粒子角动量为一系列适当的分立值时，也存在无穷多条闭合的轨道，这些闭合轨道用推广的Runge-Lenz矢量来表征。他与武作兵和曾蓓（本科生），还进一步发展了泡利关于这个问题的动力学对称性的工作。他还与刘宇峰（本科生）和霍武军（硕士研究生）仔细研究了经典粒子轨道的闭合性与量子力学中的粒子能量本征方程的因式分解和能量本征值的密切关系。

提出了构造多粒子体系的纠缠态的一个新方案。他与朱红波（博士研究生）仔细研究了被广泛应用的多粒子纠缠态，即GHZ （Greenberg-Horne-Zeilinger）态的结构，以及用它来进行量子离物传态（quantum teleportation）的局限性（只能用来进行单粒子任意自旋态的离物传态）。量子离物传态是量子信息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他们利用体系旋转180度对称性和旋称（signature）概念，构造出一种新型的多粒子纠缠态，它曾谨言有关量子力学的研究，发表过20多篇论文。部分研究成果已反映在他编著的量子力学专著和教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