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配有中西对照历表，这是后者对前者的保留与发展；

二、令人愉悦的审美功能，这是后者对前者的超越，采用新式石印或胶印技术，丰满逼真的彩图总是比单线平涂的版画更为生动感人；

三、商品广告，这是后者对前者的补充，也是它生存的动力与依据。

典型的月份牌表现手法是一种基于西洋擦笔素描加水彩的混合画法，画家在确定人物轮廓后，先以扎住大部分笔毫的毛笔锋颖蘸些许炭精粉擦出淡淡的体积感，然后罩以透明的水彩色，使之产生丰润明净的肌肤效果与几可乱真的衣饰质感。1914年，这种擦笔水彩由来沪发展的安徽画家郑曼陀率先采用后，以类似于平光照片“甜、糯、嗲、嫩”的特色迅速取代勾线设色的旧法而成为月份牌画法的主流，深受读者的欢迎。

月份牌年画的题材并不广泛，主要有仕女、娃娃、历史故事、戏曲人物、名胜古迹五类，而以时装、古装仕女与娃娃为大宗，尽管也出现过一些反映汽车、飞机等时事新知的作品，但基本上没有男士的位置。月份版年画的用纸有卡纸与铜版纸两种，早期多用尺幅较小的硬卡纸印刷，将历表印在背面，大尺幅的铜版纸成为主流以后，有的又在上端包压金属薄皮，以利张挂，而硬卡纸则以日历板的形式继续流行，80年代还时有所见。月份牌的人物配景主要采用干画法，直接用水彩色画出，色调明丽，透视准确，具有较强的真实感。月份牌画面周边通常画有图案式的边框，或繁或简，印有广告文字或厂商名称。处于画面一隅的商品图像往往画得小而精致，质感强烈，耐人品味，是月份牌的“画眼”所在和真正的主角。这些商品大多为香烟，也有火油、肥皂、蚊香、布料、化妆品等日用百货以及酒类、药品甚至肥田粉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关于“月份牌”始于何时，据目前找到的最早记载是，清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83年1月25日），《申报》在头版二条的显要位置，以“申报馆主人谨启”的名义刊出公示，文中有：“本馆托点石斋精制华洋月份牌，准于明正初六日随报分送，不取分文。此牌格外加工，字分红绿二色，华历红字，西历绿字，相间成文。华历二十四节气分列于每月之下，西人礼拜日亦挨准注于行间，最宜查验。印以厚实洁白之外国纸，而牌之四周加印巧样花边，殊堪悦目。诸君或悬诸画壁，或夹入书毡，无不相宜”等字样。此后的1885年12月24日（清光绪十一年），上海的两家彩票行在《申报》登载发行彩票的广告，亦都标明随彩票附送“月份牌”。由此说明在清光绪年间上海流行“月份牌”画已蔚然成风。

当时中外厂商投巨资采用“月份牌”做商品宣传，占据首位的是外资英美烟草公司和国人投资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及华成烟草公司。据《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记载，1923年该公司广告费内“月份牌”一项，预算达四万元。英美烟草公司设有专门绘制广告的美术室，以高薪先后聘梁鼎铭、胡伯翔、周柏生、倪耕野、吴少云等画家绘制“月份牌”。当时上海的保险行业有英商22家、美商4家、日商1家、荷兰商2家、德商1家、丹麦商2家、华商20家，以及一些经营煤油、医药、化学染料的洋行，亦都精印“月份牌”馈赠顾客，以扩大自己的品牌宣传。

“月份牌”画创作采用擦笔水彩画法是一大突破。郑曼陀首先摸索创造此法。1914年，他采用此法创作了第一幅月份牌画《晚妆图》，成为擦笔水彩画法“月份牌”的滥觞。1915年，他应黄楚九之约为中法药房绘制“月份牌”画《贵妃出浴》，这是“月份牌”中最早出现的裸体画（据说他听人劝告，以后不再绘裸体画）。郑曼陀的擦笔水彩画法表现细腻，立体感强，色彩明丽，予人耳目一新，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中外厂商竞相向郑曼陀预约订购画稿，沪上其他从事”月份牌“创作的画家亦都纷起仿效，擦笔水彩画法很快为大家所掌握，成为”月份牌“画创作的一种专用画法。

与郑曼陀齐名的“月份牌”画家有周柏生、徐咏青。周柏生1917年起先后为南洋兄弟、华成和英美烟草公司绘制“香烟牌子”和“月份牌”，后来又办过“柏生绘画学院”，收过不少学生，教授绘画基础和擦笔水彩画法。徐咏清是著名水彩画家，常与郑曼陀合作“月份牌”画（郑画人物，徐画景物），被世人誉为“合璧”。徐咏青于1913年起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主持图画部，对图画部中练习生的培养作出了贡献。杭穉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都是图画部中他的学生，后来都成为“月份牌”画的后起之秀。其中杭穉英18岁开始便出版“月份牌”画，1923年创立“穉英画室”，并邀何逸梅、金雪尘、李慕白等参加，团结友爱、分工创作，面向全市承接“月份牌”画稿。由于画稿质量地道，风格新颖入时，交稿及时，颇受中外厂商欢迎，每年出品达80余种。有趣的是，杭穉英的妻子王萝绥形象甜美，给他带来许多创作灵感，常以妻子形象为模特儿，创作形象甜美的少妇题材的“月份牌”画，而获人们青睐。金梅生亦非常突出，他于1921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1931年退出，自立门户，擅绘戏曲故事，四季美女的“月份牌”画（被世人誉为“梅生屏”）名传四方。他的一幅《五福临门》“月份牌”画（根据外国画报上一胎五子的照片为素材而创作），引起许多人的模仿，以致形成1935年前后的胖娃娃形象“月份牌”画大流行。

可以说，上海的“月份牌”画是整个民国时期（1912年至1949年）一个时代生活侧面的记录。虽然作品以表现时装美女形象为主，然而通过时代女性的社会生活，如女大学生的校园活动，女性驾驶摩托车、游泳、骑马、赛马、划船比赛，以及参加社会救助的慈善义举，从侧面反映社会的进步，女性地位的提高。在表现男子形象的“月份牌”作品中，上海的中国三兴烟公司发行的《孙中山》一画，描绘民国初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身穿藏青色有金丝肩章的大礼服，戴着白手套的双手杖着指挥刀，雄赳挺立，目光炯炯凝视，若有深思，显示被誉为“国父”的一代伟人的风采。至于表现抗日战争题材的“月份牌”画，描绘的形象都是投入抗战烽火的英勇男子汉。另外为数众多的“月份牌”画，是描绘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新型家庭的温馨生活，出现的形象是有文化教养的贤妻良母、有责任心的父亲、有进取心的儿女等，家庭陈设多半为西式家具，还有钢琴、小提琴、留声机等，由家庭折射出时代的特征。总之，上海的“月份牌”画蕴涵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内涵。这种“月份牌”年画新样式，除了受到当时上海市民的普遍喜爱外，还广为发行到国内各省市和香港、澳门地区及东南亚华人中。香港因深受上海“月份牌”画影响，香港画家关薏农仿效上海的“月份牌”画而专事“月份牌”画创作，在香港名震一时，被誉为“香港月份牌王”.

1925年，香港永发公司还以高薪聘请上海画家何逸梅赴港为该公司专门设计创作商品广告“月份牌”画，直至1941年香港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才返回上海。港澳和东南亚有些艺术收藏者大量收藏了上海的“月份牌”画，至1990年代兴起的怀旧文化热潮中，在香港、澳门及东南亚等地先后举行“上海月份牌回顾展览”，并且出版多种《上海月份牌》画集，便是充分佐证了上海“月份牌”画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月份牌”画获得了新生而成为表现新中国的新人、新事、新风尚的重要年画样式。

1952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创建后，专门成立了“年画创作研究室”，一方面将上海原有的“月份牌”画家聘为特约年画作者，组织他们专门运用“月份牌”画技法创作表现新中国新内容的新年画；另一方面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组织“月份牌”画老画家培育后备人才，使上海形成由新老两代年画家相结合组成，继承和发扬“月份牌”画技巧，创作新年画的实力很强的队伍。此后，以“月份牌”画艺术手法创作的新年画大量涌现。上海历年出版的新年画亦以“月份牌画艺术表现手法为主体，仅1958年，上海年画初、重版近600种，印数达一亿一千多万份，占当年全国年画发行总数的四分之三。上海创作出版的以“月份牌”画艺术手法表现的新年画在全国年画评比中屡屡获奖，仅1984年和1988年由文化部、新闻出版社总署、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年画评奖中，上海获得一、二、三等奖的新年画就有23件。因为“月份牌”画艺术表现样式的新年画，细腻、明丽、形象真实感强，远看效果好，近看细致入微，几乎人见人爱，所以全国各地几乎都选派画家来上海学习“月份牌”画表现技法，“月份牌”画艺术表现样式已成为全国许多新年画家所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