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年，伏尔泰又遭贵族德·罗昂的污辱并遭诬告，又一次被投入巴士底狱达一年。出狱后，伏尔泰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

1726年-1728年，伏尔泰在英国流亡是他人生的一个新时期。他在英国居住三年期间，详细考察了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当地的社会习俗，深入研究了英国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牛顿的物理学新成果，形成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主张和自然神论的哲学观点。《哲学通信》就是他在英国的观感和心得的总结，也是他第一部哲学和政治学的专著。

1729年，因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默许，伏尔泰回到法国。以后一些年他陆续完成和发表了悲剧《布鲁特》、《扎伊尔》、以及历史著作《查理十二史》等。

1734年，伏尔泰正式发表了《哲学通信》，宣扬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就，抨击法国的专制政体。书信集出版后即被查禁，巴黎法院下令逮捕作者。他逃至情妇夏特莱侯爵夫人在西雷村的庄园，隐居15年。

这期间他一度被宫廷任命为史官，并分别于1743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746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隐居生活使得伏尔泰的才能得到发挥，他写下许多史诗、悲剧及历史、哲学著作。如哲学和科学著作《形而上学》、《牛顿哲学原理》，戏剧《凯撒之死》、《穆罕默德》、《放荡的儿子》、《海罗普》，哲理小说《查第格》等。这些作品的发表使得伏尔泰获得了巨大声誉。

1749年，夏特莱侯爵夫人因难产逝世。伏尔泰短暂地回到巴黎。

1750年，伏尔泰应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邀请到柏林，得到宫廷文学侍从的职位待遇。

1753年，伏尔泰与另一位国王赏识的科学家莫佩尔蒂发生争执，伏尔泰写文章讽刺莫佩尔蒂的荒谬论文。但后者得到国王的支持。这一事件导致了伏尔泰与国王关系的破裂，并促使他离开普鲁士。他在居留柏林时期最重要的出版著作是《路易十四的世纪》（LE SIECLE DE LOUIS XIV）。

离开普鲁士后，伏尔泰在法国和瑞士边境上一个叫凡尔纳的地方置购房产定居下来。此后他全身心投入到火热的启蒙运动中。一方面他用化名写作和印发了大量小册子，抨击天主教会和新教的宗教迫害专制政府草菅人命等罪行；另一方面他支持年轻一代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百科全书派的斗争，积极为他们撰写条目，《哲学辞典》就是他为《百科全书》所写的哲学条目的汇编。

同时，除了继续创作戏剧作品外，他还完成了《彼得大帝治下的俄罗斯》、《议会史》等历史著作和《老实人》、《天真汉》等哲理小说。伏尔泰的不倦斗争，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他本人也被人们尊称为“凡尔纳教长”。

1778年2月10日，当84岁的伏尔泰回到阔别29年的巴黎时，他受到了人民热烈的欢迎。这时是伏尔泰人生发展的最辉煌的顶点。不久，他便病倒了，于同年与世长辞。临终前，伏尔泰对自己的后事做了嘱咐：把棺材一半埋在教堂里，一半埋在教堂外。意思是说，上帝让他上天堂，他就从教堂这边上天堂；上帝让他下地狱，他可以从棺材的另一头悄悄溜走。

伏尔泰死后，仍然受到教会的迫害，以致他的遗体不得不秘密地运到香槟省。安放在一个小礼拜堂内。直到1791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人民才把他的遗体运到首都，并在他的柩车上写着：“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他的骨灰从此长眠在巴黎先贤祠中，永远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凭吊和瞻仰，人民亲切地称呼他为“精神王子”。

伏尔泰是启蒙的斗士，一生为思想和言论自由而战，靠自己的笔过独立的生活。

母亲：莉‧玛格丽特‧杜马（Marie Marguerite Daumard），出生于1660年，于1701年去世。

父亲：弗朗索瓦‧阿鲁埃（François Arouet），出生于1649年，于1722年去世。

伏尔泰的文学观点和趣味，基本上承袭了17世纪古典主义的余风，这主要表现在他的诗歌和悲剧创作上。他的史诗《亨利亚德》（1728年），以法国16世纪宗教战争为题材，写波旁王朝亨利四世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后登基为王，颁布南特赦令以保障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史诗中的亨利四世被当做开明君主的榜样来歌颂。伏尔泰的哲理诗说理透彻，讽刺诗机智冷隽，有独到之处。

伏尔泰毕生主要从事戏剧创作，先后写了50多部剧本，其中大部分是悲剧。他的文学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哲理小说。这是他开创的一种新体裁，用戏谑的笔调讲述荒诞不经的故事，影射和讽刺现实，阐明深刻的哲理。

伏尔泰是自然法学说的拥护者。他从自然法论的立场出发来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和教会的统治。他认为：自然法就是符合人性或人的本能的，适用于所有人的，并且天下人都认为是公正的自然法律。

他把法律分为两类，即自然法和制定法。

自然法，适用于所有的人，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不偷盗，不杀人，不淫乱，不撒谎，敬父母，重互助等，这些都是自然所颁布的法律。

制定法包括国家制定的法律和教会法。法律是政治的法律，是任意制订的、纯粹民政的法律，时而设置五监察官，时而设置执政官，时而召开百人团会议或平民会议，时而成立雅典刑事法庭或元老院，实行贵族制、民主制或君主制。若以为一个世俗的立法者有可能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是代表神明制订出哪怕一条这样的政治性法律，那就是不了解人类的心意。人都是为了一己的私利才欺骗别人的。

伏尔泰认为，自然法是制定法的基础，就是在公正的观念上奠定法律基础。

伏尔泰开创了理性主义史学，把对封建专制和维护其存在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作为其理性主义史学的题中之意。

伏尔泰认为理性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即“人依其理性以认识自然，也依其理性以改造社会。发扬理性，就是推动历史；蒙蔽理性，就是阻碍进步”。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只有四个时代是理性彰显和值得赞美的时代：希腊时代艺术和科学的第一次繁荣；凯撒和奥古斯都的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学问、科学和美术重新发展；路易十四时代，“人类理性已臻成熟”。至于其他时代，世界呻吟在愚昧、野蛮和迷信的统治之下。

伏尔泰在对人的理性备加推崇的同时，批判和否定压抑人的理性的封建专制和基督教神意史观。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深刻剖析了君主专断的种种弊端，认识到“君主使人感到枷锁的分量”，主张以法治国，反对君主专断。他断言，人只有在自己的人格与自由得到尊重与保障的前提下，才能发挥自己的理性，推动社会繁荣。

伏尔泰还否定了上帝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主宰地位。在他的两部史著《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中，伏尔泰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宗教的虚伪、教士的凶残贪婪，以及信徒的宗教狂热和不宽容造成的荒诞悲剧。“宗教狂热使科学本身也变成了它的同谋者，并扼杀理性”。

伏尔泰还扬起理性主义的大旗，猛烈抨击了包括作为神学时代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世界史》的作者博絮埃在内的神意史观，肯定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从而把理性主义史学摆在了应有的位置上。

伏尔泰反对君主专制制度，提倡自然神论，批判天主教会，主张言论自由。他被广泛传颂的一句话是（为后人杜撰，非伏尔泰本人所说）：“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法文：Je ne suis pas d'accord avec ce que vous dites, mais je me battrai jusqu'à la mort pour que vous ayez le droit de le dire。 英文：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这句话代表了他对于言论自由的主张（伏尔泰并没有说过这句话，这句话是Evelyn Beatrice Hall在1906年出版的传记《伏尔泰的朋友们》中，为表达伏尔泰的观点整理杜撰出的）。

伏尔泰尖刻地抨击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他把教皇比作“两足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恶棍”，说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他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他。”

伏尔泰是一个自然神论者，提倡对不同的宗教信仰采取宽容的态度，他终生与宗教偏见作斗争，但又认为宗教作为抑制人类情欲和恶习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要统治人民，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伏尔泰信奉自然权利说，认为“人们本质上是平等的”，要求人人享有“自然权利”。他主张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但又认为财产权利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他把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理想化了，认为最理想的是由“开明”的君主按哲学家的意见来治理国家。伏尔泰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中，反映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开明君主制。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在当时众多的思想家中，伏尔泰是公认的领袖和导师。他博学多识，才华横溢，著述宏富，在戏剧、诗歌、小说、政论、历史和哲学诸多领域均有贡献。他一生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特权，追求自由平等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并在最终导致法国大革命的舆论变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伏尔泰的影响不只限于法国，他的思想代表了整个启蒙运动的思想，启迪了民众的心智，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泰斗和灵魂，被启蒙思想家们公认为导师。他漫长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启蒙时代，他崇高的威望、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推动着法国启蒙运动的发展并使其影响扩展到整个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