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节既明写了情，又暗写了事，反复咏唱，给人强烈的震撼。本想望见的大陆故乡都是望而不见，但这并不是说一无所见。

第三节、“天苍苍，野茫茫”正是作者想象中的所见，景象苍茫、空旷。这两句本是成句，从手法看是用典，脍炙人口的北朝民歌《敕勒川》云：“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描写了西北大草原的景色，表现了牧民们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经过一千多年的传诵，已经积淀演变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热爱家乡的代名词。试想，诗人在用这两句描述所见时，能不自然联想到、思念着远在西北的老家！ 此两句景中寓情。

“山之上，国有殇” 语意双关而寓意丰富。“殇”字解为名词，《小尔雅》说：“无主之鬼之为殇。”这个“殇”指不能归故里的魂魄。“国有殇”化用了屈原《九歌·国殇》中 “国殇”一词，“国殇”指为国死难者，南朝诗人鲍照《出自蓟北门行》中“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句可为印证。“国有殇”即“有国殇”，意为：有一个为国死难者。为国死难者自指作者本人，于右任作为辛亥元老，自比为主义献身之战士，于右任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以“国殇”来自况，明确地表达出自己强烈的爱国心和深沉的悲憾。他悲憾于报国的壮志未酬而身先死，悲憾于个人的客死他乡，悲憾于祖国的分裂。面对个人遭遇与国家现状，他定然是死不瞑目！而他个人的悲哀也正是国家的悲哀。若国家统一，他岂能客死台湾，若政治清明，他岂能壮志未酬！“国有殇”在篇末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是前文炽热情感的彻底喷发，是杜鹃啼血式地悲鸣。

第三节用短短四句描绘了一幅图景：一个为国而死的魂灵站在一片空阔里，他孤零零、眼巴巴、泪汪汪的。整个意境是寂寥凄凉的。背景衬托人物，空阔的背景越发使他显得渺小、孤寂与可怜。这一节有景有情，以景衬情，情景交融。 这首诗虽然短小，但艺术水平极高。

第一、这首诗在构思方面以虚写实，情、景、事有机结合。作者设想安葬，想象死后魂魄远望，想象魂魄恸哭，想象远望之景，想象孤魂寂寥，这些都是虚写，实际上表现生前活着时的痛苦。作者明确实写了自己的悲哀情感，暗示虚写了自己的遭遇和国家的现状。读者可以通过诗中明确地抒情，在头脑里再现出一个活生生的慷慨悲壮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第二、此诗在音韵节奏方面特点突出，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在句式上，长短错落，读来时慢时快，恰当的表达了感情。 前两节采用了重章复沓的手法，具有很强的咏叹意味。“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反复出现，表达出愿望的迫切与郑重。诗中的“兮”字起到了调整语速、渲染感情的作用。“大陆不可见兮”“故乡不可见兮”中“兮”表达了无限的失望与遗憾。这两节中还使用了顶针的修辞，“大陆”“故乡”接连而出，表现诗人一心系之之情。从情感发展上看，“望我大陆”所传达的情与“大陆不可见兮”所传达的情又截然不同，构成突转，发人深思。 第三节每句三字，音步一致，节奏分明。四句诗紧锣密鼓式地排列，读来沉郁顿挫。前两句使用叠音词“苍苍”“茫茫”，渲染了景象的寥廓，音韵上也具有美感。 整首诗押韵鲜明。首节二四句“陆”“哭”押“u”韵，低沉郁闷。后两节押“ɑnɡ”韵，末节还句句押韵，浑厚慷慨。

第三、全诗用语自然生动。如“高”字，出语自然天成，而富于哲理，耐人咀嚼。站的越高，望的越远，这是常识。诗人一定希望葬的更高些，那样会望得更远，了解更多，更能缓解思恋之苦，满足思恋之需。作者情之急、情之浓全被这一字传出。

于右任素仰屈原之为人，尤爱读《离骚》。他曾以“骚心”为笔名，可见其意。

一九五六年，他在中国台湾的一次诗人节聚会中说：“我是发起诗人节之一人，我们为什么以端午节为诗人节，当然是纪念屈原的。所谓纪念屈原，一是纪念其作品的伟大，一是纪念其人格的崇高。屈原的作品，无论造词、立意，都为中国诗人开辟一广大的境界。刘勰在《辨骚》内说：‘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关于屈原的人格，哀民生之多艰，恐美人之迟暮。学人忧国，死生以之。司马迁说他：‘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所以纪念屈原，是纪念他衣被万世的创作精神，及与日月争光的高尚人格。”

于右任不但在诗歌内容上继承了屈原爱国爱民的思想传统，悃悃款款，矢志无他，写出了他对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感慨，就是风格上也继承了骚体的传统。《《望故乡》》就是杂用骚体及乐府歌体来写的：诗以复沓形式反复唱叹，纯粹是古风的形式，“天苍苍，野茫茫”是借用于《敕勒歌》，“山之上，国有殇”则是仿效屈原《九歌》中的《国殇》。

诗中无限悲痛地抒发了先生对故乡、对大陆深深的怀念之情，也表达了台湾海峡两岸骨肉同胞渴望祖国统一的共同心声。

《望故乡》是辛亥革命元老、教育家、爱国诗人于右任晚年在台湾所写的诗句，这位陕西乡党在晚年，涌动着一股浓浓的乡愁。不论是人生功业还是书法成就，于右任都令人隔着历史长河而长久仰视。

他是一部大书，于右任一贯提倡诗体解放，对作诗提出“韵不可废，体不可拘”的八字方针。而他自己也是率先身体力行的。一九五七年，他在台湾诗人大会上说：“我们的诗，三百篇后，由汉魏而六朝，量少变，至唐而变生多体，变也；宋词，变也；元曲，变也。每一变的初期，皆为诗体的解放，内容的扩大。”他认为诗体的变化，就是诗的革命。他说：“诗的体裁，必须解放，伟大的天才、伟大的思想，决非格律所能限制的。即以李杜而论，我觉得，他们伟大的成就，是他们的长歌，他们的新乐府。他们的崇高地位，不是作风美备，而是对前代诗风的革命精神，而是由于这种革命精神所产生的领导作用，假使他们不在这条路上发展，而仍是走前代的道路，他们也不过清新如庾开府、俊逸如鲍参军而已！近人作诗，动言效法李杜，我认为真的效法，应当效法他们的这种革命精神。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拿诗的格律来适应我们的思想，不可拿我们的思想来适应诗的格律，犹之我们当因脚的大小来做鞋，不应当因鞋垢大小来削脚。”

《望故乡》不愧为于先生一生中的峰巅之作，也是他的千古绝唱。先生欲将血泪寄山河。2003年3月18日温家宝当选中国新一届总理后，在举行的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台湾记者提问“对两岸关系的看法”时，他说：“说起台湾，我很动情，不由地想起了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在他临终前写过的一首哀歌。”温总理当众吟咏了于右任先生的这首《望故乡》诗，并说“这是震撼中华民族的词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曾以“激情山河的千古绝唱，令世界中华儿女裂腹恸心”相评价，可谓贴切。

于右任临终之谜：1964年8月中旬，于右任因病住院。9月的一天，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去探望他。于右任很高兴，但由于病重及喉咙发炎，想讲的话又无法讲出来。杨亮功于是拉着他的手问道：“院长有什么事情吩咐我？”于右任略思片刻，伸出一个指头。杨亮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儿，于右任又向杨亮功伸出三个指头，杨亮功猜测了几个答案都被于右任摇头否定了。杨亮功只好说：“院长，等你身体好一些后，再来问你刚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行不行？”于右任点了点头。此后，于右任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并陷于昏迷。

1964年11月10日晚上8：08，于右任与世长辞，终年86岁。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人们便把他的《望故乡》一诗，当作他的遗嘱。遗体被安葬在台北最高的观音山上，并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中国东南诸省最高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玉山山势险峻，4米高的铜像和建材全是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们一点一点背负上去的。于右任终于了却了登高远眺故土的心愿。

一个指头、三个指头是什么意思，一直是一个谜。后来，资深报人陆铿觉得应该这样去理解于右任的“一个指头、三个指头”：将来中国统一了，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

“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这是人们对先生的评价。位于三原的故居和那株三百多年的老槐树也在深深地感念先生。

暮年，于先生深恨祖国处于分裂状态、自己不能叶落归根，深念失散多年的大陆亲人，遗憾而痛苦。1962年，他八十三岁，重病缠身，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考虑后事：“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1962年1月12日的日记）。之后不久，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先生在日记本中写下了感情真挚沉郁的诗作《望故乡》。

台北西北部有个大屯山，于右任的墓园便坐落于此。这是淡水镇一座海拔700余米的八拉卡山，从墓前向西北眺望，台湾海峡碧波荡漾，隔海处即是祖国大陆。墓园有对联，“西北望神州万里风涛接瀛海；东南留胜迹千年豪杰壮山河”。“于右任先生墓”几个字是集王羲之行书。这位当代名儒，前辈先贤，近代中国的书法大师，远离故乡山水而在此长眠，人们默念着于老的诗句，抚着于老的墓冢坟土，衰草寒烟，静默的墓表、墓碑之间，林峦青翠的八拉卡山，山下是基隆滩，遥望迷茫的西北天际，不禁令悼念者潸然泪下。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汉族，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名伯循。1907年在上海创刊《神州日报》，任社长，1908年起，相继创刊《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宣传革命，持论激烈。1922年任上海大学校长。南京政府成立后，曾任审计院院长、政府委员、监察院院长等职。1964年病逝于台湾，有《右任文存》、《右任诗存》等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