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2-16 12:08
望山楚简包含两部分:望山1号墓竹简和2号墓楚简。分别于1965和1966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1号和2号楚墓,著名的越王勾践剑也出土于望山1号墓。望山1号墓出土的卜筮祭祷简文尚属首见。同时为研究战国简册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望山2号墓楚简的遣策内容为考订楚国器物名称,也对于研究随葬制度与楚人的习俗提供了一批文字资料。
【名称】望山楚简
【年代】战国中期后段
【出土】1965—1966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和2号楚墓
【数量】望山M1:207枚,望山M2:66枚
【材质】竹质,墨迹
【书体】楚系文字,篆书
【字数】望山M1:1093字,望山M2:925字
1965年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漳河水库二干渠工程建设,在江陵八岭山古墓群进行考古调查与勘探。八岭山古墓区位于江陵县城关镇西北12千米,江陵楚故都纪南城之西。考古人员在八岭山左脉东北麓发现了望山楚墓。望山1、2号墓为战国时期的中型楚墓,分别于1965年冬和1966年春发掘。这两座楚墓分别出土竹简。
望山M1竹简出土于边箱的东部,叠压在漆木器下面。竹简全部残断。望山M2竹简出土于边箱的上层中部和东部。
1号墓竹简
竹简残简长度大都在10厘米以下,最长的为39.5厘米,最短仅有1厘米余。经拼接,最长的为52.1厘米,一般长度在15厘米左右。竹简从成竹劈破成条后,经过去节、刮削、整治等工序,制作较为精致。竹简三道编,为丝线编联。丝线上下的文字间距较大,因而是先编联后书写。
文字均系墨书于篾黄上,头端与尾端不书写。篾青面无文字。共计1093字,其中单字216个,重复字877个,文字大都较清楚。每简字数不等,最多的达30字,最少的仅1字,一般在6字至15字竹简。简文的书写颇为工整,但笔法不甚一致,似出于多人之手。
2号墓竹简
竹简经拼接后,共计66枚。出土时竹简大多残断,尚有5枚竹简保存较完好。出土时竹简呈深褐色。整简最长的为64.1厘米,而残简最短的不足1厘米,一般多在4—10厘米左右;简宽约0.6—0.67厘米,厚度约0.1—0.16厘米。竹简的制作工序同1号墓竹简。两道编,出土时契口上附有丝线。不同于望山M1竹简的先编联后书写,而是先书写简文之后才编联成册的。
文字均系书写于篾黄上,篾青与篾黄的头端、尾端未见书写的文字。共计925字,其中单字251个,重复字674个,文字大都较清楚。每简字数不等,最多的达73字,最少的仅3、4字,简文的书写颇为工整,但似出于多人之手。
望山M1竹简的内容,主要是为墓主卜筮祭祷的记录。这是首次发现卜筮祭祷内容的一批竹简。望山M2竹简的内容为遣策,所记随葬器物名称达320种之多,许多器名不见于文献记载。
望山M1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一个名叫悼固的楚国王族,去世时年龄接近30岁。望山M2墓主为女性。望山M1的下葬年代当为公元前331年。
1966年第5期《文物》刊登了湖北省文化局工作队撰写的《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发表部分竹简照片的摹本。
1995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合作编著的《望山楚简》,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表有全部竹简照片、摹本和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所作的释文与考释。竹简摹本由杨随震摹写。1995年,齐鲁书社出版商承祚所撰《战国楚竹简汇编》,也包括照片、摹本和考释。
199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江陵望山沙冢楚墓》,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刊载有竹简照片和朱德熙等人的释文、考释,照片较为清楚,释文也有个别改掉。
2004年,张光裕、袁国华合撰《望山楚简校录附文字编》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2007年,程燕著《望山楚简文字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入编字形均源自《望山楚简》的摹本。
2003—2004年,“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项目课题组对湖北省博物馆保存的竹简作有红外线拍摄。
故宫博物院罗福颐及中山大学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商承祚等学者,曾先后应邀来湖北省博物馆,对竹简进行临摹、考释、研究等工作。罗福颐所临摹的部分文字摹本曾在《文物》月刊1966年第5期发表。惜因十年动乱,竹简研究工作中断,其成果亦未能早日公布。
1970年代初期,当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新整理文物资料,着手编撰考古发掘报告时,邀请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三位学者重新对竹简进行考释研究,并商定将其成果纳入考古报告之内。1976年,完成了这两批竹简的全部整理工作,并写出了《望山楚简释文与考释》初稿。1987年完成了定稿。在发掘报告出版之前,先出版了《望山楚简》,将朱、裘、李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提供给学术界使用。
望山M1竹简所见卜筮祭祷之辞的格式,通常先记卜筮的时间,后记卜筮的工具,再记所问事项与卜筮的结果,最后还要记为墓主求福去疾的许多祭祷措施。
在简文中所见的人名中,“悼固”之名出现的次数最多,共达14次,其中有时处是“为悼固贞”等内容,因此悼固为这座墓的墓主,是毫无疑问的。这组简文还记载墓主祭祷柬大王、圣王、昭王等先王,以及东宅公、王孙喿等先君。三位先王即史书所载楚国的简王、声王和悼王。由此可知墓主是以悼为氏的楚国王族,并是楚悼王的曾孙。
简文所记的贞人不止一个,年月也不尽相同。
根据贞问之事的内容,这批卜筮记录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问走趋事王、大夫能否“得事”;一类是问“出入事王”之事;还有一类是问疾病的吉凶,此类简文数量最多。悼固之死当与所贞问的疾病有关,他的死期应跟这批卜筮记录的时期很接近。
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望山M1简文是很好的证据。望山M2的1-44号简记车马器,45、47号简记漆木器,48-50号简记各类服饰器、寝具及竹容器、木俑等,51-56简记陶器,57-66号简为各类残简。
古代贵族进行卜筮,一般都有记录以备考查。龟卜和骨卜的记录可以直接写刻在占卜用得龟甲和兽骨上(商周时代的“甲骨文”,绝大部分就是占卜记录),也可以另写在竹帛上。筮所以的工具如蓍草等,不适合书写,筮占的记录应该都是另写在竹帛上的。
《周礼·春官·占人》:“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汉儒杜子春认为“系币”是用帛记上占卜结果“系之于龟”,郑玄则认为“币”指礼神之币,“命龟之事”和兆的吉凶是另记在简册上而合币合藏的。《尚书·金縢》记周公为武王疾病祷告先王,愿以身代武王,并为此进行了占卜。占卜后,“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郑氏认为周公所纳的册就是“命龟书”。
从望山1号墓简文所记的占卜工具如“宝蓍”、“小筹”等来看,似乎当时主要是用筮或与筮相类的方法来为邵固占卜的。龟卜应用得不多,只是有时在筮过以后再用“黄灵”重复占卜一次。郑玄注《周礼》只提到龟卜有册。贾公彦《周礼》疏补充说:“即筮,亦有命筮之辞及卦。不言可知。”这是正确的。望山1号墓竹简主要就是记录命筮之辞和卦的吉凶的。
占卜之辞的大致格式,通常最先记录筮问的日期,如“甫(从邑)客困刍问王于尗(从邑)之岁,荆尸之月,癸未之日”。但并不是每次都纪年。日期之后照例记某人以某种占卜工具“为邵(从心)固贞”。“贞”字以下是记所问事项之辞,即所谓命辞。命辞之后是根据筮的结果判断吉凶之辞,可以称为占辞。
20世纪30年代,胡小石作《齐楚金文表》,开始对齐楚金文书法流派的研究。他说:“齐楚两者同出于殷,用笔皆纤劲而多长,其结体多取纵势。所异者,齐书宽博,其季也,笔善平直而流为庄严;楚书流丽,其季也,笔多冤曲而流为奇诡。”其后在《古文变迁论》中又说:“古文有方笔圆笔,齐楚皆属圆笔。齐楚大体温厚圆转,或取纵势,或取横势。齐楚二派,各极其变。”胡氏指出楚系书体的用笔、结体和流变,大体可信,但仅限于铜器铭文而已。40年代以来,楚地陆续出土了大批文物,其中以手书墨迹的简帛文字最为大宗,已引起广大学者的重视;但对简帛文字书法的研究,相对来说,著作还不太多。1980年代初马国权作《战国楚竹简文字略说》,就长沙、信阳、望山三地出土楚简文字详加论列:信阳简字修长,笔画匀细工整;望山简一略呈长形,一略带扁平,结构均基本匀称;长沙简字形平扁,笔道宽厚,用笔均较草率。他还指出,竹简文字与楚帛书的结构风格均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