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熙少年时熟读《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镜花缘》等中国传统小说，翻阅过全套共20余本的《历朝通俗演义》。他喜爱京剧，能唱须生余叔岩和青衣程砚秋的选段。朱德熙中学时数学和物理成绩优异，并学习了蒸汽机原理、自动化原理和传导原理，动手制作蒸汽火车模型，安装矿石收音机。青少年时期对文史和数理知识的广泛涉猎，为他日后的古文字和语法学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朱德熙1939年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成绩优异，得到著名物理学家王竹溪先生的赏识，二人共同测量了一件青铜器的容积。一年级时，他旁听联大各系科课程，被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甲骨学课程深深吸引，立志从事古文字学的研究，于入学后第二年转入中文系，师从唐兰先生，并受到闻一多、罗常培、陈梦家等先生的教导和赏识。期间休学两年，朱德熙延至1945年毕业，毕业论文被闻一多先生亲批为甲等。

1945年毕业后，朱德熙执教于昆明中法大学中文系，并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由闻一多先生延揽，他北上赴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任中文系副教授。同年因院系调整，朱德熙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赴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教授汉语，是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位对外汉语教师。1955年，他结束教学任务回国，此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1979年晋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朱德熙先后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会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兼《世界汉语教学》杂志主编，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等职。1989年起，他先后应美国华盛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邀请，赴美讲学并进行合作研究。

朱德熙先生长期从事现代汉语语法和古文字的教学研究工作，长期参与、指导对外汉语教学工作，长期从事国家的语文规范化工作和语文教育事业，为祖国的语言学事业和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上世纪50年代初，朱德熙先生同吕叔湘先生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讲话》分类选取当时报刊和机关文件等材料中的语法修辞失误用例，普及基本的语法知识，从语法、修辞、逻辑等不同的角度分析讲解当时常见的病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价值。《讲话》发表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修辞、重视语文应用规范化的热潮。此后的数十年中，朱德熙先生一直关心国家的语文规范化工作，为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建言献策，如上世纪80年代中曾多次强调要让简化字稳定下来，今天看来这一观点避免了汉字使用的混乱，是十分合理的。

朱德熙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集中于汉语语法研究和战国文字研究，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语法研究方面，朱德熙先生在理论、方法和事实分析三个层面都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多篇文章、专著在汉语学界开风气之先，引领一时潮流，并产生深远影响。

在长期的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研究中，朱德熙先生注意吸收国外语言学的新理论、新方法，不断开辟研究的新途径。1956年发表《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一文，全面而系统地运用分布分析的理论方法，揭示了汉语中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的范畴对立，引起国内外同行的注目。60年代他运用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连续发表了《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说“的”》和《句法结构》三篇论文。这一系列文章结合汉语的具体案例，在国内系统地介绍并发展了分布分析、同构分析和变换分析等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其中，《说“的”》一文将汉语的“的”字分析为副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成分（“的1”，书面上一般写作“地”）、形容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成分（“的2”）和名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成分（“的3”）三个语素，成为朱德熙先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他这一时期的汉语语法研究将汉语语法学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朱德熙先生的语法研究因“文革”而长期中断，直到70年代末恢复。他在70年代末连续发表了《“的”字结构和判断句》《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汉语句法里的歧义现象》三篇重要论文，运用变换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汉语语法问题，揭示了汉语中隐藏在显性语法关系后面的隐性语法关系，为更深入、更细致地分析汉语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及其关系开辟了新途径。其中《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一文以及80年代初发表的《“在黑板上写字”及相关句式》一文，在变换分析的基础上又提出并运用了语义特征分析法，有效地弥补了变换分析法的局限，为同形句式的进一步分化、同一类词划分小类提供了可靠的语法、语义依据，使语法研究朝着形式和意义结合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86年朱德熙先生发表《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一文，对变换分析法以及语义特征分析法进行了理论性的总结，是汉语研究对理论语言学做出独创贡献的代表成就之一。

朱德熙先生80年代出版的专著《语法讲义》和《语法答问》是三十年语法研究的总结之作，影响深远。1982年出版的《语法讲义》是一部语法研究理论、方法同具体语法规律的描写相结合的语法专著，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观点，深刻地影响了日后描写语法的基本范式和高等学校语法教学的框架，同时也是众多语法研究成果的起点或重要参考依据。1985年的《语法答问》，对《语法讲义》中的词类划分方案和句法结构分析方案进行了具体阐释，同时结合汉语语法的特点提出了以词组为本位的语法观点，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80年代至90年代初，朱德熙先生意识到语法研究在方法论上突破共时和历时的截然区分的重要性，开始致力于方言语法的共时比较研究以及古今语法的历时研究，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先后完成《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字》《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V-neg-VO”与“VO-neg-V”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兼论汉语同位性偏正结构》《“的”字的方言比较研究》（未刊遗稿，《语言学论丛》六十一辑整理刊出）等论文，使汉语语法研究走上了全方位、多视角探索的新道路。

朱德熙先生在古文字研究，特别是战国文字研究方面也有重大的成就。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他师从唐兰、闻一多先生学习研究古文字，刻苦研读《说文》，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字学功底，研究甲骨文的毕业论文得到闻一多等先生的赞赏。1947年至1948年，在（北平）《新生报》连续发表数篇考释战国时期楚国铜器铭文的论文。50年代，先后发表了《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洛阳金村出土方壶之校量》和《战国记容铜器刻辞考释四篇》等研究古文字的论文，把战国文字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70年代后，他先后参加了湖北江陵望山楚墓竹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简帛和河北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整理研究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有创见的学术论文，涉及简牍、帛书、玺印、货币、陶文、玉石文字、铜器铭文等不同方面，如《战国陶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荆历屈夕”解》《战国文字中所见有关“廏”的资料》等等，在甲骨文、战国文字、秦汉文字等古文字领域都有很精深的研究，尤其是在战国文字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朱德熙先生的古文字研究，特别注重字形的分析。比如《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中对于“隹”和从隹之“集”的考释，以战国时代玺印、货币和简帛中“隹”的一种变体写法做为桥梁，将“隹”的常规写法与寿县李三孤堆铭文中的待释字联系起来，梳理出字形演变的脉络，解释了这种写法奇诡的“隹”的形体来源。

朱德熙先生的古文字研究，常能着眼战国文字中带有关键性质的文字，连带解决一系列问题。例如战国齐陶文中的“匋者”二字，第二字过去释为“向”或者“尚”。朱德熙先生改释为“者”，又推论到齐玺中的“都”字，解决了悬疑已久的难题。又如《“荆历屈夕”解》讨论信阳长台关一号墓编钟铭文，与云梦睡虎地竹简《日书》中楚人月名对比，正确释读出“荆历屈夕”四字，纠正了学界长期将铭文所记之事误解为春秋末年史事的错误。

朱德熙先生的古文字研究带有语言学的眼光，格外留意古文字在句子中的语法功能，通过语法格式来考释古文字；而且善于将古文字研究与传世文献的研究结合起来，注重汉语源流发展。比如《说“屯（纯）、镇、衠”》一文，讨论信阳长台关楚简中的“屯”字，从所出现的语法位置来看，都是先列举若干器物名称，说明其数量，然后说“屯如何如何”；而且，同样位置还能出现“皆”字，因此推断这一类的“屯”具有总括词的用法。除了解释出土文献中“屯”的用法，朱先生还一并解释了《韩非子》和《山海经》中与“屯”有关的训诂问题，并将上古的总括词“屯”与中古近代文献中的“衠”“镇”乃至方言中的副词联系起来。这项研究证古论今，融会贯通，打通了历史语言研究与共时语言研究的边界，综合运用自殷商至现代汉语方言的材料，可谓齐“淹博、识断、精审”三美。

在行政工作方面，朱德熙先生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期间，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为学校文科、语言学科的建设，为培养高水平的人才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1985~1986两年的任期内参与领导北京大学职称评定工作，坚持学术标准的原则性，出色地完成了这项重要任务。朱德熙先生重视科研成果的奖励机制，在1986年召开的北京大学首届科研成果颁奖大会前，他认真听取了教务部门负责人关于评奖的指导思想和经过的情况汇报，并和他们一起对文、理科评出的成果逐一进行认真审核。在会上，朱德熙先生做了题为《扬长补短，加强组织，开创科研工作新局面》的长篇重要讲话，为北京大学的科研评奖工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朱德熙先生十分重视研究生培养工作，1985年，他主持召开了北京大学第一次研究生工作研讨会，对培养研究生的意义和如何提高研究生的质量问题，进行了认真研讨，提出了对策。在1986年9月的研究生开学典礼上，他围绕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特别是在学风方面、遵守规章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了有针对性的讲话，并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言传身教，谆谆告诫研究生一定要珍惜大好青春，端正方向，树立“严”字当头的优良学风。在外事方面，朱德熙先生同具体负责外事工作的人员合作，本着广交朋友，多做工作的原则，积极热情地安排接待许多来访的学者和友好人士。他曾主持北京大学与当时的西柏林自由大学等校建立校际学术交流的谈判，为后来同这些学校保持合作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朱德熙先生先后出访美国、法国、泰国、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1986年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授予朱德熙先生荣誉博士学位。朱德熙先生为促进中外人民的友谊与学术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德熙先生为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学科的建设做出了许多重要工作。上世纪50年代，朱德熙先生和林焘先生共同主编了《现代汉语》教材，奠定了北大中文系现代汉语学科的地位。他在北大长期开设“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等课程，培养了大批语言学专业研究人才。自70年代末起，朱德熙先生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学科的主要领导者和建设者。在他的呼吁和支持下，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汉语方言学课程，并申请到了专项经费用于每年暑期的方言调查实习。1986年，朱德熙先生与马希文先生合作，在北大率先建立了计算语言学研究所，朱先生担任第一任所长。此外，朱德熙先生还倡议在中文系建设近代汉语研究方向，弥补了汉语史教学与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朱德熙先生对待教学精益求精，讲课严密而生动，深受学生的欢迎。他奖掖后进，注意培养新生力量，为造就语言学人才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成功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语言学学科精英骨干。

朱德熙先生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先驱者和主要领导者之一。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公派对外汉语教师，他在保加利亚授课期间编写讲义《华语教材》，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对外汉语教材。该教材由合作者张荪芬女士翻译为保加利亚文，于1954年在保加利亚出版。为纪念朱德熙先生百年诞辰，《华语教材》中文手稿经整理将于20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保加利亚的汉语教学工作结束之后，朱德熙先生虽然不再继续在一线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但他一直关心并参与指导国家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80年代后他长期担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和《世界汉语教学》杂志主编，亲自主持了两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并积极参加各类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学术会议，他的许多意见对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之前，70高龄的朱德熙先生在美国的研究工作正处于紧张阶段，但是他毅然决定远涉重洋回国出席会议，并连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国家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责任感。

朱德熙先生在语文教育事业上也倾注了大量心血。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朱德熙先生为清华大学大一学生开设“语法修辞”课程，并根据教学内容编写出版写作教材《作文指导》一书，在高校和中学师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院系调整后，“语法修辞”课长期是北京大学语言类专业和编辑类专业的培养课程，朱德熙先生参与编写并修订该课程的教材《语法修辞》，为大学语文教育提供了专业而有针对性的指导。朱德熙先生还十分关心并积极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工作，60年代曾主持高考语文命题工作，80年代后长期承担高考语文的审题工作，并长期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科顾问，和中学语文教师保持经常的联系。此外，他还参加过中华职教社中华职业学校的语文讲座等大众性教育工作，长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关于作文评改和语法修辞规范的文章，对普及性的语文教育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德熙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他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为祖国、为人民倾注了毕生心血。

1991年12月，朱德熙病重，被确诊为晚期肺癌。1992年7月19日晨6时6分，他逝世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医院，享年72岁。

朱德熙无比热爱教学工作，对教学精益求精，教学艺术炉火纯青，以渊博的学识把枯燥的语法课讲得引人入胜。他一生正直纯粹，光明磊落，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不爱虚荣，淡于名利，严以律己，严谨治学，为祖国、为语言学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为人谦虚质朴，温和敦厚，尊重前辈，笃于友情，喜爱音乐和绘画，尤爱昆曲，能笛，会唱。尤其擅长京剧，拉得一手好京胡，唱起来称得上是“字正腔圆”，在系里表演常常博得阵阵喝彩。

在语文教育方面，他著有《作文指导》（中国青年出版社，1951年）一书。《文章评改》（1979年）一书中收入了他于60年代为中华函授学校举办的“语文学习讲座”讲课时的大部分讲稿。他提出中学语法教学应该联系实际等观点，这些对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改进高考语文的考试等都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朱德熙是汉语语法学界伟大的语言学大师，是一位富于开创精神的杰出学者，在中国语法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朱德熙在语法研究上以其独特的语法思想、科学的分析方法，深入地研究汉语语法现象，奠定了汉语描写语法的基础。他的丰富而深邃的语法思想是我们的宝贵遗产，对汉语语法研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学术成就也让他在国际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保加利亚、美国、法国、泰国、香港、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先后邀请他去讲学，做研究，出席会议。1986年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他为推动汉语走向世界，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朱德熙长期从事现代汉语语法和古文字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汉语语法研究、古文字研究及语文教育方面，并且为祖国的语言学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汉语语法研究领域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批判地吸收国外语言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不断为语言学研究开辟新途径。他着力运用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原理探讨汉语问题，带来了这个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其主要成果已被当今的语言学界普遍采用。

1961年首先提出变换分析法，并且在国内最早运用这种理论来描写分析汉语句法。变换分析法源于美国描写语言学学家Z. Harris的理论，朱德熙在运用中根据汉语语法研究的实际需要加以改造发展，形成一套有关变换分析的理论，把汉语语法研究引向深入，揭示了更多的语法规律，开拓了研究视野。1979年进一步提出和运用语义特征分析法，弥补了分析变换法的局限，使语法研究朝着形式和意义的结合方面前进了一步。1985年针对德· 索绪尔区分共时的和历时的语言研究方法对国内学界的消极影响，以自己的研究突破共时和历时的严格区分，将横向的各种方言之间的比较研究、纵向的古今语法之间的比较研究和对标准语的研究结合起来，使汉语语法研究走上了全方位的研究道路。

在理论上，注重和提倡对具体语言事实和具体语法规律的描写分析，提出了关于词的语法功能是划分词类的本质依据等8个观点，丰富了普通语言学理论，不仅适用于汉语语法研究，也适用于其他语言的语法研究。他与吕叔湘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1951年6月6日始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同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一书，对于纠正当时社会上语言使用的混乱状况，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语法知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语法讲义》一书，是系统地阐述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基本观点的一部专著。该书注重实用，分析描写细致深刻，是运用结构主义语法理论分析汉语语法结构的一部力作。

在古文字方面，朱德熙对古文字的考释与研究常结合语法来进行，在分析古文字的字形、意义之外，还考察古文字的语法地位与作用。尤其是在战国文字的研究方面多有发明。另外他对甲骨文和秦汉文字也都有精深的研究。1950年代发表的《寿县出土楚器铭文初步研究》和《战国记容铜器刻辞考释四篇》，奠定了在战国文字研究领域中的突出地位。不少研究是针对传统误释的。考释古文字，不是任意选释，而是着眼于关键性字，既重字形也重文例，精确地揭示出字形演变的复杂过程，在语法上语义上讲得通。论述透彻精辟，超过了前人，为学者们普遍接受，不只把战国文字的研究水平，而且把古文字考释的整体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对后人的影响极为深远。

朱德熙考释过的资料包括楚简、楚帛书、汉竹简、玺印、陶文、盟书和铜器铭文等等。1970年代参加过马王堆1号汉墓遣策、银雀山汉墓竹书、马王堆3号汉墓帛书、望山楚墓竹简和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整理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发表了一系列有创见的学术论文。

在方言研究方面，尤为重视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把方言语法研究同普通话语法研究相结合，提高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水平。

《语法修辞讲话》(吕叔湘，著/朱德熙，著) （开明书店 1951）

《作文指导》（中国青年出版社，1951）（开明书店 1952）

《语法修辞正误练习》(吕叔湘，著/朱德熙，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3）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 : 形容词的性质范畴和状态范畴》(朱德熙，著)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1956）

《现代汉语语法 : 1956-1957学年》(朱德熙，编) （北京大学汉语教研室 1957）

《定语和状语》(朱德熙，著) （新知识出版社 1957）

《语法修辞讲话》(吕叔湘，著/朱德熙，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9）

《文章评改》（1979）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朱德熙，著) （商务印书馆 1980）

《语法讲义》（朱德熙，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

《语法·修辞·作文》(朱德熙，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

《语法答问》(朱德熙，著) （商务印书馆，1985）

《语法丛稿》(朱德熙，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

《马王堆一号汉墓遗策补释》《朱德熙古文字论集》（朱德熙著，裘锡圭、李家浩整理，中华书局 1995）

《朱德熙文集》(朱德熙，著) （商务印书馆 1999）

《朱德熙选集》(朱德熙，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语法修辞讲话》(吕叔湘，著/朱德熙，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

《语法分析讲稿》（朱德熙，著）（商务印书馆 2010）

《寿县出土楚器铭文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洛阳金村出土方壶之校量》（《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4期)

《战国记容铜器刻辞考释四篇》（《语言学论丛》1958年第2辑）

《说“的”》（《中国语文》1961年第十二期）

《战国文字研究六种》（合作，《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信阳楚简考释》（《考古学报》1973年第3期）

《战国铭文中的私官》（合著，《文物》1973年第12期）

《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初步研究》（《文物》1979年第1期）

《望山楚简里的“軗”和“墨”》（《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页194-197，中华书局 1989）

《望山一、二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合著）（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合编《望山楚简》，页68 - 133， 1995年6月，北京‧中华书局。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附录三，页237-309，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6年4月，）

《望山一号墓竹简的性质和内容》（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合著）（《望山楚简》，页134-135。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附录二，页310-312，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6年4月）

《江陵望山楚墓竹简考释》（合著）

《银雀山汉墓竹简》（集体编著）

朱德熙历任清华大学、昆明中法大学、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等知名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他先后担任中文系副主任、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北大计算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北大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

中国语言学会及世界汉语教学会会长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

朱德熙所教过的学生有口皆碑，蜚声中外。他爱护青年，奖掖后进，为造就语言学人才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十分关心中学语文教育，关心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多年来还为完善高考语文考试工作做了大量工作。

朱德熙对如何培养人才也有其独到的计划与见解。我国恢复高考后的前几年，朱德熙被委任为全国高考语文命题组负责人。与“文革”前相比，高考语文试题从重知识检测到重能力考查，有了质的变化。特别是作文题，几乎每年翻新，尽管社会上有毁有誉，但其探索的初衷与改革的方向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有一年作文题是缩写一篇文章，实际是考查学生的阅读和概括的能力。考后一位学生带着一批同校的语文老师走访朱德熙，问：“按这种改革的思路下去，明年的作文题该不会考查学生的阅读和演绎能力，让扩写一篇文章？”朱德熙听后一怔，侧着头，笑笑回答道：“那完全可能。”大家以为他是脱口随便一说，都没太在意。不料此话竟被言中，次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果然是对一篇文章的扩写。

朱德熙家是个多子女家庭，朱是老大。高中时代，就读于上海大同附中。他在那里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他的生活逐渐起了变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曾参加过一个学生请愿团，去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途被国民党军警阻截，把他们押送回上海。那段日子里，为了安全，他常常借住在同学家里，不敢回家。原来，那就是响应北平“12·9运动”上海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学生运动。那个时期，他不知从哪里弄回家许多进步书。比如斯诺的《西行漫记》，厚厚的精装本，紫红布书皮，里面有大量红色中国的照片。

朱德熙是一个学者，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他做学问是做得很苦的。1946年寒假比他年小8岁的弟弟住在他家时，看到他每天都是深夜一两点钟还在那里看书写东西。妻子说：“你写文章就像难产，简直是一刀一刀刻出来的。”朱德熙说，“你说得对，我写东西就是难产。”他的好友汪曾祺先生曾说，德熙搞学术研究“完全是超功利的”，“是把辛苦的劳动当成了一种超级享受。”这真是知人之语。哥哥对于语言学、音韵学、古文字学确实有着极大的兴趣，别人觉得很枯燥的东西，他却沉浸其中，根本不会感到有什么苦或累。他很看重兴趣的作用。他觉得搞任何事业，如果不能把真正的兴趣激发出来，再讲什么大道理也是不牢靠的；而一旦有了兴趣，他会很愉快地把生命也放了进去。

朱德熙是个语言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在汉语语法和战国文字的研究上作出过杰出贡献。其实他对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和数学也有着浓厚兴趣，而且学得很好。他在西南联大原本学的就是物理系，比杨振宁低一班。由于受到一些教授和同学的影响，大二时转入了中文系，攻读古文字学，解放后又从事汉语语法研究，但他始终保持着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和关注；同时，他的英文也很好，还懂一点俄文、保加利亚文和法文。如果用文理兼通，学贯中西来形容他，完全不为过。

朱德熙还十分喜欢京剧和昆曲，中学时就常常在家里唱京戏。在西南联大他又迷上了昆曲和吹笛子，并且教会了妻子唱。他们俩常常一个吹一个唱，别人看了都是一种享受。朱德熙迷京戏，除了喜欢余叔岩和杨宝森，特别推崇言菊朋早年灌制的唱片，他说言菊朋的吐字发音，字字讲究四声和音韵，许多京剧大师也有弄错的时候，而言菊朋则没有。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中学时代朱德熙还喜欢看侦探小说，甚至自己也写着玩。

朱德熙一生讲求务实，淡泊名利，说话、做事、写文章、做学问都讲求实事求是，最讨厌虚夸浮华。他的文章很少形容词，更不见什么华丽辞藻。他曾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和北大副校长等高职，但他从不以此炫耀，反而觉得年纪大了，力不从心，多次要求辞去职务，专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他的家人弟兄虽然常听他兴致勃勃地谈论古文字考释和汉语语法，却没听他讲过自己的成就和作用，直到他去世以后，从许多专家学者对他的评价中，才知道他作出过多么重大的贡献。

朱德熙一般人只知道是卓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在夫人何孔敬眼里，她崇仰他的学问人品，更爱他的真情至性。因此，在妻子的笔下，德熙是一个善于发现、分享美好、呵护家庭的好丈夫。

他们的定情，始于一束蔷薇花。朱德熙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到陆家营何家任了两年家教，何家长女孔敬秀美天然，双方在长期相处中萌发了好感。有一次去赶街子，两人边走边聊，落在了后头。路上的一条小水沟里长满了野蔷薇花，朱德熙摘下一串，请求给姑娘戴在衣襟上，深情地说：“孔敬，知道么你很美，天然不俗，我很喜欢你。不几天，我就要回联大去复学，你要常来看看我。”双方这才确定了对方的心意。孔敬说服父亲退掉自小订下的亲事，和德熙走到一起。

相恋之后，德熙将自己喜欢的美好事物都想与孔敬分享，他自己喜欢昆曲，便教孔敬学唱。此后一人吹笛，一人吟唱，成为夫妻之间的乐事之一。甚至在文革期间，德熙被关进“牛棚”，却依旧记挂妻子爱花的喜好。那时二月的北大校园，到处开着紫罗兰色的二月兰，德熙从牛棚回家的路上采了许多放在书包里，一进门就给了妻子一个惊喜。1984年，夫妻回到昆明三十多年前的住地——染布巷24号访旧。巷口的杂货店柜台上，摆着一个深棕色的盛放豆腐乳的坛子，德熙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花了五毛钱同老板娘买下。他神秘地对妻子说：“你做梦也想不到的，我抱回去做台灯用。你看这个坛子的造型，古色古香，有多美！”回到北京后，德熙扎出台灯架子，孔敬用昆明的蓝花布做了灯罩。到家里做客的朋友都称赞台灯的别致。

二人伉俪情深，相携至老。不想德熙竟比孔敬早走，留下孔敬。在好友汪曾祺的鼓励下写下对德熙的回忆。孔敬一辈子没有出来做事，安安心心在家相夫教子，默默帮助德熙的工作。朱德熙在接受巴黎第七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称号时发言说：“我的事业成功，有太太的一半功劳。”这是对夫人何孔敬最大的敬意。

汪曾祺与朱德熙相知颇深，友谊的深厚非一般人能与之相比。汪曾祺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0年初秋，好不容易摘掉了右派帽子。后因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无可避免地卷入到了政治的漩涡中。在文革中被批斗、游街、罚跪等，每天除了学“语录”，就是劈柴、抬煤，算是个经风历雨的人，但不管倍受怎样的煎熬和折磨，汪曾祺都很少去麻烦朋友，越是莫逆之交越不麻烦。汪曾祺为人交友的姿态，堪称明净；对朋友的保护，更是细微。

可是汪曾祺越是心境澄明，不利用朋友为自己谋取方便，他的朋友却越是给予他无私的襄助，当时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朱德熙，与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是同学，在汪曾祺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其他人都惟恐避之不及时，朱德熙和另一位同学李荣，着急地为汪曾祺奔走求助，他们几次去找胡乔木，以“傲”出名的李荣甚至对胡乔木说：“此人(汪曾祺)文笔如果不是中国第一，起码是北京第一。”

另一次，家中遇到难事，妻子施松卿开玩笑说：“德熙是咱们朋友中最大的官儿，托托他去？”谁料，汪曾祺却对往日里自己十二分疼爱的妻子发了脾气，很认真地吼道：“别添乱！”

汪曾祺的子女在《老头儿汪曾祺》中说：“到了大学，尽管爸爸生活困顿，没有余资向女生们献殷勤，但是他的才华仍然博得了不止一个女同学的好感。据爸爸的最好的朋友朱德熙先生的夫人何孔敬说，爸爸当时的女友后来在清华教书，一次朱德熙在清华门口还悄悄地向她指明此人，长得白白净净的。后来爸爸失恋，曾经好几天卧床不起。朱德熙夫妇不知该如何劝解，只好隔着窗子悄悄观望，以防不测。”

何孔敬在《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也说：“曾祺有过一次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吓坏了，以为曾祺失恋想不开了。”后来是朱德熙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来一些钱，硬是把汪曾祺请到小饭馆借酒消愁，这招还真有效，并没有借酒消愁愁更愁，而是浇了愁，没了事。

说起卖书换钱，汪曾祺和朱德熙似乎不只干过一次，他们还曾“吃”过好几本字典，那时在西南联大，云南飞涨的物价，让学生也好，教师也罢，都穷困潦倒得不行。那时汪曾祺习惯夜里写文章，白天起来泡茶馆。一次日上三竿了，汪曾祺还在躺着，朱德熙夹了厚字典来，叫汪曾祺起来，去吃早饭，两人就一起去旧书店卖了字典，解决了一顿早餐问题。

从西南联大毕业后，不管有事没事，汪曾祺都习惯给朱德熙写信，而且是长长的那种信，鸡毛蒜皮的事也谈，成了习惯和需要。

朱德熙患有气管炎，这病让汪曾祺比朱德熙还上心，只要遇到治疗气喘的方子，汪曾祺都会一笔一画给朱德熙抄录下来，寄给朱德熙嘱咐他认真治疗。

后来，朱德熙去了美国，在那里患了癌症。汪曾祺去美国见了朱德熙最后一面，据说那次见面朱德熙说汪曾祺格外的婆婆妈妈。朱德熙其实也这样婆婆妈妈过的，那是汪曾祺困顿时期，住在朱家，但朱德熙要出远门，于是像母亲一样一再唠叨，叮嘱家人好好照顾好汪曾祺。

朱德熙在美国谢世不久，一日晚间汪老在书房放声大哭，家人进屋一看，见到桌上汪老刚刚画好的一幅画，款落“遥寄德熙，曾祺作此，泪不能禁”。

朱德熙的墓安放在万安公墓，他的墓志铭正是由汪曾祺题写——“爱其所学，关怀后生。贤夫慈父，蔼然仁者。同学弟，汪曾祺书”，这就是五十年的挚交对故人的评价，也是知心知人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