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8月作为坦盟代表被英国殖民当局任命为立法议会议员。但四个月后即辞职，以抗议英国迟迟不让坦噶尼喀独立。1958年在东方省重新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1960年1月获美国杜克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同年9月坦盟在立法议会选举中获胜，仅差一席就囊括了立法议会的全部席位，尼雷尔受命组成责任政府，1960年9月2日至1961年5月1日任首席部长。利用合法权能加紧争取独立的斗争，并赢得亚洲人和欧洲人的谅解与合作，迫使英国允许坦噶尼喀提前独立。

1961年5月1日坦噶尼喀实行“内部自治”后，任自治政府总理；同年12月9日坦噶尼喀宣告独立，继续任总理。1962年1月22日辞去总理职务，全力从事坦盟的领导工作，争取国家的完全独立；同年12月9日宣布成立坦噶尼喀共和国，废除英国总督，在97%选民的拥戴下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宣布断绝与英国王室的一切联系，英国女王不再是坦噶尼喀的国家元首。

1964年1月20日，坦噶尼喀军队发生兵变，要求实现武装部队非洲化（独立后坦军司令官和各级军官仍由英国人担任）和改善待遇，并准备接管政府，这场兵变还在乌干达和肯尼亚引起连锁反应，震撼东非政局。在尼雷尔的请求下，英国出兵干预，才将东非三国的兵变镇压下去。同时，哗变军人完全是缺乏文化的乌合之众，始终没有确切的政治目标，也提不出政治纲领，他们既反对现政府，又不接管政权。而且兵变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也是兵变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后，尼雷尔政府对哗变士兵和反对派（反对派头面人物在兵变期间与哗变者接触，教唆兵变领导人推翻尼雷尔政府和建立一个新政权）的处置采取了慎重和宽大的政策，没有一人被处决，既有利于政局稳定，也提高了尼雷尔的威望。在军事上，尼雷尔完全解散了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这支无文化的、没有政治思想的军队，建立了一支以“青年联盟”（即坦盟青年团）成员为核心的新军——人民国防军，使武装部队的组成发生了根性的变化，成为一支由执政党领导的有文化、具有非洲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军队，即一支政治化的军队。在军事方面比较彻底地肃清殖民主义的残余。武装部队的非洲化和政治化使之成为执政党贯彻其政策的有力工具。在政治上，尼雷尔利用兵变事件进一步打击反对派力量，消灭了所有存在的反对派，使坦噶尼喀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党专政的国家。

1964年4月，尼雷尔访问新成立的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为稳定两国国内局势和应付外来压力，会晤桑给巴尔总统谢赫·阿贝德·阿马尼·卡鲁姆，就两国联合成一个主权国家达成协议。4月26日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成立，同年10月24日改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尼雷尔当选为联合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一度兼任外交部长）。

1970年11月、1975年11月和1980年11月，尼雷尔连任总统。

1975年，尼雷尔建议坦盟与桑给巴尔和本巴非洲-设拉子党（桑给巴尔执政党）合并，以巩固联合、加强统一领导。1977年2月5日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和非洲设拉子党合并成坦桑尼亚革命党，尼雷尔当选为革命党主席。1982年10月、1987年10月继续当选为党主席。

坦桑尼亚独立后，尼雷尔着意发展经济，注意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经济持续增长，政府财政收支年年盈余。1967年2月5日发表《阿鲁沙宣言》，宣布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国家发展的指导方针是自力更生，强调发展农业。将大中型工矿企业、贸易商行和金融机构收归国有，有计划地建立一批国营企业和准国营企业；限制民族资本发展，以防止财富过分集中和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建立了联络印度洋海岸和港口的铁路、公路系统，实现了公共企事业的非洲化。在农村大规模建立（一度采取强制措施）乌贾马村，修建学校、饮水和医疗卫生设施。希图通过恢复农村传统社会共同占有土地、集体劳动和分享成果的制度，树立非洲社会主义的样板，建成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认识到方针政策有失误，70年代中期以后强调发展生产，放宽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重视发展农业，恢复乌贾马村运动以前的农村合作社；调整国营企业、外资、外援等等经济政策。

在国际事务中积极支持未独立地区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1965年12月为抗议英国庇护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南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而与之断交。尼雷尔长期担任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主席、非洲前线国家首脑会议主席、对南部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游击战士设立训练营地，为未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组织提供立足点和办公处所；尽管是联合国宣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还为非洲民族解放事业慷慨解囊，并中断了向南非提供劳工的协议，蒙受外汇收入减少的损失。奉行不结盟政策，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979年2月在七十七国集团第四次部长会议上倡议第三世界加强团结与合作，用一个声音同发达国家谈判改革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1984年11月当选为非洲统一组织第二十届首脑会议执行主席，敦促非洲国家利用债务武器，拒绝偿还欠西方国家的贷款。

尼雷尔平易近人，有时徒步下乡视察，廉洁奉公，坦桑尼亚人尊称他为“姆瓦利姆”（Mwalimu），斯瓦希里语意为“老师”，人们称颂他为“非洲贤人”。为打破总统职务终身制，加之灰心于经济混乱的局面，1984年3月尼雷尔宣布不再担任下届总统，1985年10月恳求辞去了总统职务，将权力交给接班人阿里·哈桑·姆维尼。专任执政党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1990年8月辞去革命党主席职务，退出国家政治第一线。

尼雷尔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领袖、坚定的泛非主义者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作为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主席和非洲前线国家首脑会议主席，尼雷尔致力于争取南部非洲国家独立和带领非洲走上联合团结自强的道路，成为世界舞台一支重要力量；他也致力于促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为第三世界地位的提升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改善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尼雷尔在非洲大陆乃至世界上都具有重要影响，被尊称为“导师”。这一尊称不仅源于他的从教经历，更来自于他对坦桑尼亚乃至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作出的杰出贡献。他将社会主义思想与非洲的传统文化和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关于非洲独立、自力更生、非洲联合自强和发展等重要主张。尼雷尔曾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为他国做决定，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为他人做决定。”尼雷尔留下的丰厚思想资源，使他仍然被坦桑尼亚人拥为国父和导师，被整个非洲大陆的民众所热爱，也被不远万里的中国人民所热爱、敬重、追思。

1986年8月当选为不结盟运动的第三世界经济南方委员会（现改名为南方中心）主席，为促进第三世界国家间更广泛的合作，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北方发达国家间的对话奔忙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各国。自1989年8月3日起任尼雷尔基金会信托委员会主席。

尼雷尔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元老之一，享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正因为如此，在他卸任后，大湖地区才推举他作为布隆迪部族冲突国际调解人，以促进布隆迪国内和解。但对于一位古稀老人来讲，要解决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多年恩怨谈何容易。尼雷尔既要苦口婆心地说服各派握手言和，又要以尼雷尔基金会的名义筹集资金。布隆迪谈判让他心力交瘁，加速了这场疾病的提前爆发。据姆卡帕透露，1998年8月医生发现尼雷尔患上了慢性淋巴白血球过多症，根据情况暂无需治疗，但1999年7月举行的关于布隆迪问题的谈判让这位和善的长者颇为窝火。用他的话说谈判是胡搅蛮缠，一片混乱。当晚尼雷尔便发现腰部出现带状疱疹，经查白细胞骤然增多，但他仍坚持参加完阿尔及利亚非洲首脑会议。随后病情日益加重，不得不于8月30日启程去英国就医。

尼雷尔于1998年8月被确诊患慢性淋巴腺白血病。1999年9月病情恶化，于24日住进英国伦敦圣托马斯医院治疗。10月14日，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宣布，尼雷尔于当天上午在伦敦逝世，享年77岁。

尼雷尔去世后，姆卡帕总统发表讲话说，坦桑尼亚失去了一位重要领袖。他要求人民保持镇定，继承尼雷尔的遗志，捍卫祖国的统一。坦桑尼亚总统府随后发表一份声明说，尼雷尔的遗体将运回国内，接受人民的崇高敬意。

尼雷尔的灵柩18日运抵坦桑尼亚，在接受公众瞻仰之后，安葬在其家乡布蒂亚马。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下令全国哀悼30天。

在政治体制上实行一党制。1977年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与桑给巴尔非洲设拉子党合并为坦桑尼亚革命党。同年4月坦桑议会通过新宪法，规定革命党为全国唯一合法的政党，拥有最高权力，领导和监督政府的一切活动，所有议员和军官都必须是革命党党员。从此，坦桑开始实行真正意义上的一党制（此前也实行一党制，但由坦盟和设拉子党分别领导坦桑大陆的联合政府和桑岛的革命政府），并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及党在各个领域的领导作用。

（1）重视党的建设。自上而下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配备了党的专职干部；在吸收党员方面较为严格，规定入党有3个月的预备期；在中央设党务监督常务委员会，监督党的干部并加强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健全基层组织活动，严格党小组的会议制度；中央和地方设有党校，分期分批培训干部。

（2）在军、警中建立会议制度，开展党的活动，以加强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

（3）成立革命党领导下的五大群众组织即工、青、妇、合作社联盟和双亲协会，以便协助党团结各族人民，使党的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采取上述政经措施后，坦桑国内发生了很大变化。执政党的力量有所增强，截止1978年，党员人数达150万人；党在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领导作用，地位和影响提高。在经济领域，国家基本控制了经济命脉，加速了工业化进程。

（1）大规模推行国有化。从1967年2月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全部银行、保险公司、主要的工商企业、运输业和外国农场、出租房产等实行国有化，后来将中小企业和农村私人商店也包括在内。

（2）推广乌贾马村，在农村搞集体化运动。根据尼雷尔的设想，由于坦大部分农户居住分散，村落很少，乌贾马村运动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将散居的农户迁移到新村集中居住，逐步实行集体生产和修建必需的公共设施，增强农民的集体观念；第二阶段，提高集体经济的比重，使集体生产产值超过个体生产产值，并积极发展教育事业，使乌贾马村成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中心；第三阶段，通过并村扩大乌贾马的规模，使之成为农工商联合体。

在推行乌贾马村后，到1975年1月，全国已建立乌贾马村6944个，人口900万，占全国农村人口的66.6%。但这些村庄基本上只达到第一阶段的要求。

（3）限制特权和缩小城市人口收入差距。为防止产生新的剥削阶级，除了限制民族资本和农场主的发展外，坦党还尽力限制党政官员的特权。《阿鲁沙宣言》中的《领导人守则》对此作了具体规定。此外，坦党还采取办法限制高工资和不断提高低工资，使城市人口工资收入的差距逐步缩小，1960年的1:70降到1974年的1:11。

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由于国有化和集体化搞得过激过快，结果严重打击了国内外私人资本，损害了中小企业和农民的利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加上国内自然灾害频繁和国际贸易条件恶化，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农业生产严重滑坡，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激增，外汇奇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面对这种形势，坦桑领导人进行了反思。1977年尼雷尔承认坦桑搞社会主义有失误，“国有化实行的太多”，“集体化也实行的太早”；坦桑社会主义的时间比他估计的30年要长得多。70年代中后期，坦桑政府对过激的政策进行“纠偏”，主要措施有：（1）以“村子化”代替乌贾马运动。1975年承认在乌贾马村运动中有强迫命令的过激行为，允许农民将乌贾马村改组为初级合作社式的“村子”，村民对土地有使用权，但土地不得买卖。到1980年，这种村子达8200个，村民1300万，占农村人口的90%以上。（2）整顿国营经济。主要是改变国营企业过于集中的体现，对亏损严重的国企实行关停并转，发展小型企业等。（3）放宽对私人经济的限制。包括鼓励私人资本经营工农业，允许私人建房出租等等。

但由于尼雷尔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没有改变。如坚持《阿鲁沙宣言》不能修改，必须保持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反对居民间收入差距扩大，决不向西方国家乞求等等，虽然“纠偏”措施纠正了一些过激现象，但由于执政党的指导方针没有改变，经济中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经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进入80年代后，坦桑经济面临的内外困难依然存在，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人民生活更为艰难。对此，坦桑领导人继续探索出路，努力使经济走出逆境。1982年1月，坦桑革命党召开特别代表大会，通过了《革命党指导方针》。大会承认国家经济困难与党的工作失误有关；决定重视和发展农业，但同时主张在坦桑混合经济中扩大计划经济的成份。同年10月，坦党召开“二大”，修改了党章，通过了《1982—1985年经济结构调整计划》。

此后，尼雷尔急流勇退，将权力逐步移交给务实和稳健的年轻一代领导人，顺利实现坦桑尼亚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进入90年代后，非洲村社社会主义从思潮到实践基本上步入沉寂，只剩下坦桑尼亚一国仍坚持社会主义，但其政策已大幅调整，更加趋于缓和和务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尼雷尔为代表的老一代非洲领导人所开创的非洲社会主义是失败的。

1978年，尼雷尔指挥坦桑尼亚军队在乌坦战争中抗击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的入侵行动，并联合乌干达国内各反对势力进行反击，最终推翻阿明的统治。

与中国

作为中坦两国关系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尼雷尔把建立中坦友谊看成他政治生涯中重要的的一页。坦桑尼亚是接受中国援建项目最多的非洲国家之一。

作为总统，尼雷尔于1965年2月、1968年6月、1974年3月、1981年3月和1985年8月5次访问中国。他一生中曾13次访华，是访问中国次数最多的外国元首之一，为中国和坦桑尼亚乃至中国与整个非洲的关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在任期间，中国和坦桑尼亚以及其他非洲国家紧密合作，建筑了坦赞铁路。

在2013年的“尼雷尔导师日”纪念活动上，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刘结一大使高度赞扬尼雷尔为和平和民族团结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刘结一指出，尼雷尔是一位受人崇敬的非洲政治家和坚定的泛非主义信仰者，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共同播下了中坦两国传统友谊的种子，并促进增加两国友谊。时任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在纪念活动上讲话指出，尼雷尔有着伟大的远见，杰出的智慧、热情和机智，他为了民族团结和国家主权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埃利亚松表示，尼雷尔的崇高理念、道德操守和个人勇气继续激励着全世界人民，包括他自己。

桑给巴尔总统姆维尼、尼雷尔基金会主席布库提等人在尼雷尔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中表示，尼雷尔坚定维护坦国家和人民团结，同桑给巴尔总统卡鲁姆一道建立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成为非洲国家团结自强、经济繁荣的典范。他为南部非洲民族解放事业无私奉献，同中国等国家积极发展友好关系。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陈明健在致辞中表示，尼雷尔总统一生致力于推动中坦友好，奠定了中坦全面友好、世代友好的基调。其留下的精神遗产对中坦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作为国家总统，出门坐车理所当然，但尼雷尔却有徒步下乡的习惯。穿上休闲服，戴上太阳帽，蹬上长筒雨靴，下乡了解民情，一走就是几十公里。他和农民亲如一家，一起吃饭，晚上同睡在一张牛皮上。他没有像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那样的高薪，没有国外存款，1981年获得“第三世界基金奖”10万美元，也全部献出来建了国家图书馆。他没有高级别墅，住在郊外一所普通的公房里。房子与普通村居没什么两样，摆设和窗帘旧不堪言，刮起风来沙尘飘扬。尼雷尔卸职时政府要给他在老家建一处住宅，也被他严词拒绝。

尼雷尔在辞去革命党主席职务前夕作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举动：对他在任期间中国援建的项目统统视察了一遍。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尼雷尔满怀感情地回顾说：1965年我去中国访问时谈到希望中国能帮助坦桑尼亚建一个纺织厂，当即得到中方的同意。后来工厂建成后，我们建议取名为毛泽东纺织厂或周恩来纺织厂，但中国表示没有以人命名的习惯，想来想去就叫友谊纺织厂，这个名字很贴切！我知道那时中国并不富裕，会谈中不好意思再提其他项目，可刘少奇主席却问我：除了纺织厂，就没有别的了？这时我才提到坦赞铁路。刘少奇主席听了后说：如果需要，我们就干！你们听到了吗？如果需要，我们就干！这个项目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当时西方说中国是在纸上谈兵，可事实上中国把它建成了！它是中国在国外最大的援助项目，这是我们的光荣！20世纪90年代初在坦桑尼亚推行私有化的过程中，有人建议把友谊厂卖掉，尼雷尔闻讯大为光火，他一语双关地说：出卖友谊就是出卖朋友，中坦友谊是不能出卖的！

尼雷尔在坦桑国内享有崇高威望，被尊称为“国父”和“姆瓦里穆”（Mwalimu，斯瓦西里语里中意为“老师”）；在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大陆也具有重要影响，有“非洲贤人”之称。

1967年，尼雷尔被埃及开罗大学授予荣誉学位。因积极倡议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981年获第三世界社会和经济研究基金会授予的“第三世界基金奖”。1983年在日内瓦领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授予的“南森难民奖”。1987年荣获苏联授予的国际列宁和平奖。1986年荣获津巴布韦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1992年被授予国际西蒙·玻利瓦尔奖。1995年12月获“国际甘地和平奖”。

此外，尼雷尔曾荣获多枚勋章、奖章，现展示如下：

（表格参考资料）

尼雷尔主要著作有《乌贾马—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自由和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自由和发展》《阿鲁沙宣言》《斗争和解放》等。曾将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恺撒》和《威尼斯商人》译成斯瓦希里文。曾领导南方委员会完成《对南方的挑战》一书。

坦桑尼亚“尼雷尔基金会”选编尼雷尔的作品，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4卷本的《尼雷尔文选》（英文）。2015年，中译版《尼雷尔文选》出版。

妻子：玛丽亚·尼雷尔，曾任“尼雷尔基金会”名誉主席。

坦桑尼亚将尼雷尔去世的那一天定为“尼雷尔导师日”，每年都在该日举行纪念活动。

在1974年坦桑尼亚发行的“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纪念币”中印有尼雷尔的头像。

为纪念尼雷尔本人对坦桑尼亚独立和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1996年成立了非营利性组织“尼雷尔基金会”，致力于在全世界，特别是在非洲范围内促进人类和平，统一和发展事业，同时也是坦桑尼亚执政党革命党的重要思想研究机构。

坦桑尼亚在2016年开通的、连接达累斯萨拉姆与基甘博尼半岛的现代化大桥被命名为“尼雷尔大桥”，又称“基甘博尼大桥”。

2019年10月14日，首届“尼雷尔日在中国”纪念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也适逢中坦建交55周年，坦桑尼亚驻华大使馆携手北京大学，联合举行尼雷尔逝世20周年大型纪念活动。2022年5月17日，尼雷尔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研讨会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