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新四军“随军书店”工作。

1940年，“皖南事变”前奉命疏散至浙江金华，随后，接任新任务前往日寇占领的上海，期间，为解决大后方革命出版事业的物资和经济困难，变卖母亲遗物，采购印刷物资，并亲自押运绕道香港、大亚湾、沙鱼冲等地，溯东江转运至广西桂林。

1940年至1942年，先后在新知书店总店和桂林办事处工作，期间，代表组织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访慰问并设法营救朱晓光同志，出色完成任务。

1943年，接受整顿、加强书店副业“珠江食品店”的任务。

1944年初，经武汉到上海参加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筹备中的“同丰商行”工作。

1944年10月，“同丰商行”遭敌人破坏，工作人员被捕，朱枫关押在日本沪西宪兵的牢房中，经受住残酷刑审的考验，在组织营救下出狱。

194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后，在地下党开办的公开商业机构“联丰棉布号”、“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负责财务工作。

1948年，奉命调往香港，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枫接受党的指示，经华东局派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11月25日，朱枫经香港乘开往台湾基隆的客货海轮抵台。到台湾后，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尽快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随即又与吴石将军取得联系。几天后，朱枫按照预定的工作方案，在基隆码头将已经到手的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交通员手中。

1950年2月，由于蔡孝乾被捕叛变，岛内先后有数百名地下党员被捕，随即，朱枫也在舟山定海（当时仍由国民党军队占据）被捕。朱枫被捕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50年6月10日，朱枫烈士在台北马场町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时年四十五岁。同时遇害的还有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此事轰动一时，朱枫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

1950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同志为革命烈士。

1983年6月，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朱枫出身富裕家庭，幼体弱。

由于家庭的安排，朱枫远嫁东北，和当时的奉天兵工厂工程师、同乡陈绶卿结婚。生下女儿后，正值“九一八事变”，他们不得不带着女儿回到镇海避难。然而打击接踵而来，丈夫因病去世。

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朱枫抛弃舒适生活，投入救亡活动。在此期间，与朱晓光结婚。

女儿：朱晓枫

儿子：朱明

1983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调查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并指出“十年动乱期间，凡对朱枫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一律推倒，凡因由于对朱枫同志的诬蔑而遭到牵连的亲属，在政治上应恢复他们的名誉和享受应有的政治权利”。

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隆重举行，会议由罗青长主持，他转达了邓颖超对朱先烈的怀念并对其后人表达亲切慰问，海峡万里且为忠魂舞，与会人士纷纷表达对女杰朱谌之的深切缅怀和敬意。

2010年12月9日，朱枫烈士殉难60周年后，她的骨灰由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先生亲自护送飞抵北京。国家民政部在机场贵宾厅临时设了一个灵堂，看到刘添财先生亲手捧着骨灰坛，小心翼翼地走进贵宾厅，在场的朱晓枫女儿、女婿非常感动，“完全没有陌生感，仿佛一家人”，李扬说。

交接现场，刘添财讲述了一个小插曲。他说：“我们公司和快递公司合作几十年，从未有丢失文件的状况，没想到上飞机前一天，证明文件却丢了。当时台北正下雨，我们担心至极时，接到一个大楼管理员的电话，说在一个角落捡到了老奶奶的证明文件，我想，这都是老奶奶在天保佑我们的缘故。”一席话下来，在座者无不动容。

朱枫的骨灰暂存在北京八宝山。2011年7月14日，“朱枫烈士骨灰安放”及“朱枫烈士铜像揭幕”仪式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隆重举行。

朱枫到达台湾顺利完成任务后，甚至都作了离台返回的准备，在她写给上海同乡好友的一封信中，她说将在月内返家，“望顺告小女及晓妹，多年不见想念弥殷，得此可增快慰也”，值得强调的是，在这封信中，朱枫留下的签名是正气十足、从未使用过的“威凤”二字。转眼间元旦已过，就在朱枫即将完成特派员的任务，喜悦而又渴盼地计算着归期的时候，最令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中国共产党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最高领导人蔡孝乾的被捕和变节，被出卖的朱枫很快被国民党抓获。之前已闻知风声的朱枫虽经吴石将军安排，已经逃到了老家镇海对面的舟山群岛上，但因为无船渡海，朱枫还是没能逃过抓捕。“阔别十多年的故乡就在烟波迷茫的对岸，你可以想象她被捕前每天望眼欲穿和夜夜梦回的煎熬。”

被捕后，朱枫决意寻死。1950年2月26日，在看守所内，朱把贴身的金锁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龙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二两多重的金子，这位刚强的烈女子分四次混热水吞下。吞金之痛人们可以想象，次日被看守发现时朱枫已经痛得昏迷，如此重要的人物寻死，国民党不敢怠慢，直接派飞机把她送往台北医院。

4件金饰残片在朱枫胃里留了两天，最后被医生们以泻药排出，这份吞金的X光片一直还保留着。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曾留下一篇《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并赞其“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最高当局授命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最后宣判，除了吴石、朱枫外，还有陈宝仓中将和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这就是当年轰动台湾的所谓“间谍案四要角”。

法庭上的新闻摄影官拍下的照片记录下当时的情形。法庭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法警，肃穆、恐惧的气氛逼人，朱枫身穿一件淡绿色碎花旗袍出庭，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只见她双手揣在一起、万分放松地依靠在法庭的栏杆上，神情自若、态度从容，好像周围的一切跟她毫无关系……

2003年春节来自一张老照片的重托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朱枫同案被捕并同时就义的吴石将军遗骸归葬大陆，引起两岸传媒和广大民众的关切，也让朱枫后人寻找朱枫烈士遗骸的夙愿有了新的期盼。

2000年12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上署名秦风（台湾作家、新闻和文史工作者徐宗懋）的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在叙述“吴石案”经过时，配发了朱枫临刑前受审的那张历史照片。

一年之后，《老照片》收到朱枫女儿朱晓枫的回应：“这是我50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一时间感慨万分，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情。”

就在此时，同样深受那张照片触动的我与同住南京的朱晓枫、徐锡成夫妇结识，他们想在有生之年寻找和迎回先人遗骸的心愿也引起我的同情与共鸣。

2003年新春，我陪同朱晓枫夫妇专程从南京去上海，拜会了徐宗懋先生。徐先生是位热心人，他了解到古稀之年的朱晓枫女士一直在为寻找母亲遗骸作多方努力仍未有进展，很爽快地表示愿意帮忙。

朱晓枫告诉他：有消息说，当年为母亲收尸的是住在台北的姐夫王朴（又名王昌诚）和姐姐陈志毅（小名“阿菊”，又名陈莲芳），查找王朴一家人的下落成为唯一的线索。

徐宗懋回台后，拿着朱晓枫的委托书向台北“市府”申请寻人。约两周后，承办人员来电，说他们过滤了16个“王朴”，只有一位年龄与省籍背景比较符合申请人的陈述。然而，当喜出望外的徐宗懋找到对方时，几句对话就让他明白这不是他要找的人……

2003年5月间，他约台湾一家电视台的朋友同来南京，为朱晓枫寻母遗骸拍摄新闻专题，回台后公开播放。他还在台湾《中国时报》、香港《凤凰周刊》等报刊上发表长篇报道，向公众寻求帮助。

然而，整整两年过去，没有等到任何有关王昌诚夫妇的确切消息。茫然中有几分沮丧的徐宗懋，突然想到了曾做过台北市“民政局长”的朋友林正修，此人熟识户政管理，曾参与举办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纪念活动，完全理解他的追求。

2005年春节过后不久，徐宗懋就接到林正修电话：王昌诚已经过世，王妻、朱谌之（原名朱枫）的继女陈莲芳还活着，他找到了！

2005年3月 找到朱枫继女“阿菊”

1949年11月25日，朱枫身负重任自香港赴台，是以去台北看望女儿阿菊和襁褓中的小外孙为由向台湾当局申请并获得批准的。阿菊是朱枫前夫陈绶卿的女儿，朱枫嫁到陈家时她才7岁，朱枫亲手将她带大，母女间的感情融洽。

1946年秋，阿菊和同在国民党警务部门的丈夫王昌诚随机关由上海迁台。朱枫抵台后，就住在阿菊家里从事共产党的秘密工作。

找到“阿菊”就能揭开“遗骸下落”的谜底吗？徐宗懋不无担心。他请林正修陪他一起去拜访陈莲芳。在一个健康疗养院，他们见到了85岁的陈莲芳，她坐在健身椅上，面色红润。

“我受您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徐宗懋开门见山。

“妹妹？我没有妹妹！”老太太冲口而出，脸色变得凝重。徐宗懋随即提到她的继母朱谌之。老太厉色相对：“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朱谌之被枪决后，是您先生收的尸？”

“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又落空了。

当天中午，朱晓枫和我就先后接到徐宗懋打来的电话。朱晓枫听说找到了台北的姐姐当然高兴，阿菊的“排斥反应”她能够理解。她对徐宗懋说：“我那时还小，与阿菊相处时间不长，北京的陈兰芳是她亲姐姐，2005年时已经88岁了，很想她，很希望能见她一面。”

我在电话中也对徐宗懋说：虽然朱枫遗骸的下落未查明，找到活着的人也很重要，甚至更有意义。

当天下午3时，徐宗懋又带着一批资料赶回疗养院。他拿出朱晓枫提供的她童年时在东北的全家福照片。

“你怎么有这个……”老人凝视照片，久久不能言语。徐宗懋说，她的两个哥哥已经过世，可是姐姐还在，身体不好，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她一面。

她露出笑容，但对于双方重新联系却仍拿不定主意，“主要还是怕影响到我女儿，让我再考虑一下。”至此，老太太已不当他是外人了，用惆怅的口吻谈起往事：“唉，那些名字都是我在保密局的化名……”

听到此言，徐宗懋一下子被激醒，自己怎么忽略了如此重要的情节！林正修也告诉过他，通过户政档案找不到王昌诚和陈莲芳，因为他们根本是躲着不让人找到。尽管两岸探亲通商快20年了，王昌诚夫妇不仅没有回大陆，还刻意躲避亲人寻访，避开他们经验法则中任何可能的危险。

不久，有关当局的档案查阅也有了结果，徐宗懋了解到大概的真相：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遇难后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3个月后，陈莲芳写了一封信向“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以便有朝一日连同遗骸归葬大陆故里，“军法局”也同意了，并具函通知她来领，但她最后却没有去认领。

2010年惊蛰 77号“无主骨灰罐”

2010年冬天，有位上海的潘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不久前去台北参加“2009秋祭”，在那里仔细调查“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冢和骨灰的下落，看到了有关部门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名册上编号77的无主骨灰罐署名为“朱湛文”。他认为“湛文”有可能是“谌之”二字之误，并在随即发来的电子邮件中作了进一步说明。

我立刻将这个重要信息告诉朱晓枫，并向徐宗懋转发了潘先生的邮件。于是，徐宗懋托请他的大学同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以“白色恐怖时期政治案件研究”的名义向台北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提出呈请，查询相关资料，确有一个疑似朱谌之的名字“朱湛文”登记在第二殡仪馆提供的政治受难者名册上（原编号233，后改为77）。

2010年3月4日（“惊蛰”前一天）早晨8时，朱教授再次上山寻找。他们在富德公墓第11墓区的纳骨室内，逐一翻找，至最角落处，看到了红漆写着“77”、外套白色编织袋的“无主骨灰罐”。

说来也巧，当天早晨8点18分，一场6．4级大地震发生在高雄至屏东一线，强烈的震感波及海峡对岸的华东诸省。

当天下午，徐宗懋向我通报了这个激动的消息。随后，他又发来电子邮件，附上一组照片和朱教授等人的联系方式，也许是受到乐观情绪的推动，他信中还说：“6月10日，刚好是朱女士赴刑场60周年，我建议朱晓枫女士在这之前来台湾……”

2010年12月9日 北京首都机场

我向朱晓枫夫妇转告上述情况，老人家的欣喜自不待言。年事已高的朱晓枫委托大女婿李扬做全权代表。

在热心人的帮助下，事情有了进展，但遇到的困难和麻烦也接踵而至。因为两岸之间处理此类“历史遗留问题”尚无先例，无论是家属身份和死者关系的认定，还是“骨罐”的领取和出入境，都有相当复杂的手续要办。多亏两岸来往的最高层级“两会”（海基会和海协会）为此“特殊个案”出具公文沟通情况、向家属提供咨询服务，特事特办，可以称得上是一次“破冰之旅”。

6月中旬，雷先生回信说：“经核查，该骨灰罐已打开内盖为朱谌之确定没错，一直安置待领。”

然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6月10日的“忌日”（朱枫牺牲60周年）过去了，11月22日的“生辰”（朱枫诞生105周年）也过去了，迟迟不见有关烈士遗骸的最后消息，以至我们这些知情者都为之担心。直到11月底，李扬才告诉我，一切手续全部办妥，朱枫烈士的骨灰罐将由专人护送于12月9日飞抵北京。

2010年12月9日，北京天空晴朗。中午12时40分，从台北起飞的长荣航空公司BR716航班，正点降落在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前的停机坪上，由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先生亲自护送的朱枫烈士骨灰罐同机到达。2011年7月12日下午3时 宁波栎社机场

从北京起飞、由国家安全部门所包的专机在在场众人的目光中缓缓落地。5分钟后，朱枫的外孙女徐云初手捧朱枫遗像，外孙女婿李扬抱着党旗覆盖着的朱枫骨灰盒，先后从飞机上走下。迎接他们的，是早早在此等候的朱枫女儿朱晓枫和儿子朱明等家属。浙江省镇海中学校园内有一清净幽雅的小园——憩园，园内有一幢木结构两层楼房；1994年，镇海中学田径场扩建，在周围百余户民宅即将拆迁时，学校领导了解到其中有朱枫烈士的故居，于是千方百计保存了这幢小楼，进行全面整修，建立朱枫烈士纪念楼，现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纪念楼占地210平方米，白墙黑瓦，朱楼雕梁，洞门楼窗回廊，别致玲珑小巧，两层的小别墅，建筑面积160平方米。

楼内陈列朱枫烈士从1925年起参加各种进步学生运动和爱国救亡运动以及1948年以后从事党的情报工作、1950年6月在台北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和遗物。

纪念楼内还收藏有杨成武、张爱萍、薛暮桥、罗青长等中央有关领导、烈士生前亲友的题词和纪念书画作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