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橚就藩的周国位居中原,战略地位非常显赫。但是,因为受多种因素制约,身为藩国国君的朱,政治上并没有多大作为。

朱橚在凤阳治兵三年,受到了良好的军事训练,培养了较强的军事指挥能力,将其封国开封,主要是让他担负起防范和镇压中原地区内乱的使命。然而,当朱橚赴国就藩的时候,中原历经元末战火摧残,境内一时并无乱民之忧,而且没有象秦、晋、燕三王“分道北征”的机会,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一直没有得到发挥和施展的地方,在“天下乐雍”中被埋没了。

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御制纪非录》列举他的不法事条有五项：射死本府仪卫司校尉；差护卫头目军士乘坐驿船驿马买货；娶生员颜钝已订婚女子；将安置囚人到府使唤；不闻命擅率妃嫔人等弃其本国，来居凤阳。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朱橚被朱元璋谪迁到云南待了两年，直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被放回，朱元璋问他经过州郡城池广狭、山川地理险易、民情风俗的情况，他皆无所知，朱元璋骂他“自古至今愚蠢无有如此者”。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因太子朱标早逝,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即建文帝。因当初朱允炆册封为皇太孙时,只有十岁,诸王叔对其多有不逊,朱允炆和身边侍臣已有感觉。朱允炆生怕叔王们不服他的节制,于是下诏不准诸王进京吊丧。燕、周、齐、湘、代、岷诸王多有不满。流言传人京城,谋臣齐泰、黄子澄就对朱允炆说:“藩国自古为害,前车之鉴存矣!汉时七国之乱,就因为藩国太强。如今各王自治,恃险争衡,一旦拥众人朝,防之惟恐不及也!”于是,建议新上台的朱允炆削藩:限其疆里,节其卫兵,控其都邑,尽量使其国小,而不能生邪念。

当时周王朱橚是各个藩王当中最强的,况且位居中原,地位显赫,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这最使建文帝揪心。何况朱橚又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兄弟,燕王素有大志,手握重兵,早晚必为心头之患。谋臣说:“若要剪除燕王,宜先剪除周王,防止其联手反叛。”因此,建文皇帝朱允炆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命曹国公李景隆调兵猝至河南,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围住周王府,将朱橚全家和后宫妃嫔等全部拿下,绑赴京师。先削朱橚为庶人,将其全家迁之云南。再把、桂、齐、岷诸王相继削去,然后把矛头直指燕王。

随后燕王朱棣兵变，夺取政权燕王朱棣登上皇位之后,朱橚的王位自然得以恢复。但是,朱橚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朱橚很受太祖皇帝朱元璋器重,曾以朱橚为榜样,让诸王效法,况且周国位居险要,朱橚又有能力,要出事就不可收拾。因此,朱棣对朱橚也心存戒备，明确对朱橚说:“兄弟二人宜同心为国。”并不断使用软、硬两手,对其进行控制。

永乐三年(1405年)七月,成祖赐周王书,望他“严戒长史行事”,不得“遍行号令于封外,与朝廷等同一家。”九月,明成祖朱棣以其“擅调军队及用箭镞烧伤无罪之人,凌厉有司,虐害百姓”等事由,再赐书给周王朱橚,对他提出“戒饬”。

此时,朱橚正忙于研究学问,著书立说,根本无谋权之心。府内事务,均有长使等人办理。府人依仗王权,行越轨之事，可能会有,但他自己绝无越轨之意。事已至此，他只好认错。

朱橚旋即于冬十月戊辰日“遣使赍奏,深陈悔罪改过之意”。其兄朱棣见状大喜,重重赏赐一番,并以他为例子去教训屡有不轨的齐王榑。此后,朱橚引以为戒,凡事看皇上的脸色行事,皇上不准的事,应办的他也宁可不办,免生是非。比如永乐四年正月,朱欲调遣护卫三千人到皂君山搜捕“逃亡”,先奏明皇上朱棣,朱棣不准,他就只好作罢。

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月,河南中护卫军“丁俺三告王不轨”。于是朱橚被朱棣召进京去,当面把丁俺三告他不轨的密信拿给他看。周王朱橚知道问题严重,立即叩头,称自己“死罪”。皇帝朱棣宽宏大量,只是警告了他一下,并让其回到了自己的封地。

这年,朱橚已年逾花甲。为了了却兄长朱棣的疑惑,也为了自己能安度晚年,避免节外生枝,再惹是非,他从京城回国不久,便主动“献还三护卫”。将自己的三支护卫交还与朝廷,其中一支较小的卫队留下继续在王府服役,另一支护卫队被调人北京,第三支护卫队与其他军队合并。此举正合皇上之意,明成祖朱棣立即改编了这支部队。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明成祖朱棣驾崩。皇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

第二年,闰七月二十日,周王朱橚也走完了他六十五岁的人生旅程。谥号“定”,葬禹州明山。世子朱有燉嗣立周王。

从洪武五年至十七年,十三年里,水、旱、蝗灾就有十二次。永乐三年九月,黄河决口,“开封为水所坏”。皇上一面命朱发军修复,一面以“汴梁有河患为由,打算将朱“改封洛阳”,并且已着手为朱橚在洛阳修建新都。朱橚闻知,急忙上书说“汴梁水去,堤防稍固,弟乞修旧宫以居,以免劳民伤财”。成祖皇帝很高兴,遂罢洛阳之役。

云南因为天气炎热，加上瘴气等自然因素，百姓容易患病，可是因为缺医少药而得不到救治。朱藩王请来当时的名医李佰牵头挂帅，并组织数十位专家学者，共同编写医书。为了让医书资料翔实，朱藩王经常上山采集、辨别各种植物。

朱藩王在《袖珍方》重刊时在序中写道:“吾尝三复思之，惟为善迹，有益于世，千载不磨。”世间万物终会消散于无形，唯有善行才能永远流传下去。(代连华)

从朱橚流传后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具有一定的“救荒济民”思想。分析这种“救荒济民”思想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家庭出身贫寒。朱的父亲朱元璋少时家境贫寒,父母兄弟相继死于瘟疫和灾荒,朱元璋自己也当过和尚,要过饭,登基之后,仍念念不忘当年饥荒的苦楚。

二、中原自然灾害肆虐。朱就藩开封时,虽然经济有所恢复,但自然灾害仍频繁不断。

三、早期教育的影响。朱元璋很重视对诸子的品德教育。

朱橚博学多才,精通医道,目睹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惨状,便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经济地位,聚集了一大批有名的学者,如长史刘醇、卞同、瞿佑、王翰、刘淳,教授滕硕,良医李恒等,此外还收集了大量各种图书资料,打下了“开封周邸图书文物甲他藩”的坚实基础。

青年时期,朱就对医药很有兴趣,认为医药可以救死扶伤、延年益寿。他组织一些学者编撰过《保生余录》方书两卷。

明代永乐四年(1406),我国出现了一部以救荒为宗旨的植物学专著《救荒本草》。《救荒本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以救荒为目的的植物专著。它所记载的植物当时虽然来自河南省境内，但其原产地不少是来自全国。这些野生植物用途广泛，反映出我国野生植物资源的丰富。同时也表明早在 500 多年前的明代初期，我国在野生植物的综合利用上已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它是我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植物学文献，可以称为15 世纪初的中国经济植物志。

《普济方》约成书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由周定王朱橚主持汇编而成，是我国历史最大的一部方书。保存了极为丰富和珍贵的医方资料，既有历史文献价值，又有临床实用价值，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元宫词》不仅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本书在永乐四年春二月刻制印行,流传颇广。写《元宫词》的目的,其自序里说得明白:“元其沙漠,其宫廷事迹,无足观者,然要知一代之事,以纪其实,亦可备史氏之采择焉”,“予诗百篇,皆元宫中实事,亦有史未曾载,外人不辑而知者,遗之后人,以广多闻焉”。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他被流放到云南。在这期间，朱橚对民间的疾苦有了更多了解。当看到当地老百姓由于缺医少药而垂垂待毙时，朱橚深受刺激，便组织本府的良医李恒等编写了方便实用、“家传应效”的《袖珍方》一书。

他广泛搜集当地草木野菜种苗四百余种，种植在自己的园圃里，亲自观察记录，鉴别性味，凡可以充饥者，命画工依照植物绘出图谱。比较详细而准确地记载了植物的名称、别名、产地、分布、特征、性味、可食部分以及烹调食法等。

此书总共记载植物 414种，其中已见于历代本草者 138 种，新增加的 276 种。全书分为五部，计草部245 种、木部 80 种、米谷部 20 种、菜部 46 种。由于作者撰著的目的性明确，又经过亲自的观察研究，创作中注意到著作的通俗性、实用性和科学性，加之配合的插图逼真易于为人们所辨认。

洪武二十三年，朱橚被流放至云南，对民间疾苦了解增多，当地条件差，患病人数多，又严重缺医少药，他认识到搜集、整理医药、农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年后，朱回到开封，利用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地位，组织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如刘醇滕硕、李恒、瞿佑等医学研究骨干和一些技法高明的画工及其他方面的辅助人员，大量收集各种图书资料，又设立了专门的植物园，种植各种可食植物。经数十年之功，由他亲自订定，滕硕和刘醇协助编写的大型综合方书--《普剂方》编成，取“普济众生”之意。

该书采摭繁富，编次详细，除了旁征博引明以前历代方书外，并兼收其他传记、杂说以及道藏、佛书等有关资料。内容包括方脉、药性、运气、伤寒、杂病、妇科、儿科、针灸及本草等。每卷首列总论，继则分述各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内服、外治、针灸、按摩等，一一列叙。全书集论、类、法、方图为一体，汇方六万余首。

朱写这本书的起因是,永乐元年,皇上钦赐给他一个元朝宫中的老宫女,当时已 70岁了,颇知宫中故事。于是,朱萌生了写《元宫词》的愿望。

词章百篇,既记述了元宫事实,又抒发了作者感慨,其意义就在这里。

第一，重视花器官在分类上的作用。《救荒本草》对植物特性的描述具有很高的科学水平。对于所述 414 种植物都进行了简单、明了的介绍，而且这些内容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都是相当细致和准确的。

第二，植物学术语丰富。《救荒本草》对于植物生长习性所用术语颇多，如就地丛生(铁扫帚 )，就地科叉生(荞麦)，拖蔓而生(牛皮消 )，附树拖蔓而生(金银花)等。

第三，重视生态环境的调查研究。《救荒本草》对于所载的 414 种植物的生态环境作了细致的调查。从大量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不同植物种类间在分布上有着巨大的差异，要采集某些救荒植物就应了解此类植物的生长环境。此书对生态环境的描述较历代本草更为详尽。

第四，地理环境影响植物产量和品质。现代植物生态学是研究植物相互间及植物与生存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

《救荒本草》一向被中外学者赞誉，为中国 15 世纪初期优秀的植物学专著。周肇基先生认为它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植物学和救荒知识的结晶。虽说《救荒本草》属于植物学性质的科学著作，但古来荒政是我国传统农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救荒本草》又被视为明代初年的一部重要农书。

1.怔忡惊悸

《普济方》有关心悸的论述，分布于是书不同卷中，分别为“怔忡惊悸”“风惊悸”“伤寒心悸”“伤寒后心虚惊悸”“霍乱心腹筑悸”“虚劳惊悸”“脚气风经五脏惊悸”及妇人“血风惊悸”、产后“心虚惊悸”、婴孩“惊悸”等。《普济方》汇辑古今医方，心悸方剂出处亦甚广博。

2.脾胃病

脾胃病，是指脾胃升降功能失常变生的诸证，包括胃痛、痞满、呕吐、腹痛、泄泻、便秘等多种病证。《普济方》论述脾胃病，主要集中卷于卷20~25之“脾脏门”、卷 204~213之“噎膈门”“呕吐门”“泄痢门”等，其他卷亦有散在论述所载方剂数量众多，达二千余首，且药味较多。然其遣方用药具有一定特色，对临床治疗脾胃病有所裨益。

3.须发美容

《普济方》有关美容方面的记载相当丰富，主要集中于是书卷48~50，包括头部、面部的美容治疗和美容保健方药，共涉及方剂多达1400余首，其所收录的方剂主要来源于唐之《千金方》、宋之《圣惠方》。

4.针灸

《普济方》中针灸内容极为丰富，涉及面广，博采众说，堪与针灸专著美，其中编选《资生经》《千金方》《铜人》的内容最多。书中卷409~424为针灸门,共16卷。前8卷是针灸理论篇，首载一些重要针灸书籍的序言、歌赋及取穴、补泻等针灸内容，次载经络腧穴内容。后8卷是针灸治疗篇，分述了207种病证的针灸治疗。该书针灸内容虽多为辑取，亦带有编者的主导思想及学术倾向，具有较高的理论学术性和临床实用性，不失为一部有参考价值的医著。

是我国古代最大、最为完备的一部方书，亦是一本十分实用的方书,其所列每一病证之下，列述众方，学者或医生可依病查方，辨证选方即可。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书一证之下，各列诸方，使学者依类推求，于异同出入之间，得以窥见古人之用意，因而折衷参伍，不至为成法所拘。

在看到当地老百姓由于缺医少药而垂垂待毙时，朱橚深受刺激，便组织本府的良医李恒等编写了方便实用、“家传应效”的《袖珍方》一书。

全书共分为四卷，收录了三千多种药方，其中许多是朱藩王自己研究开发出来的。“因疾授方，对方以授药。”《袖珍方》的面世不仅得到了医者们的喜爱，普通百姓也能熟读详解。

朱橚卒于1425年,享年六十四岁。周王后卒于1423年,生有两个儿子,朱有炖和朱有勋。朱橚其余的十四个儿子都是侍妾所生。他还有至少十个女儿。在朱元璋的二十六个儿子中他留下的后代最多。据说至1600年,他的后代就有三万两千余人,人数超过了皇室宗亲的三分之一;其中,有几百人过得富足,但大多数人都过着贫困生活。第十二位周王朱恭枵(1589年即位)在1641年参加了抗击农民军围攻开封的战斗,后于1644年逃往中国南方,在鲁王朱以海(见《清代名人传略》)的手下效力过一段时间。

在朱橚的子孙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第五世孙朱睦(木絮)(字灌甫,号西亭先生、东坡居士,1517-1586年),他被封为镇国中尉,此为第六等爵位。他酷爱读书,藏书丰富,有四千多种,共计五万多卷,他根据这些书编纂了《万卷堂书目》,又名《聚乐堂艺文目录》。他从1577年开始主持周王封地内的学堂直至去世。他现存作品中,除了《万卷堂书目》外,还有对儒家经典进行注疏的《周易稽疑》、《五经稽疑》《授经图》以及一部记述建文帝时期的历史书--《革除逸事》,后三部书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他还是几部地方志的主编,如1555 年的《河南通志》(四十五卷)、1585年的《开封府志》(三十四卷);并且编著了一部记录一百三十八位明代河南人的小传,名为《皇朝中州人物志》(十六卷),于1570年刊印。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收藏了该书的1914年抄本。

青年时期，朱橚就对医药很有兴趣，认为医药可救死扶伤，延年益寿。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橚就藩于开封，其家有“东书草堂”以藏书籍和教授子弟。

专门开辟东书堂为他长子读书的地方，长史刘淳为老师。

朱橚的《救荒本草》不仅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由于开创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部书在明代翻刻了几次,还有不少文人学者纷起仿效,形成了一个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流派。明代本草学家李时珍认为《救荒本草》“颇详明可据”。在其著作《本草纲目》中,不仅引用了其中的材料,而且还吸收了它描述植物的先进方法。明代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将《救荒本草》全文收载。清代重要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草木典”的许多图文也引自《救荒本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吴其在撰写《植物名实图考》这部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时,不但效法朱通过实际调查和收集实物的方法来取得第一手资料,而且直接引用了《救荒本草》中的大量图文。

该书集中国15世纪以前方书之大成，特别是“宋元以来，名医著述，今散佚十之七八,(朱)当明之初造，旧籍多存……是古之专门秘术，实借此以有传”其历史文献价值于此可见一斑。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一书，其中所附之方采录于《普济方》者甚多。

《袖珍方》的发行填补了医药事业的空白，并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籍，仅在明代就被翻刻了十多次。

在《救荒本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先后有十部救荒著作问世。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野菜谱》1卷，王西楼撰:《茹草编》4 卷，明代周履靖撰，1528 年成书;《野菜博录》3卷，明代鲍山撰，1622年成书;等等。在这方面《救荒本草》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由于它的学术价值高，国内外流传颇广，享保元年(1716)日本有皇都柳枝轩刊本，还曾被译作英文传播欧美各国。

这本书对中国古代方剂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朱橚是硕妃所生,由孙贵妃抚养。朱橚从小仁慈孝顺,很得太祖器重。养母孙贵妃去世后,朱橚服孝三年,亲主丧事，倍受朱元璋赞赏。特命儒臣作《孝慈录》,对朱橚倍加褒奖,并借此教育诸王子:“庶子为生母服三年,众为庶母朝”,也自此始。

据史载,朱橚一生参加的军事活动仅有三次:一次是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正月,与晋王朱棡一起,率河南、山西诸卫军,出塞筑城、屯田;第二次是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周王朱橚率师巡视北平关隘;第三次是跟随朱元璋北征到黑山，这是因为,当时朱元璋大兴冤狱,诛杀功臣,设立锦衣卫,对官民实行残暴的专制统治,将勋臣宿将杀殆尽,身边已无亲信,不得不动用了朱橚,但也仅此一次而己。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朱橚28岁,因为回到早年驻守过的凤阳游玩,被密告以“擅弃其国,来居凤阳”。按明制,未经皇帝允许,各藩王不得擅离封国。朱橚此举,显然是越轨行为。因此,朱元璋大怒,决定将朱橚“谪云南”,后经大臣们讲情,才将其扣留京师,长达一年之久。直到第二年十二月,才放其回国。

朝廷的用意，朱橚也敏锐地觉察到了。为了避免一朝被灭，他要有所防范，有所准备。而这又不能不犯下大忌。周王府长史王翰也觉察到朝廷的意图，又看到朱橚的一系列防范措施，深深感到自己陷进了一个是非之地。他预料在这场斗争中,朱决不可能胜利，而一旦失败，自己必然身首异处。所以他反复劝谏朱橚不要轻举妄动，而朱橚却又不愿束手待毙。所以王翰为了尽早脱身，保全自己，就用刀砍断了自己的一个手指，佯狂而去。

当时朝廷忌惮藩王的力量，朱橚的第二个儿子朱有爋是个无赖之徒。他早就想袭周王爵号，处心积虑要借机除掉父兄，如今看到父亲在府内的一些防范措施，认为机会来了。他首先向朝廷告发父亲有反叛企图。这无异给朝廷提供了一个对朱橚开刀的极好借口。于是，削藩的第一个行动开始了。

有一年天下大早，地里颗粒无收，百姓们只好采回植物充饥，但因误食有毒植物，许多百姓为此送命。朱藩王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亲自品尝各种植物，以辨别植物习性，家人劝道:“您是王爷，亲自采食植物太危险了。”朱藩王淡淡地说:“神农氏不顾危险遍尝百草，不也是为了后人吗?和众多百姓的生命比起来，我一条命又算得了什么呢?”百姓误食有毒植物的深刻教训，促使朱藩王萌生了编写可食用植物的医书。

永乐三年七月，周府千户费城、舍人曹政等自开封来京师办事，一路上多有破费，并公然拘留军民商旅之舟装运王府米麦等物，又逼胁地方那县官和买茶叶。名为和买，实乃强取豪夺，搞得地方长官不得安宁。后来这些滋事者被抓获，成祖下令将他们押回周府，让周王自己处理，并赐书周王，指出这种情况的发生“非宗藩美事”，希望贤弟“深戒戢之，庶几有以表率宗室。”

一波甫平，一波又起。周府长史司下文河南各府县，要他们依令行事。按规定，王府长史司只能专理王府之事，不能遍行号令于王府之外。周府长史行令各府州县，是违制的，因此又被人告到朝廷。

时隔不久，周府内官外出办事。一行三十多人，假王名调湖州官军，用箭簇烧烙无罪之人，凌驾有司,虐害百姓。案发后，这些人也被执送京师。

这些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周王是有责任的。即使不是得到他的默许,也是他对属下管教不严所致。如果周王平时严加戒饬，反复强调，属下是决不敢生出这些事端的。、

钱钱谦益《列朝诗集》称《元宫词》是周宪王的作品，清红彝尊《静志在诗话》辨说：“《元宫词》一百首，宛平人效仿祖父序称周恭王所撰，固然是错误的。《列朝诗集》作周宪王，也不对。这是他自己说：元起沙漠，他的宫廷事迹没有值得看的。但要知道一代的事，为了纪念他的实，也可以具备史氏的选择了。永乐元年，赐给一家老妇，年七十岁了，于是元皇后的奶妈女，经常住在宫中，知道元过去的事。问曾拜访过他，详细陈述这件事，所以我的诗百篇都元宫中事实，也有历史了。末书永乐四年春二月朔日兰雪轩制。案，序中所说‘元宫词’应该是定王作，考定王以洪武十四年的国家，到洪熙元年死，序称永乐四年，那么为定王无疑。”

禹州市无梁镇有周定王墓,俗称“朱王坟”

周定王墓建于1404年，1414年建成。其陵墓坐西向东，是一处由砖、石建成的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地下宫殿建筑群，被专家们誉为十三陵的缩影。墓室凿山起券，由甬道及前后及配殿组成，纵长约40、宽34米，总面积1970平方米。前殿长12.33、宽9.58米，左右各为两配殿，寝殿长9.57、宽25.7、高15米。

周定王墓建筑时间长达14年，因为他一生没有实现称帝的愿望，晚年决心要建一个比皇帝陵墓还要大的墓穴。所以，其墓室建筑气势恢宏，建筑面积达到1970平方米，比北京定陵还要大。

妃子墓也留有谜团，教之忠发现，有几块墓志上写着“旧王妃”，他很纳闷:“明代规矩，姓李就叫李妃姓张就叫张妃，旧王妃不知是啥称呼。”教之忠说:“17个墓穴的主人，都是和周定王发配去云南的妃子和宫人。在云南，'妻子异处，穴墙相通，饮食极困辱周定王很看重和他共患难的妃子，破例另建了妃子墓。”妃子墓原本棺木都用绿琉璃材质外椁包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妃子墓被发现后，村民将琉璃外砸了铺在仓库地板上，主要为了防潮。妃子墓墓志散落各处，部分存于禹州文管所，还有几通存在河南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