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任国民党军风纪巡查团委员，驻甘肃省兰州。抗日战争胜利后，赴绥远经营垦区，作《农村之理论与实际》一书。1946年，任国民政府东北行辕政治委员会委员。1950年赴台湾，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国策顾问。1955年2月10日在台北逝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大好河山惨遭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东北3000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朱霁青看到当时国破家亡的惨状，忧心如焚，不顾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毅然出关来到抗日前线，全力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来。

1926年朱霁青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任国民政府委员。朱霁青素有爱国正义，“九一八”事变后，他万分愤慨，不顾年已半百，以抗日救亡为己任。他多方奔走呼号，联络同志，筹备军需。许多人为他的爱国热诚所感动，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工作，他于1932年3月，带领部分武装和枪支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戎装出关。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地处抗日前哨的朝阳县，在这里成立了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部，自任总监。

在组建总监部的过程中，也是屡经磨难。朱霁青来到朝阳县时，到七道岭的大马场找汪孝芳。汪毕业于河北省保定农业专科学校，是朱霁青的好友，奉朱的指示，已先期回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朱霁青一行人进入朝阳县境内途经二道梁子村时，当地土匪头子杜清和（绰号杜三秃），见其所带物资较多，见财起意，强抢了朱所带的全部物资。朱霁青焦急万分，但以大局为重，避免武力冲突，便多方奔走求援。最后通过好友石凯廷找到了朝阳大屯村河南既有一定实力，又与杜清和相识的王景明、王景友充当说和人。王氏兄弟为人素张正义，慨然允诺。立即带几个人面见了杜清和，晓以民族大义，详论得失，痛陈利害，终于说服了杜清和放回了被扣人员，归还了全部物资。

经过这次交往，朱霁青认为王景明兄弟二人，为人正直，见义勇为，爱国心切，值得信任，便以诚相见，把所带物资全部交王家兄弟保存。从此，王家兄弟也成了朱霁青的得力助手。经过汪孝芳、王景明、王景友等人的积极筹办，很快便在大马场汪元平家亮出了“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部”的旗号。朱霁青委任王景明为东北国民救国军旅长，王景友为总监部的警卫营长。不久，为便于活动和指挥，又把总监部迁到朝阳县南部肖家店村的庙宇玉清宫内，进一步健全了总监部的组织机构。任命了汪争芳为参谋长。总监部下设参谋、军需、作战、副官等八大处。

总监部建立后，朱霁青带领总监部人员立即不辞辛苦地投入到联络抗日队伍共同抗日和动员组织民众，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来。他在辽西、热东广大地区到处奔走呼号，一一拜访各路义勇军首领，以诚相待，反复申明联合抗日之大义。他首先拜访了奉张学良之命，已先期回到辽西地区组织抗日活动的原东北军宋九龄将军，与宋九龄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经过朱霁青的多方努力，辽宁、吉林两省许多支抗日义勇军部队领导人都与他建立了联系。特别是活动在辽西和热东的几支较大的义勇军队伍都先后接受总监部的领导和指导。有些队伍编入总监部的序列。活动在北票的李海峰部编为东北国民救国军第一师，孟昭炎部编为第十四师，因消灭古贺联队而威名远震的刘纯启部编为第九师，驰骋辽西、热东的郑桂林部被编为第X师。由辽西退到朝阳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耿继周部也接受了朱霁青的指导。

朱霁青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号召抗日救国，精神十分感人，朝阳县境内的一些绿林武装和地方武装，纷纷响应朱霁青的号召，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来。刘振东、王震、苑九占，甚至曾一度反对他的杜清和都率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的行列。

朱霁青还发出了《告东北城乡各界同胞书》，慷慨陈词地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号召东北广大民众“一心一德，努力奋斗，驱逐日寇出境，以保中华民族的荣誉，以免朝鲜惨剧的再演！”他不仅仅发出一般号召，还以身作则深入到广大民众中去宣传动员抗日救国。有一次他通过朝阳县羊山四台营子南八排会首朱寿昌，在总监部所在地肖家店召开了南八排军民大会。朱霁青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控诉了侵略者的罪行。沉痛号召中国同胞“不论贫富，不分贵贱，有枪出枪，有马出马，无枪无马出人，都要积极参加与日寇血战到底！”演说中，他一声一泪，使与会者深受感动，个个义愤填胸。许多人当场报名参加抗日义勇军。较短时间，他的足迹就走遍了朝阳县南部根德、二十家子、羊山、七道岭、黄土坎等几十个村镇，深入宣传组织民众。不到2个月就有2000多人参加了义勇军。

总监部还办了一份《抵抗》的油印小报，报道国内国际形势，宣传抗日胜利消息。还设立了一所军医院，由于军医主持院务。

为了进一步扩大义勇军的影响，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朱霁青于6月末返回关内，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瞩目和支持。7月2日，他在上海对报界发表了谈话，介绍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进行浴血抗暴的情况，控诉了日寇的暴行，呼吁全国人民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7月12日，他又以“东北国民救国军指挥总监朱霁青率全体武装同志”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各级党部，国民政府各法团、各民众团体，各报馆并转全体武装同志、全国同胞”发了通电。又通过报界发表了东北国民救国军宣言，痛责不抵抗政策，严正指出只有奋起抗暴才是唯一出路，呼吁各路义勇军要协同作战，团结对敌。朱霁青奔走游说取得了重大成果，不仅在舆论上取得了全国广大民众的支持，也筹集到一些款项及军事物资。8月份朱霁青再次返回热东前线。

同年9月，朱霁青在肖家店召开了军事会议，所属的各路义勇军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朱向到会人员报告了关内之行的成果，研究了对敌斗争形势和对策，协调了各路义勇军之间的关系。因7月17日，李海峰部义勇军在南岭车站附近捕获了日本特务石本权四郎，日本侵略者气急败坏，气焰十分嚣张，不断制造事端，攻击抗日义勇军阵地。为了回击日本侵略军的挑衅，军事会议决定，采取主动出击战略，攻打日寇占领的义县县城。为壮军威和鼓励士气、民气，朱霁青、宋九龄率各路义勇军领导人在大马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军事检阅。朱霁青及各路义勇军首领身着戎装，英姿勃发，使到会军民深受鼓舞，群情激昂，起到了战前誓师的作用。为有利于作战指挥，指挥部设在大马场。

1932年10月19日拂晓，朱霁青指挥数千名义勇军对义县的日伪军发起了进攻。义军从七里河车站和周家屯分东西两部对义县城形成钳形攻势。战斗异常激烈，激战了整整一天，敌我双方都有很大伤亡。义军虽占了义县车站，但敌人凭借坦克、大炮等武器优势据城顽抗，义军无法攻入城内。这时从锦州出动的日本援军又到，义勇军只好撤退。王景明、王景友兄弟及其他部分义军战士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这一仗虽未攻下义县县城，但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对侵略者们也是一次有力地震慑。10月25日，宋九龄又指挥义军攻打一次锦州，毙敌30余人。

日军对朱霁青、宋九龄指挥义勇军攻打义县、锦州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派6架飞机到肖家店、大马场进行狂轰滥炸。并散发传单声言，谁捉住朱霁青交给日本人，给予重赏。日军又派部队到宋九龄的驻地沈家台一带进行疯狂扫荡。并到宋九龄的老家宋家屯烧了宋家房舍。

由于朱霁青矢志抗日，所以日寇对他恨之入骨。据1932年9月12日《京报》报道，日本人“悬赏十万缉朱”。日本人为了捉拿朱霁青，曾施展了种种花招。他们恶毒的一招就是在义勇军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寻找代理人。在日本人的策划下，反复无常的杜清和投入了敌人的怀抱，叛变了抗日到底的宗旨。嚣张的杜三秃声言要缴总监部的械，捉住朱霁青到日本主子那里去领赏。但朱霁青深受广大民众和义勇军战士的爱戴和信任，敌人的阴谋又一次落空了。朱霁青在热东抗日期间，密切联系民众，对人和蔼可亲，与士兵同甘共苦，平时布衣旧履，天冷时穿着冯玉祥赠送的一件旧皮袄。每餐都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经常吃高粱米饭白菜豆腐汤。下级看他年岁大，设法弄到一袋面粉，要给他开小灶。他得知后很生气地说：“吾既以身许国，死且不惧，衣食何足挂怀！而且士兵均食粗粮，余又何忍独吃白面！”部下均十分感动。这袋面粉长期存于军中，无人食用，成为一段历史佳话。朱平时工作极为勤苦，经常黎明即起，带领义军战士进行操练。因此，他与士兵和民众的感情十分融洽。当广大义勇军战士和民众得知杜清和图谋不轨时，二车户沟的王震和赵清泉，立即把总监部接到王伦沟的艾龙沟村，保护起来。广大民众争相保护朱霁青。杜清和慑于广大义勇军和民众的威力，未敢妄动。总监部迁到艾龙沟后，仍有数百人的直属部队，有马四十余匹，步枪二百余支，迫击炮两门，机枪两挺，电台一部。他凭借这些武装又组织了一次阻击日寇西进的“大石线”战斗，把从锦西向东开的一股日军击退。

1932年冬，朱霁青的总监部在敌人内外的夹击下，处境十分困难，靠与广大民众同舟共济度过一道道难关。

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的迹象十分明显。朱霁青带领义勇军战士秣马厉兵，准备迎敌。2月下旬日军大举进攻热河时，朱率部抵抗，但在东北军撤退的情况下，孤掌难鸣，不得不把部分武器坚壁起来。

1933年5月，朱霁青偕汪孝芳、汪孝坦、祖景恩等人转道回到了北平。在北平他又广泛向各界呼吁，热切要求各界同胞积极支持东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运动，造成了很大影响。不久，他又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任命为总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