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宗闻孟名，诏授官职，执政者以孟未尝登门拜谒，沮格不行。成宗晚年疾病缠身，朝政多决于皇后卜鲁罕及执政大臣。

大德九年六月，立卜鲁罕所生皇子德寿为皇太子。十月，出于卜鲁罕之谋，遣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其母答己出居怀州（今河南沁阳）。李孟仍随侍爱育黎拔力八达，忠勤如故，为他讲论古先帝王得失成败之理及治天下之法，并引荐人才为其用。于是，更加受到信任，成为心腹谋士。出谋画策，两定内难。

大德九年十二月，皇太子德寿死。十一年正月初八，成宗病故，一场争夺皇位的斗争随即爆发。自世祖依汉制册立皇储，就赋与了皇太子真金一系继承皇位的正统地位。成宗别无其他嫡嗣，真金长子甘麻剌一支已出封漠北，“具有盟书，愿守藩服”，“不谋异心，不图位次”，因而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只有答剌麻八剌嫡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

成宗皇后卜鲁罕操纵朝政多年，曾谋贬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为了免遭报复并继续掌权，不愿皇位落入海山兄弟手中，遂与其党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马辛、中政使怯列等策划，先实行皇后临朝称制，以安西王阿难答（世祖第三子忙哥剌之子）为辅，掌握主动权，然后拥立阿难答为帝。阿难答与诸王明里铁木儿已于成宗死前三日至大都，参与谋划。

朝中反对立安西王的一派以右丞相哈剌哈孙为首，他秘密遣使分赴漠北和怀州，向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报告，请他们速回京城。爱育黎拔力八达犹豫未决，李孟进言，先指出安西王图谋皇位违背了“支子不嗣”的世祖典训，继而说以利害，谓形势危急，而海山远在万里，一旦安西王得逞，下诏来召，势将难以自保。经他启发，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决计回京，二月十六日至大都。哈剌哈孙守宿东掖门，称病卧床以抵制皇后内旨，爱育黎拔力八达遣李孟前往与他计议，适逢皇后接连派人来探病，孟假装医者，从容上前为哈剌哈孙诊脉，瞒过了皇后使者耳目。

据《元史·李孟传》记载，孟从哈剌哈孙处得知安西王即位日期已定，即还报，主张先发制人，尽快采取行动。同列意见不一，有人认为，皇后掌有玉玺，可以调动四卫之士（怯薛），安西王侍卫亦多，而殿下（爱育黎拔力八达）侍卫才数十人，恐难成功，不如等兄海山到来再行动。李孟分析说，皇后之党违弃祖训，欲立庶子，人心必然疑惑不附，殿下进入内庭，晓以大义（指对宿卫之士），凡明白事理者都将舍彼而听命于殿下，成功必有把握；如果失去了时机，让安西王抢先即了位，即使海山来到，他岂肯拱手让位，必将发生内战。爱育黎拔力八达命以占卜决之，卜者按照李孟的事先嘱咐只言大吉，于是决计举事。

据《武宗纪》、《仁宗纪》及《哈剌哈孙传》，哈剌哈孙于三月一日夜遣人密报皇后已定于三日临朝称制的消息，并提出不能等海山到来，“当先事而发”的主张。应该说，后一种记载更具权威性，哈剌哈孙以右丞相兼掌一部分宿卫并守宿宫内，他的主意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根据同时代人对李孟“定难”功勋的赞颂，孟运筹定策，不避艰险与嫌疑，在这次政变中确是起了重大作用。传记所载事实是可信的，很可能是在他与哈剌哈孙的秘密联络中商议了计策，故敢于力主先期举事。三月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率李孟等侍从、卫士由延春门入宫，哈剌哈孙来迎，立即控制了宫廷，召捕阿忽台等诛之，囚阿难答、明里帖木儿（后送上都由武宗下令赐死），贬卜鲁罕皇后出居东安州。

政变一举成功，爱育黎拔力八达监国，李孟被任为中书参知政事。

孟久在民间，备知民情，其处理政务兴利除害，悉皆得当；因抑绝侥幸之风引起群小人不满，仍毫不退缩。然而，随着政变成功而来的海山兄弟之间的皇位风波，却使他陷入因窘恐惧。海山居长，又因统军漠北，手握重兵，论名分和实力，皇位自当优先属他。但在他还没有南还之前，爱育黎拔力八达便在朝中诸王、大臣和宿卫军支持下扑灭政敌，先掌握了皇权，当下就有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请爱育黎拔力八达早登帝位，据《元史·仁宗纪》载，他当即推辞，表示无意“觊望神器”，皇位应属其兄海山。但令人疑惑的是，其母答己却请阴阳家推算两子星命以“问所宜立”，“推算”结果兄凶弟吉，即遣内侍以此传谕海山，意在要他主动退让而拥立其弟。可是海山野心勃勃，一闻成宗死讯，其部下大将就提出以武力为后盾来取皇位；三月至和林，迫不及待地召集诸王勋戚大会商议推戴，并向他们颁发赏赐。对母亲的劝谕，他极为恼怒，竟指责为“近日任事之臣”的奸谋，并表示皇位志在必得，随即亲率大军南下。在这种情况下，答己只得慌忙遣使迎请海山南来即位。李孟在这场皇位风波中的态度不明，只是他作为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心腹谋士参与策划政变，事成后又立即被任命为执政大臣，不能不招致嫌疑。海山对“任事之臣”的指责充满杀机，无疑使他深感震惧，于是就在海山南来之际提出辞职说：“执政大臣宜出于嗣天子亲擢，今銮舆在道，臣未见颜色，诚不敢冒当重寄。”爱育黎拔力八达不准，他竟不告而别，逃到许昌陉山中隐居。五月，海山（武宗）即位，果然就有人告发说：“内难之初定也，李孟尝劝皇弟以自取。”武宗察其诬，不予追究，爱育黎拔力八达也不敢再推荐李孟。避难隐居中，他作有《寄东宫二首》诗（东宫指爱育黎拔力八达，武宗即位后立为皇太子，兄弟达成妥协），表达了对朝廷政争险恶的认识：

艰危勤扈从，俯仰尽周旋。小试屠龙技，翻成抱虎眠。

脱钩鱼纵壑，漏网鸟冲天。万事众今始，灰心未死前。

十年陪顾问，一旦决安危。自合成功去，应惭识事迟。

长城何自坏，孤注莫相疑，辟谷求仙者，高明百世师。

时隔两年多，爱育黎拔力八达才在一次内宴上向武宗提起李孟定难之功，遂命寻访之，遣使召至京，至大三年（1310）正月入见，特授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只是虚衔清职。

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企图废储另立的风波。武宗滥行赏赐，奢侈无度，以致库藏空竭，宠信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敛财之臣，立尚书省，任为宰执，授以重权，通过发行至大银钞、增加税课等手段进行搜括。

尚书左丞相三宝奴等恃宠专权，惧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通过宦官李邦宁劝武宗另立皇子为皇太子，并以“建储议急”，亟召右丞相康里脱脱来议，因脱脱反对而作罢。三宝奴所说：“今日兄已授弟，后日叔当授侄，能保之乎？”可能就是武宗本人的忧虑，此事背后必有武宗与其弟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之间复杂、微妙的权力斗争和政治路线斗争。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爱育黎拔力八达立刻罢尚书省，并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将丞相脱虎脱、三宝奴、平章乐实等处死，随即任命李孟和太子詹事完泽为中书平章政事以掌政务；三月，以储君身份，无须通过忽里台推举形式直接宣布即位（是为仁宗）。在这段虽隐秘却十分激烈的斗争期间，李孟一直居于京中，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当有接触，可是关于他的活动竟毫无记载。唯同时人姚燧（武宗时任太子宾客、翰林承旨）称颂他说，当成宗死后和武宗末年，“洪济于艰，嘉猷是赖，两扶青天之红日”；张养浩（武宗时任太子文学、中台监察御史）也明白说他“两定内难”。看来，他在保储和仁宗即位过程中，也曾出谋画策，起了很大作用。

入主中书施行新政

李孟当政后，针对当时的弊政之尤甚者进行改革，主要有四项：

一、节赏赐，办法是“复其旧”，即按原行定例颁给，削其额外增赐和停止滥赐。

二、重名爵。大德以来，名爵大滥，封授三公者无数；又僧、道皆另署官府管理，扰乱政事。孟奏请削夺滥冒名爵，罢僧道官。

三、核太官之滥费。宣徽院掌宫廷饮膳、宴飨及宿卫廪给等事，太府监领左、右藏等内库，掌其钱物出纳，这些内廷机构收支不受政府核查，欺冒、滥支情况十分严重。李孟提出应予核查。至大四年三月仁宗令太府监：“自今虽一缯之微，不言于朕，毋辄与人。”（《元史·仁宗纪一》）当是施行新政的一环。

四、汰宿卫之冗员。元代四宿卫（怯薛）人数累朝增加，同时，由于充当宿卫士（怯薛歹）是做官的捷径，诸色非蒙古人冒入者甚多，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仁宗诏命分汰宿卫士，汉人、高丽、南人冒入者还其原籍，当出于李孟之议。这四项改革都触犯到贵族、近臣的利益，虽蒙古大臣亦不敢议及，李孟乃能挺身任之，明知将有危险而不顾。他还奉命兼领国子监学，亲诣国子学课督诸生，整饬学政。建议：“四方儒士成才者，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俾学者有所激劝。”仁宗采纳其议，诏“自今勿限资级，果才而贤，虽白身亦用之”（《元史·仁宗纪一》）。并命李孟博选南北才学之士任职翰林。仁宗即位一年就颇多善政，如选用儒臣，重视教育（增国子生额及其廪膳等），整顿机构（至元三十年后新设、升级诸衙门及冗员分别裁、并、降、罢），撙节经费等等。这和李孟多年教学的影响和当政后的辅佐有很大关系。他曾说：“道复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泽。”

当政才数月，李孟便请辞平章职，仁宗不允，谓“朕在位，必卿在中书，朕与卿相与终始。”至大四年闰七月，加封秦国公，命装潢其画像，填金刻匾，摹前赐号及亲署，令文臣作序、赞于其下。对一个布衣出身的汉族儒臣来说，可谓备极荣宠。然而，半年后，皇庆元年（1312）正月，李孟即告假归葬其父母于上党，虽仁宗嘱其事毕速还，却延宕至十二月（三月葬事已毕）方回京，并坚请辞政务，终于获准解除平章政事实职，保留原职衔、爵位，留任翰林学士承旨。皇庆二年夏，又缴还秦国公印绶。为什么李孟正当君臣相得之际却一再请求辞去相职？时人张养浩说是“公自以布衣致此，惧弗克任。”实际上应有更深一层原因。对李孟的改革，“贵戚近臣恶其不利于已”，只是碍于有仁宗支持，不敢公然反对，但朝中还存在着以皇太后答己及其宠臣、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为首的另一强大守旧势力。他们处处掣肘新政，反其道而行之。至大四年十一月，李孟奏报了严重的财政状况：“今每岁支钞六百余万锭，又土木营缮百余处，计用数百万锭，内降旨赏赐复用三百余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今帑藏见贮止十一万锭，若此安能周给！自今不急浮费，宜悉停罢。”指出营缮、赏赐仍为巨大支出。十二月，中书省臣奏：“今官未及考，或无故更代，或躐等进阶，僭受国公、丞相等职，诸司已裁而复置者有之。今春以内降旨除官千余人，其中欺伪，岂能悉知！坏乱选法，莫此为甚。”可见财政和官制方面的改革受到干扰（尤以“内降旨”为甚），并不顺利；反对新政的贵戚近臣有太后为之奥援，不能不使无“根脚”汉人李孟深感处境艰危。这从他的《偶成》诗（疑作于归乡葬亲期间）中可以看出：

日午山中道，停骖进步难，碱侵苔径滑，风吹毳袍寒。

匡国终无补，全身尚未安。一尊茅店酒，强饮不成欢。

皇庆二年十月，仁宗命中书省集议实行科举，李孟亦预议。十一月，颁《行科举诏》，定于下一年八月乡试，又下一年二月会试。当时科举停办已久，恢复科举一事，从世祖初年以来屡次议而不行，直到仁宗时阻力仍然很大，“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耻不出此，亦复腾鼓谤议。赞其成者数人耳”①。在这些赞成者中，李孟起了主要作用。他长期执教于潜邸，使仁宗深受中原文化的薰陶，形成“修身治国，儒道为切”（仁宗语）的思想和重用儒者的施政方针；在与仁宗论用人之道时，他提出了实行科举的主张：“自古人才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为盛。今欲取天下人才而用之，舍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其真才以为用。”促使仁宗果断作出决策。延祐元年（1314）十二月，他被重新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二年春，受命知贡举，主持了元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并担任廷试监试官。在《初科知贡举》诗中，他得意地写道：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窥天下士，鳌头谁占日边名。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平生。七月，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正一品，原为从一品光禄大夫），勋上柱国，改封韩国公。

权奸的掣肘与迫害

然而，李孟第三次进入中书后，在政务上似未能有所作为。右丞相铁木迭儿专权，奏以孟分领钱帛、钱法、刑名。铁木迭儿怙势贪虐，孟不附权奸，但亦无力匡正。其《在朝思乡》诗有“中书三入成何事，画里相看亦厚颜”句，看来并非谦辞。延祐二年初，御史台因水旱上奏，议及“宰臣燮理有所未至”，孟即请辞职以“避贤路”①。其后又屡次以衰病不能任事乞解政务。四年七月，仁宗允其请，免去平章政事，复授翰林承旨。孟退居闲职后，日以文史自娱。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死，已被仁宗罢去相位的铁木迭儿立即又被太后答己任命为右丞相，重掌大权，大肆迫害曾弹劾过他的大臣；以李孟前在中书共事时不肯附己，乃谗构诬谤，夺其所受封爵，仆其先世墓碑，并降职为集贤侍讲学士，度其必不肯附就，即可借以中伤之。孟竟欣然就职，使权奸无从借口。从铁木迭儿一上台就把李孟作为迫害的对象来看，他对铁木迭儿专权也有过抗争，并非缄默容忍。至治元年（1321）四月，孟病死于大都。时人蒲道原的挽诗中有“事有难为可若何”，“磊落勋庸无复纪，令人愤懑寄哀歌”句②。反映了他晚年的处境和对他遭受迫害的不平。

李孟才气跌宕，落笔纵横，所作诗传播甚广，所进论议、奏章，常自毁其稿。有《秋谷文集》，今佚，唯《元诗选》存其诗若干首，《山右金石录》有其文一篇而已。

元代文学家张养浩曾作七律《寄李道复平章》高度评价李孟的文韬武略和不世奇勋，诗曰：

文武全才每许君，逢时谈笑建奇勋。

世称李道为贤相，帝重严陵是故人。

沧海两扶新日月，青天一埽旧烟云。

盛名自古多难处，好及明时乞此身。

李孟善文，曾有《秋谷文集》传世，但已经亡轶了，是很可惜的。

李孟才气跌宕，落笔纵横。能诗，在主持元代第一次科举考试后，他得意的赋诗道：

“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

豹管敢窥天下士，鳌头谁占日边明。

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

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平生。”

《元史·李孟传》

李孟，字道复，潞州上党人。曾祖执，金末举进士。祖昌祚，归朝，授金符、潞州宣抚使。父唐，历仕秦、蜀，因徙居汉中。孟生而敏悟，七岁能文，倜傥有大志，博学强记，通贯经史，善论古今治乱，开门授徒，远近争从之。一时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辈与交。郭彦通名能知人，尝语唐曰：“此儿骨相异常，宰辅之器也。”至元十四年，随父入蜀，行省辟为掾，不赴；调晋原县主簿，又辞；行御史台交荐之，亦不就。后以事至京师，中书右丞杨吉丁一见奇之，荐于裕宗，得召见东宫。未几，裕宗薨，不及擢用。成宗立，首命采访先朝圣政，以备史官之纪述，陕西省使孟讨论编次，乘驿以进。时武宗、仁宗皆未出阁，徽仁裕圣皇后求名儒辅导，有荐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为太子师傅。”大德元年，武宗抚军北方，仁宗留宫中，孟日陈善言正道，多所进益。成宗闻而嘉之，诏授太常少卿，执政以孟未尝一造其门，沮之不行，改礼部侍郎，命亦中止。仁宗侍昭献元圣皇后降居怀州，又如官山，孟常单骑以从。在怀州四年，诚节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风，由是上下益亲。每进言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今大兄在朔方，大母有居外之忧，殿下当迎奉意旨以娱乐之，则孝悌之道皆得矣。”仁宗深纳其言，日问安视膳，婉容愉色，天下称孝焉。有暇，则就孟讲论古先帝王得失成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孟特善论事，忠爱恳恻，言之不厌，而治天下之大经大法，深切明白。厥后仁宗入清内难，敬事武皇，笃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号为极盛。尝与群臣语，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其讲学之功如此者，实孟启之也。

成宗崩，安西王阿难答谋继大统，成后为之主，丞相、枢密同声附和。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密使来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训也。今宫车晏驾，大太子远在万里，宗庙社稷危疑之秋，殿下当奉大母，急还宫庭，以折奸谋、固人心。不然，国家安危，未可保也。”仁宗犹豫未决。孟复进曰：“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则殿下母子且不自保，岂暇论宗族乎！”仁宗悦，曰：“先生之言，宗庙社稷之福。”乃奉太后还都。时哈剌哈孙称病坚卧，仁宗遣孟往问之，适成后使人问疾，络绎不绝。孟入，长揖而坐，已而前引其手，诊其脉，众以为医，乃不疑之。既得知安西王即位有日，还告曰：“事急矣！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不可不早图之。”左右之人皆不能决，惟曲出、伯铁木儿劝其行。或曰：“皇后深居九重，八玺在手，四卫之士，一呼而应者累万；安西王府中从者如林。殿下侍卫寡弱，不过数十人，兵仗不备，奋赤手而往，事未必济。不如静守，以俟阿合之至，然后图之，未晚也。”阿合，中国称兄，谓武宗也。孟曰：“群邪违弃祖训，党附中宫，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与。殿下入造内庭，以大义责之，则凡知君臣之义者，无不舍彼为殿下用，何求而弗获！克清宫禁，以迎大兄之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号，纵大太子至，彼安肯两手进玺，退就藩国；必将斗于国中，生民涂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亲，非孝也；遗祸难于大兄，非悌也；得时弗为，非智也；临机不断，无勇也。仗义而动，事必万全。”仁宗曰：“当以卜决之。”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游于市者，召之至，孟出迎，语之曰：“大事待汝而决，但言其吉。”乃入筮，遇乾三五皆九，立而献卦曰：“是谓乾之睽。乾，刚也；睽，外也。以刚处外，乃定内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飞龙在天，上治也。舆曳牛掣，其人耏且劓，内兑废也。厥宗筮肤，往必济也。大君外至，明相丽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刚运善断，无惑疑也。”孟曰：“筮不违人，是谓大同，时不可以失。”仁宗喜，振袖而起，乃共扶上马，孟及诸臣皆步从，入自延春门。哈剌哈孙自东掖来就之，至殿廊，收首谋及同恶者，悉送都狱；奉御玺，北迎武宗，中外翕然，随以定。

仁宗监国，使孟参知政事。孟久在民间，备知闾阎幽隐，损益庶务，悉中利病，远近无不悦服，然特抑绝侥幸，群小多不乐，孟不为变。事定，乃言于仁宗曰：“执政大臣，当自天子亲用，今鸾舆在道，孟未见颜色，诚不敢冒当重任。”固辞弗许，遂逃去，不知所之。夏五月，武宗即位，有言于帝曰：“内难之初定也，李孟尝劝皇弟以自取，如彼言，岂有今日！”武宗察其诬，弗听，仁宗亦不敢复言孟。至大二年，仁宗为皇太子，尝侍帝同太后内宴，饮半，仁宗深思，戚然改容。帝顾语曰：“吾弟今日不乐，何所思邪？”仁宗从容起谢曰：”赖天地祖宗神灵，神器有归，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欢者，李道复之功为多。适有所思，不自知其变于色也。”帝甚友爱，感其言，即命搜访之，得之许昌陉山，遣使召之。

三年春正月，入见武宗于玉德殿，帝指孟谓宰执大臣曰：“此皇祖妣命为朕宾师者，宜速任之。”三月，特授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仁宗嗣立，真拜中书平章政事，进阶光禄大夫，推恩其三世，且谕之曰：“卿，朕之旧学，其尽心以辅朕之不及。”孟感知遇，力以国事为己任，节赐与，重名爵，核太官之滥费，汰宿卫之冗员。贵戚近臣，恶其不便于己，而心服其公，无间言焉。

司空、司徒、太尉，古之三公，自大德以来，封拜繁多；释、老二教，设官统治，权抗有司，挠乱政事，僧道尤苦其扰。孟言：“人君之柄，在赏与刑，赏一善而天下劝，罚一恶而天下惩，柄乃不失。所施失当，不足劝惩，何以为治！僧、道士既为出世法，何用官府绳治！”乃奏雪冤死者，复其官荫；滥冒名爵者，悉夺之；罢僧道官。天下称快。

仁宗初出居怀，深见吏弊，欲痛刬除之。孟进言曰：“吏亦有贤者，在乎变化激厉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与此曹气类不合，而曲相护祐如此，真长者之言。卿在朕前，惟举人所长，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时承平日久，风俗奢靡，车服僣拟，上下无章，近臣恃恩，求请无厌。时宰不为裁制，乃更相汲引，望幸恩赐，耗竭公储，以为私惠。孟言：“贵贱有章，所以定民志；赐与有节，所以劝臣下。请各为之限制。”帝皆从之。

孟在政府，虽多所补益，而自视常若不及，尝因间请曰：“臣学圣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尧、舜之主也。臣不能使天下为尧、舜之民，上负陛下，下负所学，乞解罢政权，避贤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书，朕与卿相与终始，自今其勿复言。”继赐爵秦国公，帝亲授以印章，命学士院降制。又图其像，敕词臣为之赞，及御书“秋谷”二字，识以玺而赐之。入见，必赐坐，语移时，称其字而不名，其见尊礼如此。帝尝语近臣曰：“道复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泽。”赐之钞十万贯，令将作为治第。孟辞曰：“臣布衣际遇，所望于陛下者，非富贵之谓也。”悉辞不受。皇庆元年正月，授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仍平章政事。未几，请告归葬其父母，帝劳饯之曰：“事讫，宜速还，毋久留，孤朕所望！”十二月，入朝，帝大悦，慰劳甚至，因请谢事，优诏不允；请益坚，乃命以平章政事议中书省事，承旨翰林。二年夏，乞还国公印，奏三上，始如所请。帝每与孟论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汉、唐、宋、金，科举得人为盛。今欲兴天下之贤能，如以科举取之，犹胜于多门而进；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决意行之。延祐元年十二月，复拜平章政事。二年春，命知贡举，及廷策进士，为监试官。七月，进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改封韩国公，职任如故。已而以衰病不任事，乞解政权归田里，帝不得已从所请，复为翰林学士承旨，入侍宴间，礼遇尤厚。延祐七年，仁宗崩，英宗初立，太师铁木迭儿复相，以孟前共政时不附己，谗构诬谤，尽收前后封拜制命，降授集贤侍讲学士、嘉议大夫，度其必辞，因中害之。孟拜命欣然，适翰林学士刘赓来慰问，即与同入院。宣徽使以闻曰：“李孟今日供职，旧例当赐酒。”帝愕然曰：“李道复乃肯俯就集贤耶？”时铁木迭儿子八尔吉思侍帝侧，帝顾谓曰：“尔辈谓彼不肯为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谗不得行。尝语人曰：“老臣待罪中书，无补于国，圣恩宽宥，不夺其禄，今老矣，其何以报称！”帝闻而善之，恩意稍加。至治元年卒。御史累章辨其诬，诏复元官。至治中，赠旧学同德翊戴辅治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文忠。

孟宇量闳廓，材略过人，三入中书，民间利害，知无不言，引古证今，务归至当。士无贵贱，苟贤矣，不进拔不已。游其门者，后皆知名。退居一室，萧然如布衣。为文有奇气，其论必主于理，其献纳谋议，常自毁其稿，家无几存。皇庆、延祐之世，每一政之缪，人必以为铁木迭儿所为；一令之善，必归之于孟焉。 子献，御史中丞、同知经筵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