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积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围剿。为挽救民族危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平心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知识凝聚在笔端上，办进步刊物，著书立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爱国民主思想。

1931年秋，李平心参预发起现实周刊社，负责《现实周刊》的编辑校订工作，撰文宣传抗日救亡，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他参加了我党领导的社会科学联盟的活动。1932年以后，主要为《生活周刊》、《新生周刊》、《大众生活》等刊物撰稿，相继发表了六、七十篇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和青年修养等方面。其中，《现代学生与经济思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论形式逻辑》、《论真理》、《论思想》、《论道德》、《论文明》等文章，不仅对旧的社会思想、研究方法、道德观念等一一进行了批判，而且启示读者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他的文章在当时颇有影响，正如韬奋所说：“平心先生的文字，结构细密，婉转曲达，最擅长于说理，无论怎样艰深的理论或复杂的内容，经他的笔端以后，总使人感到豁然贯通，条理分明。”

1933年，正当中国文化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诸问题激烈论争的时候，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正式出版。它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是有一定影响的。平心在“绪论”中说：“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特别指出：中国近代史并不象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的历史，“却是一部中国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义破坏的历史，这部编年史是用血与火来写成的。”该书从鸦片战争讲起，一直叙到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察哈尔为止，创造性地提出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阐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总结了近百年来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可以说，这是我国较早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它问世以后连续再版，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曾被解放区翻印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历史教材。这对当时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起了一定的教育宣传作用。

1934年开始，李平心又致力于传播和推广无产阶级大众文化。是年，他编辑出版了《现代语辞典》。次年5月，又负责编辑《读书与出版》刊物。他在“创刊漫谈”中说，“如果说我们出版这刊物有什么宗旨，那只有两点值得宣布一下的：头一是要替读者和出版界做一个老实的媒婆，一面叫出版界好的货色不至搁在灰尘满布的深闺中做老处女，一面叫读者不必化冤枉钱讨进一只白鸽或杨梅毒；还有一点，我们很愿尽力告诉读者一点读书的‘门槛’，报告一些新书或出版消息”，将“读书由少数人书斋里的游戏奇迹变成为众多人所必需的粗衣淡饭”。《读书与出版》作为无产阶级大众文化的播音者，深受广大读者欢迎。1935年11月，生活书店刊行了李平心编辑的《全国总书目》。这是我国现代目录学史上较早而有影响的一部全国总书目，收录了1921至1935年间出版的书籍约二万种。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吸收了当时流行的杜威分类法，尽可能按照学术与知识系统建立图书分类法。而且，其所收书目不论学派，惟以内容严正为尚，对黑幕书、诲淫书、低级趣味的读物以及宣传宗教迷信之书概不收入。该书目的出版是当时文化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填补了我国缺乏较完整的全国总书目这一空白，对读者和图书馆工作均有极大帮助。

1936年，李平心参加了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等主办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工作，并为会刊《中国农村》撰文，探讨乡村救亡运动的方针和路线。同时，他又连续为《世界知识》杂志主办的《国际问题基础知识讲座》撰稿，所发表的文章后汇编成《国际问题研究法》一书。是年，他还编写出版了一部介绍和指导读者学习社会科学的通俗读物《社会科学研究法》。书中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思想，指出：“学习和实用，理论与实践，不是机械地可以隔开截断的，它们必须要统一起来，唯一面努力学习理论，一面随时参加实践，才能够使社会科学成为有用的知识。”其用意是反对那种夸夸其谈、脱离实际的“理论家”和否定理论的所谓“实干家”，从而启发读者“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以便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而生存，不致背反或乖离现实”；培养和锻炼读者“变革现实的能力，以便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创造新生活而努力”。因此，这本书出版不久，就被国民党政府列为重点查禁之书。

李平心很注意青年的智能训练和意志培养，发表了许多关于青年修养的论著和文章。其中《青年的修养与训练》一书，在当时颇有影响。它以青年的自我教育与自我训练为目的，力避“说教布道”的写法，而采用启发、商榷的方式，以提高青年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还选引了很多古今中外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革命家的奋斗事迹。作为青年自我修养与生活言行的范例，以鼓励他们百折不挠，积极向上。可以说，这是一部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系统地讨论青年自我教育和自我训练的书。三十年代彷徨迷路的青年，曾或多或少地在这部书里得到教益和启发。

1936年秋，随着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李平心又着手主编了《自修大学》，第一期于次年1月发行。该刊内容翔实，体例新颖。刊首为“一叶评论”，阐述编者对时局的看法，宣传抗日救亡；下分“时论专辑”、“两周漫谈”、“百科全书知识速修班”、“文学研究”、“知识往来”、“书刊介绍”、“问题解答”等专栏。它既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爱国民主思想的通俗读物，又是传授科学基础知识的自修读本。不久，《自修大学》就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遭到查封。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平心的学术活动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为民族解放而呐喊，先后编写出版了《抗敌战略论》、《民族统一战线论以》、《战时的青年运动及青年工作》等著作，在理论上就如何开展抗日民族运动进行探讨和阐发。同时，又结合民族救亡运动研究历史，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编写出版的《各国革命史讲话》（再版后改名《各国革命史》），特点就是因史作鉴，为抗日斗争服务。他在“序言”中指出：“革命史是过去革命斗争的总结，它的最大作用在于激发被压迫大众为变革人类历史及改造自己的命运而奋斗，贯通丰富的经验与战斗教训，使革命指导者与革命大众有所借鉴。目前我们是在进行神圣的民族义战，根据‘抗战即革命’的真理，我们自然有取法革命的必要。固然我们要研究中国的革命传统，但是外国革命历史同样也能给我们以许多珍贵的启示和教训。”该书反映了近百年来世界历史变革的政治风云，总结了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成败的经验与教训。这对于学习和研究世界史，借鉴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启发和教育本国人民，推动抗日民族解放运动，起了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

1938年，上海沦为“孤岛”。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关于就地组办“抗大”培训干部的指示，以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简称“四补校”）的名义出面，举办了《现代知识讲座》，聘请陈望道、周谷城、李平心等进步教授、学者担任教师。李平心主要负责哲学部分。他的哲学讲座深入浅出，长于说理，深受广大青年欢迎。四补校的《现代知识讲座》实际上是党办的干部训练班，当时有“上海抗大”之称。它使许多青年开始学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抗日救亡的道理，提高了政治觉悟，为轰轰烈烈的抗日民族运动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

1939至1942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武装封锁，并发动皖南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在这期间，李平心为《民族公论》、《学习半月刊》、《上海周报》、《求知文丛》等刊物撰稿，无情地揭露和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民主、危害团结、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罪状，驳斥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诬蔑，抨击当时流行的各种反动政治说教。为了“有助于大众对于祖国进步的认识”，他挥笔疾书，又相继编写出版了《中国现代史初编》（原名《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和《论新中国》（又名《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与反民主斗争》）。在这两部著作中，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从近百年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历史事实中，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证了新中国成长的道路。他说：“‘新民主主义’口号的提出，在今天显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我在上月间看到了一则印刷模糊的通讯，其中刊出了当代一位大政治家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提要，不禁喜狂，因为在简短的提要中，已经闪耀了演讲者天才的光辉，发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真理。……我曾搜集了一些材料加以研究，在拙著《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及两篇论文中，把新民主主义的问题作了一些粗浅的发挥。”②这本书的主旨是“总结中国近百年的民主宪政运动，描写民族自觉的生长与中国人民的进步”，使读者看到“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争取民族解放与民主过程中所创造的业绩，所积蓄的经验和所遗留的教训。”《论新中国》既是一部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的政治论文集，也是一部现代史著作。它除了对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新特点、旧中国的没落与新中国的兴起以及争取新中国全面胜利的方针与方法等问题作了解说和推论外，还“就新中国的生长过程，提出了几个具体问题，来研究中国的现状与前途”；并着重论述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批驳了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证明了抗日的重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

1941年，李平心所著的《论鲁迅思想》（再版后改名《人民文豪鲁迅》）出版。这是鲁迅逝世后第一部最有系统、最精辟的研究鲁迅思想的专著。他首先从社会的战斗意义上去认识鲁迅，通过对其作品和思想的研究、总结，反映中华民族的面貌和精神，以激励人们向鲁迅学习，发扬革命的战斗精神。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简要地刻划了鲁迅思想的发展过程，即从受进化论、尼采主义的思想影响到成为确信“惟有新兴无产者才有将来”的社会主义者，并以鲁迅的这一思想发展反映中国现代史的转变与进展。他还介绍和颂扬了鲁迅对于中国文化事业的贡献，再现了鲁迅的光辉形象。1956年，许广平同志曾推荐这本书，认为这是了解鲁迅、研究鲁迅的第一本著作。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李平心被捕入狱。他在日寇监狱中遭受各种酷刑，以致留下了宿疾（头昏病）。经地下党和朋友们的营救，他被保释出狱。后住上海法藏寺，大量阅读和整理经史资料；并完成了《中国通史》初稿百余万字，后散失。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顽固地推行卖国、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上海人民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李平心等进步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并经常在《民主》、《周报》、《文萃》、《时代》、《文汇报》、《联合晚报》等进步报刊上撰文，或通过学联、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研究会、妇女联谊会等群众团体集会演说，严厉抨击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和内战阴谋，坚决主张实现和平、民主和统一。这一时期，李平心先后写了《战后的萧条与安定民主》、《以团结克服分裂》、《论党争与统一》等十余篇文章，后汇辑成《从胜利到民主》一书，以实际行动投入了当时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公开破坏和谈，悍然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一些“幼稚病患者”仍然对美蒋反动派存有幻想，企图以“第三种人”自居，在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独裁、正义与邪恶之间搞折衷。为此，平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剖析了“第三方面”的社会性质、政治地位、特点与弱点、任务与前途等问题，批评中间路线的幼稚和糊涂，呼吁广大人民为争取一个光明、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

上海解放后，李平心以火热的激情、绚丽的文采，写下了《上海解放的意义》、《把胜利的欢喜化为建国的力量》等文章，满腔热忱地歌颂新中国，并表示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担任《文汇报》编辑时，他配合全国解放的新形势、新任务，在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

1952年8月，李平心受华东师范大学之聘，任历史系教授，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整理积年考史资料，对中国古代史、甲骨、金文进行研究，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文汇报》、《学术月刊》和《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了《伊尹迟任老彭新考》、《卜辞金文中所见社会经济史实考释》、《从姺妚与商国的关系看殷代社会性质》、《周伐商唐新证》和《商代彗星的发现》等数十篇文章，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1955年，李平心被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全国政协委员和上海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他在继续从事史学研究的同时，还为《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撰写政论文章，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各民族的团结。

1958年前后，国民经济建设在“左”的思想干扰下，出现了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冒进现象，遭到很大损失。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把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纳入正轨，1959年六月至1961年八月，李平心先后在《学术月刊》、《新建设》、《文汇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研究生产力的理论文章。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阐述了在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仍然是最革命、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生产力内部存在着矛盾，生产力有它自己的运动规律，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范围来推动生产力前进等观点。然而，这一理论探讨在当时遭到了“棍子”、“帽子”的打击。有些人说他是“唯生产力论者”，犯了雅罗申科用生产力取消生产关系的错误，等等。面对那些蛮横无理的攻击，李平心坦然地说：“学术讨论是严肃的、细致的思想劳动。惟有崇尚事实，坚持真理，诚意助人，虚怀纳善，才有益于学问，有利于争鸣。”这番话说明了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治学精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我们饱尝了林彪、“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而使国民经济遭受巨大破坏的痛苦教训后，平心论生产力的理论文章更显示出它的科学性。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张春桥的直接策划下，反动文痞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抛出了一篇臭名昭著的黑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李平心对姚文元歪曲历史、牵强附会、乱打棍子的恶劣手法极为愤慨。针对姚文元“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谬论，他从历史实际出发，相继写了《漫谈清官》、《“循吏”、“清官”、“良吏”的历史评价法》及《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和“循吏”、“清官”的分析批判问题》等文章，与姚文元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不仅揭穿了姚文元歪曲历史的文痞面目，而且尖锐地指出，姚文元“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简单化”，痛斥姚文元是“新黑帮分子”，“同老黑帮渊源互接”，“披戴着纸糊的‘革命’铠甲，一手挥舞有形的刀枪，一手抡动无形的板斧，并且善于浓装艳抹，长于辩辞巧说，对照老黑帮来说，他们的确是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有力戳穿了姚氏父子一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老底。姚文元伙同张春桥，利用窃取的职权和控制的舆论工具，组织整版的文章批判李平心，对其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姚文元化名“劲松”、“伍丁”，接连抛出《欢迎“破门而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等黑文，诬陷李平心“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动的学术权威”，“赫鲁晓夫的应声虫”，等等。

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李平心于1966年6月15日含愤去世，终年五十九岁。临逝世前，他曾对华东师大历史系主任吴泽教授说，“吴泽同志，我们多年在一起工作、战斗，你是了解我的啦！我热爱新中国，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把一生献给党的文化科学事业，我写的文章和书，白纸黑字，谁都知道！他们诬陷我是什么‘反动学术权威’，我死也不能瞑目……”这些话，既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控诉，也是无愧的自我总结。

李平心一生尽管经历那样艰难坎坷，但始终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挺立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为真理与胜利而呐喊，而宣传，而歌唱”。他的学术成果丰富多彩，建树卓著，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那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敢于创新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