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4-18 22:35
选择了狂草,就选择了寂寞。狂草曲高和寡、知音难觅,却是揭示书法家内心世界的“密电码”。李志敏生前在谈到自己的书法之路时说过:“我不在乎现在,在乎三百年后。”关于李志敏意义我要讲四句话。
第一句是孔子的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荀子后来解释,“为己之学”是君子之学。“为人之学”是小人之学。“为己之学”是“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肢,行乎动静”。“为人之学”则是“入乎耳,出乎口”。“为己”是“欲得之于己”,在修身,说到底就是做自己。因为人生在世第一做不得神,第二做不得物,第三也做不得别人,只能做自己。那如何做好自己,只能学,只能修身。书法无疑是修身理性,提升生命境界,做好自己的优良方法或途径。因此我常说书法是一个学者、一个文人基本素质的体现。不必张扬,不必显摆,不必作秀,不必像某些经常见诸报端,见诸荧屏的“为人”者那样,四处招摇,不知深浅,玩名词、概念。李志敏先生是君子,是传统型的“为己”的学者,是真正意义的书法家。
第二句是米芾的话,书法“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书法实践历史上一直有此两路,而由来为人所不齿。我称其为“不明道”,“不入流”。而当今却有不少人亦然热衷此道,鼓努为力,非俗即怪。或弄姿作态,装腔作势,摆弄牵扯,“经营位置”;或胡涂乱抹,飞毛乍翅,任笔成形,而美其名曰:追求视觉冲击力。俗哉!怪哉!恶哉!李志敏先生是“贵形”者,是形不美誓不休的艺术创造者。李先生书法激而不厉,狂而不怪,放而有节,沉而不滞。虽稍失刚狠,并不为过,恰性情所致。李志敏书法有本,本于碑学。米芾说过“碑不可学”。因为碑是刀刻的,而书法毕竟是毛笔的表现。如一意学碑,模仿刀法,势必棱角毕现,失于刚狠。李志敏书法很独到,他由此及彼过渡得很好。他的草书不滞涩,很流畅。点画有力度,沉而不浮;结字或出奇而不怪;布白非如“算子”,而是“星光闪烁”。总之大墨淋漓,气象刚严。
第三句是于右任的话,“国画无定法而有定理”。我要说这是艺术之通理,书法自不例外。而用之评价李志敏书法尤为合适。我国由来不重方法论,“庖丁解牛”,“解衣盘礴”等等即其谓也,这其实正是艺术的高境界。李志敏先生正是步入此一境界的艺术家。虽然有些人对李先生书法不以为然,或有非议,比如赵朴初先生就曾对李先生书法提出批评。但我们认为除去见仁见智原因外,多少还是因为有些人对书法之“理”缺乏应有认识。什么是书法的“定理”?还是孙过庭说的“人书俱老”,即内实,老到,点画质量高;结字高古,字字有出处;章法行气贯通,血脉相连。李志敏做到了。
第四句是常说的一句话,“笔墨当随时代”,这是清画家石涛说的。毋庸置疑,这句话意义深远。但而今我们不禁要问:时代如何理解?我们要随什么?大家都知道当今人类在物化:要么动物化,要么器物化。我常说“蔽于用,役于物,迷于客”是当今人类,当今时代的基本特点。因此社会才走向浮躁,走向功利,甚至走向疯狂和罪恶。试问,如此时代特点我们能追随吗?当然不能。然而遗憾的是当今竟涌现出了那么多的“时代弄潮儿”,他们“夸略旧规,驰骛新作”。一味求新求奇,肆意外化,追求外在的感官刺激;有意无意地硬笔化,也就是拿着毛笔当硬笔来耍:要么笔根硬擦,小笔展大字,要么侧锋乱抹。我以为所谓“笔墨当随时代”的正解还是清人董棨所说:“用古人之规矩,而抒写自己之性灵。”这实际是中国艺术创作的通则。特定时代产生特定文化产品。规矩是古代艺术家基于中国既定文化心理结构特征,在一种特定人文背景下创生的,不可再造,不能复为。我们今天所谓艺术实践无非是运用古人这些规矩,抒发自己的情感,书写自己的心灵,表现自己的生活。李志敏先生就是一个懂规矩,守规矩的道地的艺术家,并没有背离古制,去之过远。
吴志攀在《草论-三春堂狂草》一书序言中写道,北大美学家兼书法家杨辛先生对我说过:“李志敏老师创造了当代中国草书的一个高峰。”北大另一位书法家张振国教授曾对我说,北京的高校里面有三个人书法最好,北师大的启功老师、首师大的欧阳中石老师、北大的李志敏老师,三足鼎立。李老师的草书和魏碑写得最好,可惜他走得最早。如果李老师今天还在,那他的名气一定大得很。这些评价,我都是信服的。张老师还说,李老师在世时,谈到名气时曾对人说过,“生前不鸣,死后留名”。这八个字,正是李老师一生淡泊的写照。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王岳川说:李志敏书法对张旭《古诗四帖》有精深的研究,笔法苍茫古朴,横向取势,强调书法意象之美,讲究因象而得意,因意而成象,意与象混而成书,浅识书者,得其象,不解其意,深识书者,得其意而意其象。他精于书法的意,也精于书法的象。其狂草作品借字成象,因文造境。志敏教授曾送我一幅作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用笔极为大胆,任意挥洒,笔走龙蛇,尽显大家风范。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大学书画协会会长张辛教授说:北大历史上的名书法家只有章梫、金息侯、罗复堪、沈尹默等寥寥几人而已。李志敏先生独步一时,是著名书法家,是书名显于学名或曰书法和学问兼二为一的教授,是改革开放新时代第一人。这由北大各院系所的老匾牌,由原写在百年讲堂的北大校训“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八个大字,由镌刻在原法学院逸夫楼前的“建楼铭”,由散落于全国大江南北数以千计、万计的书法作品可以见证。
与季羡林、金克木并称“北大三支笔”的老一辈书法家陈玉龙说:李氏狂草,深得张长史真髓,神采飞扬,有大家气象。运笔如行云流水,信笔写来,大小由之,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纵笔如飞,或狂飚惊落,或戛然而止,或蕴藉含蓄,翁郁朦胧,元气淋漓,冥渺难寻,幽深莫测。正如《宣和书谱》所称“狂客风流,落笔精绝”。志敏尤善布局,任意剪裁,修短合宜,堪称谋篇布局之高手。人们常说: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在舞台上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一字一腔都是美、都是戏、都是艺术:我谓:李氏一运笔、一挥毫、一笔一画、一点一撇都是美,都是佳作,都是艺术。谚曰:“真积力久”、“炉火纯青”、“功到自然成”,揆诸梅氏李氏,洵非虚语。所著《书论》,言简意赅,洞幽察玄,颇富哲理,实为李氏定鼎之作。李志敏《书论》获第二届505中国文化奖(特别奖)。当代书家如沙孟海、林散之、李志敏等人的作品,飘然出尘,云海滃郁,都十分朦胧,让人浮想联翩。
著名书法家沈鹏在早年致信李志敏先生时说:新近出版《现代书法艺术作品》第二辑,足下所书亦极佳!此格为全书第一流作品。
我国老一辈哲学泰斗、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曾专门评价:“李志敏同志是书法名家,兼擅书论。他的书法在当代独树一帜,他的书论亦多独到见解,自成一家之言。”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早年曾致信评价:“李老书法之苍茫,气势之狂放,结体之奇异,章法之险峻,完全突破了世俗的审美观,是与古人通息又展示现代精神的神品!率真!热烈!气势浩然!”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评价道:“李志敏先生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书法大家,他的草书被认为是继毛泽东之后中国最优秀的草书作品。”
首批“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得主葛路教授在《当代书坛一杰李志敏》一文中评价:80年代起,他经常出国讲学访问,时而以法学家的身份出现,时而以书法家的身份出现,有位美国人不理解,怎么可能把严谨的法学研究与浪漫的狂草创作集于一身呢?十年以来,他的独树一帜的书法作品,流传到海内外许多地方,有些已镌刻于石。他擅长行书,尤入迷狂草。像他这样有才华、造诣很高的狂草书家,在当代中国书坛寥寥无几。他作狂草,满怀激情,提笔之前,伫立审视案上的幅纸,连连吸烟,一旦意象在胸,便将全部心神倾注于毫端,迅速挥扫,一气呵成,之后,把笔一投,欣然微笑。他的狂草,大家公认其最大的特色是气势磅礴。有人批评他的狂草难认,殊不知他“重书之精神内涵,故所书唯求任情恣性,不备六体”。甚至他的署名,也不尽相同,有时猛然一看,不知何许人也。他偏爱草书,传世作品草书居多。他的行书功力深厚,风神特殊,并不亚于草书。所作所书,雄劲倔犟,老辣生涩,小至点画,大到整体,给人若引弓待发、若屈铁凿铜的印象。书品活托出书家的个性。他的行书,初看并不惊人,久看则意趣不尽。
2014年,北京大学李志敏书法艺术研究会成立,聘请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王忍之、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为北京大学李志敏书法艺术研究会顾问,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为会长。会上,王忍之同志向研究会赠送了亲书的“李志敏赞”书法作品:“熔诸家狂草於一体,极具自己面貌,当能无惭前人。著书论草论为标志,彰显独特见解,可以启发后学。”
启功先生更是对李志敏先生的书法造诣大为赞赏,他说:“只有碑帖融合,才能突破前人藩篱。而李志敏先生对引碑入草的探索,代表了中国书法的方向。”
赵朴初先生说:“我是先见李志敏其书,后见其人。最初看到其大草作品时,觉得实在难以认读,并略显生涩。可放在一边,偶然再来看时却感佩其点画老辣苍劲,不乏神来之笔。故仔细端赏,甚感其真神品也!”赵朴初先生后来视李志敏先生为当代书法的扛鼎者、引领人,还多次对李先生开创的“引碑入草”提出可贵的建议。
法籍华裔书法理论家熊秉明提出:“当代书法要从碑帖结合上找出路,狂草就应该像李志敏先生这样写,引碑入草价值不容低估”。
魏碑大家孙伯翔评价:“李志敏先生是名副其实的魏碑方家,每观其书法可谓逸兴畅怀。”
韩国书法家金炳基评价:“李志敏先生的书法引碑入草,独臻胜境。”
著名书法理论家和实力派书法家的寇克让说:“草书创作就如下棋,不能紧盯几子之得失,要谋全盘之大局。李志敏先生深谙此道,是当代草书一流高手,是真正靠功力取胜的书家。”他还评价:“李公(李志敏)草书以气格胜,恣肆而时臻苍茫。三原髯翁(于右任)之后别开新境者也,百年罕俦。虽粗头垢面处,亦笔路劙然。余尝谓李氏运笔之独具一格者,在枯笔连绵四字,以其枯,故老辣纵横;以其连,故复气韵生动。”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金开诚说:“改革开放以后,记不得从哪一年开始,才在大饭厅的东门看到了“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八个大字。我想,这一定就是校训了。这校训当然很好。因为其中所提出的四种行为指针都对人很有教益(特别在治学方面),值得广大师生铭记力行。过去,我每次路过大饭厅,都要对这八个字凝眸一观。这倒不是为了加固对校训的记忆;而是因为这八个字乃已故的北大书法家李志敏教授所书,李先生的书法雄健奔放,恰如传统书评中常常说到的“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一直得到我的很高评价。北大校训尤为李先生的精心之作,故而很耐人观玩。”
丁石孙、雷洁琼、罗豪才、侯仁之、张岱年、季羡林等学界泰斗,都十分仰慕和推崇李志敏的书法造诣,将其书作当作赠送外宾的佳品,并将李先生与沈尹默合称“北大书法史两巨匠”。一次,雷洁琼、侯仁之专门请托赵宝煦致信李志敏求赐书作,信中说:“雷洁琼与侯仁之二位教授应邀赴美参加国际会议,拜恳我兄为书写唐诗小屏条三张。雷老久闻大名,殷切嘱我转求。大笔一挥,感盼之至!”
1925年4月,李志敏生于湖北老河口,祖籍河南南阳界中镇李庄。他从小读书习字,聪颖仁义且具艺术天分,深得邻里嘉赞。由于时局不靖,他少年时代曾辗转于河南南阳、河北邢台和湖北襄阳求学。少时临习楷书多年。
1946年,李志敏考入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中国最早的三所艺术专科学校之一),专攻书法和水墨山水,广泛临习汉魏碑刻及大小篆。据同学汤文选回忆,“他的书法功底好,入艺专不久,即成为班上画得最好的学生。许多人都向他学写字,他练过的字,就被同学拿去,当字贴来临写。此外,他还会刻图章,布局苍劲老道,也常有同学请他治印。他的书法、山水、治印都带有北派风格。”另一同学则回忆说:他“除了画画,还是画画,一天到晚关在画室里画画,写字及刻章。很少出去走走。他平常只穿蓝布长衫,吃得也很简单,生活很艰苦”。
1949年,李志敏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由民国时著名的法科大学朝阳大学改建)。次年,该校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李志敏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4年到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直到1994年初退休。李志敏先生精通英、法、德、俄等好几国外语,又有扎实的国学底子,曾任中国婚姻法学会副总干事、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民法教研室主任。1956年参加民法起草工作,1979年参加婚姻法修改调查研究工作,1984年参加公司法起草工作,曾讲授苏联民法、苏联和东欧国家民法、婚姻法、外国民商法、中国古代民法史、中国婚姻制度史、比较民法等课程和专题。1983年起在北京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主要法学著作有《民法教程》、《继承法概论》、《中国古代民法》(中国大陆地区最早出现的民法史著作)、《外国民商法》,主编有《比较家庭法》等书,翻译了《施蒂纳和许来特的比较》等文章,校阅了《国际合同》、英国《合同法概论》等著作。教过的学生有李克强、何勤华等。
李志敏老师的生活是非常不幸的。1954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分配到了刚恢复成立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工作。刚开始想在民法专业上有所努力,他在《工人日报》工作的妻子孟昭蓉因心直口快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李老师受到了牵连,他虽仍在北大工作,但孟老师却被发配回河北唐山。李先生一生坎坷,生活比较拮据,他的两个女儿竟葬身唐山大地震。
1979年,李志敏和张学书校长、赵宝煦、张振国等老师发起成立燕园书画会。陈玉龙、杨辛、葛路、罗荣渠诸教授以及在全国首届大学生书法竞赛获奖者曹宝麟、华人德、白谦慎和张辛四位学生热诚襄赞其事。在李志敏会长带领下,燕园书画会同仁踵武前贤,整合北大书法人才,切磋书艺,举办书法展览和讲座,开展校内外、国内外书法艺术交流,指导学生书法实践。北大书坛呈现一片生机。
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李志敏携赵宝煦、金开诚、杨辛和陈玉龙四位教授加入,北大成为全国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最多的高校。不久张辛和葛路、罗荣渠教授也相继加入中国书协。李先生还走遍全国,到处讲学或参加笔会,德艺双馨,声名渐起。80年代中期志敏先生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市书协副主席。
1983年7月19日,北京大学团委在办公楼会议室,为应届毕业生中志愿去西藏、新疆、青海、宁夏等地工作的22位同学召开了欢送会。时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1977级校友李克强主持了欢送会。会上,北大书法史巨匠、法律系李志敏教授代表全校师生挥毫书写了“献身祖国、振兴边疆”八个大字,勉励同学们为边疆建设贡献力量!赴西藏工作的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代表胡春华激动地接过题词,表示要不辜负学校期望。随后他们奔赴边疆工作岗位。《光明日报》于1983年7月20日头版作了报道,多家中央重点媒体均进行报道。
毕生致力于草书探索,所作纵横恣肆,气势贯通。作品为各地博物馆、纪念馆、书画院收藏及收入《中国书画》、《中国现代书法选》、《中国古今书法选》和日本出版的《中国书画家作品选》等,或被刻石。其中《中国当代著名书家》(一九九二年五月出版)一书载文专门介绍其书法。发表《论书法的神韵》、《谈魏碑的临习》、《泰山碑刻赞》等论文。他的许多书法作品作为北大珍品赠予国际友人,他于1985年应邀访问日本,交流书艺,1988年应邀在华盛顿大学讲学,作书法专题讲演。
1986年,在暑假的北大常委扩大会上通过了大力宣扬“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八字学风的决定。其实,在前两年学生们“读书无用论”思潮最严重的时候,时任教务长的王学珍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的赵存生等人就已经讨论出来用这八个字来概括北大应提倡的学风了,但当时没有广泛宣传。倒是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彭佩云,在一次全国性的教育会议上将它宣扬了,所以一定程度上它成为全国学校应有的学风,甚至成为有的学校的“校训”。从此,大饭厅外就有了书法家、法律系李志敏教授所书的这八个苍劲的草书大字,《北京大学校刊》报头旁白上也刊登了此八个字,成为北大人人都要努力遵行的学风,不少人甚至以为这就是北大“校训”。
1988年,启功先生当选为北京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在他的郑重提议下,李志敏先生当选为北京书法家协会第一副主席兼任评审委员会主任,柳倩、蓝玉崧、谷溪为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卜希阳、尹瘦石、吴未淳、欧阳中石、秦公、袁其微、徐焕荣、康殷为评审委员。两人与其他书道好友一起将书法协会发展壮大,助推中国书法的发展繁荣,影响日盛。
上世纪80年代,一次北大美术社请校外顾问廖静文、钱绍武、范曾出席完“红楼画展”评奖活动已是晚饭时刻,只好来到北大当时唯一对外的燕春园餐厅。那是寒冷的十二月,夜色降临,北风呼啸,涮羊肉的锅子已经摆好,一桌人一定饥肠辘轳,可多数人都客气着,特别是学生辈虽早已不断地咽着难以自禁的口水可还是装作不饿地硬撑着。几位北大美术社的学生谁也掏不出这顿饭钱,那时侯太贫寒了,最后是李志敏先生自掏腰包解围的,其实李先生那时也不宽裕的,至今还记得范曾用馒头沾着羊肉汤玩笑地说:“涮羊肉改成涮馒头了。”还有一次北大美术社请华君武来北大作讲座,李志敏作为美术社顾问老师迎接。美术社的李晓峰、刘小刚等同学看到李志敏先生刚刚从厕所出来,一边系着裤扣,一边赶上前去与华老握手,李先生不拘小节得让人想到《庄子》的“解衣盘礴”。
1990年秋由北京大学艺术教研室发起开办了首届书法艺术研究班。这是北京大学建校以来面向全国招生的首届书法艺术研究班,共有来自全国各地100余名学员来北大深造。这届研究班由李志敏先生任总指导,陈玉龙、杨辛、季羡林、袁行霈、张辛(此夫)、沈鹏、欧阳中石、钱绍武、张振国(翁图)等为主要师资力量。启功先生对这届研究班也给予了大力支持,还推荐了不少后学来研究班学习。赵朴初先生是佛教界的领袖,也积极参与推动书法的繁荣。鉴于当时赵朴初先生年事已高,李志敏先生和杨辛先生,及当时还是北大青年教师、后为当代文人书法领军人物的张辛等,多次上门与赵朴初先生切磋书法问题,留下不少难忘的瞬间。赵朴初先生后来视李志敏先生为当代书法的扛鼎者、引领人,还多次对李先生开创的“引碑入草”提出可贵的建议。
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早年经常以学生身份致信李志敏求教或沟通艺术问题,在1992年3月的一封信中,他就专门谈到了李志敏书法在韩国的影响:“浙江美院受国家委托组织高质量作品赴南朝鲜办展览,此事负责的二位先生均为我之友,您在南朝鲜影响甚大,前书道理事长也撰文介绍过。现寄去邀请函一份,若您老有兴趣,请惠寄1至2幅作品到我……另如您能写一封信给南朝鲜书总理事长(即为您撰文的),请他在中国艺术展开幕时能予以惠临指点当更佳,此信可随同您作品一起寄给我。”吴为山在1992年7月致李志敏的另一封信中曾谈到这次展览的盛况,他说:“您的大作由浙江美院带到汉城展出,据主办的樊学川先生讲:‘过问者特多,影响很大’……南韩中央电视台、中央日报均作了报导。” 此外,韩国的《书法交流》等书法报刊,也多次对李志敏书法作详细介绍。
随着中日书法交流的深入开展,日本出版的《书道》《中国书画作品集》《中国书画家作品选》等书刊,均收录了李志敏书作或作专题介绍。李志敏狂草在日本声名鹊起、影响日隆,不少人都将其与同样在日本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林散之并称“南林北李”。日本社会实业家冈松庆久,多年积极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并在多所中国高校设立奖助学金项目或赞助支持教学科研活动,他于1992年出版自传著作《播种》,特请李志敏为之题写书名。李志敏用遒劲之笔写下“播种”两字,用笔呼应有致,结体浑厚,雄劲刚正,充分体现了作者砥砺奋斗、回馈社会的精神境界。
李志敏一生孝友温恭、道风仙骨,求书者、求学者甚众。在总结历代书学思想和学书心得基础上,写就了两部书法与书论合璧的传世之作——《书论》《草论》,堪称当代书法理论经典。其对书法晚辈亦关爱有加、提携有方,1986年河南书协举办“墨海弄潮——河南中青年书法家十五人作品展”,1987年北京书协举办“北京部分中青年书法家作品展”,两个展览都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均请李志敏撰评,都在《中国书法》杂志刊发。另据遗存书信及当事人回忆,中国书协原主席张海早年曾多次致信李志敏,推荐李刚田、周俊杰书法论文,吴为山、张旭光、王友谊等也时常致信李志敏交流书艺或求赐书作,河南省书协主席杨杰更是视李志敏为书法引路人。张振国、曹宝麟、张辛、王岳川、刘小刚、华人德、刘恒、白谦慎、李晓峰等在北大读书或工作期间,都与李志敏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叶清撰文回忆:1994年3月8日,李志敏先生写出两封信,一封给我,一封给刘玉岭。刘玉岭一信因为有关先生身后嘱托,如骨灰墓地的安放选择,作品的甄选及出版,以及要求我们学生以后开办书院,可称遗嘱。此信主要是先生交代学生一些身后事,信息量极大。一是先生病时未告知刘玉岭,但在之前已看中日照小泰山风景,有可生活躬耕自得,可养老乃至身后葬于此的想法。二是如先生不治,作品由学生刘玉岭、北京容若、上海叶清三人整理,其中十分之一出版。三是所得稿酬可用于开办书院。同样在3月8日,先生也给我写了一信,讲身体恢复中,如康复当与我欢聚沪上,乘舟垂钓,切磋艺业。字有晋陆机《平复帖》意,落笔成形,结体通草篆奇字,书隐隐如周秦古器熠熠生辉。近日,又幸见先生致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沈鹏的一封信,时间是同年3月10日。这三封信,可谓先生晚年绝笔,弥足珍贵!1994年4月12日,李志敏先生仙逝。
李志敏生前曾任中国书协理事、北京书协副主席、北京大学燕园书画会会长等职。他脚踏实地工作,对头衔并不感兴趣。“德不可伪立,名不可虚成,艺不可诈取”,这是他做人从艺的信条。他在实践这一信条中光明磊落地度过信仰无愧的一生。他临危在病榻轻轻自语:“走,走,戴上眼镜,穿上风雨衣,走到很远的地方去!”
李志敏的书法探索之路,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60岁以前,遍临诸体百家,探求时代书风,以碑入手志图引碑入草,作品雄强朴拙、大墨淋漓,但碑之用笔过露,草之意韵不足,碑草融合未及浑然一体。第二阶段是60到65岁,偏于今草探索,尤重唐草笔意,辅参北碑气象,用笔纵横恣睢,点画生涩老辣,章法贯通意连,颇显癫素风神。第三阶段是65到69岁,致力将碑之笔法和神韵彻底引入狂草之中,兼融“流放姿纵”与“苍茫雄浑”于一体,力求化碑魂于狂草自由之境,开创引碑入草独特书风。纵观现当代书坛,书法境界每五年时间既能风貌大变、上大台阶者寥若晨星,而李志敏先生以书论和书艺兼修、篆隶楷行草五体皆能的坚实根基做到了。
狂草格调是怎样“炼成”的?李志敏认为:“临于池,酌于理,师于物,得于心,悟于象,然后始入草书妙境。 ”其取法汉唐、引碑入草,对历代经典碑帖无不博观约取、心摹手追、物我两忘,造就古拙与苍劲相融的高贵书格。他临帖的方法也很独特,如在临怀素《大草千字文》时采用“对临法” ,力求与原作形神兼似;在临《自叙帖》时,则将张旭《断千字文》的笔法与怀素《自叙帖》的结体融为一体,即“用颠张之笔法写狂素之结体” ,此法可谓匠心独具、前无古人。同时,其思想深处有强烈的求变意识,倡导笔墨当随时代,注重既师古人又师造化、尊重传统又超越传统、肯定自我又否定自我。无论从笔法、结体,还是墨法、章法,他的狂草探索无不充斥着超越传统和突破自我的可贵尝试,其作品风貌千幅多面,落款署名也极尽变化。
引碑入草是碑帖结合的一种高级形态,对于书法的走向很有影响。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书法大家李志敏率先倡导并实践引碑入草,其探索为准确把握当代书法发展方向及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在书法诸体中,草书与碑学风貌距离最远,最具实践之难度,其实践价值亦最大,故引碑入草应为碑帖结合之高级形态。作为有深厚学养和艺术创造力的书家,李志敏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深刻洞悉这一发展趋向,在汲取前辈书家碑帖结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明确提出“引碑入草”的命题,并进行了开创性的尝试和探索,将碑派书法之内核及精神植入草书,使草书从笔法、结体到风貌为之大变。
李志敏引碑入草作品的大气磅礴之势,得益于魏碑方笔和圆笔的浑然妙用。同时以狂草神韵境界为精神内核与之互通互融,亦方亦圆,方圆兼备,流畅中不失劲正之气。他将碑的墨法引到大草之中,厚涩之间现朴拙,酣畅之中出力道,形成浓枯对比更为强烈、线条点画更具张力、视觉感官更具冲击力的墨风特色。他注重“用笔贵约,约而能真”,在“化线为点”的探索中将“点”的运用推向极致,打破以传统点线互补为布局的固定模式。
引碑入草的开创性探索的意义,正在于李志敏的思维里有着明确的取舍原则和强烈的求变思路,即集中将碑的最本质笔法和雄强之风貌,从根本上植入草书特别是狂草实践之中,同时,他又敢于果断舍弃一些固有的技法原则和要求,结字高古,取法汉魏,用笔大胆,点画简省,结体奇异险峻,使他的草书书风兼具“流放姿纵”和“苍茫雄浑”的神韵。此外,他的每一幅草书作品都极力寻求变化和差异,这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千篇多面”的特点,但整体上又能体现出凝重粗犷、雄奇厚拙的碑学意蕴。
任何一种书体和书风从开始萌芽到发展成熟,都需要历经岁月的多重砥砺和洗礼。李志敏作为引碑入草的开创者所进行的探索,为当代书法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值得书法理论界认真研究和借鉴。
纵观20世纪书坛,以草书名世者,莫过于右任、毛润之、林散之等人。但于右任和林散之的草书均属小草范畴,并未进入狂草境界,毛体草书虽有狂草气势,却夹杂了较多的行楷书结体。而李志敏则走“纯草”路线,开创引碑入草独特书风,填补百年狂草史空白。即使他在法律教学中使用的钢笔讲义都由草字撰写,其致友人的小字草书信札也处处彰显大字狂草格局。
林散之草书为飘逸之美,李志敏草书为苍茫之美,风格迥异,刚柔互补,并称为圣。有当代草书“南林北李”两大家之誉。李志敏遍学历代书法大家,倡导“碑帖结合”,“引碑入草”是他的一大贡献。他写草书走“纯草”的路数,很少夹杂行书结体,用笔简、短、枯、利、碎、险,长形的连绵线不多,走的是急碎步,颇类怀素拓片《大草千字文》。但不同的是李志敏的草书更为凌厉,尖利的锐角线迭出,笔线时生“毛刺”,有时感到刺目,带有碑所特有的厚重、骨力和气势。
在书法探索中,李志敏创造性地发展了“枯笔连绵”技法,并将其推向自由之境,其枯笔在连续中锋绞转之中不散、不断、不弱。正如实力派书法家寇克让所指出:“李志敏的‘枯笔连绵’冠绝古今,历代书家鲜有触及。”
李志敏先生的草书个性十分强烈。草书,历来是连绵线的艺术,而李志敏的草书却是“点”的散步——每个线段都有“缩线变点”的趋势,整体看一幅作品就像是点的舞蹈,故此李志敏的草书可称“散点派”,这在中国草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具有开创性。
为了避免点的增多阻碍笔势流动的快感,李志敏在使用很少的“字连”基础上更多地依靠字的欹侧(体连)与笔与笔方向上的(势连)遥相承接,来达到个性化的效果。而且许多单字结构有意做到不完整,对比、呼应、补救等在一个字中应该完成的东西常常依靠多个字来集体促成,在这里单字往往是一个传统完整“字”的部件,两字或多字的“字组”才是一个圆满的“字”概念——多字成一字是也。其笔与笔不管连绵还是不连绵都有一股强劲的、集中的力势冲在前面拉引着身后的一串串字,其书大散而具大聚之态。
结字又分两种:一是左高右低型,一是右高左低型,这两种结构也带动了线走向了多维方向,再加上字体的左右倾斜,动感、旋律都被带出来了。这里左高右低型结字与泛常结构不同,字形的左高右低是一方面,高妙处在于整个字中的所有横线条也呈现出左高右低之势,给欣赏者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失重感、跌宕态,正是这种字形与线使李志敏的草书笔势比泛常书多了一个维度,气脉产生了摆动、回旋特征,一行字似乎都被带着旋转起来。欣赏这样的作品会感到一股奇崛之气。于是看他的书法会有难以认读的生疏感,因为他草书结构的形成是个性笔势带动下的结果,而不是结构决定笔势,笔势第一位的结果就是创作中会有足够的精力注目于行笔节奏的把握,笔线的长短、字的造型都要迎合于笔势,点、线、结构被当做书家触摸个性节奏、追索生动律动的材料,而不是目的——这是狂草书以势带形的主要特征。
李志敏草书开启了狂草的动力内核,当代书家很少企及。他的用笔旋律是那么的自然,了无挂碍。各种斜线的大量使用使其书写节奏、笔势与古今草书家拉开了距离,李志敏是真正体悟到草书境界和旋律者。
客观地说,李志敏的草书由于特殊的用笔和结字,造成用笔过于紧张、逼迫、压抑、收束,他的用线与其擅用顿挫笔法的碑书不同,中间没有起伏,是一笔拉过,比如说写一根线,他的用笔就注力于两端,起笔顿,收笔顿,线就是两点的连接,中间猛掣过去,与张瑞图、张海的用笔节奏类似,这样的用笔是特点,但是由于运用的有些过于偏执、果断,也就使其线条的“肉”感、“墨”气略有丧失,有“气促”之感。值得欣喜的是:他的笔势很丰富,比张瑞图丰富一些,一定程度可弥补作品的紧张感。
法籍华裔艺术理论家熊秉明曾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草书创新者极少见?”对狂草的创新需要在深厚的传统功力之上造就鲜明的个性风貌,这对书法家来说是极具挑战性的,而李志敏做到了。20世纪的书坛,李志敏开创了引碑入草的新路,填补了当时的狂草史空白,他的书法点画简省有力,线条老辣朴拙,用墨枯润交映,章法极具变化,促进了当代书法理论的发展。
如果李先生不是那么早过世的话还会更好的,有时候艺术家前进的步伐被人生的短暂无情地阻止了。但与现当代书家的艺术水准比较,他仍具有难以超越的艺术高度。他的书法造诣和境界,终会得到中国书法界和越来越多人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