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纯就读巴黎大学文科三年，从师瑟诺博司教授研究近代史及历史方法。后在自《序》里说：“朝夕挟书册以从，聆听讲课，后来转入柏林，居康德街一小楼，日长多暇，乃译成《史学原论》一书。”这书是由瑟氏与朗格诺瓦（法兰西国家藏书楼主任）二人合著的。他们都是法兰西负有盛名的史学家。李思纯对他们推崇备至。1923年，回国的邮轮上，李思纯译完了《史学原论》的附录，首次将书介绍至国内。

李思纯留欧四年余，节食省用，还买了几百本外文书籍，如霍渥儿特《蒙古史》及有关中亚、印度等史书。这为他作为史学大家垫下了深厚功底。在学术专著方面，1926年中华书局刊印了李思纯的《元史学》，得到王国维、柳诒徵、陈垣等专家的寓目。

1936年，李思纯以学贯中西的史学功底，饶有兴趣地完成了两部关于地方知识的《成都史迹考》与《成都大慈寺考》，其史料之宏，用力之深，考证之精，视角之新，在研究成都城市史上至今无出其右。而这两部研究成都地方史的专著，至1970年后作为四川大学“国家文化基金研究项目”正式整理出版。这是作为历史学家的李思纯对乡梓的最大贡献。

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刊印了李思纯《江村十论》一书，是学术论文十篇集成，《说歹》、《说站》、《唱喏考》、《说外族王号异译》诸篇与元史有关；《说斗将与兵器》、《说殉葬》、《说民族发式》、《唐代妇女习尚考》、《译经工序考》、《灌口氐神考》则有关通史、民俗、社会习尚，以及少数民族之研究。1963年，中华《文史》第三辑刊出了李思纯《学海片鳞录》一卷，为读书札记，内容精粹。

李思纯与友人交往，多以诗词唱贺。其最早之诗作见于1912年。后李留学法德，亦随时作诗记物，并投《学衡》发表，吴宓与其成为至交与此关系极大。吴对李诗十分欣赏，并说：“今年六月，君归国，困居上海，寄来《东归旅程杂诗》三十七首(刊载《学衡》二十一期)。宓七月初，即去函定交，邀君来南京住宓家……并介见梅光迪君等，梅君引为同志、同道，即荐于学校，聘哲生为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法文》及《法国文学》教授。”

作为兼新旧文人品性的李思纯，可谓万里游历万里歌。他曾为蜀中学界耆老赵熙的弟子，故词作亦臻上乘。

啼笑皆非涉政界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召开制宪国大会。李思纯作为川康代表于1946年5月和11月两度赴南京。亲历会场所记下的种种细节，就是作为历史学家李思纯的《金陵日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其中可以窥探民国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段心态史。

李思纯赴南京出席国大，似乎看透了当时的家国大势，其心思并不全在于会事，而是作为个人游历交友与谋业挣钱的机会。在预备会期间，他即应浙江大学校长邀请赴杭州讲学游历三日。李思纯在会外的另一重要内容即会晤文人与朋友。此间访晤人物众多，皆为社会名流，如于右任、曾琦、李璜、梅贻琦、陈寅恪、傅斯年、李济、竺可桢、章士钊、顾颉刚等政界与学界人士数十人，旧友新知不亦乐乎。

在《金陵日记》中，李思纯记载相聚唱曲较多。国大结束后在杭州讲学期间，2月16日访谭其骧。两点钟“偕季龙伉俪及佘坤珊夫人赴湖滨西湖饭店，参与昆曲会，为杭州战后第一次聚集，定名曰‘西湖曲社’”。多人唱曲十余种，八点方散。可见当时学人雅兴之高，且透露出抗战后，在短暂的太平光阴里，江南民国学人时常有此等雅集相聚。

人间旧好胜新知

1943年夏，一代史学宗师陈寅恪，同时为成都燕京大学与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聘，经历乱世流离之颠簸，来到了风光旖旎的成都华西坝，一时心境大好，赋诗道：“浅草方地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不仅如此，还他乡遇知己，李思纯便是其一。他在抄赠李思纯的一首诗中即有“人间旧好胜新知”的表达。 李思纯与陈寅恪的交情是从1922年开始的。李思纯因法国物价太高而转到德国柏林大学就读，因无官费、少家济，加之四川时局恶化，战祸又起，一年后，他写了《柏林留别陈寅恪》诗后就回国了。陈先生长他三岁，尔后竟成知交，因为两人有着共同人生经历、有着共同治学兴趣。

1945年陈寅恪在成都华西坝成就了名动学界的《元白诗稿笺证》；而李思纯则在1936年完成了纸贵一时的《江村十论》，这两部史论学术专著都是研究唐代历史文化的。另外两人甚为喜欢诗词唱和，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还彼此写信，寄诗，互通肺腑之言，至此相交达40余年。1946年，李思纯在南京出席国大期间，交往最亲密者要算陈寅恪。6月16日，李思纯访陈寅恪。当日记言，其至陈寅恪处不久，交通部长俞大维亦到，三人共“谈数小时”，其间“寅恪告余，新得一联语云‘托命非驴非马国，处身不惠不夷间’。余为大笑”。

陈寅恪此时正患眼疾，聚谈之间仍有如此兴致，且谈论中，陈寅恪嘱咐李思纯要“常往谈，以解寂寥”。后李思纯返川，陈氏又托李氏过渝时往其家代转问候。李思纯到陈家后，陈寅恪的胞弟陈登恪一家还留李思纯午餐。陈登恪也曾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留学德国时，李思纯就常与陈寅恪、陈登恪兄弟在康德大道街头的咖啡馆里清谈。

1944年秋，李思纯另一位至交吴宓也来到了华西坝。吴宓为古典文学兼外国文学名教授。两人在学术上早有交往。1923年10月李思纯在《学衡》第22期发表了《论文化》一文，而成为介绍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最早的学界人士之一。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艰难岁月里，吴宓在接到李思纯家庭生计告急书信时，还从自己本就微薄的薪酬中拿出部分接济老朋友。这样的情谊成为肝胆相照与相濡以沫的文人交往典范。

李祖桢 怀念我的父亲李思纯

作者：李祖桢

来源：《文史杂志》，1989年4期，3-5

李思纯（哲生），是我父亲，1893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19年秋，我父亲和李劼人、何鲁之三个青年同舟去了法国自费勤工俭学。当时在上海会聚的青年去欧洲的人还多，他们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而出国的。

我还记得大概是在1919年夏秋，由李劼人作介，在成都部分青年人自愿参加，组成了“少年中国学会”分会，照了一张像。我认得出的有：李劼人、李思纯、胡少寰、何鲁之、李幼椿、孙少荆、周晓和（周太玄的哥哥）、穆济波等。还有后来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虞），他是赞助者，不是少年但却有一颗少年的心。这一学会早在“五四”前一年就在北京筹备。发起人有李大钊、王光祈（字润愚，四川温江人）、周太玄、曾琦等，后来毛润之也参加了。王光祈最活跃，富有改造社会的空想，有理论和实践精神，所以推举为筹备主任，后为执行部主任。可以说“少年中国学会”是以王氏为主演，是在“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潮下涌现出来的。

父亲与王氏是老朋友，他们同是《川报》《群报》的记者（王氏当时为驻京记者），他们在上海半淞园，黄家阕多次晤谈交游，后来又在柏林交游一年有余（王氏先读柏林大学后去波恩）。二人在“学会”中都属无派见的，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国家主义派，只是王氏的理想言谈，有安那其主义倾向（即无政府主义）。时人多以王氏留德十八年不归为憾，父亲则反思其事，认为在国外研究的成绩比在国内大，王氏是自有其理论识见，不愿政治千预。王氏和我父亲，都是爱国知识分子，据说王氏在德国曾作过不少反日侵华宣传，成效很大。王氏是土秀才加洋博士模式的人物，所以与我父亲很契合。父亲与王氏的性格、识见，甚至走的路子（中间路线），都是相近似的。

父亲是流着眼泪出国的，因为没得钱！他的父亲只是个滇省边县候补县令，辛亥苹命后候补资格自然取消了。他的祖父倒是一个知州，在中法越南战争中，光（州）宣（州）之战得胜立功授官，可是为官不到两年即丁忧返川，不复出仕，不久病卒。父亲虽是宦门之子，清末便有“海棠花下破衫来”的诗句，在上海饱尝酸风冷雨，出国时，幸得张君劢的资助，又谋得《时事新报》驻欧通迅记者。 004

父亲就读巴黎大学文科凡三年，从听瑟诺博司教授讲述近代史及历史方法。自《序》其情况说:“朝夕挟书册以从，聆听讲课，后来转入柏林，居康德街一小楼，日长多暇，乃译成《史学原论》一书。”这一书是由瑟氏与朗格诺瓦（法兰西国家藏书楼主任），二人合著的。他们都是法兰西负有盛名的史学家。父亲在巴黎生活很艰苦，冬天巴黎很冷，他住寓所无钱生火炉，冷极了竟捡报纸烧火取暖。他经常穿的是粗麻花呢制的西服。可是他的寓所又是一批留学生的巴黎通信处，火热的心也燃烧着他从今天要跨到明天。他在巴黎忙着学习法文，拉丁文，和写通迅稿，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我特别要提的是蔡和森、蔡畅、王若飞、徐悲鸿、李璜等，他说他与王若飞更合得来。

父亲终于到柏林去吃廉价面包了，因他祖母死了家计接济不上。他知道学业未成又势在必返，因而发奋译书（即《史学原论》）。父亲说：此书为“讨论抽象史法而体大思精之作。”又说：“谈历史方法之书尚未有逾此者。”（此书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以后又再版，列入历史丛书。又收入《万有文库》列入史学类书。）此书有几个观点值得一提：1、无史料即无史学，即使是第一手史料，著作者也有倾向性。因此要运用校雠、考证、鉴定等方法。不应轻信和盲从，早出的书未必较晚出的立言可信。2、一切校雠考证之目的，皆不是史学家的真正目的。史学家的真正目的在于探求“史原”。即著作的原始，透视历史的真象，裸露历史的本来面日，自然可以察古、鉴今、而知来。译文还强调说：“历史使吾人狎熟于一切社会形式之变动，而将吾人畏惧变更之传染病，疗治痊愈。”可见此书论史是有求变革，向前看的目光的。它已进入了新史学的范畴。3、本书鉴定史料，提出了“离立其所含之各个记载”，是现代“筛选法”的影子。此书还讲了“天人趋合”与我国先哲讲的“天人合一”不是一回事。但与现代史学新思潮的“宇宙法”学说，更有明显的暗合。以上几点，说明此书与现代史学新思潮的脉搏是紧密相连的。

父亲住在柏林（1923年），自然要学德文，同时，渐渐他爱上了音乐（他早年就是个昆曲爱好者），喜欢听交响乐，歌剧。也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我特别要提出的是，他和朱德、康克清同在舞场相识。自然那时他还不知道有这么荣幸；他会和一位未来的红军元帅共舞呢。他在柏林结识陈寅恪是一生的幸事。陈先生长他三岁，尔后竟成知交。50年代还写信，寄诗，互通肺腑之言。父亲留欧四年余，节食省用，还买了几百本外文书籍，如霍渥儿特《蒙古史》及有关中亚，印度等史书，父亲无官费、少家济，加之四川时局恶化，战祸又起，1923年他写了《柏林留别陈寅格》诗后就回国了。在船上方译完《史学原论》的附录。

归国后任南京东南大学外文系教授，此后以诗文投稿《学衡》。他的译稿《法兰西诗歌集》（即《仙河集》）也刊出部分，《戈歌鱼麻古读考》一文亦刊出，他不是《学衡》派，但是个赞助者，是凭着自己爱好古典文学和珍惜传统文化而写稿的。他思想上不沾复古主义，作品上很少封建尘埃。

在南京一年，主要在写《元史学》一书，他治元史的方向在证误、校补，即引域外新的资料，以补订国内大师著作之不足，可见父亲早年颇有雄心大志成一“蒙古通史”。用综合体著述。如他说的：“一干众枝，一枝众叶，分为五部（包括蒙古余绪帖木儿汗国），合为一史。”不过雄心虽有，大志难成，他的雄心到暮年时唯有“书空坐一室，咄咄向天涯”之叹。

不过父亲的《元史学》（1926年由中华书局印行），得到王国维、柳诒徵、陈垣、朱希祖几位专家学者的寓目，厘正伪误（见《元史学自序》）。他确也补了几篇元史学文字，如《补马可波罗传略》，《补元代基督教传布史略》等。

父亲还有《学海片鳞录》一卷，中华《文史》1963年第三辑刊出。是读书札记，很精粹。足见读书渊博，功力深厚，识见不凡，发人之所未发。又《江村十论》一书，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刊印。是学术论文十篇集成，如《说歹》、《说站》、《唱喏考》、《说外族王号异译》诸篇与元史有关。此外有《说斗将与“兵器》、《说殉葬》、《说民族发式》、《唐代妇女习尚考》、《译经工序考》、《灌口氐神考》，则有关通史、民俗、社会习尚，以及少数民族之研究。

1924年他回成都探亲，省督杨森，聘任他为“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校长。父亲说：一年来，别无他事，唯经常跑将军衙门向杨森要钱办学！比教书还伤脑筋！1925年李鹤林（郫县人，留学生，共产党人，后被开除？）来信促去武汉。他却去了学术中心北京。

他来到清华园，访问了老友陈寅烙、吴宓。又谒见了国学大师王静安（国维）梁任公（启超）。王先生亲书五言秀句数首赐赠；梁先生则“竟晚作长夜之谈。”父亲俱有诗记其事。同年他在北大任教（预科），在辅仁大学、北师大兼课，他和章士钊、张东荪、陈垣庵、马叙伦诸先生都是师友之交，与贺麟、刘半农等先后认识。后又在国立编译馆任编纂，所以熟人不少。 005

回川后赋闲两年，只在“成都高师”、“国学专门学校”（前身即尊经书院）兼课。

抗战年兴，父亲任川大历史系教授，后兼师院史地系主任。又兼授华大哲史系，迄于解放。1960年3月14日在省文史馆病发（脑溢血）经医院抢救无效逝世！年67岁。

父亲手稿，曾被抄失！但佚存还多（清还）。如诗近千首，词近百阕，自署《岫云庐诗词》。他是赵尧老（熙）及门弟子，故词作亦臻上乘。此外有《成都古迹考》、《成都大慈寺考》和“龟城志”，可见他是要学常璩为地方写史志。还有《昆曲名谱曲手钞本》、《国史四裔地名同名异译汇编》（残稿），以及《康行日记》《昔游诗》等。

我认为父亲治学是比较全面的，文、史、哲、政、法、新闻、外交翻译都下了很大功夫，（自是以史学，诗词见长）。从空间说足跨亚非欧，从时间说阅历清末、民国、解放后十年三个时期。他有史笔，也有诗笔，有科学识见与聪明感受，好文辞而不陈腐。所以父亲不是一张画，一部小说，所能圆满描绘的。他的心灵也是较美好的。下面录父亲诗一首以志怀念。

《戊寅（1939）重九日作》

河朔江淮兵气荒，谁家净土过重阳？

烽烟啼雁嘶千劫，血泪凝枫染四方。

憔悴黄花垂晚萼，艰难青鬓上繁霜。

漫天风雨人间世，不待登高已断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