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年，朱熹逝世，李燔等顶住“学禁”，率领学子上千人共同办丧。

1201年前后，回星子创办“修江书院”、“白石书院”继续教学。

1205年（宁宗开禧元年），诏访遗逸，九江守推荐李燔，召赴都堂审察，辞，再召，再辞。在临安收学生魏了翁；此后数年担任过江西运司干办公事、以直秘阁主管庆元至道宫。行善政造福百姓。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荐之，差权通判隆兴府，江西帅魏大有辟充参议官，皆辞，除大理司直，又辞。

1209年，受邀为福建延平书院做学规，后曾参加过教学。

1216年，黄干访南康李燔、胡泳诸同窗，陈宓任“知南康军”。

1217年（宁宗嘉定10年），朱熹之子朱在以大理寺任“知南康军”，兴复书院，邀请李燔去白鹿洞。

1218年（宁宗嘉定11年）4-5月间，同学黄干、胡泳等10多人来庐山交游，建流芳桥，李燔与黄干、陈宓一起讲学《乾》、《坤》二卦，后郡守邀请李燔担任白鹿洞书院堂长。

李燔担任堂长后，白鹿洞书院达到鼎盛，各地学者云集，“讲学之盛，它郡无比”。

1224-1225年，曹彦约推荐李燔代替自己做‘潭州通判’，李燔又辞，不允。真德秀为长沙帅，一府之事，咸谘先生。不数月，辞归。时史弥远擅权，废皇子竑立理宗皇帝。李燔痛心，发誓不再复出。

1225年后，李燔应邀，推荐了优秀人才崔与之、魏了翁、真德秀、陈宓、郑寅、杨长孺、丁黼、弃宰、龚维藩、徐侨、刘宰、洪咨夔给中央政府。

1226年，李燔在‘知南康军’曹豳的支持下扩建白石山房（白石书院）。

1232年（理宗绍定5年），宋理宗、李心传论李燔，海内一人。几个月后，李燔离开人世，年70岁。22年后李燔获赠谥号“文定”，赠直华文阁，儿子李举担任下州文学的官职，孙子李镳也高中进士。

他打破官本位，为老师朱熹的理学哲学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勤耕教坛，甘之如饴。

为了说明南宋讲学的风潮兴盛，首先我们来观摩两截讲学画面：

公元1167年农历九月初八开始的两个半月时间里，朱熹来到潭州（长沙）岳麓书院讲学交流。在张栻的岳麓书院里，朱熹与张栻两位大师以“会讲”方式，当众辩论《中庸》之义。讲堂上并排摆着两把太师椅，听讲的学子你赞成谁家的观点，就站入哪位大师面前的阵营。随着会讲热烈而睿智地展开，学子们左右逢源，茅塞频开。两位大师辩论到紧要处，曾连续三昼夜不辍。各地的学子们得到消息，纷纷骑着快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讲。路上的人流络绎不绝，讲堂内围得水泄不通，盛况空前，饮马池的水一下就被马喝光了。

公元1175年农历六月初，以朱熹、陆九渊为首的理学两大学派在江西铅山的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规模盛大、最重要的学术大辩论。在整整3天中，学术气氛相当紧张。争论的焦点是关于认识论、世界观问题。理学各派的弟子及闽、浙、赣学者多人齐聚鹅湖，上台辩论的虽然只有朱熹和陆九渊兄弟，但是辩论会如风雷鼓荡，台前台后两派争论十分激昂，最后谁也没有把谁辩倒。五年之后，陆九渊回访朱熹和他驰名全国的“白鹿洞书院”。朱熹特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九渊精彩的讲学，让听者无不动容，后来这个演讲也被作为白鹿洞书院的一个讲义。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李燔中进士后，甚至放弃自己的官职，跟随朱熹读书和教学。1190年李燔在岳州教授上任之前之后，两次拜会朱熹，朱熹勉励他坚定求知。李燔到任岳州后，严格教育学生，文武兼修，教育文艺和弓马，积极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在他的影响教育和带动下，学生非常勤奋有为。例如赵葵、赵范等人都成为一代卓越的将帅，更多的学生成为儒师。

1192年后的十几年里，他先后到朱熹开辟或恢复的“武夷精舍”、“岳麓书院”、“考亭书院”教学，朱熹一生有511位学生。许多人有不懂的地方，朱熹一般都让他们请李燔教习与启发，学子非常敬服。朱熹多次宣示，李燔‘交友有益，进步可畏，处事一丝不苟，忠直朴实’，是自己学术的衣钵传人。朱熹写诗说：“吾道付沧州”，而李燔被黄宗羲、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列为南方理学耆老、沧州大儒第一。

朱熹去世后，李燔率领南康的学子，开辟“修江书院”、“白石书院”、“竹梧书院”，继续传播和研究儒家思想，可以说他从中进士以后的42年都是在教育与研究儒学中度过的。

1205年，李燔在中央政府任职，还收下魏了翁作为学生，这个魏了翁后来也成为一代儒学大师。4年后，福建兴建了不少书院，延平书院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学府，李燔为该学府制订学规，长期参与教学，平江人引为自豪的‘平江九子’有几个是他的学生。

1216年前后，李燔在家乡南康传播理学。不久朱在、陈宓又当了“知南康军”，他应邀又回到白鹿洞书院主持书院活动，白鹿洞书院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与李燔的教育教学关系很大。当时学生曾达到上千人（这些学子应属于学士以上级别），“讲学之盛，他郡无比”。这个评价是《宋史》给出的，这是当时书院风潮中，教育界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永远值得我们自豪。

南宋时期有书院442所，很有名的有265所（私塾级别的书院不算），与朱熹有关的有67所，而这些不少都留下了李燔教学的身影。

李燔把教育事业当作自己的首要责任，丝毫没有醉心于官场，一再教育学生，“人生在世,不一定非得做了大官、担任一定职务才算是建功立业,只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做一些实实在在有利于他人的事,就可以说是有了功业”，许多人都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他自己穿着朴素的衣服，全心投入教化与传播真理。直到他实在推脱不了学生的推荐，才又担任了一段时间官职，在任上，为百姓造福不已。

1225年以后，他生命的最后七年不再为官，潜心教学与儒家思想研究，推荐了一些思想端正的好官员给中央政府。

在南昌市进贤门和书院街上有三大书院遗址，这就是东湖书院、豫章书院、友教书院，这三大书院仍然供奉着李燔等大贤。据考证，李燔及学生饶鲁在东湖书院（1211年建）、豫章书院有过教学活动，应该是因为他的盛名，应邀讲学或者讲堂指导。李燔还拜谒了太师祖罗从彦的南昌西山故居——退思楼，写下这样的感怀教育的诗歌：“……半窗明月半空字，一枕清风一枕瑟……闲来独倚栏杆外，满耳松声韶护音。”

作家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中写道：“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传递”。李燔用一生实践来传递这种精神与知识。由于李燔文章的散落，在《朱子语类》、《宋元学案》中，没有收录他的完整著作。我搜寻到他的部分文章片段和诗歌，文如其人，他的文字、诗歌很超脱、很吸引人，他有一篇《题竹斋指南诗》就很见水准，诗歌如下：

元量清标酷似僧，诗情书意两相承。

於今自有高人处，不尚空窗尚巽升。

李燔和朱熹的很多学生，不求功名，放弃官爵，推崇‘格物致知’的书院精神，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温总理非常推崇这几个精神）。在他们影响带动下，很多学子“不远千里而聚首执简”。李燔没有许诺世俗的利益，依靠自己的人格感召力，凝聚同志，布衣粗食，朝乾夕惕，相互砥砺，探究学问。朱熹曾经勉励李燔，要“致远固以毅，而任重贵乎弘也”（实现远大理想需要勇敢，而肩负重任更可贵的是志向远大啊），他于是自号“宏斋先生”。

李燔反对汲汲名利，寄心于下层人民。他提出：人生在世，不一定非得做了大官、担任一定职务才算是建功立业，只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做一些实实在在有利于他人的事，就可以说是有了功业。又说：“就算是做官做到卿相的高位，也不可以失去寒微朴素的本色。不追求就无所得，让困难磨灭自己的骄气和奢心，不至于因环境和饮食改变自己的气质与体质”。史臣李心传对宋理宗谈起当时高士累召不起的人，认为李燔是国内第一。大儒蔡念成也一再称赞他‘心事如秋月’。所以李燔对贫贱患难不以为然，不为官位心动，穿着非常朴素的衣服，即便是做京官也没有替换下来。1190年中进士后的四十二年里，前后只接受了七年的官职，真德秀、魏了翁等很多人推荐他当‘隆兴府通判’、参议官、大理司直等官职，他都割舍不下教学，均予以推辞，低头去从事教学去了，最后曹彦约向中央推荐李燔代替自己当潭州通判，李燔推辞再三，只得去长沙赴任。长沙帅真德秀大部分问题都来请教于他。他在长沙呆了几个月，又回书院去了。其实当官的大门对他始终都是敞开的。

根据台湾吴万居先生研究，朱熹逝世后，沧州考亭书院主要由李燔主持，学子逐步分布为42个书院继续散播理学，其中以李燔在白鹿洞讲学最成功，影响最兴盛、广泛和持久。

《宋史》高度评价李燔说：“居家讲道，学者宗之”，与黄干并称“黄、李”。史臣李心传赞誉李燔：“当今海内一人而已”。

李燔曾经担任江西运司干办公事，江西大帅李珏等人交相推荐他。万安的‘洞寇’作乱，官方想剿灭他们，李燔说：“他们难道不是百姓吗？他们都是些官逼民反的人。让我去安抚他们。”李燔在万安驻扎兵力，守住险要地方，调换和处置那些胡作非为的官员，安排人去说服贼寇，‘洞寇’立刻顺服。

南昌很多田地比较低矮，河堤毁坏，赣江容易发洪水，李燔请求修缮赣江河堤，从此田地成为沃壤。

1209年，江西当时的财政管理者因为国家发行‘第十四界会子’（纸币），日益贬值，于是依据百姓收入和财产水平，摊派购买会子的任务，经常检查，严厉推行，反而导致‘会子’不能卖出。李燔据理力争无法说服管理者，最后写文札去辩明，要求做好根本的农业增收，使物产增加，会子的价值就会升值，而不是强行摊派。于是这项摊派弊政被废除了，主管者向李燔致谢。

李燔担任地方官的时候，了解民情，很有政绩。他接受朱熹思想，推行救济性的‘社仓’制度，后来又发现设置的‘社仓’，只借贷给有田的人家，而佃农没有得到实惠，于是改进社仓粮食的发放，让所有农民都能得到好处。

梁庚尧在《南宋的农村经济》第五章写道：南宋社仓广布于福建、两浙、江东、湖南、湖北、淮南、广南各地，可说是几乎遍布南宋各区。而各社仓的倡办人，如李燔、诸葛千能、张洽、赵师夏等都是朱熹的门人……

根据《续资治通鉴》记载，朱熹与学生时刻挂念国家强盛，探求世间真理。1196年，权臣韩侂胄、沈继明、施康年污蔑和禁止朱熹及门徒活动，要求杀害朱熹，他们加紧迫害理学党人，历史上称为“庆元党禁”。政治黑云翻滚，一些学生被迫与朱熹划清界限。施康年说：“朱熹在浙东，那么浙东就伪学兴盛，在湖南则湖南伪学兴盛……学生用各种方式纪念朱熹……”，朱熹逝世，他们下令禁止为朱熹送葬。可是黄干、李燔、蔡沈顶住压力，出面主持朱熹葬礼，参加葬礼者上千人。

朱熹去世后，李燔联合同门，在白鹿洞依旧讲学。嘉定九年（1216年）黄干经过南康探访同门诸友。黄干后来感慨地写道：“先生去世后，门徒失去了敬畏，讲学几乎断绝。惟独在南康，李燔和余宋杰、胡泳、蔡念成（德安人，前三人为永修籍），带领自己最优秀的学生几十个人继续传播老师的学问。相比之下这算是最兴盛的了”。

根据《白鹿书院志书》和《同治南康府志》记载，1218年，李燔、胡泳等人会同‘知南康军’陈宓一起，在白鹿洞讲学，相互勉励，唱和老师朱熹谱写的歌曲，建立纪念碑和‘流芳桥’，不久复兴白鹿洞书院，尤其是李燔所做学术贡献最巨。

他的理学观点在《朱子语类》中，得到一些保存。

李燔在书院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与朱熹是一脉相承的。教育学生以经书和史籍、理学著作、诸子百家、秦汉词章和唐宋诗文为主。

在教学方法上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自学为主，强调精研细读，循序渐进，一生履行。

推行‘朱子读书六法’；先生讲学，以答疑解难为主，或就某一命题专门阐发，《朱子语类》大量记录这些教学例子。

个别辅导，针对不同学生提出的不同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点拨指导，因材施教，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以日常生活事例来解释深奥的哲学道理。

集体讨论，互相质疑辩难。

还独创了一种远程教育——函授，通过大量书信答疑解惑。

书院的日常课程安排得很严密，管理制度化、常态化。绍定五年（1232年），徐元杰以状元身份任南剑州知州，亲自考察学子教学课程，记录下来书院的情况，可见当时书院的一斑，现小节如下：

1、早上四书六经，自由学习，并参阅老师的注解。

2、早饭后写文章，阐发，或者互相讲学研讨；

3、午后讨论策论，也就是社会及立身处世，报效国家的那些才学；

4、晚上学习历史文学……其他等等。

当时的教规的范本都是《白鹿洞书院教规》，主要分为：教育目的、学习顺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修身处事接物要求、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熟读精思的学习原则等。这个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为世界教育界所注目。我们看到的白鹿洞书院，它能够办成规模和教学质量全国之冠的大学，固然是朱熹发端，但是李燔的教学水准、办学水平还是吸引人的主要原因。

朝廷根据他一生的功绩，盖棺论定，赠予他“文定” 的谥号。根据《史记》、《史记正义》的记载，谥号“文定”的人，要合乎“经纬天地，道德博厚，勤学好问，慈惠爱民，愍民惠礼，赐民爵位；大虑静民，纯行不爽，安民大虑，为民清正”的优秀品质，类似于“卓越的教育家、思想家”。封建社会中，获得过这个谥号的人一共只有60人，例如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苏辙，明朝伟大的科学家徐光启等。

李燔知识水平深受朱熹赞誉，讲学成为人们极端崇敬向往的对象，许多来向朱熹学习的人，朱熹也往往让他们先向李燔求教，李燔一生桃李满天下，在众多学生中，名人英才辈出，我们可以列举部分突出的学生：

号鹤山，庆元五年(1199年)中探花，担任过国子监国子正职等职务。《杂识志》一书记载：“魏了翁师李燔，得朱子所传。”1205年他在临安求学于李燔、辅广（当时，他们的学问还属于深受批判的“伪学”），才几个月就深深迷上了李燔的学问，由于权奸史弥远当道，后来他回到家乡潜心办教育。嘉定三年(1210年)创办鹤山书院，各地慕名求学者络绎不绝，书院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为治学准则，由他躬亲授教，孜孜不倦。教学书籍有朱熹弟子辅广、李燔所赠其师理学经典著述以及他从皇室书库誊录的儒学秘本及他家原有藏书等，卷帙浩繁。他的学友与门徒中，先后考取进士及担任高级官职者多人，学生游似担任过宰相，吴泳、牟子才担任尚书等。

魏了翁后来担任多种官职。宝庆三年(1227年)，他又在靖州兴办了一所鹤山书院，一时“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宋史》)，各地学者云集。他把“鹤山”优良的治学传统，又传播到湘、黔、桂三省接壤的偏僻山区。后又多次担任显要，他去世时皇帝追封他为太师、秦国公。他生平著述颇丰，有《鹤山全集》109卷等。

余干人，号“双峰先生”。跟随李燔、黄干学习。李燔问他：“《论语》首先就讲‘学而时习之’，你要努力去‘习’什么？”饶鲁回答：“应该兼备仁义，深思探究真理，认真去实践它”，于是李燔非常器重他。饶鲁专门从事学问，以‘致知’、‘力行’为根本。很多官员如赵汝腾、董槐、汤中、蔡杭等人相互向朝廷推荐他，朝廷任命他作官，他从来没有接受。四面八方的学生向他求学，他没有一天空闲，他设置一个“朋来馆”让学者居住，自己又开辟‘石洞书院’来教学，还曾经担任过白鹿洞书院山长。他的著作有《五经讲义》等八部。

十三岁开始从军，后来受学于李燔。《宋史》记载：他和哥哥赵范被父亲派往南康李燔处，学习“有用之学”。他曾经在淮南的唐、邓二州消灭前来侵略的金兵二万人。南宋绍定四年（1231），消灭反叛势力李全，又抗击蒙古侵略。1242年开始担任大学士，2年后历任宰相，督视江南湖北军马，被封为信国公、鲁国公、冀国公等，端平年以后淮、蜀两边将领，基本上是他的属下。朝廷倚重他二十多年。

少年时就跟随李燔学习，也是一个饱学大儒，年近八十。当时担任兵部尚书、奉直郡王的赵与欢拜他为师，赵与欢用对待父亲的礼节侍奉他，“奏乞用旌礼布衣故事，死葬西湖上，岁一祭焉” 。

从小在李燔处读书，嘉定年间考中进士，被授予湘潭宁乡尉。在任期间，清廉为政，体恤民生，对旧的官场陈规陋习一律改革，在他的治理下乡风日趋好转，民众安居乐业。因为清廉，在当地老百姓中有“不要钱 ”的称号。也正因为清廉，死时身无分文，“官贫无以殓，当事为护其丧以归”，是朝野少有的受普遍尊崇的“好干部”。

号连云先生，李燔学生，深受李燔喜爱，后来推荐在黄干门下。黄干特别欣赏他，名帅董槐、孟珙一起向朝廷推荐他，赞誉他“冰清玉洁”，品行能力超众，他没有接受朝廷任命，讲学至死。

平江人，李燔的弟子，也求学于李燔学生饶鲁。和弟弟许应庭，都比较有名，1229年（绍定二年）一起中了进士。他主要是道德操行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