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6-06 10:31
豫章书院源于江西豫章罗氏，汉惠帝时大农令罗珠奉守九江郡，郡人张交献地，乃与灌侯筑新城，并在沟内手植豫章树，豫章郡因此而得名。豫章书院相传为南昌罗氏后人，为纪念罗氏理学家罗从彦，弘扬儒道而建。
因罗氏郡王豫章，故以堂号命名之。在其他地区“豫章书院”者，也皆为豫章罗氏后人所建，如广州豫章书院、福建宁化豫章书院等，形成极具罗氏特色的“书院文化”。
各地罗氏聚居地“豫章祠堂”林立，理学家声远，豫章世泽长，形成独特的、统一的“宗祠文化”。清康熙皇帝赐匾：“章水文渊”，历代帝王褒励，获得崇高的殊荣。
豫章书院创建于南宋时期，当时在朱熹理学的影响下，这里成为江西地区传播朱程之学的基地。元明两朝书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元朝，因元统治者将理学作为治国安民之道，对书院采取了提倡、扶植和加强控制的政策，此阶段，豫章书院和全国其他书院一样得到一定的发展。
明朝初年，明统治者对书院采取的是不支持不禁止的政策，书院处于停滞状态。明万历年间，因为政府的禁书院政策而一度被迫停办。后来江西巡抚凌云翼、潘季训修葺后改祀宋元明诸儒，称“豫章二十四先生祠”。
书院在清朝初期恢复了当初的办学规模，招生对象不再局限于南昌府辖地，开始选拔江西各府、州、县、厅学之生员俊秀者入学。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改名为“理学名贤祠”。康熙三十一年（1692）巡抚马如龙重建，聘南昌进士熊飞渭为山长，选江西各府、州、县、厅学之生员俊秀者入学。五十六年（1717）官方再次重建，而且布局有所不同，右为讲堂，左为祠堂，面向全省选拔数百名学子读书其中；第二年（1718），康熙皇帝御书“章水文渊”四字门额赐予书院，使书院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其后的雍正、乾隆也对书院予以了充分的重视。江西巡抚陈宏谋与郝硕则从院规与院舍两方面下了较大的功夫。
由于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以及政府的重视，豫章书院在清中叶发展到达顶峰：名师云集、藏书丰厚，成为当时全国闻名遐迩的大型书院之一。
道光（1821—1850）及同治（1862—1874）时期，豫章书院在规模与藏书量方面得到了继续扩展。
晚清，受西学东渐观念的影响，光绪（1875—1908）初，一度改为举人书院，名曰“孝廉堂”，堂称“孝廉书院”，并立有《孝廉书院碑记》。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江西巡抚李兴锐将之改建成“江西省大学堂”，学生由省内各府县保送，三十年(1904年)又改作“江西省高等学堂”，校舍迁往贡院；清宣统元年(1909年)，改为“江西实业学堂”。
民国时期，“江西实业学堂”改为江西甲种工业学校，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如物理、机械、化学等，开始进行中西合璧的教育。革命烈士方志敏就是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毕业的。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一度成为南昌大学工学院。1954年全国院系调整，南昌大学工学院的六个系全部并入当时的华中工学院和中南矿冶学院等重点大学；1958年在这里办过洪都大学，到1962年才改为南昌市第十八中学。如今，南昌市第十八中学门口，仍书有“豫章书院旧址”几个大字，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的辉煌。
豫章书院的地位体现有多位大师讲学（主持讲学或兼职讲学）和朝廷对书院的重视程度上。
豫章书院没有像白鹿洞书院那样知名的理学大师朱熹主持讲学，但其肇基者罗从彦却是朱熹敬重的祖师爷。罗从彦师从二程嫡传弟子杨时，而朱熹的父亲朱松和李侗皆师从罗从彦，而朱熹又遵父命师从李侗。朱熹对祖师爷可谓赞美有加，他曾说：“龟山（杨时）倡导东南，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学，但仲素先生（罗从彦）一人而已。”豫章书院以罗从彦为二程第二代弟子而引以为豪，朱熹亦以与祖师爷的特殊师承关系而继续前行。
朱熹虽然不是在豫章书院主持讲学，但淳熙年间其亦多次亲临讲学，同时其“论敌”、心学创始人陆九渊亦当仁不让，多次前往宣扬自己的学术思想。
这种“君子和而不同”的共存现象对豫章书院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再加上当时宰相、朱熹好友、理学名流赵汝愚的多次莅临讲学，更使豫章书院蓬荜生辉。多位重量级人物的多次讲学，促进了豫章书院学术和教学的繁荣昌盛，成就了其与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齐名的省内著名书院。
明朝王阳明（今南昌有阳明路纪念之）是心学的最为重要的继承和发展者，为了传播心学，他亦多次在豫章书院讲学，其时推崇王阳明心学的罗洪先、邹守益相继在豫章书院讲学或任山长，培养了科举盛行背景下的大批有用人才，创造了继南宋后豫章书院的再次辉煌。南昌一著名采茶戏《方卿》即佐证了豫章书院在当时江西人心目中的重要作用和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