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文把父母的意见跟叶挺说了，叶挺欣然接受。两个人立下约言，互勉互励。

1925年，叶挺回国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不久，叶挺和李秀文便在肇庆阅江楼举行了婚礼。

由于时局动荡，战事频繁，婚后，迎接他们的不是春江花月，不是歌舞良宵，而是一阵阵猛烈的狂风暴雨。

叶挺独立团在广东省肇庆县成立以后，按照党的指示进行了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协助开展广东西江的农民运动，使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

叶挺在北伐途中英勇善战，身先士卒，战必胜，攻必克，特别是在汀泗桥、贺胜桥、破武汉城垣诸战役中，均亲临前沿督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大革命失败后，叶挺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并率军南下，转战闽粤。1928年，他参与领导广州起义，被任命为总指挥。但因敌众我寡，起义第三天遭反动武装四面包围，他镇静处险，指挥部队突破重围，自己则坚持断后，敌军部队已进入广州市，他仍隐伏于叶家祠堂的密室内。后逃到吉隆坡山区亲友处暂避。

此后，叶挺和李秀文在国外度过了10年艰苦生活。在这期间，叶挺到德国学习军事，因生活困难开过饭馆，做些零散工，还帮人在果园里采摘果子来维持生活，旅欧五年后回到澳门。宋庆龄曾寄过钱帮助他们。国民党要人们得知后纷纷送礼拉拢，叶挺一概拒绝并积极寻找共产党。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为筹建新四军到延安，毛泽东主持为他召开欢迎大会。毛泽东请他吃饭，称他是北伐革命战争时期的名将，商定由他出任新四军军长一职。1938年2月正式就任新四军军长。

新建立的新四军经济十分困难，装备落后。部队在岩寺集合整编的时候，战士们手里拿的，还大多是梭镖和套筒枪，汉阳造的“中正式”都很少，机关枪就更不用说了。叶挺费了很多心血，从国民党一些老部属中要来了好几百支全新的匣子枪，以后，又从日军手中缴获了不少新式的武器。

最难得的还是李秀文。她与叶挺结婚后，几乎没有过上几天安逸的日子，可是她对叶挺情深似海，志坚如钢。无论生活怎样艰难凄苦，环境何等险恶恐怖，她没有流过眼泪，没有一句怨言。为了支持叶挺的新四军，李秀文从家里拿出了父母的养老金，又筹集到一些钱，从广东、香港一带买了3600支手枪，亲自押送这批货物，准备运往皖南，供给新四军抗日。

不料，这批手枪从广东起运路经上饶时，竟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无理地扣押下来。李秀文只得赶紧拍电报通知叶挺。

叶挺得到电报后十分恼火，立即直奔上饶。第二天清晨，汽车直接开到了第三战区司令部门口。叶挺下车，走进顾祝同的办公室。

在顾祝同的办公室叶挺据理力争：“顾祝同，你想搞什么名堂！我不知道，你说出这些话是否问心有愧，请抚心自问一下：司令官所属之国军部队，究竟和日本人打过多少仗？究竟为抗日做过多少贡献？新四军日以继夜和日本人搏斗，你们又给过新四军多少枪，多少子弹？我们自己设法解决一部分武器，你们还要扣留，难道叫我们赤手空拳去抗击日本侵略者不成！请问，你们如此对待新四军，心怀何意？”

事实不容狡辩，这一下把顾祝同责问得哑口无言，弄得非常狼狈。最后不得不把3600支手枪如数还给了叶挺。

叶挺与夫人李秀文带着3600支枪回到了皖南军中，那时正是1938年夏季。军长的警卫员、勤务员纷纷拥到门口欢迎。只见叶挺军长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领带，穿着皮鞋，十分英俊潇洒。叶夫人则穿着学生装，朴素大方，脸庞端庄秀气。此后李秀文就留下来照顾叶挺的生活。

在皖南的三年抗日斗争中，李秀文在军中度过了充满艰险、动荡的生活。

叶挺是个闲不住的人。工作、打仗之余，就在屋后的小园子里种西红柿、黄瓜、青菜。他一干活，就脱掉鞋子，赤着双脚，完全像个农民的模样。而且他对种菜特别内行，在菜地边沤了两缸肥，每天挑水浇菜，照顾得十分细致。军长的菜园子每年都是满园春色，长势喜人。豌豆又肥又嫩，西红柿长得有小碗口大，嫩黄瓜一摘就是几十条。到了丰收季节，叶挺常请参谋处、副官处的同志来会餐。

叶挺生活十分俭朴，出外的时候才穿军装或西装，回到家一般就穿破旧的衣服。一件衬衣，有时让秀文补了又补。夜里办公往往搞得很晚，他不许叫醒炊事员，自己动手淘两把米，切两片腌肉做夜餐，还给没睡的警卫员也捎上一份。

夫人李秀文在军营中获得了大家普遍的尊敬与爱戴。她喜爱练毛笔字，每天都坚持写好多张，然后整整齐齐地放在一块。有时，她跟着勤务员一起打扫环境，扫地抹桌。她还买来一些铅笔、本子，教警卫员识字，对人和蔼极了。

在皖南的三年抗日斗争中，叶挺经常率军袭击日军，或粉碎日军的“扫荡”。李秀文在军中度过了充满艰险、动荡的生活。

1940年秋季，军部天天开会，讨论北上问题。不久，叶挺决定先让李秀文回广州。李秀文为了孩子，不得不与叶挺分手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叶挺被蒋介石抓了起来。李秀文在家里看完报纸以后放声大哭，接着几天不吃饭，整天地呆坐着。

1942年下半年，叶挺被关押在湖北恩施。李秀文经过多方奔走说情，在李济深的帮助下，获准带着女儿扬眉，去和叶挺一起生活。不久，秀文的母亲带着别的孩子也与他们住在一起了。那时，叶挺已被解到桂林，遭到软禁。

当时，叶挺一家的生活十分拮据，秀文的姐夫每天出去摆地摊，一家十几口人，靠一点点拍卖秀文从澳门娘家带来的行李，勉强度日。海内外有不少得知叶挺状况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钱来；可叶挺只能收到来信，汇票都不翼而飞。到邮局去查询，都答：“这是上头的命令。”

于是，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叶挺带领全家开始了生产自救。李秀文卖了自己的首饰，从市场上换回了十几只山羊和四只小猪。孩子们每天到后山放羊，并捞猪草。叶挺在房前开荒，种上蔬菜。有时，他还带着孩子到草地上挖地衣，拣菜根，采野葱菇等等。为了改善生活，叶挺还带着孩子到附近池塘中去钓田鸡。特务们总是远远地监视着叶挺一家的生活，并且隔三岔五地派人来逼迫叶挺签“悔过书”，都遭到了叶挺的严词拒绝。不久，叶挺又一次被押往恩施。其时，李秀文已生下了“阿九”。除了老三“夭折”外，身边一共有8个孩子。

为了减轻秀文的负担，叶挺决定带3个孩子到恩施去。于是，在1943年的12月，李秀文被迫又一次与叶挺分手了。

秀文带着老老少少十几口人，开始了逃难的生活。为了逃避日本侵略者，一家人先流浪到都城郊外几十里的一个破庙里，每日只靠野菜和向老乡买些红薯过活。后来好不容易与李济深接上了关系，这才全家搬到了广州。

五年终于过去了。1946年3月，住在广州的李秀文接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送来的叶挺出狱的消息，多么令人兴奋，这盼望已久的消息！秀文不顾特务的盯梢捣乱，毅然收拾了简单的行装，要到重庆与叶挺相会。她带着阿九，拿着行李和全家告别，别的孩子闹着要跟着去，秀文亲亲孩子们的脸，亲切地说：“妈妈三个月后一定回来接你们。”谁知这一去，竟成永别，这些孩子从此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爸爸和妈妈。

1946年3月9日，一辆汽车飞快地驶进重庆中共代表团驻地——曾家岩，在一阵爆竹声中，车门迅速地打开了，从车里出来的是叶挺，自皖南事变以后，已囚禁了5年零2个月了。在人民的声援和党的营救下，叶挺终于获得了自由。

这一天，李秀文也从广州坐飞机赶来了。两个人面对面，互相打量着：叶挺的鬓边已染上了白发，李秀文的眼角也刻下了皱纹。叶挺挽着秀文的手，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他激动地紧挽着李秀文的手说：“秀文，我们两个，好像又结婚了！”李秀文微微点了点头，万语千言尽在不言中。

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晚上就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要求。电报发出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批准了他的请求。

叶挺怎么能不高兴呢，夫妻离别，异地相思，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双方吃尽了苦头终于团聚在一起了，他们共同策划着前程，准备一起到延安去。

临行前，为了祝贺叶挺出狱、入党，郭沫若和阳翰笙一同邀请叶挺一家，包括李秀文、爱女扬眉、幼子阿九共四口人，在重庆一家饭庄设宴。此外还请来了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和南方局的几位同志，周恩来因事未能来。

叶挺心情激动，生活的风雨已经把他锻炼得炉火纯青。他恳切地说：“马列主义给了我理想和信念，党组织不断给我教育和帮助，使我认识到一个真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党走的路，就是我走的路。我个人是渺小的，除了为人民，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还能有什么？我迫切想到延安去，到人民中间去，贡献自己的一切！”

叶挺的这些话发自肺腑，尽管他走过的道路是那样坎坷不平，却始终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正直热诚。正如党中央批准他入党的电文中所说：“全中国都熟知你对民族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骄傲。

延安方面已组织了盛大的欢迎场面，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及机关、部队、群众团体的所有代表们，早已等候在延安机场。

令人万分痛心的是，1946年4月8日，叶挺夫妇，带着女儿扬眉，幼子阿九，与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同志由重庆乘飞机赴延安途中在山西境内兴县东南80里处撞上海拔2000多米的黑茶山，飞机顿时爆炸起火，坠毁山崖，机上全体人员均不幸遇难……噩耗传来，举国上下，不胜痛悼。

李秀文和叶挺就这么去了，遇难时她才39岁，叶挺50岁，女儿扬眉11岁，阿九才3岁——她分享了叶挺一生的光荣，也更多地分担了叶挺一生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