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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1910年10月30日-1978年12月13日），别名李长治、李长植，笔名何逢、方棱、棱振、张芝、梁直。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城区庄科村人。1910年10月30日生于书香门第，清华大学毕业。师从著名哲学家张东荪、金岳霖和冯友兰。是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重要的著作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苦雾集》《梦雨集》等。建国后一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有《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李白》等。
1929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在校期间发表散文作品。《我所认识的孙中山》是他早期习作。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两年后转哲学系，同时参加了《文学季刊》的编委会。1934年后曾主编或创办《清华周刊》文艺栏、《文学评论》双月刊和《益世报》副刊。在出版第一本诗集《夜宴》前，开始理论批评的写作。1936年出版《鲁迅批判》—书，产生影响。该年自清华大学毕业，遂留校任教。以后又历任京华美术学院、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的教职。1940年任教育部研究员。1944年主编《时与潮》副刊。1945年任国立编译馆编审。抗战胜利随编译馆由重庆北碚迁南京，主编《和平日报》副刊。1946年10月赴北京师范大学任副教授，并参与《时报》《世界日报》的编务。这时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化艺术的批评。
两岁随家移居济南。其父李泽培，清末秀才，母亲毕业于省立女子师范，爱好艺术。李长之幼年随父在济南上学，先后在济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山东聊城师范就读。李长之幼年即接受新式教育，1919年初入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学用白话文写诗歌和散文。“五四”爱国运动后，参加“救国十人团”，到药店检查日货。从12岁起所写新诗、
散文、分别发表在《儿童世界》《少年》和《小朋友》等杂志上。
1929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部。在北大学习期间，为北京《益世报》编辑副刊“前夜”。并在《自由评论》上发表过《我所认识的中山先生者》的文章，颂扬孙中山先生的为人及其民主革命精神。
1931年秋，他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后转哲学系。师从著名哲学家张东荪、金岳霖和冯友兰。“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清华大学南下请愿团去南京要求蒋介石抗日。1933年至1936年，任《文学季刊》编委、《清华周刊》文艺栏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副主编等。其间刊行第一部诗集《夜宴》，发表了文学评论专著《鲁迅批判》等文章。
1936年至1948年，他先后任清华大学华侨生、蒙藏生导师、京华美术学院教授、重庆中央大学助教、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职。主编过《时与潮》《和平日报》《北平时报》副刊。他发表的作品有：《苦雾集》《文学史学与文艺科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重要著述和译著20余部。
1949年4月，李长之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翌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文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任北京市文联文艺理论组组长等职。
1951年，他赴四川参加土地改革，任西南土改工作团副团长。至1956年，又相继出版所著《龙伯国》《李白》《中国文学史略稿》一、二、三卷等作品多部。
1957年，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受迫害。但李长之依然尽心竭力从事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积极参加《红楼梦》的注释和《新华字典》的修订等工作。
李长之不仅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名，而且在国际汉学界也颇有影响。他撰著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孔子的故事》《陶渊明传论》等先后被译为日文。日本河出书局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字典》、东京堂出版的《世界文艺辞典》，都收有他的条目。
李长之晚年身残多病，仍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1978年12月13日病逝于北京，终年68岁。
《夜宴》(诗集)1934，北平文学批评社
《鲁迅批判》(评论)1936，北新
《波兰兴亡鉴》(史论)1940，独立出版社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评论)1941，商务
《西洋哲学史》1941，正中
《批评精神》(文论)1942，南方印书馆
《苦雾集》(评论、散文等合集)1942，商务
《星的颂歌》(诗集)1942，独立出版社
《韩愈》(评论)1944，胜利出版社
《北欧文学》1944，商务
《我教你读书》1944，文风书局
《梦雨集》(评论、散文等合集) 1945，商务
《文史通义删存》(文论)1945，文化书社
《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评论)1946，商务
《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文论)1946，独立出版社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评论)1948，开明
《李白》(理论)1951，三联
《大理石的小菩萨》(童话集)1951，文化供应社
《龙伯国》(童话集)1951，文化供应社
《陶渊明传论》1953，棠棣社
《中国文学史略稿》(l一3卷)1954—1955，五十年代出版社
《司马迁》(评论)1956，通俗读物
《<诗经>试译》1956，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孔子的故事》1956，上海人民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2015年10月，天津人民出版社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2015年10月，天津人民出版社
《陶渊明传论》2015年10月，天津人民出版社
翻译书目
《德国的古典精神》(译文、评述合集)1943，东方书社
《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德国玛尔霍兹著，1943，商务
《歌德童话集》1945，东方书社
《强盗》(剧本)德国席勒著，与扬文震合译，1956，人文
李长之为《鲁迅批判》遭一辈子罪
李长之初名李长植，山东利津县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先后在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是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学者。在文学批评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造诣很深。
李长之在1935年主编《益世报》副刊，他的《鲁迅批判》曾在该报副刊上连载。到1935年9月上旬，他将全书结稿。在赵景深大力支持下，该书在北新书局出版。
《鲁迅批判》在鲁迅研究史上，是第一部成系统的专著，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李长之这部专著出版，曾得到鲁迅先生大力支持和帮助，鲁迅亲自看过李长之的稿件，并订正过其中著作时日。此外，鲁迅还赠送他一张照片，刊印在书面上。《鲁迅批判》于1935年写成，1936年1月初版，不到一年，鲁迅先生就去世了。
该书出版经过是这样的：
当北新接受书稿后，李长之写信向鲁迅索要相片。鲁迅接信后，便毫不迟疑地从自己的相册上揭下一张标准像寄去，还写了回信。李长之收到鲁迅的信和照片后，感到很珍贵，就叮嘱赵景深将鲁迅相片按原尺寸置于封面左上方，再用插页重印一次置于卷首，还将鲁迅书信第一页手迹原件寄去，让制锌版后放在插页相片之后。赵景深对他的要求，一一照办。在该书初版本的目录上就刊有“鲁迅先生近影”、“鲁迅先生手迹”的字样。但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考虑到这本书不好销，会亏本，为此尽量节省成本，印出的《鲁迅批判》省去了该用重磅铜版纸印制的相片插页和手迹，仅仅封面是李长之要求的样子。
《鲁迅批判》初版出版后，不到半年就卖完了。这是李小峰没有料到的。
1936年6月，《鲁迅批判》第二版出版，伹书局没有通过李长之。李长之本人一年后在香港书店的售架上见到才知道。于是，他在有关文章中开始大发牢骚，谴责“书店老板所加给的戕害”；“初版不印鲁迅书信手迹和相片插页，还将鲁迅手迹丢失”；“所给的版税就更苛了，只给了五十几元，版税也只算过一次，以后再没算过”。
李长之对北新书局的做法很失望。几年后，李长之负气地把《鲁迅批判》委托给东方书社在成都印了“第三版”，出书时间是1943年7月。这是李长之单方面的行为，没让北新书局知道。
1946年2月15日，李长之给赵景深写信，讨要他没有给够的版税。赵景深接信后立即向李小峰转达。于是，李长之这才获得了追讨的版税。
不料，李长之回到北平，他在书店又见到新的《鲁迅批判》，他再去让赵景深代索版税。
1987年7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我编写的《鲁迅研究书录》，其中收录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一书，因为见到该书每次加印都没有准确地在版权页上登录出书时间和印数，只好含混其词地说：“该书出版后，曾多次再版。”
李长之出版《鲁迅批判》之后，屡遭批判和查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它被视为左派读物予以排斥；在日伪统治时期，它被列为禁书；新中国成立伊始，也受到严厉批判。李长之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鲁迅批判》成为黑书，被封存于图书馆，不许借阅。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工宣队队员指着李长之的鼻子说：“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 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 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 ”
关于”批判”一词，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一般通用解释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而李长之所谓“批判”，却是“分析”、“评论”的意思。
尽管如此，李长之在评论分析鲁迅作品时，也存在不少欠妥或错误的地方，连他自己也对该书不满意，早在《鲁迅批判》1943年发行第三版时，他就表示“另写一部鲁迅再批判”。1950年李长之在《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一文中，又一次表示“对于本书，愿意重写”的愿望。
1976年“四人帮”已经粉碎，某出版社曾找李长之接洽再版《鲁迅批判》事宜，条件是将书名“批判”改为“评论”或“分析”之类云云。李长之脾气耿直，他坚持不改。他说：“批判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我为《鲁迅批判》遭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
李长之说这番话两年之后，便于1978年离开人世。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一书，是迄今在研究鲁迅的学术领域中引文率最高的专著。也是唯一经过鲁迅批阅的批评鲁迅的专著。但该书历经艰苦历程，目前已难见到原书了。为此，北京出版社于2003年1月重新整理再版了《鲁迅批判》一书。书前刊有于天池、李书合写的《李长之<鲁迅批判>再版题记》，可作为读者的“导读”。
作家中少有注重书评的。30年代的萧乾写过一本《书评研究》，并在他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组织过大批的书评文章。40年代的李长之，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办了一份《书评副刊》（月刊），出了十几期，似乎更少人知。
李长之是诗人，也是一位文艺批评家，30年代初在北平创办了《文学评论》刊物，又出版了系统的研究鲁迅的专著《鲁迅批判》。按当时的语境，“批判”只是评论、分析、研究的意思，并无贬意，不像1949年以来习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的大批判性质。李先生为这书名吃尽了苦头，先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工宣队更斥责他：“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
1944年3月他创刊的《书评副刊》，其实是附在《时与潮文艺》杂志后边的，只占十页左右的篇幅，每期不过评介四五本书，绝大部分是由主编执笔的。除本名外，他还用了何逢、方?、梁直等化名。《时与潮文艺》创刊于1943年3月。1944年3月第三卷第一期起开始附有《书评副刊》。到1946年1月止，共出版了十二期。从“发刊词”和“稿约”中，可以看出李长之对书评的认识和编刊思想。他认为书评不等于文学批评，只是文学批评的一小部分。他提出理想的书评应是：“要同情的了解，无忌惮的指责，可以有情感而不能有意气，可以有风趣而不必尖酸刻毒，根据要从学识中来，然而文字仍需是优美而有力的创作。”他提倡书评要短，每篇不超过一千五百字，大著固不欲放过，也不轻视名不经传的优秀青年作品。总之要把握“批评精神的核心是在争一个真是非，是在不徇私（阿其所好和肆意攻击都是徇私）！”这些言简意明的原则，特别是不徇私，有感情，文章短，书评本身就是创作等，实在是抓住了书评的特质。
理想的书评当然不是轻意可得的，看来李长之的组稿能力，显然也不如萧乾，他只好自己带头执笔。我怀疑刊物上还有很多陌生的作者，估计也是他的化名。
老舍的短篇小说集《贫血集》，作者自谦“其人贫血，其作品亦难健旺也。”李先生则认为集子里的五篇小说并不贫血，因为其中“有一些共同优长，这就是：都有着战争的烙印，都有着新的体验和新的智慧，文字上都超过了干脆的俏皮而入于坚实硬梆，一点也不油滑。———老舍先生曾说他的创作等于抬滑竿，不错，一比时下的其他作品，便见出他的字句，既不浪费，也不偷工减料了。”他对五篇小说分别作了具体分析，最后笔锋一转：“不过统统说是贫血也可以，但不是作品，却是写着的社会。五篇统统有益于抗战，这是真的，但也统统代表了作者根底上的悲观的智慧———它是可贵的病理的解剖刀！”
这称誉是深刻的，文字亦活泼。
对于名家和前辈，他亦开诚布公，敢于直言。如评茅盾的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讲到了优点，不满意处竟有四点，一是在写作时间和空间的特质上缺乏明确，甚至有些错乱。二是书中人物的性格有些雷同，“这就是大都耽于幻想，似乎在神经上都太脆弱。”三是口语的不纯粹，“增加了书中地方性的不明确。”四是“有些说明，似乎露出了反而觉得浅……这不如隐藏在具体描写里。”对于臧克家的诗《泥土的歌》，李长之给以热情的肯定，“统观全书，颇觉它的真实”，不像诗人的第一本诗集《烙印》，虽有对劳动大众的同情，却免不了第三者的意味，如今“仿佛一个农家之子终于由都市还了乡”。
但在总评全书时又说：“平凡的诗占一半，太好和太坏的各占四分之一。”所谓坏诗，是指“空洞、弱和散文化”。这些苛求，当时和事后都没有引起作家们的抗议或打官司，证明被批评者的虚心和雅量，同时也不会为此而动摇过他们的声誉。当然，书评的意见并非结论，也是可以讨论的。
《书评副刊》还评介了冰心的《关于女人》、郭沫若的《今昔集》、姚雪垠的《春暖花开的时候》、舒湮的《董小宛》、张恨水的《水浒新传》、袁俊的《万世师表》、田间的《给战斗者》、吴组缃的《鸭嘴涝》、碧野的《风砂之恋》、沙汀的《淘金记》、胡风的《看云人手记》、巴金的《憩园》、骆宾基的《姜步畏家史》、吴祖光的《夜奔》、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等，其中有褒有贬，没有空话，无疑的这些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宝贵资料，证明李先生也是一位现代文学的研究家，而这正是我们长期以来所忽略的。
为了说明李先生书评的卓识和感情的真挚，以及文字的简练，我再摘引一段他在评介《荒谬的英法海峡》时，对徐?作品的评价：“富有浪漫情调和幻想，是徐?先生作品的特色，聪明，流利，婉转，更特别巧于对话，是他的长处。然而有点太偏于享受，太偏于空幻，太偏于油滑（这个形容词有点过，可是苦无适词），仿佛许多民间疾苦都和他的小说世界不相干似的，所以我们不愿意多有人仿效他，也很担心有太多的人沉溺于其中，弄得胃口弱了，不是便不能消化硬东西了么？”
事隔半个世纪以上了，结合文界开展书评工作的窘境，或一味吹捧，或开口谩骂，或小猫屁股摸不得，真觉得李长之的书评活动还是值得回味的。很多做法仍可参考，很多意见也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