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9月，日军在对秘密电台的侦测中，逮捕了李白夫妇。日寇对李白施以酷刑，但他坚不吐实，坚称自己是私人电台。

1943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出狱后，党组织将李白夫妇调往浙江，安排他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他化名李静安，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日伪和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情报。

抗战胜利后，李白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1948年12月30日凌晨，在与党中央进行通讯过程中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测出电台位置而被捕。被捕后，李白经受了高官厚禄的利诱，遭受了酷刑的逼供，但他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抗敌，敌人始终没有能够从他口中得到一点想要的信息。

1949年5月7日，在上海解放前夕，李白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了，牺牲时年仅39岁。

2009年9月，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曾风靡一时，著名演员孙道临在影片中扮演李侠的形象深入人心。影片中李侠被捕前镇定地向战友发出紧急信号：“同志们，永别了!”就在他将密电码塞进嘴里吞下去的时候，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国民党特务带着一帮张牙舞爪的军警出现在他的面前……为了寻找李侠背后的真实故事，也为了缅怀革命先烈，讲述一个真实的李白和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真实而又鲜为人知的故事……

1910年5月，李白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市张坊镇板溪村（现“白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李白8岁才入学，读完四年初小就辍学了。

李恒胜说：“为了减轻爷爷的负担，不满13岁的父亲，到一家名为‘乾源裕’的染布坊当了学徒。出师以后，父亲告别师傅，离开‘乾源裕’，跟爷爷外出打工挣钱供他的弟弟、妹妹读书。在跟随爷爷外出打工的两年里，父亲深深体会劳动人民的艰辛生活，感受到社会的种种不平等。”

1925年，李白的家乡爆发了大革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纷纷建立起来。李白是最早参加农民协会和儿童团的成员之一。15岁时，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派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并派重兵血洗浏阳东区乡镇。李白参加了以纸业工人为主体的中共地下游击队，他们昼伏夜出，打击进犯之敌。由于李白在斗争中表现勇敢，游击队派他担任了当地少年先锋队队长。7月，李白带领当地少先队员们火烧了国民党团防局的一个团部，成为张坊镇家喻户晓的少年英雄。9月，李白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

1930年，李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李白参加红军后被分配到红军第四军做宣传员。1931年6月，红四军党委选送李白去总部参加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从此，李白和无线电通信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白从训练班毕业后，被调到五军团十三军任无线电队政委。

1934年10月，李白跟随红军队伍踏上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任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的李白向全体无线电队员发出了“电台重于生命”的号召，这也是李白终生的座右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白奉党中央之命到上海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通信工作。1937年10月10日，李白化名李霞到达上海，并于第二年初春，设立了第一个秘密电台。从此，一座无形而坚固的“空中桥梁”架设在上海与延安之间。

为了应对十分险恶的环境，1939年中共党组织决定派青年女工、优秀共产党员裘兰芬（后改名裘慧英）与李白假扮成夫妻以掩护电台工作。她除了担任警戒工作外，还主动关心李白的生活，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战斗和生活，李白和裘慧英之间产生了纯洁的爱情。1940年，经中共党组织批准，他们终于结为革命伴侣。

李白的儿子李恒胜，回忆时感慨地说：“父母在结婚之前，白天俩人在同一屋里工作、生活，到晚上睡觉时，母亲睡在床上，父亲则睡在地板上，就跟电视连续剧《潜伏》里面的情节一模一样。”

遵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1942年7月，李白夫妇临时转移到建国西路福禄村10号。当时日寇进占租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虽然李白把电台功率从75瓦降低到只有15瓦，但仍被日军侦测出来了。

李恒胜说：“这年中秋节的前夜，父亲正在阁楼里发报，母亲在三楼忽然听到有杂乱的脚步声，她急忙掀起窗帘一角向外张望，只见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她快步上楼通知父亲，父亲快速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最后又发了三遍‘再见’，暗示远方的战友。接着，父亲迅速把发报机拆散，拉开一块活络地板，刚把它藏在下面，敌人就破门而入。他们翻箱倒柜，把东西扔得遍地都是，然后又冲到阁楼上搜查。突然，‘咔嚓’一声，一块活络地板被踩塌!敌人捧着一堆零件发疯似的窜到父亲面前说：‘这是什么?’父亲从容地答道：‘我是这家的客人，才住到这里不久，这些东西我没见过。’一个狡猾的日本人拉起父亲的手看了又看：‘哼!你是老资格啦!’不由分说，父母就被押到位于四川路桥北的日本宪兵司令部。”

日本宪兵把李白和裘慧英分别关押在两处进行刑讯逼供。他们受尽了种种酷刑，可始终不吐真情，严格保守了党的秘密。一个月后，敌人不得不放了裘慧英，继而又将李白秘密转移到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关押。1943年5月，经中共党组织的营救，李白终于获释。

李恒胜指着一台老式“收音机”说：“这台‘收音机’平时放在家里就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父亲发报时，把它接上小线圈就成了收报机。日本特务好不容易才破获父亲的地下电台，怎么会轻易放过呢？当时一直是个谜。近年来，档案工作者在清理敌伪档案材料时发现：在父亲被捕期间，上海的侵华日本特务机构特地从日本调来了无线电专家，对父亲的‘收音机’反复检验。最后做出了技术鉴定：这台‘收音机’没有收报功能。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无法作电台使用。其实，父亲家中的‘收音机’恰恰就是收报机。就在日本特务破门而入的几秒钟内，父亲从这台收报机的电子管插座上，用力拉掉了两个临时焊接的小线圈，把它们拉直揉乱，丢在一边。这样，他的收报机又复原成收音机。这样一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收音机’，难怪日本无线电专家无法测定其收报功能，而只能断定为一台普通的收音机。这也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一个没有反映的真实故事。”

1944年秋，抗日战争正处在大反攻的前夜，形势错综复杂，情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和艰巨。这时，潘汉年领导的中央华中局情报部与李白接上了关系。党组织安排李白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利用敌人的电台为中国共产党工作。于是，李白化名李静安与裘慧英离开了上海。他们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以公开的身份，用公开的电台，为我党秘密传送了日军、美军、蒋介石军队方面的大量情报。一天，李白带着电台乘船到达淳安时，他藏在箩筐里的收发报机被国民党查获，他第二次陷入魔掌，后经中共党组织营救，他又一次脱离虎口。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李白偕裘慧英回到上海，李白以国际问题研究所职员的身份偕夫人住进了黄渡路107弄6号，电台也设在这里。李白白天工作，晚上做秘密电台工作，任务是负责上海秘密电台与党中央通信联系。后来，国际问题研究所被撤销，李白夫妇搬迁到107弄15号。为了避免敌人怀疑，也为了减轻组织上的经济负担，李白凭着精湛的无线电技术，取得了善后救济总署渔业管理处电器设备修理工的公开职业。渔业管理处远在复兴岛，李白每天一早出门，傍晚才能回家。深夜，他又一如既往地进行通信。为了使电台尽量不被敌人测出，他奇迹般地用仅有7瓦功率的电台保持着与党中央的联络。

李恒胜说：“由于电台的功率小，上海和延安之间有1000多公里，电波经过关山阻隔和空中各种电波的干扰，传到党中央电台时就微弱到几乎消失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父亲就反复琢磨、试验，终于摸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规律，选择在人们都已入睡、空中干扰和敌人侦查相对减少的零点至四点之间为通信时间。因此，每当人们酣然进入梦乡的时候，父亲就悄悄地起床，轻轻地安装好机器，静静地坐在电台旁，把25瓦的灯泡拧下换上5瓦的灯泡，并在灯泡外面蒙一块黑布，再取一张小纸片贴在电键触点上，以避免光线透出窗外和声音外扬。零点一到，父亲立刻向党中央发出呼号，巧妙的‘空中游击战’便开始了……

“父亲发出的电报到底都是些什么内容，新中国成立后，从保存下来的一些档案资料来看，主要有国民党飞行员飞往延安的投诚情报、国民党某将领起义的情报、国民党的长江江防计划……”

1948年是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的一年。国民党反动派预感到末日将临，他们竭尽各种手段以采取分区停电、暗中抄收信号来侦测中共地下电台，李白处在危机四伏之中。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正在发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敌人突然包围了他的住所，李白迅速采取了应急措施后被捕。国民党特务把李白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刑讯室里，敌人发疯似的对李白进行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使用了30余种刑具，把李白折磨得死去活来。他们用钳子拔光李白的指甲，把竹签钉入他的手指；老虎凳上的砖块一直加到五块，还灌辣椒水，用烧红的木炭烙在他身上。李白每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这些都不能摧毁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李白拒不吐露半个字。

李恒胜沉静地说：“父亲被捕的经过，母亲曾多次对我提起过。那是1948年12月30日凌晨2时左右，夜阑人静，万籁俱寂，当时我已入睡，母亲听到外面有动静，料知事情不妙，就立即告知父亲。父亲很快地拆除了发报机，母亲帮着他整理天线，收拾完毕，就把我抱下楼寄睡在邻居家里。父母重又上床，佯作入睡模样，静待敌人的到来。不出所料，匪特多人果然破门而入，露出狰狞面目，破壁翻箱，四处搜寻。不幸，藏在壁柜里的收报机终被发现，机内热气还未消散。匪特既得真凭实据，为讨好邀功，怎肯轻易放过，立即将父亲挟持出门。父亲临去黯然，竟未有一语而别。父亲离去，匪特数十人向母亲包围恐吓，追根究底。母亲为保守秘密，闭口不言。第二天早晨，母亲也被匪特带去审问，并带母亲去看已被刑讯过数次的父亲。时值隆冬，北风凛冽，母亲目睹父亲身上衣服都被剥光，用绳子捆缚在老虎凳上，神情显得十分疲惫。匪特要母亲劝说父亲，供出底蕴。母亲对着父亲只作会意的默视。母亲曾向匪特们说：‘同是人类，这样的大冷天，为什么不给他衣服穿?’经此一说，他们就将父亲放下老虎凳。当母亲给父亲穿衣服时，他的手、腿已动弹不得。匪特因对母亲无计可施，也就将她释放了。”

1949年4月初，国共和谈的气氛渐渐浓厚起来，国民党反动政权在伪装和平的情况下，对李白一家稍稍和缓。4月23日，裘慧英接到李白从南市蓬莱警察局看守所的来信：

“慧英：本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下午，我由警备部解来南市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寄押。这里房间空气比警备部看守所好，但离家路远，接见比以前要困难。你若来看我，要和舅母一同来，坐车时好照顾小孩。听说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九至十时，下午三至四时可以送东西，因路远来时请买些咸萝白（卜）干，或可久留不易坏的东西。带点现钞给我，以便用时便利。炒米粉亦请带些来，此外肥皂一块、热水并（瓶）一只。我在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为颁 祝好 静安 字 四月二十二晚。”

李恒胜动情地说：“父亲第三次被捕后被关押在蓬莱路警察局，家属不能随时探监。后来，父亲偷偷写了张条子，托出狱的同志带给了母亲，说：‘你站在对面老百姓家的阳台上，对着监狱的窗子，就可以看到我。’就这样，母亲偷偷地带着我看了他几次。从老百姓家的阳台上看到囚窗中的父亲被敌人折磨得不能辨认，枯黄的面孔，蓬乱的头发，我目睹心伤，感到无限悲痛，不禁流下了泪水。

“5月7日，那是我和母亲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父亲对我母亲说：‘以后你们不要来看我了。’母亲急忙问：‘为什么?是不是判决了?’父亲说：‘不是，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指上海即将解放）。今后我回来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来，你们和全国人民一样，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最后，父亲大声地对我说：‘爸爸过几天就回来抱你!’无知的我，哪里知道这次会面竟成永诀。就在这天晚上，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批令，将父亲押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父亲牺牲时，才39岁。这时，离上海解放仅有20天。”

1949年5月30日，上海解放第三天，刚上任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接到一份电报。电报是中共中央情报部代部长李克农发来的，要求查找一位名叫“李静安（即李白）”同志的下落。最终查明：李白已在5月7日晚，被敌人杀害了。陈毅接到报告后，给李克农回电并在电文最后写道：“血债要用血来还！残害李白烈士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定要向他们讨还这笔血债！”

为此，上海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专案小组。1949年6月20日，经过专案组人员的努力，终于在浦东戚家庙后面挖掘出了12具烈士遗体，个个五花大绑，浑身弹痕累累，惨不忍睹，其中就有李白。1950年9月18日，曾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北平电监科科长、中校督察官的叶丹秋被捕，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他交代了由其主持破坏李白、秦鸿钧秘密电台的罪行。1951年1月13日，叶丹秋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正如邓颖超所说：“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所写的原型李白同志，为了党的利益，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