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颙，字中孚，盩厔人。又字二曲，二曲者，水曲曰盩，山曲曰厔也。布衣安贫，以理学倡导关中，关中士子多宗之。父可从，为明材官。崇祯十五年，张献忠寇郧西，巡抚汪乔年总督军务，可从随征讨贼。临行，抉一齿与颙母曰：“如不捷，吾当委骨沙场。子善教吾儿矣。”遂行。兵败，死之。颙母葬其齿，曰“齿冢”。时颙年十六，母彭氏，日言忠孝节义以督之，颙亦事母孝。饥寒清苦，无所凭藉，而自拔流俗，以昌明关学为己任。有餽遗者，虽十反不受。或曰：“交道接礼，孟子不却。”颙曰：“我辈百不能学孟子，即此一事不守孟子家法，正自无害。”

先是颙闻父丧，欲之襄城求遗骸，以母老不可一日离，乃止。既丁母忧，庐墓三年，乃徒步之襄城，觅遗骸，不得，服斩衰昼夜哭。知县张允中为其父立祠，且造冢於战场，名之曰“义林”。常州知府骆锺麟尝师事颙，谓祠未能旦夕竣，请南下谒道南书院，且讲学以慰学者之望，颙赴之，凡讲於无锡，於江阴，於靖江、宜兴，所至学者云集。既而幡悔曰：“不孝！汝此行何事，而喋喋於此？”即戒行赴襄城。常州人士思慕之，为肖像於延陵书院。颙既至襄城，适祠成，乃哭祭招魂，取冢土西归附诸墓，持服如初丧。

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称疾笃，舁床至省，水浆不入口，乃得予假。自是闭关，晏息土室，惟昆山顾炎武至则款之。四十二年，圣祖西巡，召颙见，时颙已衰老，遣子慎言诣行在陈情，以所著《四书反身录》《二曲集》奏进。上特赐御书“操志高洁”以奖之。颙谓：“孔、曾、思、孟，立言垂训，以成《四书》，盖欲学者体诸身，见诸行。充之为天德，达之为王道，有体有用，有补於世。否则假途干进，於世无补，夫岂圣贤立言之初心，国家期望之本意耶？”居恒教人，一以反身实践为事，门人录之，为七卷。是时容城孙奇逢之学盛於北，馀姚黄宗羲之学盛於南，与颙鼎足称三大儒。晚年寓富平，关中儒者咸称“三李”。三李者，颙及富平李因笃、郿李柏也。

李因笃，字天生，富平人。明庠生。博学强记，贯串注疏。举博学鸿儒，试授检讨。未逾月，以母老乞养，诏许之。母殁，仍不出。因笃深於经学，著《诗说》，顾炎武称之曰：“毛、郑有嗣音矣！”又著《春秋》说，汪琬亦折服焉。

李柏，字雪木，郿县人。九岁失怙，事母至孝。稍长，读《小学》，曰：“道在是矣！”遂尽焚帖括，而日诵古书。避荒居洋县，入山屏迹读书者数十年。尝一日两粥，或半月食无盐。时时忍饥默坐，间临水把钓，夷然不屑也。昕夕讴吟，拾山中树叶书之。门人都其集曰《槲叶集》。年六十六，卒。

王心敬，字尔缉，鄠县人。乾隆元年，举孝廉方正。心敬论学，以明、新、止至善为归。谨严不逮其师，注经好为异论，而《易说》为笃实。其言曰：“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是孔子论《易》，切於人身，即可知四圣之本旨。”著有《丰川集》《关学编》《丰川易说》。

白话翻译：

李颙，字中孚，盩厔（周至）人。又字二曲，二曲的意思，水弯曲的地方叫盩，山弯曲的地方叫厔。虽然是布衣百姓，但安于贫穷，在关中倡导理学，关中弟子读书人很多尊崇他的。父亲名可从，是明代【材官】。崇祯十五年，张献忠侵掠郧西，巡抚汪乔年总督军务，可从跟从他讨伐张献忠。临行前，掰下一颗牙齿给李颙的母亲，说：如果不能胜利，我会埋骨沙场。你要好好教导我的儿子。说完就走了，兵败，死在战场上。李颙的母亲葬了他的牙齿，把坟墓叫“齿冢”。当时李颙十六岁，母亲彭氏，每天向他讲解忠孝节义督导他，李颙侍奉母亲极为孝顺。饥寒清苦，没有凭借，但自拔与流俗，以提倡阐明关学为己任。有馈赠者，虽然来了十次也不接受。有人说：交友之道，接受礼物，孟子不会推却。李颙说：我辈人如何也学不到孟子境界，即此一事没有遵守孟子的教导，也并无害处。

起初李颙听说父亲过世，准备到襄城取回父亲的遗骸。因为母亲年老不可一日远离，就打消了念头。母亲过世后，在坟墓前起庐，丁忧三年后，就徒步走到襄城去，寻觅父亲遗骸，没有找到，穿着五服中最重的斩衰孝服日夜哭泣。知县张允中为其父建立祠堂，并且在战场上建立坟墓，叫做“义林”。常州知府骆锺麟曾经拜李颙为师，说祠堂不能很快建成，请他南下访问道南书院，并在此讲学以满足当地学者的期望，李颙就前去了，在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地讲学，所到的地方学者云集。之后幡然悔悟：不孝！你此行为了什么，在这里喋喋不休。马上停止行动前往襄城。常州人士怀念仰慕他，在延陵书院做了他的肖像，李颙到了襄城，正好父亲的祠堂建成，就在此哭泣祭祀为父招魂，在坟墓上取土西归附于家乡墓地上，穿的衣服如同父亲刚刚过世。

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声称病得厉害，抬到省里，水都喝不到嘴里，这才准予回去。从此闭关，呆在家里，只有昆山顾炎武来了才接待了一下。四十二年，康熙西巡，召颙见，当时李颙已经非常衰老，让儿子慎言到行在陈述情况，以所著《四书反身录》《二曲集》进献康熙。康熙御书“操志高洁”赞赏他。李颙说：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创立言论，垂范后世，做成《四书》，大概是为了学者体会于心，表现与行动上。内心充盈即为天德，实践于行便为王道，有知有行，这才有补于世；否则，用作上进的门途，于世无补，这岂是圣贤立言的初心，国家期望的本意？居家总是要教导别人，一以反身实践为事，门人记录下来，有七卷。当时容城孙奇逢之学兴盛于北方，馀姚黄宗羲之学兴盛于南方，与李颙共称为三大儒。晚年寓居富平，关中儒者都称道“三李”，三李，指的是李颙，富平的李因笃和郿县的李柏。

李因笃，字天生，富平人。明朝庠生。博学强记，贯通了注疏。被举博学鸿儒，考试被授检讨职务。不到一个月，因为母亲年老请假回家赡养母亲，下诏许可。母亲过世，仍不出来做官。从此专心深入研究经学，著有《诗说》，顾炎武称道他：毛诗，郑笺有了后继了。又著有《春秋说》，汪琬为之折服。

李柏，字雪木，郿县人。九岁父亲过世，侍奉母亲极为孝顺。长大了些，学了《小学》，说，道统就在这里了。于是焚烧了全部八股文章，每日诵读古书。避居住在洋县野外，进入深山中藏起来读书数十年，曾经一天喝两顿粥，有时半月没有盐吃。经常忍受饥饿默然独坐，偶尔临水钓鱼，心中泰然，不以为意。早晚吟咏作诗，拾起山中的树叶写下来。门人编录他的集子为《槲叶集》。六十六岁过世。

王心敬，字尔缉，鄠县人。乾隆元年，被举孝廉方正。王新敬论学，以明、新、止于至善为落脚点，谨严上比不过他的老师，给经书做注喜欢标新立异，但其《易说》可靠贴切。他说：“学《易》可以没有大的过错，是孔子论《易》，切于人身，由此可以知道四圣学说的本意”。著有《丰川集》《关学编》《丰川易说》。

曾讲学江南，门徒甚众，后主讲关中书院。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清廷屡以博学鸿词徵召，以绝食坚拒得免。为学主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以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中最为儆切”（《二曲集》卷四），主张兼取其长。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将“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力主自由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政策对立。所著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等。

关学人物

青年时代的李顒，读书涉猎广泛，凡经史子集、百家释道，无不阅览，熟读深思。按当时习俗，读书就是为了应举，而应举唯有读四书，习八股即可。李顒却博览群书，不为世俗舆论所动，既无家学，又无师承，全靠自学磨练，终于三十而立，卓然成为清初著名学者，自成一家，闻名关中。连当时全国著名大学者顾炎武也佩服地说：“坚苦力学，无师自成，吾不如李中孚！” 李顒与其他报有亡国的明末遗民一样，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仇视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统统斥之为“贼寇”。同时，他又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对满清入关对推行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表示极大的愤慨。他无意功名，“顾惜名节”，誓不仕清。康熙十二年，陕西总督鄂善修复冯从吾创办的“关中书院，”聘李顒主讲，他谢绝了官府专为他做的小袖窄袍，他以“仆臣僚绅士，又非武弃曹丁，窄衣小袖所弗便，宽衣簿袖乃庶人常服。”仍然穿着“庶人常服”登上讲坛，给投降清王朝的汉官首先上了第一课。讲学不到三个月，鄂善便以“山林隐逸”举荐入朝，被李顒八次上书以疾力辞。后有诏举“博学鸿儒”，礼部又以“海内真儒”推荐，太史亲到其家，一再催逼起身赴京。李顒对这些诏举极为反感，力辞不就。但催檄如雨，前来威逼的官吏将李顒连同卧床一并抬往省城，行至南郊大雁塔，李顒坚不从命，拔刀自刺，官吏大骇而止。李顒这种威武不屈的反抗精神，在关中反清志士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关中的学者称他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铁汉。

明道存心以为本，经世宰物以为用

李颙主张“明体适用”，即“明道存心以为本，经世宰物以为用”。他所说的“明体”，指的是弄通理论问题，就是要精心研习程、朱、陆、王的心理之学，取舍其间，明道存心。他所说的“适用”，是指要学会经济实学如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乃至外国水法等等，并且必须紧密联系实际，不可须臾分离。

李颙提倡“悔过自新”。他认为人性本善，因物欲蒙蔽而走上歧途甚至罪恶道路。自古以来，学者名儒的理论车载斗量，但都未提出过“悔过自新”四字。他指出六经四书，都是讲的“悔过自新”的道理，只要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百姓，都能按这个道理去做，则可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明学术、正人心”，是李颙的重要思想。他认为“今日之计，惟在明学术。学术明，则人才兴；人才兴，则风俗正而治化翔洽矣”。他说：“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这是他针对当时社会时弊所提出的观点。在他看来，当时“学术之晦至是而极矣，人心陷溺之深至今日而不忍言矣”。因此，必须加强教化，讲明其道德人伦父子君臣之义，提醒其廉洁奉众、爱国忠君之心。

李顒在清初进步学者“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积极参与反思理学，他曾写出《匡时要务》，著有《帝学宏纲》、《时务急策》等书。他对张横渠、吕经野、冯少墟等关学先辈“注重实践”、“学贵于用”的治学精神尤为赞颂。他以倡明关学为己任，对张载关学提出的“四为”远大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给以极高评价：“志不如此，便不成人；学不如此，便不成学；做人不如此，便不成人。”但在清王朝实行思想禁锢和文字狱的面前，他却一筹莫展，思想逐渐抑郁苦闷起来。于是，他又在宋明理学中寻找出路，他在卧床养病中，通过对理学的反思，幡然省悟。提出“悔过自新说，使学而有用，必先明学术，醒人心，学术不明，则人心不正，否则便是舍本求末。”他专心研究濂、洛、关、闽之学，并与眉县李柏多次谈讨朱学和王学。李顒四十岁以后把全部精力放在讲学活动中，企图用教育的方法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关中人子翕然师之”，前来向他求学问教的不仅有学者士人，也有不少农、工、商、贾向他求教。他的得意门生遍及关中各地，著名的有户县王心敬、同州白焕彩、富平惠思诚等，李顒讲学的稿子和学术问答被其弟子辑成《二曲集》广为传播，使传统的关学又得以复盛。

李颙学问渊博，造诣颇深，在宋明理学、史籍考证、文字训诂方面的研究都有建树。他的著作，在康、雍年间即有刻本，光绪时补入《四书反身录》《垩室杂感》《十三经纠缪》《二十一史纠缪》等，印成《二曲集》和《李二曲先生文集》现存陕西省图书馆。

实以足下，发明于易

李颙常常提到“归藏于坤”。坤地以内柔为象。因此，纯坤居首之《归藏》呈之于人者，乃归万象于内里，开辟晦塞而后心明。故李颙感之曰：“‘归藏于坤’，乃圣学第一义。噫，斯其为天根乎!”（李颙《二曲集》这当然是他“求易于己”的结论。但更是他倡导一切当“实以足下”、从“肯綮处”着力的易学前提。在他看来，人之实者，实在内里本心；“肯綮处”者，乃“提醒天下之人心”。所以，其“实以足下”要实在本心实在洗心无疑，其着力开刀处则要落实在人心疾患处无疑。非此，不足以谓之为大易；非此，则无异于空话而已：问《易》。先生曰：“不知。”又问。先生曰：“不知。”其人固问不已。先生曰：“子之问《易》者何为？”曰：“《易》乃经中之要也。”先生曰：“子欲知经中之要也何为？”曰：“诸名公咸尚《易》也。”先生曰：“然则子之治《易》也，为诸名公而治《易》，非为己而治《易》也。不为己而治《易》，则其平日之所以朝研而夕讨者，乃欲解众人之所不能解，发众人之所不能发，夸精斗奥，作一场说话而已。此其为力甚苦，而其用心亦太劳已！”（李颙《二曲集》第41页）

因此，李颙“为己而治易”，主张治易“实以足下”、“一味切己反”。恐惟如此，他才不为史家易家之所为，不潜心解易以易说易，而求易于己，用易于己；恐惟如此，其习易功夫才于思想上颇有获益。李颙所论涉及甚广。人性善恶，悔过自新，明体实用，匡时要务，几乎处处迸发着思想的火花。其中由易上发微者，屡见不鲜。而最为典型者，莫过“学髓”之图。

位于周至县二曲中学大门前50米，310国道以西30米处，占地面积81平方米。1956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划定了保护范围，建立了保护组织后又树立了保护标志。

李颙三十岁已是“学行兼备，闻名四海之内”的学者，四十岁以后，开始了他长久不懈的讲学生涯。先后在关中书院、同州、华县、常州明伦堂、无锡、江阴、靖江等地讲学，听者环拥拱听，问道者络绎不绝。

李颙在教育上主张“明体适用”，即明道存心以为本，经世宰物以为用。理学经济原相表里进呈理学书，而不进呈经济学则有体无用，是有理而无表，非所以明体适用，内圣而外王也”。所以“明体”多指道德修养的理论问题，就是要精心研习程、朱、陆、王的心理之学，取舍其间，明道存心。“适用”就是要学会经济实学如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及外国水法等。明体适用必须紧密联系，不可分离。他说：“明体而不适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明体便是霸儒”。李颙的“明体适用”成为一家之言，闻名海内是宋明理学家所没有的。

李颙一生清贫廉直，顾惜名节，屡拒朝廷征召，誓不仕清。康熙皇帝多次下召，他以年老体衰有病行动不便为借口拒不召见。康熙深知其望重志坚，难以相强，亲书“操志高洁”匾额及诗幅赐之以示褒奖。李颙的高风亮节得到海内学者的敬仰，顾炎武赞扬他是学者们仰望的“泰山北斗“。晚年寓居富平钻研学问，坚持讲学至逝世。

李颙的学问渊博，在宋明理学、史籍考证、文字训诂方面的研究都有所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