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4-30 08:55
杜步西(Hampden Coit DuBose,1845年-1910年)是一位美南长老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中国禁烟会(Anti-Opium League in China)的创立者。
生平
杜步西出生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毕业于哥伦比亚神学院。1872年,他和妻子 Pauline受美南长老会派遣前往中国传教,定居在京杭大运河畔的苏州。
他在中国目睹鸦片造成的灾难,和柏乐文等传教士和基督教医疗工作者成立中国禁烟会。杜步西担任首任会长。1899年,禁烟会出版了影响深远的书籍Opinions of Over 100 Physicians on the Use of Opium in China。该书阐述了禁烟会的宗旨,陈言鸦片的危害,最终影响了公众舆论反对这项贸易。终于,杜步西获得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美国国会和万国禁烟会的支持。1906年,禁烟会取得成功,英国国会声明鸦片贸易是“道德上没有辩护余地的”。杜步西征集了一份超过1000名在华传教士签名的请愿书,上书给光绪皇帝。皇帝下诏,逐字模仿杜步西起草的请愿书,禁止鸦片的贸易和吸食。 在一封写给美国参议员John McLaurin的信中,他呼吁美国负起对鸦片贸易的责任,因为,它和英国一同因损害中国人而获利。
1891年,在美国被选为美南长老会大会领袖。杜步西在苏州的传教生涯持续了38年之久,直到1910年他在那里去世。
Preaching in Sinim: The Gospel to the Gentiles, with Hints and Helps for Addressing a Heathen Audience (1873)
《中国的三教:儒、释、道》(The Image, the Dragon, and the Demon: Or 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1887)
Memoirs of Dr. J. Leighton Wilson (1895)
天道讲台(中文)清光绪三十二年上海华美书馆铅印本
基督教美南长老会宣教士,中国禁烟会(Anti-Opium League in China)创立者、会长。在中国苏州宣教达38年之久,苏州“使徒堂”创始人。
杜步西(Hampden Coit DuBose)于1845年9月30日出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Alabama),年轻时就读且毕业于乔治亚州的哥伦比亚神学院(Columbia Theological Seminary)。从苏州基督教使徒堂内“杜步西纪念碑”碑文可知:杜步西少时聪慧,尤好读书,性情和蔼,学问渊博。1872年4月,杜步西在阿拉巴马州的塔拉德加(Talladega, Alabama)与宝琳小姐(Pauline Elizabeth McAlpine)结婚。宝琳比他小5岁,也是阿拉巴马人。同年,杜步西作为美南长老会宣教士,奉派前往中国宣教。于是,年轻的杜步西带着自己新婚妻子启程,经上海、杭州,再到苏州。
初抵苏州,人地两生,杜步西与妻子就在养育巷和富郎中巷交汇处租房住下,开始了漫长的宣教生涯。夫妇俩兢兢业业,先在苏州城内盘门葑门开始,渐及周边的杨家桥、横泾、光福等乡村传道,再远至太湖一带。与苏州人接触一段时间后,他们开始适应苏州生活,并学习苏州话;还特地拜访当地名师宿儒,虚心考订方言文学。他们通常上午读书,下午讲道,寒暑不辞。当时在中国宣教绝非易事,杜步西曾感叹道:“在美国用三四周时间,就可以使一个城镇全部皈依基督,可是在中国改变一个城市的信仰则需要三四个世纪”。其艰难可想而知!
在苏州站稳脚跟,并逐步打开局面后,杜步西在养育巷东侧购得荒地5亩7分,兴建长老会盘门教堂,即今日“使徒堂”之前身。教堂建成后,杜步西开堂布道,格外殷勤,不久即声名远播,连许多在附近种菜的人都跑来听他讲道。有记载说“一时信徒麋集,车辙盈庭”。
经数年之功,杜步西等宣教士不仅在苏州城区设立了教堂,而且还在苏州四围的浒墅关、陆墓等8个镇设立教堂14处。随着他们深入民间与苏州人亲密接触,才逐渐发现苏州一带吸食鸦片问题之严重。虽然林则徐禁烟运动已经过去30多年了,鸦片战争也已成过往。但他所看到的依然是鸦片流毒甚广,遗害无穷,令人触目惊心。因此他内心产生出一个强烈的感觉,并促使他做出决定:我要为中国人做些什么。于是杜步西和美国监理会宣教士、博习医院创始人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等西方宣教士(多位是医疗宣教士)发起成立了中国禁烟会(Anti-Opium League in China),由杜步西担任首任会长。这是中国最早的禁烟会,他们宣传戒烟,上书中国政府,并在英美两国为中国人奔走呼号。随着禁烟会声势渐大,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进来。杜步西于1895年上书英美政府要求停止向中国销售鸦片;他还不断地写信给美国参议员呼吁。在一封写给美国参议员麦克劳林(John McLaurin)的信中,杜步西呼吁美国应负起道德责任,因为它正在和英国一样,以损害中国人的健康而获利。同时杜步西还征集了一份超过1000名在华宣教士签名的请愿书,上书给光绪皇帝。皇帝因此下诏,其诏书几乎逐字照搬杜步西请愿书的内容,禁止鸦片贸易和吸食鸦片。至今,基督教使徒堂院内还竖有1910年该堂教友公立的“杜步西先生纪念碑”,上面记录着杜步西当年的禁烟事迹和众多宣教士的名字。
1899年,禁烟会出版了影响深远的Opinions of Over 100 Physicians on the Use of Opium in China(《100多位医师对中国的吸食鸦片问题之看法》)一书。这是一本由100多名专业医生参与的调查报告,书中阐述了禁烟会的宗旨,力陈鸦片的危害,最终影响了公众舆论,起而反对鸦片贸易。在杜步西及其同仁的不懈努力下,他们的禁烟之举终于获得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美国国会,以及万国禁烟会的支持。1906年,禁烟会取得成功,英国国会声明鸦片贸易“在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
杜步西在从事宣教与社会关怀工作之余,还写有多本中西文著作,计有:Preaching in Sinim: The Gospel to the Gentiles, with Hints and Helps for Addressing a Heathen Audience (1873)(《在华传道——传福音给外邦人》);The Image, the Dragon, and the Demon: Or 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1887)(《中国的三教:儒、释、道》),以及《天道讲台》(中文版)等书。
1910年阳春三月,杜步西在其多年居住的大卫巷(今仓米巷内)寓所内去世,离开他所挚爱,并为之奉献一生的苏州古城,回返天家,在世享年65岁。大卫弄于20世纪50年代并入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杜步西寓所充作外科病房。如今,巷墙高处“大卫弄”路牌仍依稀可辨。
杜步西在苏州宣教38年,他的慈言善行感动了无数苏州人。在他去世后,不少人自发地纪念他。昆山儒生张祖龄为他撰写碑文,并由匠人铭刻在碑。其中有云:“先生虽死,如永生也。……巍巍先生道参古今,……华美交深渺矣,先生中外同钦。”等感人字句。
杜步西和宝琳共生育5个儿女。杜步西离世后,其子杜翰西(Palmer Clisby Dubose)前来苏州接续他的工作。1914年2月,宝琳逝世并葬于苏州。1920年杜翰西翻建了教堂,为纪念父亲杜步西,特命名为“思杜堂”,并在那里宣道直到因病回国。据说他的苏州话讲得十分地道。
1951年,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中,在一片“反帝”、“批判崇洋媚外思想”声中,“思杜堂”牌子被除掉,改名为“使徒堂”。大跃进年代,基督教各宗派实行联合礼拜,使徒堂又改称为“耶稣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使徒堂被关闭,由苏州乳胶厂占用。直到1980年4月6日复活节,使徒堂才得以恢复礼拜,成为文革后江苏省首先恢复开放的教堂。如今使徒堂默然静坐于养育巷一隅,与苏州市树——香樟树相映成趣,成为古城异域文化的一道景观,也见证着杜步西时代以来的百年沧桑。